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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町英夫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作者:王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07日

 

2017125日上午,日本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应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邀请前来访问,并作了题为“《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撰述旨趣”的精彩报告,吸引了所内外近20位学者到场聆听。

 

深町教授以他独到的视角提出,深入研究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关键,在于理解蒋介石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他认为,蒋介石内心对于中国人“身体”改造的迫切性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即蒋介石意识到,以德国和日本为榜样,对与现代社会文明不符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进行改造和提高,以此加强中国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蒋看来,这场运动对于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局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积极发动并十分重视。

 

 

深町教授围绕这一研究主旨,一一列举和分析了他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他提出,蒋介石早年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特殊经历和他本人对于卫生条件的苛刻要求,成为他发动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场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却夹杂了国民党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复杂的政治角逐使得新生活运动在执行过程中沦为蒋介石进行权力扩张的手段,从而客观上影响了它的社会效果。此外,深町教授还考察了当时日本方面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研判和反应。他提出,当时日本政府对于这场在中国出现的、以日本为样本进行效仿的社会运动的初衷,带有很强的质疑与忧虑,政府内的主流意见认为,蒋发动这场运动,具有抵制日本、对抗日本的意图。深町教授认为,由于日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误判,促使日本对国民政府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主张对日妥协的政治力量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对日本提出的利益诉求作出让步。日本这一咄咄逼人的态势最终导致这股政治力量在国民政府内被边缘化,由此中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中日间的全面战争。

 

深町教授最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讨论了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社会文明,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他指出,中日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社会文明并未持有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而是全力效仿,而中国由于传统思想理念和生活习惯的根深蒂固,对于西方社会文明的接受既有不充分的一面,也有保持自己主体性的一面,从而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深町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对于国民生活习惯的改造难以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普及教育的手段而持续进行,因此只能更多地依靠发动社会运动。然而,新生活运动有很多局限性,例如运动只是在主要城市开展,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则难以推行,以至于新生活运动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而结束后,中国又开展了多次与之类似的社会运动。因此,深町教授认为,这场新生活运动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实际成效远远没有达到其原先的设想。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开展的社会效果和影响,蒋介石个人的生活习惯、成长背景与新生活运动的关联等诸多问题与深町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王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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