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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智文著《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出版

作者: 文章来源:释革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及书籍信息

 

邝智文,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主修历史),英国剑桥大学东亚及中东研究学院博士。现为浸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近代东亚史、军事史。曾於Modern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国史馆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并撰专著《孤独前哨: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战役》(合著)、《重光之路:日据香港与太平洋战争》等。

 

邝智文著《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7月初版。

 

 

 

结 语

 

军学发展和知识军人

 

民国知识军人大多认为国家处于存亡之秋,遂希望把民国变成一个现代的「军国」。他们认为国人「一盘散沙」,国家分裂,政府对经济统制不足,因此民国不能应付必然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后,总体战与科技战争被视为战争的唯一形式,从欧洲经日本和个别军人传回中国的战争观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国军人影响极大。在此背景下,知识军人对共和理念失去兴趣,转移拥抱集体主义,攻击议会制度,更视独裁制甚至领袖崇拜为必要,国家对经济的完全统制则是理所当然,个人的身体与精神均成为国家动员的对象。深受中国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影响的民国知识军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种族战争的形式出现,并深感民族存亡受到威胁。这使得他们在民国内部追求民族的纯洁性,对边疆少数民族提倡极端的「汉化」政策。部分民国军人则一面紧跟外国军学发展,一面尝试融汇古代兵学与现代军学,并在过程中为「中国兵学」作出现代的定义。

 

至少在东北军和国民革命军中,军学和军事思想的转变并非个别「军学泰斗」推动的结果,过程中牵涉了大量制度建设和知识生产,加上军队内部的训练、研究,以及实验。在晚清时期,军学体系的制度化已经开始,在国民政府时期渐趋成熟。除了设立军事学堂以外,编译机构、军学出版法例、期刊,以及研究机关的设立,均是行政人员如何应钦、周亚卫等人推动和管理的结果。民国的知识军人数量不多,但他们追求「军学自主」,并在辛亥革命后即在陆军大学推动现代军学在地化。当东北军和国民革命军讨论操典改革时,知识军人拒绝全盘照抄外国教范,其理由即为军学自主。可是,民国军人仍要从外国输入最新军学知识,这个过程需要不少本身具一定军事教育程度的知识军人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工作。诸如周亚卫、徐祖贻、端木彰、宁李泰、谢承瑞等知识军人虽然是民国军人中的极少数,但他们透过管理军学体系、在军事教育体系担任教研工作、营运军事专业期刊、翻译军学著作,以及撰写原创军学研究等方式推动民国军学自主。虽然近代中国政局极为动荡,但民国军学发展却有一定的延续性:民国初建立时,继承了晚清改革时建立的军学体制;国民政府北伐后则继续使用北京政府的军学人员与资源,周亚卫等知识军人更短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担任军学工作。

 

这些知识军人不但推动军学和军事变革,部分亦曾参与民国历次战争,并将其所学用在实战之中。例如,东北军的徐祖诒九一八后进入国府参谋本部,1938 年徐州会战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参谋长,负责协助制定整体作战计划。当时,第五战区计划利用国军的数量优势,依托地形进行纵深防御,并在决战阶段以大部分兵力担任预备队和反击的任务。早于 1929 年,徐氏在〈数线阵地构筑必携〉一文中已强调防御时要有纵深阵地和强力的预备队,并应加强防御阵地的弹性以诱敌深入,消耗其力量并使守军可趁机反攻。战斗期间,徐氏到临沂指挥庞炳勋第 40 军和张自忠第 59 军抵抗日军第 5 师团一部的攻击。徐氏指导第40 军的防御,以较弱的该军吸收日军进攻,并用第 59 军从第 40 军的侧翼反击,结果以两支非中央军系的部队逼退日军。此举与他在《月刊》翻译的〈欧洲战史稿〉中提到的 1914 年坦能堡战役时,德军以弱兵在前抵抗,再以预备队从侧翼包围并消灭俄军第二军团的做法如出一辙,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可是,正如徐氏在徐州战役后的报告中指出,国军部分将领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急速变化的战场状况,而且「惟上级之命是从」,所以即使如徐氏等人有现代机动防御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行,其规模与效果仍然有限。

 

18951937 年间中国军学发展主要受德、日两国的影响,在 1920 年代活跃的苏联顾问虽为国共两党带来装备,并在黄埔军校提供一定程度的训练,但对国军在 1928 年后在训练、教范、组织、装备,以至用兵思想的影响均极为有限。相反,自晚清以来一直从日本学习的北方知识军人,尤其是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和训练总监部的人员却为南京政府的军事教育体系打下基础。可是,虽然民国知识军人在军学方面自一次大战以来一直紧跟外国发展,亦努力将这些学说付诸实行,但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国军似乎尚未准备好应付现代战争,即使花费大量资源集中培养的精锐部队亦然。国军在中日战争初期的表现强差人意,除了因为国军高层决定在国军完成现代化以前开战和作战层面的失误以外,亦因为民国军人眼中的「现代」战争模式未必适合当时民国的实际状况。由于军事变革与军事成功/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如此复杂多样,因此不能把国军在 1930 年代现代化成果强差人意归咎于单一原因或个别领袖综观全书,以下原因均不可忽视:军事整备的时机、整体资源不足、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国军战略与发展路线冲突、新武器和战术不适合民国实际情况、国军军人对利用军队改变社会过分期待等。

 

军事整备的时机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中期,大部分在二次大战期间起重要作用的兵器如战车与各种战斗飞机的技术均尚未成熟,而且使用这些兵器的理论亦处于萌芽状态,尚未经过实战考验,因此不少装备虽然价格不菲,但其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这个情况在民国亦至为明显。国军在 1930年代中期曾从意大利购买轻型战车、单引擎轰炸机、双引擎中型轰炸机等武器,但它们的性能与时人期待落差极大。可是,由于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颇为严重,因此亦不难理解国府何以花上重金从外国购买装备。与此相比,东北军在 19281931 年间主要发展其自 1920 年代已经逐步建立的砲兵实力,并集中资源与精力更新步兵战术并加强兵种协调,而非发展性能尚未展现但成本极高的新武器,取向显然较为实际。东北军虽然未有太多机会在对外战争中展示这些成果,但其知识军人在1930 年代却加入了国军的教育体系(特别是砲兵和陆军战术教育体系),使这些成果未有因为东北沦陷而完全失去。

 

整体资源不足

 

国民政府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当时百废待举,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相当有限,加上连年内战,国府难以集中资源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军事工业。缺乏工业力量使之难以发展重砲兵、装甲部队、战略空军,以及生物武器等。虽然中国的兵工人员在 1930 年代已设计适合中国战场使用的轻型野炮和榴弹砲,但中国始终要从德国进口重砲和牵引车,亦只能花费大笔经费从德国进口战车。此外,国军亦缺乏资源培养足够的航空设计和生产人员,因此虽然中国军人自 1920年代已不断提出要发展自行生产军事飞机的能力,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航空工业无需庞大的工业基础(当时的飞机工业仍类似手工业,不像二次大战期间的流水线生产),但民国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时仍只能依赖从外国输入军机。至于轻机枪、手榴弹,以及步兵砲等较为简单但对现代步兵战术至关重要的武器,民国虽然均已能自制,但始终未能生产足够数量以装备人数众多的国军,遑论支持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

 

国民政府北伐后,经历中原大战、石友三叛乱、剿共、闽变、粤变,以及西安事变等变乱,本来的裁军计划不但未有施行,更被迫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大量在对外战争中无用的地方部队,蒋氏亦要与手握兵权的地方军阀妥协。因此,即使国府启动整编计划,而且中央军实力亦有所扩张,但距离原来的裁军目标仍极为遥远。《步兵操典》推行后,不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尚在使用各式旧操典,可见统一进度缓慢对国军现代化和部队实际战斗力的影响。国军内部亦未能有效学习实战教训,例如一二八事变后各部自行研究教训,但广东部队的在江西剿匪和上海事变的经验与教训却随着该军在 1933 年被瓦解而失去。在砲兵和其他特殊武器方面,其他军系亦分散了珍贵的资源与经验。例如东北军的砲兵部队虽然是全国之冠,但 1931 年后却失去了基地,其后逐渐凋零,人员被分散到中央或东北军各部队或是教育机构内。同样,民国的空军当时亦分为东北军系、中央系、粤系等,至 1936 年粤变结束后才有相对统一的空军,但其时距离战争只有约一年时间。即使蒋介石为不同兵科成立军校,校内与各校之间的派系斗争有时亦阻碍了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例如,步兵学校与中央军校就《步兵操典》的争论使新操典花上数年才得以完成,至中日战争前一年才开始使用。相反,以前北京政府陆军部和东北军人员为骨干的砲兵学校则相对稳定,亦有助国军统一整备中国仅有的砲兵,使之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发挥一定作用。内乱不断的最大后果,是国民政府未能在地方层面推行户籍整理和兵役制度,使之不能及时实行征兵制并建立其他总动员制度。

 

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

 

以往不少论者均认为塞克特、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1930 年代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国军能有效抵抗打下基础。可是,顾问团的影响不应被夸大。首先,德国在一次大战后出现了几个非常不同,几乎互相冲突的建军路线,从民兵制、征兵制、社会军事化,以至精兵主义,均在德国陆军中有其提倡者与支持者。塞克特虽然名震一时,但他所代表的路线,是根据他在大战时于东线战场的经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更非现代战争唯一的理解方式和战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德国顾问团所提倡的大部分建议,例如建立征兵制、整理军火工业、组织精锐的常备军、采用一次大战后的新步兵战术、加强陆军火力、完善步兵与其他兵种的协调、推行机械化、发展空军,以及加强军官质素等均已多次被民国知识军人提出。在 1920 年代初至 1931 年,东北军已大致按着这些路向发展。可是,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的改革被迫中断。早于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国军已对现代火力与一次大战后的步兵战术有实际认识,参战部队和总参谋部更思考了应对日军的作战方式,并写成报告或书籍以供全国参考。其中各部对步兵新战术的重视,与德国顾问的意见亦无多大分别。另一方面,虽然德国顾问在战术发展的意见与中国知识军人自一次大战年以来的观察没有太大不同,但德国顾问与中国军人在训练、组织、装备,以及勤务均有不同意见,亦在文化上出现摩擦。虽然蒋介石不时要求属下尊重德国顾问,他自己亦对德国顾问言听计从,但不少民国军人早已深受日本军事影响,亦希望建立民国自己的兵学。

 

国军战略与战术装备及训练相冲突

 

国民政府的军事决策者,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及其身边的主要将领如何应钦、陈诚等,自 1930 年代初均已认定对日战争无可避免,并因此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逐一平定各地方军事势力,特别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以整理国民政府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在决策者眼中,这场对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需要动员民国所有力量在内陆与日军周旋,更要静候其他国家加入。可是,虽然国府的军事领袖具备长远的大战略眼光,但他们却未能为这个战略培养相应的军事实力或国防政策。从整体而言,国军在此时期决定以陆海为顺序发展三军,是合适的政策。可是,在实际建设陆空军时,决策者有时却未能把训练、装备,以及作战模式和国民政府的大战略相连结。

 

虽然国军领导层打算进行持久战,但其军学体系从战略以至战术层面仍强调攻势的重要性。战略上,《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反映国军在 1937 年仍深受攻势主义影响,始终打算以快速的陆空进攻以取得初战胜利。战术上,国军的新《步兵操典》虽然对防御及现代火力有所重视,但却缺少游击战术与持久战的讨论,而且仍然强调攻击。塞克特等顾问强调需要建立的少数精锐部队,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当时面对的内外防卫问题实际上帮助有限。对内,这些部队虽然对地方军阀和反蒋军事强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不足以面对四处流窜的共军,亦难以控制广大的内陆地区。对外,蒋氏自 1930 年代初即决定如对日开战,将进行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如将这些数量仅少的精兵投入战斗,不但难以对全局起重大作用,其损失反而会对蒋氏造成打击。这些国军的精华在1937 年首数月即几乎损耗殆尽,若非中国军人自 1920 年代一直不断讨论的兵役制度终于实行,加上多年的国民军事教育与保甲制度的推行多少为国民政府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可用人力,以及部分国防工业在军政部安排下顺利转移,国军将难以支撑。至于军火输入,以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在 1930 年代集中发展重砲、战车等加强国军进攻能力的重兵器颇令人费解。它们不但杯水车薪,无补于大局,甚至使国军对这些武器有过多的期望,促成了 1937 7 月对上海日军阵地的盲目进攻。不但陆军如此,空军亦一样(如见下述)。另一方面,正如一二八事变后和上海战役初期中国军人和德国顾问的观察,日军砲兵与海空支援在广大的中国战场并不特别有效,反映时人认定的「现代」战争模式与理论在中国战场实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武器和战术是否适合民国实际情况

 

仔细检视这段时期的东北军和国军军人关于现代武器的论述和其作战计划,不难发现他们与不少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严重高估了大部分新武器的能力,以及它们在中国的适合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军人对军队机械化和空中武力的信心。虽然中国军人均了解以中国的工业基础,根本没可能在可见的将来把中国军队现代化,但他们仍对此极有兴趣,亦认定战车将会使阵地战变为运动战。可是,不少论者未有以中国为背景讨论这个问题,明显夸大了机械化部队在中国的效力。曾于上海战场与战车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却颇为了解战车的局限性,其后《步兵操典》亦有提及步兵反战车战术。可是,曾经参加 1932 年上海战役的第 8788 两师均有与日军战车和面对战车在步兵协同进攻的经验,但这些部队却未有与国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在 19321937 年间进行足够的协同训练,因此在淞沪战役中出现步兵与战车联络失灵的情况,使双方均损失惨重。

 

国军对空军的高估则更为严重,尤其是轰炸机的威力。国军自北伐结束、建立现代空军以来,其人员一直信奉意大利空军将领杜黑的信条,即建立独立的空军,在开战时以轰炸机把敌国的主要城市和重要战争设施破坏,以消灭敌国抵抗能力,并使敌国人民失去战意。在其作战计划中,国军打算利用空军把日本的舰队消灭,甚至幻想击破日本舰队后连带摧毁其根据地,可谓痴人说梦。这些想法足见当时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空军思想(或幻想)对民国军人影响之深,以及部分民国军人思考外国最新军事发展时仍不能照顾民国实际情况的问题。过分鼓吹独立空军而且高估轰炸机独立作战能力的后果,是民国空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忽略陆空协调。国军自外国(特别是美国与意大利)采购的大量轰炸机根本不能胜任破坏城市或消灭日本舰队的任务。如使用得当并发展陆空协调,这些轰炸机本可成为国军陆军的助力,而它们在剿共作战时亦有类似经验。在此方面,德国顾问虽然提及陆空协调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建议似未被空军人员完全接受。在南京十年期间投入到轻重轰炸机的资源极多,但实际效果却强差人意。反而国府在同时期在美国顾问建议下购买的单引擎单座战斗机在中日战争初期对日军造成一定损失,成为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支柱。

 

另一个民国知识军人未能顾及民国实际情况的例子,是他们对游击战理论和训练的相对忽略。在中共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宣传其游击战效果和毛泽东出版其关于游击战理念的著作前,国军知识军人内部对游击战的讨论不多,虽然蒋介石在国军 1930 年剿共期间曾不时提及如何对应共军的运动/游击战术,部分军人亦曾讨论民兵的训练与组织。可是,国军与中共作战的经验却少有被知识军人提及,实际参与者亦少有将之作为重要问题讨论。部分知识军人讨论《孙子》时,亦未有如毛泽东般强调灵活性,反而把《孙子》解读成现代攻势主义的支持者。虽然亦有人指出中国兵学强调运动战、欺敌,攻其不备的特征,但在 1937 年前却未能以此为基础发展有系统的战术与作战法纲领。国军对日军在火力、战术、装备、空中支援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使用有组织的大规模游击战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可是,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国军才尝试在沦陷地区组织游击战。

 

以军队改造社会的迷思

 

从这个时期民国知识军人的著作中,可见他们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民族性论述影响。不少论者受来自日本的总体战思想影响,认为国人散漫、自私、文弱、体虚、怯懦,因此必须由政府以战时手段干预,更要在学校甚至社会推行军事化教育,不但要培养年轻一代的军事质素,强化其体魄,更要养成奉公的思想。部分论者如周亚卫、周筠溪等认为军队可以成为「民族与国民学校」,培养负责任的公民,使之成为民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甚至阻止独裁者的出现。这种以社会军事化以保护共和的方法,与德国国防军首任司令官莱恩哈特的想法相类。可是,在国民党党国体制和蒋氏个人力量日渐膨胀的背景下,有论者则强调服从「革命领袖」的一面,把强调公共性的军国民主义扭曲为以领袖为中心的集体主义与军事化。抱持这种想法的复兴社党羽占据了国军训练部门的国民军事教育系统,使这种类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得以透过国民军事教育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几年在社会推行。可是,国人显然并不完全接受这种思考军政关系的方式。例如,上海的国民军事教育只能改称「公民教育」,加上复兴社与其他国府派系的竞争,使法西斯教育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始终未有被广泛推行。在地方层面,国府为应对剿匪等问题尝试利用保甲等地方动员的办法以加强政府(或国民党机关)对地方的控制,并培养可以成为征兵制基础的国民,但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有限,加上国内政局动荡不堪,因此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成效始终有限,只有长年推行「三寓政策」的广西在地方动员方面比较有效。

 

民族主义与民初军学

 

民初的知识军人,不论来自东北军或国民革命军,均受晚清知识份子经日本传来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影响。不少这些军人在日本和德国接受教育,或是主要接触来自两国的军事和其他论述,因此自然容易接受这些思想。他们的世界观主要就是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战争是民族的考验,甚至能推进人类文明。他们对国际合作与和平主义嗤之以鼻,贬抑国内的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失败主义者」,甚至是民族富强的敌人。由于总体战思想的盛行,部分军人拥抱集体主义,并把个人主义、民主思想和体制,甚至汉族以外的族裔看成是「民族」团结的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他们大多讨论「中国」与「中国人」时均有意无意地无视所指群体的多样性,一边动辄使用含糊的民族性甚至各省人的「特征」来讨论问题,同时却要消灭不同族裔之间的分别。部分提出的手段以今日角度而言,可谓耸人听闻。

 

不少论者又把中国军事积弱归咎于国民自私自利或是文弱散漫,认为只有利用国家力量进行军事训练、透过军事化推动集体主义,甚至进行领袖崇拜才可以「移风易俗」,建立一个尚武的社会。只有少数论者敏锐地指出那些所谓「个人主义盛行」的英美民主国家不但可以在战争爆发时得到国民的主动支援,更可以在战时长期维持社会团结,并在官民合作下有效地管理战争资源和动员体制。民族主义的影响,亦影响了民国知识军人对「中国兵学」的态度。他们致力从历史中寻找经典,尤其把被日本军人重视的《孙子》奉为最重要的经典。在此过程中,亦可见这些知识军人把「中国兵学」与儒家思想进行切割,反映了他们为了急于富国强兵,甚至视儒家思想为障碍的态度。这种态度明显与自视为儒将的吴佩孚等人截然不同。虽然这种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难以估计,但从当时的文字可见,它至少在中国知识军人之间颇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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