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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求真”与“求用”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更新时间:2020年05月18日

自古以来,良史的标准都是秉笔直书,即刘知幾所谓“良史以实录为贵”。但是,唐宋史学中,能否在史学著作中正确地褒贬得失,成为新的良史标准。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方才“得良史之体”。在历史书写中做到“善恶得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历史价值论的判断,即所谓“求用”的问题。

 

“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一致

 

为了讨论在经世致用目标下“求真”(实录)与“求用”(资治)的问题,我们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

 

《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司马光的编纂宗旨有二:其一,“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成就一部信实的通史,这从其最初的朴素命名——《通志》中可见一斑;其二,撰写一部“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体通史,以为资治之镜鉴。前者求真,后者求用,“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关系。

 

为了求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广泛搜集资料,依据年月日顺序编纂长编,对于有歧义的史料进行考证,成果就是《考异》30卷。当然,在史料取舍及解释上,也会折射作者的政治态度,从而表现出史家的个性。“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考论得失”之际,终究要讲究变通。这里的“变通”二字,其实就是史家在落笔之际,出于经世情怀的考量。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含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这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逼迫太后让步。幕僚陈琳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陈琳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他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诛杀宦官,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为什么要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外兵入京,你能掌控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长短经》(又作《反经》)中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之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为时势需要而改变,不可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再以《资治通鉴》所记三国时期刘备事迹为例。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川,军师庞统建议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则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起来,曾国藩独具只眼,勘破了个中玄奥。他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也就是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不仅应该读它“正”的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应该读它“奇”的一面,通权达变、守正出奇。

 

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

 

司马光之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模仿、续写和改编《资治通鉴》的史书陆续问世,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但是,比较而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尚停留在史料编纂阶段,内容繁芜,镜鉴意识不太强烈,而于史料保存诚为有功;朱熹的《通鉴纲目》,立意过度政治化,内容过于简化;袁枢的书则忠实地按照事件原委重新编辑司马光原书内容,不增一字,却成为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的津梁,并且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体例。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即读史不仅要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是实践的指南。但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读史者应该知道,“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需要读史者用心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要对古人有同情的了解,要做换位思考:“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资治通鉴”之“鉴”,就是镜子。镜子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尊瞻视,“鉴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总之,王夫之告诉我们:《资治通鉴》致力于记述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但是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我们今天讨论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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