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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地区族群历史与文化——与藏学家扎洛先生对话

作者: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2日

编者按:201759日下午,由西藏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国家民委西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及民族研究院共同承办,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藏学家扎洛先生在西藏历史文化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与民族研究院师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对话。此次学术对话的主题是“喜马拉雅地区族群历史与文化”,由我校藏学研究所所长丹曲教授主持。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内容略有删改。

 

主持人:尊敬的扎洛先生、各位院领导以及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藏学家扎洛先生到我校开展学术对话活动!本次学术对话的主题是“喜马拉雅地区族群历史与文化”。我们打算以建设南亚大通道、西藏寺院权力结构转型、近代藏族抗击外国侵略者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等四个话题进行讨论。

 

一、打造南亚大通道的话题

 

主持人:第一个话题是有关打造南亚大通道的问题,这是时下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为了加强我校学科建设,深入贯彻和落实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上的工作思路和方针,我校成立的南亚研究所,正是对这问题高度关注的重要表现。在打造南亚大通道的过程中,您认为如何发挥喜马拉雅的区域优势?

 

扎洛:我们知道,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把西藏建设成为国家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这是在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最早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并没有将西藏放进去,所以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学者,都非常着急,因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带一路”建设会对中国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如果未将西藏囊括进来,对西藏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可能会成为历史性的遗憾。可喜的是,在西藏第六次工作座谈会议的文件起草过程中,西藏自治区提出了系列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把西藏打造成国家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的规划。后来得到了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写入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文件,所以在后期的“一带一路”规划中就有了西藏自治区的位置。那么,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具体实施“大通道”建设呢?实际上大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提出了一些想法,我个人也有自己一些想法。首要问题就是大通道建设到底是一个以主渠道建设为主,还是一个毛细血管式的建设呢?也就是说,我们是要打造单一通道,还是要打造多个通道?一组通道呢?目前,面向南亚开放最活跃的两个通道,一个是樟木口岸,一个是通过亚东的乃堆拉口岸。将来中尼铁路过吉隆口岸,那里会成为重要的枢纽。那这样的三条通道是不是足以支撑起“大通道”建设呢?我觉得还值得观察。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西藏南部的洛扎县做调研,专门考察了边境小额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问题,我们对在喜马拉雅山区或者说把面向南亚开放集中在一个主渠道建设上持有疑虑态度,或者说,目前条件下,我们更倾向于建设一组通道的方案。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从西部的阿里一直到东部的门隅、珞渝,在东西长达20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区,历史上有很多个南北向的通道,这些通道是朝圣往来的线路,也是贸易往来的线路。我们在西藏的档案中看到一些历史上的贸易数据,无论在洛扎县的拉康、色乡,还是亚东口岸都有可观的贸易数额。相反,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即使在同一国家之间,由于南北向的纵深山谷、高峻雪山的阻隔,横向的物资运输、贸易交流十分困难。更何况西藏自治区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多国接壤,潜在的重要市场国还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各国之间国情不同,关系复杂。因此,主渠道建设的结果是很难在南亚找到合适的足够支撑“大通道”使命的集散中心。第二,如果我们打造一组毛细血管式的通道,可能更利于实现“大通道”的目标。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商业贸易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互通有无。我们在西藏南部边境一线调研,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盐巴、茶叶都是向南销售的。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地区的所谓的藏裔人群,都喝不惯南亚的茶,而是喜欢四川、云南的茯茶、云南的沱茶,它们都是从拉萨等地销售到喜马拉雅南麓地区。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传统上藏族人基本不吃鱼,可是历史上在拉康、色等地的干鱼销售量特别大,这些干鱼都是羊卓雍区措湖周围的农牧民捕捞制作的,通常销往不丹地区,据说是能够补充某种微量元素。今天我们与不丹的贸易活动中,干肉的交易量也很大。据了解,不丹人因为非常虔诚地信仰佛教,不宰杀牛羊,所以他们缺少肉食,特别是缺少动物脂肪,因此,对干肉、牛油的需求很大。而在尼泊尔,由于宗教宰牲的需要,每年有大量的活畜需求。总之,多渠道建设可以兼顾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需求。灵活务实,积少成多。在欧洲,“一带一路”专列货物可以从中心城市很快输送到不同的国家,而在南亚,国家间关系复杂多变,多渠道建设更符合当地的政治经济现实。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补充,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有五个口岸将作为其经济发展转型、发展国际贸易,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的突破点,将西藏打造为陆路通往南亚国家的贸易和物流中心,就发展前景如何?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怎样看待?

 

扎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加工业水平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加工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誉满全球。如果将中国的生产结构、生产能力和南亚国家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比如不丹、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家,总体上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加工业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另外,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都是全世界有名的人口大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因此互联互通、互利双赢,潜力很大。当然,也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比如说“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活动、中印两国边界尚未划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国家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两国的宏观关系大局处理得好,交通便利问题有更加明显的改善,那么把我们的经济往南延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融通,实现双方的共赢是大有前途的。

 

二、关于西藏寺院权力结构转型的话题

 

主持人:接下来是第二个话题是关于宗教领袖的话题。藏族历史上西藏寺院权力结构转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能否谈谈吐蕃时期以来家族传承、法统传承这两种权力接替模式?

 

扎洛:西藏历史上的权力继承方式有数次变化,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大概经历了家族传承、法统传承、活佛传承到民主选举等几个阶段,其中活佛转世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其特殊的。吐蕃时期,西藏的最高政治权力继承方式父子传承,父王去世后由某位子嗣继承,这也是过去数千年以来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方式,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宫廷政治就是以此为核心的。然而宫廷政治留给人们的历史记忆是派系倾轧、鬼魅动荡,事实上,吐蕃一半的赞普权力继承都不太顺利,王族内部斗争的公开化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后世的史籍、传说都对此有所反映。吐蕃灭亡之后,长期的战乱,使得佛教在整个西藏的社会、文化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宗教领袖逐渐享有政治威望,导致西藏的权力结构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局部性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的出现。于是,西藏的权力继承方式从单线逐渐演变为复线,尽管仍然以家族为核心,即家族既有世俗政治权力继承,也有宗教权力的继承。然而,这种方式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同样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譬如,家族政治仍然以世俗政治为重点,因此对于宗教的干涉会非常的粗暴。然而,随着宗教利益集团的发展,寺院上层摆脱世俗权力控制,干预的愿望日益强烈。而一些古老的难题,比如需要足够数量的优秀子嗣、众子嗣之间的权力分享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因为要兼顾僧俗两道而更为突出。萨迦寺就是因为内部的争执而分裂为四个颇章,对教派内部的凝聚构成瓦解。在这个过程中间,一些教派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地方势力作为支撑,处境艰难,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有效方式以确保自存。有一些教派就采用了法统传承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噶当派,自仲敦巴开始,上一任的热振寺住持圆寂后,从其弟子中择优继任。通过对噶当派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法统传承给教派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和危机感。噶当派是以经院教育而著称的,培养了一批学识渊博的高僧,恰恰是这种状况使得一些非常优秀的弟子经常会从热振寺出来到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寺庙,形成自己的影响范围,可以说这使得噶当派其实一直处在不断的分裂状态。同样的,噶玛噶举派源自康区,在卫藏地方也没有多少根基,经常受到其他实力集团的威胁,在历辈噶玛巴的传记里有清晰地记载,因此,他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不利局面,求得生存和发展。我想有一个历史的契机,就是在11世纪12世纪期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法传入了西藏,一个就是“中阴得度”,一个就是“迁识法”。虽然佛教开始就讲轮回,但是,轮回是如何实现的,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但是,这两个法的传入可以说使得轮回真正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过程,简直就像有了一个操作手册一样。所以这两个法传入西藏以后,很快就在西藏民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噶玛噶举首领噶玛拔希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声称自己去世以后将转世在某处,由此开启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主持人:好的,谢谢!那么自从噶举派创立活佛转世制度以后,各教派纷纷效仿,建立了各自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也一样,建立了达赖喇嘛和班禅两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就“喇嘛”而言,有至高无上的意思,这不是停留在字面意思上的,而是的的确确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的人才能称得上为“喇嘛”,就五世达赖喇嘛来讲,称为“俄巴钦波”(lnga-ba-chen-po)即“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他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宗教领袖,也是历史人物。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还给门隅、珞渝地方发了法旨,大概内容有哪些方面?其重要意义何在?

 

扎洛:谢谢,我分两个问题回答。活佛转世的出现,对于西藏各教派来说是一次大的权力结构调整,各教派从过去家族操纵之下的权力继承制度向寺庙上层掌控之下的活佛转世制度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教派成功地完成了转型,获得了快速发展,也有一些教派的转型不太成功,由此在竞争之中逐渐衰落。举个例子说,格鲁派是转型成功并由此获益的典型。格鲁派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采用师徒传承的,札什伦布寺的创建者根顿珠巴圆寂后,也寻找了转世根顿嘉措,但是,这个转世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跟着札什伦布寺的主持、自己的上师意希孜摩前往乃宁寺参加法会,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信徒不是按照传统去给意希孜摩磕头,而是跑去给17岁的小活佛磕头去了,这件事对师徒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以至根顿嘉措不得不离开寺院,前往拉萨等地学习。这件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在宗教观念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人们认为活佛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圣性,是与经过后天学习、修行而成为高僧的“人”无法比拟的,因而更值得膜拜。我们用“世俗法”来解释的话,这才是活佛转世的秘密所在。从札什伦布寺出走的根顿嘉措显示出了极其优秀的领袖才能,在格鲁派受到噶玛噶举派、藏巴汗严厉压制的时候,他居然在西藏南部地区修建了著名的群科杰寺,为格鲁派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使得西藏南部和中部地区连成一片,给了格鲁派一个回旋的空间。同时,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包装,从而确立了他在格鲁派内部的领袖地位。后来,格鲁派受到蒙古和硕特部,特别是清朝中央的支持,上层活佛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所以说后期格鲁派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形成一枝独秀的格局,跟权力结构的成功转型密不可分。而止贡噶举、竹巴噶举可以说是转型不成功的典型,后弘初期盛极一时的这些教派,在关键的时期未能成功摆脱家族控制,因而逐渐失掉了人们的信仰和支持,沦落为需要依靠扶持才能维持运转的境地。可以说,西藏权力继承方式这种演变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史应该注意到这条线索。

 

五世达赖喇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在他那个时代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有人说五世达赖喇嘛影响着整个清朝的西部地区,有人说他在亚洲中部打造了一个广袤的影响范围。我们知道,由于建立了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联盟,17世纪中后期,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地域迅速地从卫藏地区向外拓展。而不丹地方的竹巴噶举派首领因为暗中支持噶玛噶举派势力,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与甘丹颇章产生摩擦,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都是个性非常强悍的人,前期他们在与藏巴汗的斗争中运用军事手段也较为成功,所以他们在向不丹用兵一事上也是非常坚定的。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和不丹前后有五次战争,然而,与不丹之间多次的战役中,西藏方面可以说屡次出师不利,原因是:蒙藏军队擅长的是骑兵作战,而喜马拉雅南坡多属林区,气候炎热潮湿,骑兵无法施展威力,相反因为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严重。从史料来看,当时蒙藏军队之间协调并不顺畅,指挥官之间也屡有矛盾纠葛。另一方面,因为不丹的夏仲仁波切是拉达克国王的根本上师,当蒙藏联军跟不丹作战的时候,拉达克国王就在西部呼应不丹,在阿里地区进行军事骚扰,甚至一直往东扩张,把整个阿里地区都占领了。在这种情况下,五世达赖喇嘛到晚年,采取了稳住南部、向西进攻的策略。五世达赖喇嘛在南部地区做了一系列的政治安排,比如在边境地区新建格鲁派的寺庙,达旺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将其他教派的寺院改宗,比如在洛扎境内有一些噶举派、宁玛派的寺庙都改宗成为格鲁派,目的是加强格鲁派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稳住南部边疆的同时,派噶丹次旺带兵西征,最终将达拉克军队驱逐出了阿里。

 

1860年发给门隅、珞渝地方的法旨主要内容就是公告、确认达旺寺及梅热喇嘛在该地区的权利,包括税收、处理民事纠纷及守卫边疆等,这个文献确凿地证明包括达旺在内的门隅地区是中国的传统领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法旨是在1960年中印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中。中方在报告中援引了这个法旨,不过内容并不完整。因为是涉及国家领土的重要文件,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后来英国学者麦尔考·阿里斯(Michael Aris)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了这个法旨,他访问过达旺寺,见到过这个法旨,并且对法旨原文做了拷贝,他将法旨的拉丁文转写附在文章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材料以后,非常高兴。后来我就以17世纪后半期西藏与不丹关系为背景,对法旨的内容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分析,文章发表以后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西藏自治区在编撰《错那县志》时,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重要文献收入附录之中。   

 

1960年,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中中方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可是其中的一些文献的内涵、背景挖掘展示得还不是很充分。今天中印边界仍未确定,要公正合理地划定边界,学术界特别是藏学界需要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每一份历史文献的内涵要做准确的解读,相关历史事件的性质、来龙去脉要有清晰的认识,这些都需要藏学界介入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对外交等部门的工作就形成有力的支撑。

 

三、近代藏族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话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扎洛老师的精彩回答。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个话题。大家知道,在历史上英国曾经对西藏发动过两次侵略战争,那么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不丹在这两次侵略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扎洛:英国对西藏的图谋久已有之,其中在1774年、1783年波格尔和特纳使团先后前往日喀则,就可以窥见一斑,不过当时英国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商业,期望打开清朝的后门,直接将工业产品销往清朝腹心地区。大约100年以后,英国再次加紧了对西藏的图谋。这一时期由于英国与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大争夺”愈演愈烈,使西藏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化。总体上沙皇俄国向南渗透的速度极快,这使英国人感到恐慌,英国上层及英印度政府考虑如何阻止沙皇俄国的南下。我们知道,印度这个殖民地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廉价劳动力、工业原材料都来自印度,19世纪始,许多英国商人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线开发了大面积的茶园。总之,为了确保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必须将沙皇俄国的势力阻挡在外围,因此,他们觉得兼并西藏或在西藏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对于抵御沙皇俄国南下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还需要寻找一些借口,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借口是西藏军民在隆吐山设防,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借口是因为西藏拒绝与英国交往,后来国际上有人总结英国人的逻辑是“你没有拒绝与我发生关系的权利”。实际上,英国为了实现控制西藏的目标,此前已经将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等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英国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都是从锡金开始进攻的,1861年后锡金实际已经成为英国的附庸国。但是不丹的情况不太一样,尽管英不(丹)有1865年的《辛楚拉条约》,不丹并未完全听命于英国,所以英国在向北进军过程中,实际上非常忌惮不丹。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的过程中,当驻藏大臣升泰抵达边境的时候,不丹德布王派遣一千七百多士兵前来协助升泰,由于升泰执行清政府妥协投降的政策,所以下令将不丹的军队遣散回国,不过后来为嘉奖不丹,他建议清政府给不丹政治领袖进行了册封。然而在第二次侵藏战争时,荣赫鹏和麦克康纳是有明确指向的,那就是必须占领拉萨,进而达到逼迫西藏政府签订条约,在西藏立足的目的。如果强行进军拉萨,势必需要大量的兵力,因此英国对这次进藏路线进行了详细考察。首先,他们发现在进军线路上的梯司塔河谷、则里拉山口、亚东河谷等地势极其凶险,随军记者坎德勒指出,如果在山谷对面埋伏一支狙击队,英国人就没有办法通过。到了亚东以后,沿着山谷向北,一直到帕里,完全是贴着不丹的西境前行,如果不丹居高临下实施攻击,英国人势必被动,总之,英国人觉得不丹人是个威胁。其次,这样的一个进军线路是没有办法来承担后勤补给的,一旦大雪封山或补给不力,英国人就可能困死在青藏高原上。有鉴于此,英国派遣了一个工程小组去寻找新的线路,他们会发现从西里古里沿阿莫曲河向北,直接进入亚东河谷的路线相对平坦、便捷,所以英国决定沿这个线路修筑铁路线,然而,这条铁路线要穿越不丹西部领土。如果不能取得不丹的同意,是没有办法来完成建设。于是英国人对不丹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威逼加利诱。不丹未能抵抗住英国的胁迫,同意英国通过不丹领土修建铁路,同时愿意卖粮食和提供运输驮队给英国人,帮助他们做一些后勤的补给等等,这是战争初期的一个情况。后来因为战争结束的比较快,所以这条铁路实际上并没有修。但不管怎么样,荣赫鹏认为不丹对英国的威胁完全消除了,解除了后顾之忧。此外,我们通过一些档案可以看到,不丹政治领袖终萨本洛乌金旺秋利用与西藏的传统关系,自由出入西藏的军营,这使得英国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情报。可以说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丹给英国人很大的协助,尽管他们自己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实际上英国人正是因为有了不丹人的协助,掌握了藏军的部署,能够很快攻陷江孜,进而占领拉萨。另外,在后期的谈判过程中,荣赫鹏在拉萨的谈判桌上耍了一系列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也都是通过不丹终萨本洛乌金旺秋、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来实现的。后来英国人对此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在整个战争和谈判期间,终萨本洛实际上就是英国人的传声筒”,所以1905年的时候战事结束以后,终萨本洛乌金旺秋前往加尔各答拜会威尔士王子时,享受了鸣礼炮15响的待遇,获得了爵士勋章等等,很明显英国人对终萨本洛乌金旺秋的表现非常满意的。另外,通过此次战争,英国与不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英国人希望进一步改变不丹的政治结构,从而达到完全控制不丹的目的,因为在此之前,不丹政治结构是一个双头体制,世俗事务是由德布王负责,宗教领袖是夏仲仁波且的三个转世系统。德布王采用的是任期制,由一个委员会公推产生,并且经常是由僧人担任,英国人觉得这种方式产生的德布王不便于他们操控。于是开始策划扶持终萨本洛乌金旺秋及其家族,把整个不丹国家改造成为世俗的王国制,这样英国人只要跟终萨本洛乌金旺秋保持密切关系,就可以操纵整个国家。在英国的操控和支持下,1907年终萨本洛乌金旺秋顺利的成为了不丹的第一任国王。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不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侵藏过程中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桑杰诺布曾经写了一部题为《廓尔喀与布鲁克巴供施关系史》书,从这个关系史中可以看出廓尔喀与布鲁克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怎样认识喜马拉雅区域国家之间的彼此关系?

 

扎洛:最近几年我们提喜马拉雅区域史这个概念比较多,过去我们的研究习惯上是单向度地研究西藏跟不丹、锡金、哲孟雄、拉达克的关系,但是这些年随着研读史料逐步的深入,发现这种单向度的研究很难展示这一地区历史的复杂性。为什么说必须要强调是区域史,就是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多向度彼此关联的关系网络,比如研究西藏跟不丹的关系,由于历史上不丹与锡金、尼泊尔(廓尔喀)、拉达克有不同性质的关联,所以你就必须得考察西藏在具体事件中是如何处理与这些政权的关系,历史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喜马拉雅地区做整体性观察。我们刚才讲过处理不丹的关系,跟最西边的拉达克就有一定的关系,跟廓尔喀、尼泊尔有关系,所以这些年我是特别留意类似的史料。在检索史料过程中发现,有些藏文史料专门在描述廓尔喀与不丹之间的关系,我读了以后觉得非常有收获。比如,我在研究福康安、海兰察第二次驱逐廓尔喀战争中间,有一个围剿计划,专门派使者去部署,但是,不丹的反应一直不是很积极,当清朝的军队进入到廓尔喀境内的时候,不丹马上就派出一些代表去劝和。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不丹自雍正朝已经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来我看到这些史料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解释了,原来不丹和廓尔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丹在廓尔喀境内有大片的“飞地”,专门派出官员管理征税。如果清朝剿灭廓尔喀势必使不丹利益受损。实际上,此前在英国北扩的时候,不丹和廓尔喀还有某种抵御英国势力的联盟行为。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这是我们此前所忽略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喜马拉雅区域史的时候必须注意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清代的文献只是把这些政权看成是“沿边部落”,并不仔细考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处理关系时举措常有失误。

 

四、喜马拉雅山山地民族与山神祭祀的话题

 

主持人: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喜马拉雅山地民族与山神祭祀的话题,我认为藏族也属于山地民族中的一员,人们每年都要祭祀山神,还要煨桑,就相关的民俗请扎洛先生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扎洛:山神崇拜在整个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是普遍存在的,这可能是因为严峻的自然环境给予当地民众太多的压迫所致,同时也给了人们丰富的宗教想象。人类社会的生活首先是协调与大自然的关系,即通过长期观察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从而调适人们的生产生活。但是,青藏高原上的气候总体上是复杂的,变幻莫测,科学家们也为此苦恼。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自然的未知感,激发起更多的崇拜心理。自然神崇拜从宗教史的角度来说属于早期宗教形态,但是,在藏族文化中其特殊性在于佛教对自然神的改造,将其纳入佛教的万神殿之中,这样山神就具有了新的、普世性的内涵和意义,今天我们看到多数山神崇拜的内涵是复合型的,既有自然神崇拜的特点,也有佛家出世解脱的义涵。祭祀山神活动的具体细节,这些年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描述,不再赘述。

 

近年来,我在做田野调研时,围绕山神崇拜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大约在2004-2007年我在研究西藏的村级组织的时候,发现西藏的村级组织多数都没有任何经费的支持,但是他们处理村庄事务井然有序。后来提出西藏的村级组织没有经济支持,但有社会文化支持,正是文化资源支撑着村庄公务的有序开展,而山神崇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举个例子,农村社会的很多纠纷都是生产劳动中的私自行动造成的,比如秋熟季节在田埂上割草,生长季砍伐树木,泉水周边大小便及抛洒秽物等等,这些行为或可造成相互猜忌,或对健康造成损害,为此,在山神崇拜中相应地添加了与此相关的禁忌条款,一方面通过宗教教诫约束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一方面强化村庄凝聚,宣扬个人的不慎行为可能对共同体造成危害,强化成员之间彼此利害相关的意识。因为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村级组织的公务压力减轻,村庄公共活动的组织成本降低,村庄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与此相关,我们在研究三江源生态移民问题时,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与山神崇拜相关的问题。有一次我们见到很多人或者租车出发、或者摩托车列队出发,询问后方知是回原先的草原去祭祀山神,往返数百公里。这让我想到政府部门在规划移民搬迁时,可能并未对此予以充分考虑。牧民搬迁到一个新的社区共享佛教寺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山神崇拜是与一定的人群如部落或类似共同体紧密相关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移民不会也不可能与迁入地的民众分享神山的护佑。这让我想到一方面今后类似的举措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宗教需求,一方面需要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创造,最终使牧民不必再远距离回到故土去祭祀,而是就近祭祀,融入当地社会。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前期的项目设计,针对性地介入实际问题的解决,弥补其他学科主导的发展项目在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缺陷。

 

主持人:最后请扎洛先生谈谈藏族山神崇拜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扎洛: 人们公认青藏高原是自然植被保持原生状态最好的地区,最近公布西藏是中国野生动物品种、数量最多的地区。总之,人们不难发现藏族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相对较少,今天甚至有很多人主动投身于自然保护的志愿行动。从宗教角度看,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强调众生平等,自然被赋予与人类同等的终极价值,而轮回的思想指出众生在某一阶段有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因此主张无量的慈悲善行。而苯教的山神崇拜则强调伤害神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可能激怒神灵,招致惩罚,因此,又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今天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挑战,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到中国内地广大区域,也影响着南亚、东南亚人口稠密地区的生态安全,甚至作为全球气温调节器而得到最广泛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藏族民间宗教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

 

主持人:可能很多老师和同学有更加迫切关心的话题要提问,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学术报告就暂告一段落。通过此次学术对话,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以下一些思考:

 

第一,抓住机遇,努力创新。正确认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确认识西藏作为中国对南亚国家开放的桥头堡的地位,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让我们共同认识藏族的社会结构和独特文化,为更好地治理西藏,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贡献力量。

 

第三,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为抵御外国入侵,无数男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战火硝烟虽已散尽,但历史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财富。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希望。只有我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祖国才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发达。

 

第四,保护生态,呵护家园。青藏高原是亚洲的水源,也是东南亚和世界的水塔。科学家已经发现珠穆朗玛峰的积雪中有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时期沉积下来的金属微粒。世界屋脊不再是人类的“伊甸园”和“香巴拉”。我们既要亲近自然,也要保护自然,更要真爱生命,把绿色的梦想播撒在美丽的祖国大地上。

 

最后,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扎洛先生精彩的学术报告!同时也感谢民族研究院领导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平台!谢谢大家光临,扎西德勒!

 

(王伟光、王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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