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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小林:关注地方和日常的抗战史研究

作者: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更新时间:2020年09月11日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向来为学界关注,其成果蔚为大观。近些年来,其研究取向逐渐转向地方、基层、日常,以及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进而探究中国社会演变中的常与变。这种转向,固然体现了学术自身的发展理路,亦是现代文明在史学研究中的回响。

 

吴敏超博士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即是此种趋向的有益探索。作者将华东作为研究对象,但避免将其作为空洞的整体,而是选取苏北、苏南、浙东、浦东、浙西、绍兴、叶集等具体地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徐徐展开,娓娓道来,“从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多个层次,观察战争变局中的华东社会,发现战时较为显著的军事政治变动与匿藏其后的社会经济积淀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机制”。

 

军事行动对战时局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但是,作者通过诸多个案的分析,敏锐地捕捉到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日军依靠武力,占据了华东广阔的地区,“但是从军事占领转为政治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日军开始时既无法掌握征收田赋的信息,也无法彻底控制伪组织,其统治不能贯彻到中国社会底层。在全面抗战初期,第三战区在浙西的游击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因此,“游击战争的发生和发展超越了狭义的军事范畴,它与敌我双方基层政权的建立与运作、双方的宣传动员工作、财政税捐的获取能力、士气高低与民心所向等均密切相关。”以此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共在华东敌后的开拓和坚持,是同样适用的。

 

对于国共在苏北的争夺,作者则着重从决策、执行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共高层对苏北的不同态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苏北争夺的结果。从“发展江北”到“发展苏北”,是中共高层始终坚持的战略;为此,“中共方面从华北到华中,从安徽到江苏,都进行了密切配合。其间也多次出现分歧,如刘少奇与陈毅对叶飞部的使用、对二李态度的不同,以及彭雪枫想把黄克诚主力留在豫皖边区”等,除了个别情况,“后来这些分歧都顺利化解”。反观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北的重视程度远低于中共高层,其地方之中央军、桂军、东北军及地方部队等各种力量缺乏配合,终至失败。显然,国共的较量,既在于高层的运筹帷幄,也在于地方的因势利导、灵活机动。

 

关注日常,是《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的一大特色。1941417日绍兴沦陷,作者利用多种史料,勾勒出绍兴作为前线的日常,“抗战全面爆发近4年,宁绍平原作为前线也已有三年多,总体而言,战事较少,且规模较小。”“经过数年对峙,从防守部队到普通民众,都已呈疲敝之象,可以说陷入战争时期的日常化状态。”“从第三战区实际的战斗和生活情形言,两军长期对垒,形成疲沓之势,甚至达成一定‘默契’。漫长战线逐渐开放了一些口子,一些市镇和秘密交通线兴起,供商人与货物往来,两方彼此‘心照不宣’,各取所需。”日常中透露的信息引人深思,战争难以彻底阻断各地之间的经济关系,甚或强化了某些需求和潜在的联系。

 

军粮征购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大后方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另一种日常。作者剖析安徽叶集军粮征购的案例,指出国民政府粮食征购的确急迫、苛刻和不公,但是,基层社会对中央和上级的政令亦有应对之空间。以叶集来看,军粮征购“严格按照资产与土地数量进行,在不公平中还是能体现一定的公平性。”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初衷或有难以贯彻之处,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基层社会的复杂性或难以预估,但征粮欲收持久、稳定之成效,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汪大铭在反“清乡”斗争中的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作者据此梳理了一位年轻的中共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1943331日开始,汪大铭率领20余人在苏南日伪“清乡”中心区坚持工作,频繁行军和改换宿营地、抓住机会作战,屡患疾病,是汪大铭坚持斗争的常态。熟悉民情、地形,坚持政策,是汪大铭等能够坚持斗争的关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下半年,汪大铭多次开展整风运动的记录,说明中共基层干部在紧张的战斗中,“依然认真开展整风运动。”阅读,是汪大铭日常生活重要内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国农村经济调查》《铁流》都出现在日记中。1944年元旦,时年25岁的汪大铭在日记中写道:“一年来,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残酷斗争中辗转坚持在茅山,戴月披星,出生入死,反复纠缠……有了若干进步,把自己的软弱锻炼得坚韧,幼稚和单纯变得机智了,在惊涛骇浪中有了办法而且沉着了。”所谓玉汝于成,由此可见其蜕变和成长的基本情况。相较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的日常,国共两党军政干部在精神气质和生存能力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个人在战争中际遇与沉浮,是《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关注的焦点。绍兴沦陷之际,逃难的学生、躲避在密室中的教育家、躲在棺材中的新婚夫妇,无不令人动容。“浦东悲歌”摆脱以往叙事模式,聚焦印尼侨商黄氏家族在抗战中的遭遇,对滞留在日占区的民众和社会精英予以一定的理解和同情。“社会精英由于掌握丰富的资源及其较高的地位、较强的号召力,易成为广为传颂的爱国者,但是也因颇有‘利用价值’而被敌人紧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与敌人合作,甚至成为叛国者。”然而,对于身陷敌占区的民众和精英而言,“这种在日占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不是和平年代的人民所能完全了解与体察的。”其中有几许的无奈与沧桑。黄氏家族成员守住了最后的底线,没有沦为汉奸。朱家骅和黄氏家族的交往,是作者关注另一条线索。在残酷的战争中,“人类所共同珍视的一些价值与品质,如朋友情谊、承担责任的勇气、化解苦难的能力等,又超越悲壮的时代主题,不绝如缕,历久弥新。”人性的微光,让人感怀,温暖着残酷战争中的故人和今天的我们。作者提醒世人,“关注国族命运的同时”,也要关注“时代之中个人的历史。”反过来讲,只有真正关注了个人,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仅在于解决问题,更在于提出意味深长、值得反复讨论的话题。《抗战变局中的华东》通过中观和微观研究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基层社会、经济和历史传统对军事、政治行为的制约;国共两党基层干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战争中普通人的际遇;沦陷区民众经济、政治生活和精神状态,等等,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应是今后一段时间学界关注的重点。以区域为对象,并渗透着强烈历史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中观和微观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向。

 

(刊于《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20209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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