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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关键词’和‘主义’话语的多元性”学术会议

作者:杨义成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更新时间:2019年09月11日

817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协办的“近代中国的‘关键词’和‘主义’话语的多元性”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多位专家,以及澎湃新闻、《探索与争鸣》等媒体人员参加了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宝明教授等学者做了重要发言。

 

近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是在东西方哲学和思想两种传统接触、融合和转化中形成的,已有的旧关键词被重新审查和转化,外来的新关键词和主义话语大量涌入,既相互批评和竞争,又相互吸取和融合,开放包容,呈现出了多元性的思想文化空间。本次论坛主要围绕近代中国影响广泛的“关键词”和“主义”话语,这些关键词和主义话语的翻译、移植和重新塑造,中国古代关键词在近代的转化和东西融合等领域展开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教授致开幕辞。仰海峰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认为本次会议的主题对于更加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思想和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研究员作了题为“名词崇拜:以‘革命’为例”的主题报告。报告由胡适的名文《名教》出发,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人迷信名教的原因。其一,近代中国教育落后,民众迷信程度较高;其二,中国缺乏发达的中间社会,统治者维持统治和民众反抗都依赖名教;其三,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个人常常缺乏独立思考。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扩散,也与信仰名教的传统有关。由此,报告针对“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泛化和神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反思。

 

接下来的会议发言和讨论分为四场。第一场发言主题为“‘关键词’/‘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主持。

 

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寻找思想史语义背后的潜台词——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与‘解放’之个案出发”。张宝明教授从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分歧出发,进而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与“解放”话语表面同构,都是追求进步,其实它们内在是异构的,背后隐藏着杜威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差异,呈现出很大张力。寻求其背后的潜台词,这一方面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思想论争的深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当民族危难的关头,尤其是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无论封建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自由”与“解放”就会彰显出非同小可之情同手足的凝聚力。

 

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及其论争平议”。欧阳哲生教授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各种五四时期流行的“主义”,并分析其传播渊源和影响。这些“主义”思潮关注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有的带有很强的先锋性,对新青年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主义”被政党奉为指导思想,从而打造了新的社会政治组织。

 

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的发言题为“何种‘平等’?何种‘主义’?”。王中江教授将“平等”与“主义”两个概念结合加以思考。西方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提出了“平等”的命题,构成世界性思潮。这其中包括结构平等、实质平等、经济平等一系列更具体的议题。在中国20世纪的思想激荡中,“平等”发挥了复杂而关键的作用。从五四时期直到当代,“平等”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起到重要影响。特定时期对它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春凌副研究员围绕“‘进步’:一种近代经验的跨语际流动与协商”进行发言。她指出,进步是一种关于“近代”的全球经验。“进步”经验的跨语际协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试图以普遍历史的姿态,整体解释宇宙、自然、万物演变的进化学说,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天然伴随着某种负面的、带有悲情色彩的伦理判断。第二,章太炎在相关翻译中淡化了这一问题上西方原有的宗教视域,并充分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乃进步的中心。第三,个人主义思潮的蔓延是此番进步思潮的显著特征。但个人主义在中国还没有迎来黄金时代就已然黯淡。19世纪这一波“进步”体验,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反思质疑。

 

第二场发言主题为“观念史/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由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判”。报告探讨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研究奠基者之一雷蒙·威廉斯的重要著作《关键词》,这是欧美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进入中国后影响广泛,但在21世纪其实已成为明日黄花。方维规教授对中国学界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产生的盲点进行批判。他认为,威廉斯的著作存在党派之见等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研究还远远不够。

 

清华大学王宪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近代翻译性文本中的‘同名异译’与‘异名同译’现象”。近代翻译性文本中,各种译法五花八门。同名异译与异名同译成为近代思想史中的常见现象,影响到对相关思想的理解。如严复所译“社会”“社会学”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社会科学,而非单一学科。在过渡时代,学术上也体现出不稳定的色彩,译名缺少规范性。因此要注意避免用今天具有统一译名的观念理解当时的思想。

 

云南民族大学李跃红教授的发言是“清代后期西学东渐的内在‘错位’探析”。李跃红教授指出,今天对西学东渐的关注,更多在于对西学的主观吸纳,而非其客观东来。然而两者本应同步,没有东来也就无所吸纳,这就造成明显的脱节和错位。西学东渐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西学和中学的关系相当复杂。

 

河南大学叶平副教授发言题目为“近代中西哲学术语‘格义’的范式转变”。叶平副教授指出,“格义”本为佛学用语,广义上的格义则指不同文化背景的概念之间的类比、比较与理解。近代以来,对西方概念的格义实际上是一场中国概念、乃至中国语言的西方概念化、西方语言化运动,大量格义而来的西方重要概念、术语构成了主导近现代中国哲学、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体系。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再到以中屈西、彻底西化。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西化-异化、转借格义范式又转换为实用-注解的深度格义范式。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第三场主题为“哲学术语/概念的语际互动”,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徐永生教授提交的论文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对汉字哲学用语的贡献”。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之风为东亚各国哲学的近代化提供了良机。如何用汉字来准确翻译西方哲学范畴、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成了“汉字文化圈”尤其是中、日两国哲学界的迫切课题。日本百科全书式学者西周对此作出重大贡献,其用汉字创译的哲学范畴不仅为日本近代哲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石,而且还通过当时中国赴日学人的回传对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郭刚教授随后发言,题目为“日译西学新范畴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和飞速的发展。这种变化与发展固然有着思想自身的逻辑依据和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也与此时传入的大量西学密不可分。赴日中国学人回传的日译西学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和制汉词”的创译与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鲜活力,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苏州科技大学杜永宽讲师的发言题为“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基于王国维哲学思想的分析”。王国维接受日译西学大量影响,与其哲学认知相关。他认为哲学具有“无用之用”,哲学的发展可以作为国民文化发达程度的判断标准。由此他进一步形成了重视诸子学等哲学研究特色。

 

沈阳大学韩立坤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形而上学’概念何以成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关键词’”。“形而上学”在近现代哲学中具有“思想启蒙”“观念培育”“路径引领”“范式构建”之作用,无疑有资格被视为百年来哲学转型期之“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内涵诠释上有时间、空间双重“叠合”,既体现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内在理路之客观走向,又在西学“中国化”和中学“现代化”的双重变奏中,呈现出“观念叠合”与“复合观念”之面向。

 

中山大学王格副研究员的报告是“‘格物穷理’:晚明西洋哲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话语竞争”。晚明天主教来华,西洋哲学随之首次进入中国。传教士对西洋哲学的译介一方面大量采用了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却并非与之融合而是形成了话语竞争关系。从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名目,到基本概念如“天”“理”“礼”等,西洋哲学均与宋明理学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虽未引起中国主流思想界显著反弹,但其细微影响亦时有潜入中国思想潮流之中。此番话语竞争在清初暂停,但其遗产却在晚清得以延续和壮大,影响至今。

 

会议第四场主题为“‘关键词’的个案研究”,由清华大学王宪明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儒学与人伦的规范性重构——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心”。唐文明教授依据霍耐特的现代承认理论,对梁启超的《新民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人伦的规范性重构应当是现代儒学正确的开展方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基于耶林式的法权观念批判旧伦理与旧道德,并以此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旧伦理与旧道德,而是基于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旧伦理进行规范性重构,将旧道德淬炼为新道德。《新民说》的核心主张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其人格应当奠基于自由、确立于孝亲、完成于爱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蒋凌楠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为20世纪20年代‘阶级’的三重内涵及其流行”。“阶级”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概念之一。20世纪20年代,从“五四”到国民革命时期,是阶级话语在中国最初形成、传播与流行的第一个高潮期。“阶级”话语迅速赢得了中国知识界认同,成为20年代的时髦语,并且在革命宣传与动员的实践中发展出本土化特色。“阶级”话语与以下三种情景结合,表现出不同内涵:反对社会层秩不平等,关于社会分层的分析模式,以及政党政治的敌我划分。这三种内涵特征都为“阶级”的接受与流行起了助力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徐天娜讲师的报告题目为“‘阶级’时代的来临——中国现代语境中一个政治-社会关键概念的形成史”。她指出,阶级话语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在清末的崩解。因为涉及革命实践与汉语固有的“阶级”语义,中国语境中的“阶级”比西欧、日本更为复杂。1895年至1908年,“阶级”在汉语语境中出现第一次泛化。1917年至1925年,“阶级”又发生了概念域的泛化,完成其概念形塑,并在国民革命中实践。1927年以后,“阶级”语义被高度压缩,最终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所整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宋逸伟发言题为“近代中国的‘国际’概念——以《国际歌》的文本传布为例”。他围绕西欧辞书和《国际歌》文本进行大量分析,探讨了International一词的创造与泛化。International一词基本含义为国家与国家关系,本身即包含了现代性。而其特殊性意涵则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吕存楷讲师的发言是“近代中国‘平等’观念的诞生”。他梳理近代中文辞书对“equal”的翻译,指出除了“平等”还有许多译法,如“均”“平”“齐”等。“平等”最早是翻译佛经时传入,是一个宗教词汇,含义与今天不同。1912年才由严复确定。改良派思想家以“平等”观念反对三纲伦理价值。经过改良派思想家的宣传,“平等”才从传统的佛教用语转变为现代思想关键词。

 

会议闭幕式由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主持。王中江教授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中西两种文明的相遇和融合,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是话语体系和名词概念的转型。近代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引进西方文明数百年的发展成果,进行了高度压缩,也因此造成了很多复杂的情况。本次会议所讨论的“关键词”,正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变中的核心线索。观念在急迫的近代中国变革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引导性,也反映了近代变革的特点,不可不细致分梳。王中江教授提出,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扩展和加强,一是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西学译介对日本的影响,二是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他表示,大家的研究方向横跨文、史、哲、政等多个学科,这种跨学科、跨领域对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期待今后能够进一步深化会议成果。最后,王中江教授对与会学者的积极参与再次表示感谢。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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