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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彭春凌: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22日

2019108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肖铁、田雷、叶晔、姚达兑、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报告会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斯宾塞与十九世纪的全球思想流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代表性的思想家,是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作为“第一位全球公共知识人”,他关于政治、宗教、科学乃至生活伦理的种种言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如巨浪般拍击着大西洋及太平洋沿岸。但是在一战之后,他曾经的巨大影响力却几乎被大众和知识界所遗忘。从《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 1851),到十卷本的《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1859-1896),他卷帙浩繁、论题纷呈的著述也少有人阅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J. D. Y.皮尔(J. D. Y. Peel)、T. S. 格雷(T. S. Gray)、J. H. 特纳(J. H. Turner)等学者致力于对斯宾塞的认知纠偏,认为对斯宾塞的诋毁和唾骂是不公正的——他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2000年之后,还出现了麦克·W·泰勒(Michael W. Taylor)的《斯宾塞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以及马克·弗朗西斯(Mark Francis)的《斯宾塞与现代生活的发明》(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与建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理论的达尔文不同,斯宾塞是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进化理论并不聚焦于物种演变,他对进化具有进步性质的信心并不来自于自然选择和竞争。斯宾塞与赫胥黎的差别,则体现在社会政策上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与人为干涉的理念之争。

 

严复翻译《天演论》(1898),通过赫胥黎的著作来介绍斯宾塞的学说。进化学说强调“天数”(势之自然)的“决定论”(determinism),与中国文化推崇“人力”(人为过程)的“决心论”(determinationism)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冲突,乃是观察该学说在中国产生反响的重要面向。斯宾塞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学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一战爆发前,没有一个知识人对美国思想界的影响能够超过他。同时,他也成为明治时期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思想家。

 

接下来,彭春凌老师以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1898)作为中介,讨论斯宾塞从宇宙进化论到社会进步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从颜永京1882年译《肄业要览》,到1898年曾广铨、章太炎合译《斯宾塞尔文集》,乃至1903年严复出版翻译的《群学肄言》,中国知识界关注斯宾塞的焦点也从颇有洋务运动色彩的“格致”,渐次转向社会变革等契合戊戌维新变法的命题。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在十九世纪末,章太炎与严复推动社会进化学说叩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而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与日本关系尤深。

 

章太炎翻译斯宾塞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愿“再造”斯宾塞的过程——他不仅是译者(传播者),更是斯氏学说的对话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当我们关注的问题从文本翻译转换到思想的对话、消费和生产时,需要引入全球史的视域。这里的全球史视域具体指从18世纪末期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20世纪初期革命党人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沿岸的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全球史视域也成为解析汉译《斯宾塞尔文集》必要的方法论视域。

 

从原作和译作的差别来看,进化学说试图以普遍历史的姿态,整体解释宇宙、自然、万物演变,它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天然伴随着某种负面的、带有悲情色彩的伦理判断。这样的伦理判断,也成为我们观察进化学说在中国产生效应时不可忽视的心情底色。而针对宇宙天体演变、种群进化变迁以及文字礼俗更革等诸问题,来自不同文明传统的两位知识人隔着时空对话。近代中英间彼此认知的两条接触线,为我们勾勒了衍生上述各项问题的基本知识框架。

 

最后要讨论的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斯宾塞及其社会学说。《斯宾塞尔文集》虽然译自英文作品,但理解其中关键译词的选用,译文所寄予的黄白两种同为“贵种”的情怀,都不能离开彼时以《时务报》为中心的中、英、日间的思想连锁脉络。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斯宾塞热已然退潮。整体说来,日本学界从风靡英国哲学,转向陶醉于德国哲学。而来自英语圈内部反思斯宾塞社会学说的著作亦颇为风行。章太炎于1902年在日本涉猎的西学,大半属于斯宾塞及其后学的作品。而斯氏后学在传承之余,对斯宾塞多有批评,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沃德(Lester F. Ward)。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传入日本时,也产生了影响。

 

在此之前,章太炎通过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已建立了一套关于宇宙、社会、人的知识观念。他如何受到在日本所获得的、对斯氏学说新认知的冲击,又怎样因应,并调整自己的观念。这些在之前未见讨论,但却是明治思潮影响章太炎最有意思的关节点。这里面既有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也有无意识的曲折影响和继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出中日双向的思想交流拘囿,将近代中日间的思想文化关系具体化地、真正地在全球知识流动、连锁、生产的版图中进行还原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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