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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鹍:抗日斗争未必尽属抗日战争——驳“七次抗战”、抗日战争“三个因素”等谬说

作者:张振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年07月14日

现发拙作《抗日斗争未必尽属抗日战争》,先做一点说明。

 

此文写于2011年4月,是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一篇涉我文章的回应,成文后即发投该刊。时过一年,不见刊出,即发函该刊编辑部查问,要求他们公平对待,给此回应文章与原涉我文章同样的发表机会。几经交涉,编辑部2012年7月来函,最终拒绝了我的要求,提示此文“可尽快投其他刊物”。于是一位朋友将文稿交北京一有关期刊。至今已整两年,此期刊也未予发表。现在终于可以发于网上了,正好用来纪念“七七”抗战77周年。

 

张振鹍

2014年7月7日

 

 

 

抗日斗争未必尽属抗日战争

——驳“七次抗战”、抗日战争“三个因素”等谬说

 

张振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朋友送来一本《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得以读到两篇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从标题上看,两文所谈的都是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实质上是辩论“八年抗(日)战(争)”还是“十四年抗(日)战(争)”的问题。后一篇文章《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以下简称《认识》)宣扬“抗日战争是14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文内多处提到我[①],对我前几年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中的一些说法多有批驳。这些批驳没有道理,反而生出种种问题,不得不予以回驳。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七次抗战”说违背史实

 

《认识》中有一段高论:

 

“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是中日战争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抗战有东北义勇军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达七次之多,参加这些抗战的民众和军队多达百万人。……

这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伟大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发明”:在“七七”开始的八年抗战前六年中中国已有“七次抗战”,而这还只是就其“较大规模”者而言的!“较大”之外是否还有“大”、“更大”、“小”、“较小”或“不大不小”等规模的“抗战”?各有多少次?《认识》的作者也许心中有数,可惜没有告人。不过,即使这“七次抗战”,已经撑得人消化不了了。

 

《认识》第一句话说到“抗日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就是说“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是对应的,是一码事。那么,“七次抗战也就是七次第二次中日战争”或者“也就是第二至第八次中日战争”了。这该让人如何理解?人们是无法理解的。这表明“七次抗战”说是有问题的。

 

问题就是“七次抗战”说严重歪曲了“抗战”,歪曲了历史。

 

什么是“抗战”?抗(日)战(争)就是中日战争:从中国方面说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从日本方面说是侵略中国受到抵抗的战争:这个战争由分别代表两个国家的两国中央政府主持领导,以两国各自的国家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这个战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适用国际法的有关各种规定:这就是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简称抗战);这才是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这是一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的本质属性,中国抗日战争的本质属性。中日之间有过各种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具有此种属性者是为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无此属性者就不是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换言之,构成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有两个要素或条件:双方都由中央政府主持领导和都以国家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具备此两要素(条件)的斗争就构成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否则就不能构成:这是因为,既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那么行为者就必应是国家的代表,而能代表国家者就是中央政府和国家武装力量:所谓国家武装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武装力量,通称政府军、(国家的)正规军。

 

所谓“七次抗战”,有五次与此不符。

 

“东北义勇军抗战”。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不抵抗”;各种名称的义勇军在东北大地蜂拥而起,打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坚强意志。义勇军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义勇军抗日堪称民众抗日、民间抗日的典型。但它不代表中国国家,这种抗日斗争不属中国抗日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于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抗联的斗争本质上是反抗日伪(满)统治的斗争,不是中国国家对日本国家的战争,不属中国抗日战争。

 

“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与“东北义勇军”一样,孙永勤的“热河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是民众抗日,不构成中日战争,不属中国抗日战争。

 

西谚有云,闪闪发光者,未必尽黄金。同理,抗日斗争者,未必尽属抗日战争:以上三者正合此意。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东的作战,习惯上常被称为“察哈尔抗战”,实际上并不属于“抗日战争”:一方面,那是“驱除日本人卵翼下的伪军的窜扰劫掠”,敌方是伪满军张海鹏等部,不是日本国家军;另一方面,它自称“民众抗日”,不属中国国家武装力量,不代表国家:所以这个斗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中日两国的战争,说它是“抗战”,不准确。

 

“绥远抗战”。习惯上所说的“绥远抗战”,实际上是“傅作义平定日本人支持、指使下的匪伪军的暴乱”,这个“匪伪军”,乃是德王、李守信的伪蒙军和王英的叛匪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手下的军队当然是中国国家的军队,但他的敌手并不是日本军队,因此这个斗争不构成中日两国之战,不属抗日战争。

 

揭明冯玉祥“驱除……伪军……”、傅作义“平定……匪伪军……”、东北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等等都不属抗日战争,惹恼了《认识》的作者,于是该文中有了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抗击伪军不是抗日。但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哪来的伪军?这是多么可笑的认识,根本不值一驳。如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不是抗日,绥远抗战也不是抗战,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名称改一改,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学者恐怕最欢迎的,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这里又嘲笑、又批驳(说“不值一驳”,就是“一驳”,是懦弱之驳、无能之驳、无力之驳),还把“日本右翼学者”招来一起诬人吓人[②],好像自以为抓住了不同观点者的弱点,得理了,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起来了;“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哪来的伪军?”如此一问,好像就压倒了不同观点者。然而我倒有一反问:就算“伪军”是由“日本侵略”而来,又当如何?伪军就是日军吗?就是日本国家武装力量吗?就能代表日本国家吗?打伪军就是对日本国作战吗?当然不是。你说这种认识可笑,就尽情地笑吧。我不但要重申冯玉祥驱除伪军、傅作义平定匪伪军都不属抗日战争,还要指出,“七次抗战”说整体上是荒谬的,大量违背史实,不能成立。

 

八年抗战“三个因素”说荒诞无稽

 

《认识》文中还有一番高见,文字稍长了些,但必须整段引录:

 

1.“十四年抗战”说是历史的再现,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有人认为,十四年抗战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一点权威性的大都是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这些作者多数并没有参与抗日战争史开端问题的争论,但多数著作只要讲到抗日战争,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写起,总不能说这些人在制造历史吧。他们是在真实地再现历史。我们认为,“八年抗战”说则带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主观因素及政治因素。从国民党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强调“八年抗战”,意在回避自身的历史责任。既然中日两国间没有战争,就根本谈不上抵抗不抵抗的问题,更谈不上丧权辱国了,就不必承担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虽高举抗战旗帜,但“左”倾错误到遵义会议才得到基本纠正,最终走上联蒋抗日的道路,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强调“八年抗战”,则在于彰显历史功绩。国共两党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观点一致,不论是过是功,实质上都不想承认在民族斗争中坚持阶级斗争而造成的严重后果,都不想承担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激化阶级矛盾的历史责任。大陆在改革开放前,谁能对党和政府确定的观点和认识提出异议,学者只有解读也就是解释的责任,而没有阐述不同学术观点的权力。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提出较晚的主要原因。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是人提出来的,但与人为制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也正因如此,“八年抗战”才成为正统观点、习惯语、通用语,成为不该成为定论的定论。

这个“有人”就是我,这一大段话就是针对我说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是人造的”(这是我的原话,《认识》把“人造”改成了“人为制造”,大概是为后文制造“人为因素”做铺垫)而发的,《认识》作者应当是反对这个说法的,但文内没有一句明确直截反对的话;应当是“十四年抗战”之说的坚决追随者、维护者,文内也没有一句明确直截维护的话。整段文章以间接论证“九一八”事变为“抗战开端”开头(这个“论证”将于后文评论),径直转到非议“八年抗战”,高调宣称“我们认为,‘八年抗战’说则带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主观因素及政治因素”。这短短不足30字的一句话,真可谓五味杂陈,很需要做一点析解:

 

第一,“‘八年抗战’说则带有更多的”云云,语中似隐有一比:如无比较,何以言“更”,如无“多”,何来“更多”?那么是与什么相比的呢?从行文的逻辑上应当是与“十四年抗战”说相比,隐有认同“十四年抗战”说“多”带有“人为因素、主观因素及政治因素”(然后才有“‘八年抗战’说则带有更多”)。这样推论对吗?如果对,文中为什么不明说而要暗喻?如果不对,那又是什么?此所以令人疑惑者。

 

第二,“因素”一词用于此实大失当。据《现代汉语词典》,“因素”有两义:一,构成事物本质的成分;二,决定事物成败的原因或条件。依前义,“‘八年抗战’说则带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主观因素及政治因素”的意思就是“构成‘八年抗战’说本质的(成分)是人为、主观及政治”(或“‘八年抗战’说的本质是人为、主观及政治(三种成分)构成的”);依后义,其意思就是“决定‘八年抗战’说成败的原因或条件是人为、主观及政治(或者“‘八年抗战’说成败的原因或条件是人为、主观及政治决定的”):这些话文字上文义上都完全不通,由此可证“因素”云云用于“八年抗战”说完全不通。

 

第三,“人为”、“主观”、“政治”云云指的是谁,是何含义,文内都没有明说,而句后的那段颇似“故事新编”给了答案。那就是:“人为”的“人”指的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它们之所“为”在于都“强调”“八年抗战”;这种“强调”完全是“主观的”,各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国民党“意在回避”其“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则为“彰显”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的“历史功绩”。这个“故事”中“主观”、“人为”、“政治”三个“因素”齐全,构建成“三个因素”说。

 

“三个因素”说与前述“七次抗战”说一样,堪称《认识》作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又一“伟大创造”。但它根本是虚妄的。那个用以说明“三个因素”的“故事”更是荒诞无稽。“故事”的前提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强调‘八年抗战’”,但什么叫“强调”?国民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如此这般地“强调”过八年抗战?根本没有。“强调”说纯属无中生有,凭空臆造。所谓“意在回避自身的历史责任”、“在于彰显历史功绩”,更是生拉硬扯、信口雌黄。把什么“人为因素”、“主观因素”、“政治因素”硬贴在“八年抗战”说身上,很有点像说呓语。

 

那么,什么是“八年抗战”说?“八年抗战”说就是说“八年抗战”、“抗战八年”。“八年抗战”不是什么“学说”,不是什么“理论”。“八年抗战”根本上是一个事实、一个历史事实;同时又是一个词语、一个承载此一历史事实,概括一个历史阶段的词语。“八年抗战”不是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特制的,而是历史地自然地在经历了抗战过程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每一个经历了抗日战争过程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7月7日一醒来,都会想到、记起“抗战八年了”。从这天起的一段时间,在中国抗战各地,人们谈话或文字纪念“抗战八周年”随处可闻可见。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战争结束,“八年抗战”之说定型定格,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

 

《认识》文中对“八年抗战”还有一些曲解表现在这样一个说法中:“也正因如此”(即正因“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是人提出来的,但与人为制造是有本质区别的”),“‘八年抗战’才成为正统观点、习惯语、通用语,成为不该成为定论的定论。”这个话整体上不合逻辑,没有道理;分解开更是谬误连连。第一,把“八年抗战”说成是一种“学术观点”,完全是文不对题。当年(1945年7月7日起)人们说“八年抗战”,写“八年抗战”,绝不是“提出”什么“(学术)观点”,而只是表述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后来(自“十四年抗战”说出笼后)人们坚持“八年抗战”(不认同“十四年抗战”),那是出于尊重客观历史,绝不是维护什么“观点”。“八年抗战”是学术研究的课题,“八年抗战”之说与学术观点无关。《认识》作者对“‘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提出较晚”有看法,便把早已出现的“八年抗战”也说成是一种“观点”,这可能是出于误会、误解,但终究是对“八年抗战”本质的扭曲。第二,说“八年抗战”“不该成为定论”,真是匪夷所思。“八年抗战”“该”成为什么呢?永远的“未定论”吗?岂非咄咄怪事。中国抗战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八年有余:“八年抗战”人所共知,世所公认,它没有该不该成为定论的问题,用不着什么人判定它该不该成为定论,它早已是定论;它不是“正因”什么而“成为定论”的,它本身就是定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或不承认,而强判它“不该”成为定论,够得上是无知加狂妄了。

 

抗日战争的开端:一首抗战歌曲的准确记录

 

《认识》一文主旨在宣扬“‘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文中也一再重复这句话;但为什么这样说?“九一八”事变怎么成了“抗日战争的开端”?如何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等等,文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交待。作者倚重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代表江口圭一,引来江口长篇宏论;可是江口讲的是日本侵略中国,并没有讲“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战的开端。关键是,要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③],首先必须举出当时中国抗战的事实,而事实是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不抵抗”,没有抗战。既无抗战,何来开端?拿不出证据是必然的。

 

《认识》的作者用了一套间接论证,拿他人一些著作的写法做文章,声称:“多数”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有一点权威性的”)只要讲到抗日战争,“大都”是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这就是“真实地再现”“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就表明“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史的开端”。这个“论证”完全不能让人信服。以我所见所知,那些著作之所以绪论性地从“九一八”事变写起,主要是出于追寻“七七”事变的根源。“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的一个新阶段,即在中国大陆武力攫夺领土的阶段的开始,侵占东三省是第一步。接着就有第二步、第三步:越过长城,从关外到关内,从东北到华北,从沈阳到北平,从北大营到卢沟桥。所以“七七”事变的源头在“九一八”事变,写日军在卢沟桥畔挑起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篇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写法的重点所在就是追溯引发中国抗战的日军肇事的历史渊源,而不是其他,绝不表示“‘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那些著作讲到“九一八”事变中中国的反应时,都是讲“不抵抗”,就连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其2005年修订版上也只是在“绪论”中写了一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没有一本著作写“九一八”事变“真实地再现”过中国“抗战”,也没有再现“抗日战争的开端”,更没有再现“十四年抗战”。《认识》的作者那样做文章,只能是枉解他人之书以从己意,很不好。

 

《认识》文中有一句话,“大陆在改革开放前”,学者“没有阐述不同学术观点的权力,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提出较晚的主要原因”。无意中透漏了一个信息:“‘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这一命题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提出的,是一种“学术观点”。这使我“开窍”了。原来自“‘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一说伴随着“十四年抗战”一同出世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疑惑:怎么早已史实昭然的对日“不抵抗”突然整个被翻过来,成了对日抵抗的开端?无法理解。现在明白了,人家不是讲史实,而是在讲“观点”,在以“观点”取代史实;这个观点是受一些日本学者的“十五年战争”论的“启发”而形成的,是一些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创新”。也理解了,人们既已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必定竭力加以维护,为此而再提出新“观点”,“七次抗战”说就是一个。往前看,“观点维护者”们多半会有更多更新的“观点”提出来。拭目以待吧。

 

但是,事实胜于观点,违背事实的观点不论什么时候提出,都是站不住、不可取的。

 

在“抗日战争的开端”上,事实是:“九一八”事变六年后,日本在北平近郊卢沟桥边又制造了一起事变(“七七”事变),掀起了一场侵华战争;这一次,中国实行了抵抗;进行抵抗的是第二十九军,这就是抗日战争。

 

几乎在第一时间,一位年轻的音乐家麦新以一首激励斗志的歌曲准确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歌名曰《大刀进行曲》,歌词是这样开头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自“九一八”以来全国人民一直盼望着的抗战终于来到了,时在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这是有案可稽的。

 

 

注释

[①] 表面上提到的不是我,正文说的是“有人”、“有观点”,注文提的是“张振琨”,但所引“张振琨”的文章确是我写的,应该指的就是我。不知什么原因把我的名字弄错了。

 

[②] 《认识》的作者似乎对“日本右翼学者”情有独钟,屡屡把他们引来对付不同观点、不同认识者。文中还有一处写道:“只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和右翼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至《塘沽协定》就结束了,此后中日间处于休战状态。中国人是不会这样认识问题的。”让“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与“右翼学者”一起出阵,还要剥夺别人的国籍,真专横狠毒。

 

[③] 严格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这句话是不通的,《认识》前面那篇文章(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探讨》)已经指出。但在《认识》中(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这句话已用成习惯,为便于讨论问题,本文也只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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