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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理解抗战必须正视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7年07月11日

很高兴参加纪念抗战开始80周年学术会议。我讲几点想法。

 

第一,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

 

两年前,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77日,又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正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及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也为甲午战争的失败雪耻,台湾得以光复。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和起点,弥足后人重视。

 

七八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争的爆发与胜利,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特别是抗战史学者专心研究的问题,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抗日战争或许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对于亲身经历抗战前线的老兵来说,回忆抗战情景,看到今天的中国现实,我想也会不禁唏嘘不已的。总之,我们今天谈抗战,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紧迫感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坐下来,冷静思考,从容论道了。

 

对于抗战,后人如何理解是一个问题。抗战如何爆发,如何进行,如何牺牲,如何胜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理解起来,难免有各种意见与分歧。我们可以坐下来各叙己见,从容探讨。

 

我认为,今天理解抗日战争,首先要认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认识下实现对日作战的。西安事变以前,是否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即是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国家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能集中国内力量一致抗日,导致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国土。

 

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多次发表抗日主张。长征途中发表北上抗日宣言。日寇深入国土日深,民众抗战呼声高涨,国内政治分歧加深。这就是193612月西安事变所以由来。中共本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认识,说服了张学良,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逼迫蒋介石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改变了从前互相敌视的态度,代表共产党的周恩来,与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之间多次见面商谈,终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9月,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了抗日的国防力量的基本统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走上抗战前线的局面才逐步形成。

 

第二,两个战场支撑了抗战大局。

 

要理解抗战,就要理解抗日战争是靠两个战场支持的。两个战场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做战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有人说,正面战场是主,敌后战场是辅,也不合于历史史实。无论主辅,两个战场离开了任何一个,抗战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两个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特有的现象,别国不存在两个战场。

 

国民党掌握了政府,它有几百万军队,可以调动全国资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军的进攻,当然非它莫属。那时候中共领导的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损失巨大,只有几万军队,要他走上正面战场是不可能的。193810月武汉失守以前,正面战场的形势还是好的,虽然首都丢了,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都丢了。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的形势就不那么好了,国民党政府还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诱降的策略。国民政府的重要负责人汪精卫终于投敌。1938年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开赴敌后,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军力,使他不能放手在正面战场举行进攻作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相周旋,与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艰苦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中国抗战是支持不下去的。

 

共产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不掌握国家军队,不能调动国家资源和人力。它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都是很穷的地区,出产也不丰富,人口甚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开始不过几万人,到抗战胜利也不过百万。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却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侵华日军全部压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正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半数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正面战场可以从容组织抵抗。

 

正面战场虽然败仗居多,牺牲惨重,但毕竟阻滞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因此,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人,我们要肯定他们的功绩,高度评价他们的牺牲精神。但是如果离开了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离开了敌后根据地对日本占领者的骚扰和打击,正面战场坚持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正面战场军人的牺牲将是更大的。

 

反过来也一样,只有敌后战场,没有正面战场,中国的抗战局面会更艰苦,付出的牺牲会更大。抗战坚持到胜利的把握也是不大的。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恐怕难以形成。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日本军队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国,使它既不能迅速灭亡中国,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投放到亚洲其他地区。这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过去有人讥笑敌后战场没有打大仗,是不合适的;同样,嘲笑正面战场尽打败仗,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这是中国民族战争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都是唯一的,在亚洲和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形。我们看欧洲的法国,号称欧洲最大强国。据欧洲学者研究,德国发动侵略波兰和法国的战争时,波兰和法国共有130个师,德国只有98个师,其中38个师尚未经过训练。德国在西部边界经过训练的师只有11个,而法国在那里部署了85个师。如果法军敢于攻打德军的西线,一定可以将其攻破。但是,法军抵抗德军只坚持了六个星期,法国就投降了。如果法国战略指挥得当,法国国内又有敌后战场存在,法国就不至于失败的那样惨。

 

第三,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

 

我们要追问:抗日战争究竟是谁领导的呢?是国民党吗?是共产党吗?都不准确,都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学术界见解各异,有人说是国民党领导的,有人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人说是国共共同领导的。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和思考。

 

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可以领导正面战场,可以领导敌人未占领的大后方地区,却领导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不了敌后战场。反过来,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持久战理论等政治、军事主张,在领导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作用,但共产党指挥不了正面战场,抗战的客观形势离不了国共两党的配合。深入思考之后,我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是通过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来分别实施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抗战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抗战历史认识上,只承认国民政府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政府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或者只承认共产党的作用,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了抗战,都是不客观的,都是不能反映抗战历史真相的。

 

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它掌握政府。这个政府指挥着国家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宣传、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那样严重的局面下,国共之间只是争吵,没有翻脸;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形成了全国高涨的抗战热情,这种抗战热情又转化成抗日战争的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都是从民族战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在抗日中不忘记反共,甚至掀起反共高潮,这与日本的反共谋略是相呼应的。幸好,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下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把抗战坚持了下来,否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共产党的这种监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没有这种领导作用,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

 

客观地说,在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中心,没有削弱、更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领导中心,也没有否认国民党政府领导中心的地位。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这种情形,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历史开始走上上升趋势所决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国民党的传统观点是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有所谓“一二三”的说法,这是不值一驳的。说国民党正面战场总是一败涂地,说国民党总是消极抗战也是不合适的。

 

也要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历史地位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二者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战初期,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战中后期,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如果没有这个领导中心和领导力量的转移,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只有几年时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就那么惨了。其实这两个中心的作用转移,日本人早就看出来了。

 

让我们看看日本侵略者当时怎样评论国共关系的。

 

曾做过日本首相、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讲话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从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态度,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吗。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部支持编辑的《支那事变画报》是为激励日本士兵在华作战编辑的,画报中也常常流露出对国共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以及中共敌后战场的担心情绪。

 

19379月第4辑,发表日军随军记者报道,该记者针对923日蒋介石为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庐山发表的谈话,指出南京当局“容纳赤化势力,自掘坟墓,此等错误足以让人哀其愚蠢。”。显然,日军对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宣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表现了恐惧。

 

1939年编出的第55辑,特别指出:“共产党极大程度上巧妙地把握了民心。如今抗战中国的民众几乎是绝望地被拉到民族统一战线中。”这一辑的报道还说:“正如一般所传言的,在国共关系的实力对比中,共产党并不具备强大的实力,事实上依旧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具有压倒性的的实力。然而国共关系的相对关系,随着事变的进展而逐渐发生量变与质变,不可忽视的是共产党的实力正在逐渐上升。”

 

1941年编出的99辑中指出“盘踞华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军……他们有一套独创的游击作战技巧,加上巧妙地红色思想宣传,在华北地区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着。”

 

以上只是举几个例证,这样的例证很多,还值得学者深入发掘和研究。可见两个领导中心实力的转移,是客观存在的,时刻关注中国战场的日本侵略者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值得我们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进一步思考的。

 

第四,从两个领导中心说到全面抗战的开端。

 

有关两个领导中心说,我认为这是抗战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提到这个概念,就要与抗日战争起点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所谓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学术讨论。

 

有关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学术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中的引言中说:“把抗日战争从‘九一八’算起,叫做十四年战争,或者叙述八年抗战,先从‘九一八’讲起,都有道理。”他说,他的书“不从‘九一八’写起,直接从‘七七’写起,希望让读者开门见山,进入这个火热的时代之中。”这本书正式出版于1997年,已经过去了20年。他关于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的说法,可以算作他在那个年代做出的小结。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必须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六年局部抗战加上八年全面抗战之和,等于十四年抗战,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知识,道理并不复杂。从这个角度说十四年抗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日本侵略中国十四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十四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简单地相加,得出结论:只许说十四年抗战,不许说八年抗战;或者把十四年抗战打包成一个“概念”,用十四年抗战这个“概念”取代八年抗战这个概念,要突出并确保十四年抗战这个“概念”,则是不妥的,在学术上是不能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把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简单地相加是不可以的。

 

原因很简单,六年局部抗战与八年全面抗战的性质是不相同的,是有本质差异的,是不能等同的。六年局部抗战是人民的行为,是爱国官兵(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内)的行为,但是那时候,人民(包括爱国官兵)不能当国家的家,不是当权者。八年抗战是国家行为,是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举国一致的行为。六年期间,代表国家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出山海关,侵占到长城沿线,控制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的严重局面,国民党政府不是举兵抗日,而是不抗日,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是消灭中共和红军,镇压其他反蒋派。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不断呼吁团结抗战,共产党还派出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马占山、冯玉祥、吉鸿昌等还发起江桥抗战和察哈尔抗战,都得不到国民党政府支持,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也得不到国民党政府支持,以至于日寇侵略步伐逐步加快,华北驻屯军开到了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

 

改变国策的环节在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功不可没。蒋介石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之间才借此有了接触。

 

简单地说,八年抗战的基本标志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红军改编为国防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出现,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建立,以毛泽东为首七名(后来加上周恩来为八人)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参政会,以及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的存在等。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领导中心之一这一点,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体现在这一点上。这些就是中国战胜日寇的国内因素。这些是六年局部抗战期间不可能存在的。

 

这就是说,把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简单相加,只许称十四年抗战,不许称八年抗战,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是不能成立的。有人认为:“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这样的概括,是过于表面、过于肤浅了。难道全国抗战与局部抗战的区别,仅仅在于抗战地域不同吗?有人批评“个别资深专业研究工作者,否定中国抗战14年的概念,而坚持中国抗战只有8年的说法”,这是影射我在今年129日在网络上发表的那篇质疑文章。这位作者把我那篇文章的基本逻辑都没有搞清楚。我是那么简单地反对六年局部抗战加上八年全面抗战等于十四年抗战吗?否!我是反对以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八年抗战概念,我是反对只准说十四年抗战,不准说八年抗战。还有人把我的文章说成“个别质疑教育部关于‘十四年抗战’概念进教材的杂音”,也是歪曲我的文章的本意的。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讨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个历史研究上的学术问题,而不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是需要容许学者讨论的。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杂音”,则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现实问题混淆了。

 

我们看看习近平总书记怎么说。20158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时的讲话,他指出:“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个意见是值得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关注的。这里提出了区分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和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这样的意见,提出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这个意见对于我国抗战史研究学者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透过他的讲话全文,我们不难看出,他没有说十四年抗战是一个概念,也没有说八年抗战都要改成十四年抗战。这样简明的逻辑,我们还不能理解吗?

 

是否可以得出一个认识:从中国人民抗战的角度说十四年抗战,这是不难理解的;从国家的角度说八年抗战,也是不难理解的。从人民的角度说十四年抗战,可以很好说明中共以及爱国官兵和所有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态度,而官方秉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局部抗战的意思。从国家的角度说八年抗战,则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也就是接受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是接受了中共和所有爱国官兵的主张,以国家之力,发动了对日本侵略的抵抗。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年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八年抗战时期。

 

一般来说,说中国的抗战有14年,我并不反对,因为六年局部抗战加上八年全民族抗战,是十四年,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但是如果强调中国抗战十四年,说八年抗战只是习惯说法,是“思想认识和宣传报道不尽统一”,“又有口语习惯和文字表达不够严谨”的问题,则需要商榷。毛泽东亲自主持,经过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就是按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卷编辑的,这里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指的八年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1945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按照八年抗战来划分历史时期的。这是严谨的中央决议,怎么可以说仅是习惯说法呢?

 

以上见解,如果不妥,敬请学术界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771日作于北京东皇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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