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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锐: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评《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更新时间:2020年07月13日

现代社会离不开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更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之事。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修建兵工厂,到张謇以状元身份弃官从商,再到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家努力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在国家主权阙失、帝国主义压迫、国内政局动荡、农村经济破产的状况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显得坎坷而崎岖。

 

新中国成立之后,向工业化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因此,较为全面地理解工业化,特别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过程与基本内涵,对于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来说至为重要。进一步而言,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人们对于近代以来工业发展历史流变的认识。不同的历史叙事会形塑不同的工业观;不同的工业观,包括与之相关的发展观,更是会形成差异极大的审视近代中国工业变迁的视角、立场与观点。

 

就此而言,回到问题的起点,辨析各种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叙事,就显得极有意义。往远了说,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许多在这二十余年颇为流行的历史叙事其实都值得拿来重新予以审视,特别是辨析清楚它们背后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现实指向。

 

在《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一书里,作者详尽梳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加州学派的关于工业革命的论述。不但扼要地介绍了各家各派的基本观点,而且辨析其背后的学术旨趣与理论基础,特别是将各种不同观点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对于工业革命的阐释背后具有怎样的现实指向。读罢全书,基本可以对近代以降不同的工业革命观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不但知晓各种观点说了什么,还能大体明晰它们为什么会这么说。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将介绍工业革命研究的基本文献,揭示这些文献背后的叙事传统,分析这些文献所依据的理论以及它们自身创造的理论,呈现不同立场的学者如何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工业革命”。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分析了晚近颇为流行的全球史研究。这一研究范式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强调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视角来看待工业革命,从全球经济变动的角度来分析某一地区的具体状况。此外,尤其着眼于论证近代西方的崛起实为偶然现象,并无先前许多论述中所说的必然性。因此,这一研究范式特别聚焦于中国、印度等地在1418世纪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当然作者也指出,这样的研究范式虽然有其创新之处,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是依靠不少只能自证的理论假说,一旦其他研究者不将这种假说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接下来的论证就很难说服人。

 

犹有进者,这些研究大量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导致在根本上并不能形成新的叙事,只是对之前的历史叙事进行重新解读而已。说到底,非A也是A的一部分而已。对此作者指出:“古典经济学已经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植入了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结论,使研究者稍不留神就会在亚当·斯密已画好的框架内从事用历史资料‘论证’主流理论的工作”。

 

不过即便如此,随着视野的扩大,人们至少有可能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在当时的迅速传播,与其说是因为斯密发现了经济运转的规律,不如说是因为斯密及其继承者的学说能最有效地迎合英国工厂主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然后,学术演化虽嵌入社会演化中,但亦自成逻辑,通过19世纪逐渐形成的现代学术体制自我繁殖。故时过境迁,社会行动者的利益或又发生改变,学术界既有的范式却可能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反过来宰制社会行动者,使他们的选择与行动未必符合他们真实的利益”。这种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颠倒”有无克服的可能?这不仅仅是工业革命史研究中的问题,更是关乎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的大问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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