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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复盘八年血战 解析取胜之道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9月03日C02版 更新时间:2014年09月03日

悖:日本荒唐的国际化野心

 

说到抗战的国际大背景,就要注意到日苏的对立、日美的冲突。注意这些国际背景,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日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多面的、多位对手的战争。做一个推演,假设日本只面对中国一个对手,日本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灭亡中国的话,我想很多人对结果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怀疑,中国能不能继续抵抗下去,是要打疑问号的。虽然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的表述,但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在那个时代,估计后面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突出强调这个背景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敌人,在日本人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他的目标更大,起码是在亚洲地区、在太平洋地区争霸,并获得霸权。按照他自己的话语,“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换句话说就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包括后来日本和美国的冲突,退出《华盛顿公约》,表明了其海上霸权的欲望,当时太平洋的霸权,在太平洋面临的对手当然是美国。所以,看到日本做出偷袭珍珠港这样的举动,我就会想他们是不是疯了?因为事后看这毫无疑问是自杀式的行为。

 

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力避美国参战,因为把美国拉进战争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一次是日本把美国主动拉进战火,而“二战”时的美国和一战时的美国国力又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日本当时也应该有判断,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一以贯之的称霸的愿望应该是其背后的最大动力。

 

这个动力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问题的出现,随着美国的态度、政策的影响与变化,就会刺激他做出这样不理智的举动,背后则有着长期的原因。我们所刚刚有篇博士后论文写的是满铁和国联调查团的关系,最后提到日本退出国联,不少学者认为,日本退出国联是因为国联调查团的结论。但如果从日本国际政策的长期演进看,会发现这可能只是导火索而已。如果没有国联调查团的事件,也会有另外的事件让日本退出国联。因为这个时候,日本已经认为国联对他是约束了。对一个国家,如果这个集体对他不是利益而是约束的时候,他能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换成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对日本要打一场国际战争这样的背景的了解,是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基础。

 

搏:挺进华北,共产党居首功

 

中日战争的两个主体很明确,就是中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中国,又有我们现在表述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主体,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会有这样的局面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国共两党的企图心,还有日本人控制方式所形成的空间。日本人不是以中国为唯一战争对象的,所以他在中国的占领和进攻,基本是有限占领和战略进攻这样的态势。他的占领是为了保持交通线的畅通,交通线的畅通和资源的控制是有关系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进攻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做的。这样的占领方式,就造成了即使在他的占领区里面也有巨大的活动空间。

 

比如1938年华北的状况,基本上是日军的快速推进和国民党军的快速溃败,造成了华北的真空地带。共产党八路军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华北,在力量真空的态势下意外获得了一个聚宝盆。像中共在冀中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区域性的有效的控制政权。在此之前很难看到这样的政权存在,包括国民党在华北也没有真正有效的立足,之前基本是各个势力的混战。

 

1938年日军回防,对于他的控制区进行清理以后,加强了控制,开始建立碉堡,开始扫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多的地区还是有活动空间存在的,包括在日本的眼皮底下,还会有冀中政权的持续存在。冀中基本是三条铁路线、几大都市之间,离北平也就二三百公里。就这样日本在华北控制最严密的地区还会有反抗政权的存在,当然是因为中共做得很努力,日本人似乎常常也是点到为止。正因为有了共产党这样的敌对力量的存在,本已经退出去的国民党一看共产党还能够在华北生存,觉得如果全部放弃华北,既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同时战后在华北的主动权也会彻底失去,所以又选择重新回到华北。我觉得必须要承认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的进入,才刺激国民党的回去,这样的判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国共力量的不同,我看冀鲁豫的一些数据印象特别深刻。1939年以后,日军的回防,虽然说他是控制交通线,战略性地控制,但是他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要尽可能地消除敌对方,这是不用怀疑的。他对国共力量的压缩都是持续进行的,始终把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完全消灭他也很难。

 

1942年前,中共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压缩的过程,中共当时在冀鲁豫的战斗人员有3万多人,控制了200多万人口。1943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准备“一号战役”,从各地,包括冀中、冀鲁豫撤出部队去集训,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这时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大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国还是共,真正出现大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1938年,这是日本的真空时期,另一个是1943年以后。

 

1939到1942年是艰难的生存期。1942年国民党在冀鲁豫地区也有3万的武装,控制的人口不如共产党多,因为他是集中驻军,控制区域比共产党小不少。1943年底出现的这个机会,对国共两党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1945年初,共产党武装在冀鲁豫地区发展到了20多万,人口因为三个区合并成晋冀鲁豫,达到2000万,冀鲁豫本身也应该有三倍以上的扩张。国民党什么状况呢?他在1942年和共产党的兵力差不多,到了1945年是2万多,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同样一个地区,力量的变化,我想这最能证明两个政党的企图心、执行力、战斗力。所以,战争中固然总会有机会,但抓住机会的总是那些有准备的人,我想这是抗战时期国共日三方博弈最后结局的一个总认识。

 

赢:三条历史经验值得深思

 

    战略:不作偏师,要有根据地

 

最后,还是要看看共产党本身。这个话题在大陆说得很多、很深入,我能够说出的也未必太多,只是拿自己的一得之见跟大家交流一下。

 

抗战中中共的成长,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需要提出的还是根据地的创建。根据地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在苏区的时候就建立根据地,这跟共产党的宗旨与理念是有关系的。共产党高度强调要和民众结合,在群众中产生力量,这从马克思就开始强调。要表现出人民的力量就要有地盘,这样才能结合。抗战一开始,中共就面临抉择,中共在陕北也就四五万部队,出兵的也就一两万,这一部分部队开出去怎么办?如果是放在前方,像国民党希望的作为国民党部队中的一支——所谓偏师——放进去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也能想象得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表现出了超出一般人的定见,他在党内不能得到很多人支持的状态下坚持了这样的原则:要根据地,要打游击。

 

这是中共后来进入华北,进入河北,在河北有巨大发展的前提。如果去做了国民党部队的偏师,后面的一切怎么会发生?前段时间《王明年谱》出版的时候,有位记者问,为什么王明和毛泽东后来角逐的时候王明好像不堪一击?当然可以说毛泽东政治运用方法比别人高出一筹,或者一个军队的掌握者和一个书生不同,但我觉得有一点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根据地、游击战、独立自主,在党内不是得到众多支持,后来所发挥的作用在1938年以后看得很清楚,党内干部从中看到了实际效果,这应该是毛获得巨大威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征兵:不光看原则,更要看执行力

 

第二个要讲到武装的壮大,这与根据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根据地的发展,仅仅依靠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本身也很难发展,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是一体的。当然我们也会强调它的武装有一套系统,先是民兵,然后是县一级更大的武装组织,再回到正规军,这也是共产党的一个程序。我倒觉得这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看国民党的征兵程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国民兵、集训兵,再是野战军。这个程序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怎么做得到,怎么做得好。看蒋介石给下面发的电报,怎么去组织、怎么去宣传,他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你要真照他这个做,和共产党的组织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关键是怎么做。国民党到最后,就是大批拉壮丁。

 

我最近看萧军的日记,他说到柳青,这让我很意外。我一直以为柳青是个政治正确的作家,他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是很被重视的。他到延安找萧军谈一些问题,谈得很深入。柳青说,征兵很困难,所谓母亲送儿子当兵,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我看四几年太行山区历次征兵的总结资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1941年至1944年,一路看下来,1941年就说1940年征兵很困难,经过1941年的宣传、动员,今年做得好。总是说去年做得不好,今年做得好。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其实,可能哪一年都不如材料里说的那么顺利。顺利的是1937年、1938年,那个时候北方农民中有一批游民,这批游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愿意去当兵。我看冯雪峰给毛泽东的电报,他说他在河南,不但有人来,还有人带枪来,来一个人带一支枪。这在世界上都很少,我们不能错过机会。同时不能否认那个时候还是有带着民族情绪的人。无论国统区还是共产党控制区,这样的人都是相当有限的。

 

1939年想当兵的都征完了,面向普通过日子的百姓征兵,困难就来了。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必须得承认,中共征兵中会用动员、宣传、物质刺激的手段,把这些用到极致,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横行拉丁。我们面对我们的历史时,经常会理想化、神圣化,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经常说,我们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力量,中共的控制也会有一定问题,但中共是最有牺牲精神,最愿意干事情,也干出事情的政党,这个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去跟别的党比较,比别的做得好,那就足够了。

 

    干部:中层知识分子是关键

 

第三个是组织、动员还有宣传。组织、动员、宣传这一套方法国共两党都知道,国民党对中共的了解,大家不用去怀疑,两个党互相都了解,知己知彼。但问题是国民党没有中共这样的贯彻者,所以蒋介石抱怨,说没有人了。这是蒋的解释。表现出来的事实就是,确实是没有人去做。再好的设想、架构,没有人去做,就是空的。

 

所以,我想组织和动员,关键是要贯彻,要落实到干部身上,中共确实有一批和国民党不一样的干部。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会有不一样走向的关键。我一直想做这样的实证性研究,但是非常难做。很难找到直接的材料看干部都干了什么,共产党是不讲个人的。吕正操老先生经常提到,这些成绩不是哪个人做的,是群众的。当年的共产党人,这种认识不是虚伪的。中共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人,特别是中层知识分子干部。我在看中共的材料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弄清楚,但工作很难做,很难有数据去说明,也苦于不知道该怎么解读。

 

干部为什么那么重要?你说共产党高中级干部是知识分子,国民党没有知识分子吗?国民党的干部也都是受过教育的,他们的干部知识水平更高,这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有力量?为什么国民党知识分子干部没有表现出共产党知识分子干部那么大的力量?这就要说到信仰的力量,这个概念讲起来,很多人不大愿意听了,但我们现在仅仅是就历史讲历史。

 

以我看到的材料,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共的成长,武力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它的政权的建立,党的推进,工作的开展,动员、组织的发挥,都离不开干部。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当然也包括工农干部走上革命的道路,很多是经过选择的,他们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他们对中共的忠诚度可能超乎我们想象的高。从萧军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文艺界的忠诚度。这是一批可以为事业奉献、牺牲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利益、私欲,不能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做出无怨无悔的选择,毕竟都是人啊。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于7月10日在上海闵行交大演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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