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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检秋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文化史》再版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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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宋、元以降,《礼记》的《大学》篇位列《四书》之首,为士子们反复吟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揭示了数千年中国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精神世界。理学家程颐、朱熹注云:亲民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大学》又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1]显然,去旧从新成为儒家的思想传统。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取《大学》新民之义,创办《新民丛报》,随后融合中西,创立了风行数十年的新民说。他指出:《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2]从儒家内圣外王的角度看,塑造新民是梁氏一生功业的根本所在。近代以来,人们对其事功成就多有评说,但他追求的修齐之学则被忽略了。梁启超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近代改革、救亡事业,探索因应时势的治平之策,屡建奇功,而晚年无奈地退出政坛后,转重修身、齐家,将新民事业落实于家教之中。

 

一些人疑惑不解,当代中国为何缺少学术大师?该问题的答案显然不能仅从学校教育来寻找,而必须挖掘培育大师的社会土壤,解析一代士人的价值观念。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中国家族文化遭到全面摧毁,家族社会已经迅速解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文化逐渐得到重新认识。世变风移,中国难以再现古代那样的学术家族,而营造学者专注、献身于学术事业的社会氛围,减少非学术因素诱惑,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书香脉络和文化传统的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痛定思痛,家族文化的积极成分,如家教经验、家学传衍等均值得珍视、研究和阐发。

 

数十年来,海内外关于梁启超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多,而对其家庭教育的学理阐述则寥寥无几。梁氏九位儿女中,出现了三位院士,其他儿女也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梁启超的“新民之梦”未能完全如愿,但其儿女大抵都成为现代“新民”。时过境迁,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不同程度地被时代超越了,而其“齐家”经验仍具有现代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近代新旧士人的学识造诣和人生感悟。综观梁氏家教,其荦荦大旨当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梁启超洋溢着深沉的父爱,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他一生奔忙于国事,日理万机,却为儿女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是“最富于感情的人”,而对于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他重视与子女沟通,写给海外留学子女的数百封家书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在百忙之余,他有时也为梁思顺等人讲书、批改日记和作文,不辞辛劳,甚至通宵达旦。他是儿女们的良师益友,但又如信中所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因而,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

 

其二,梁启超尊重儿女的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梁家子女的性格和专长各不相同,而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彰显其长。他晚年离开政坛,感慨“做官实易损人格”,希望梁思成学建筑学,梁思忠学工程学,以便兄弟俩通力合作,但父亲的设想未必切合实际。对此,梁启超尊重儿子的兴趣、特长,赞成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史,梁思忠学习军事,投身于政治。鉴于思成、思永侧重于人文学科,他希望思庄以下的子女学习自然科学,但事实上仅有梁思礼后来子承父志,成为火箭专家。因客观条件和个人兴趣,梁思庄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学习生物学或化学,却在其支持下选择了图书馆专业。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这也是他指导儿女学业的重要原则。

 

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梁启超推崇曾国藩的家教,反复告诫孩子们“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一个人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他认为,在困难中保持“寒士家风”,即是“自立之道”。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在舒服的环境中养成“寒士家风”,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对于梁思忠不愿舒舒服服地读书而想回国参军,他指出:“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要求思忠“随遇而安”地学些军事本领再回来。

 

“磨炼人格”尤其落实于学业上陶冶韧性,不求功利。梁启超汲取朱熹、曾国藩的治学心得,主张“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治学的过程,“譬如熬肉”,不能急于求成。他开导学业上有些急躁的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寄望思成的学业有一个“慢火炖”的过程。

 

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而爱国之心不改,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教之中。他在世时言传身教,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其后,《饮冰室合集》仍是梁家子女的精神食粮。梁思礼等人一再提到受父亲作品的爱国思想感染。事实上,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魔,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也与父亲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以至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在父亲的指导下,民国初年开始读“四书”,留学美国时还研读了李诫的《营造法式》等书,从而奠定了较好的国学基础。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发中国文化,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学术大师,重视汲取新知新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千方百计地让儿女们经受最前沿的学术训练,规划年长的儿女留学美国,较小的留学欧洲或日本。他关心儿女的学业,也为其进入国内学术前沿寻找契机。因梁启超早逝,梁家较小子女的留学计划未能完全如愿,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国内学术的领军人物,又显然跟留学美国分不开。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儿女、女婿,梁启超仍然叮嘱其汲取新知,比如要求做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3]。这些均体现了梁氏家教的远见卓识。

 

这些家教内容在一些家庭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未必像梁启超那样言传身教,完备无遗,而且贯穿始终。因之,重温梁氏的家教、家学,对于当代中国人仍然不乏启示意义。

 

本书于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应山东画报出版社之约再次出版,并修订了原书稿中的多处文字讹误,删节了数处文字片段和图片。今逢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谨以此书纪念为中国改革事业而奔走、献身的先驱们!

 

作者于20181

 

注释

 

[1] 朱熹:《大学章句》,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2页。

 

[2] 梁启超:《自由书·说悔》,《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5页。

 

[3] 以上有关梁氏家教的未注引文,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可参阅本书正文各章引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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