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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精神 薪火相传——上个世纪至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孙中山研究

作者: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3日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孙中山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孙中山也同样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一个世纪以来,对孙中山这位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以及认识和了解,不仅逐渐成为一门跨世纪的“学科课题”,更促进了一代学人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山大学作为孙中山一手创办的高等学府,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至始至终都不曾懈怠。陈锡祺、陈胜粦、林家有、段云章、周兴樑、邱捷、桑兵,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正是为中山大学进行孙中山研究付出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学者们的杰出代表。岁月峥嵘,学理沉蕴,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光辉历史。

 

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1949年以前,尽管学术界对孙中山表示崇敬,出版过一些孙中山的文集,但孙中山并未成为真正的学术课题,一些传记、年谱、著作、资料不够充分。从1903年章士钊摘译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而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中国学术界似乎才开始对孙中山研究有所关注,但长时期以来孙中山在国外学术界所受的重视高于国内乃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孙中山研究,陈锡祺教授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陈锡祺幼年就崇仰孙中山,后来又从学于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剑农、陈恭禄等教授。由于受到中国近代、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30年民主革命历史的启迪,陈锡祺萌发了研究近代中国和孙中山的兴趣。1946年,陈锡祺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此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等职。至于他为何会走上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的道路,恐怕要从1955年的一件小事说起。1955年,陈锡祺接待了来访的苏联著名学者谢宁,陈锡祺从谢宁那儿得知:苏联即将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这个想法深深地触动了陈锡祺,他认为:“连外国都如此重视孙中山,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才对。”此后,陈锡祺教授就下定决心,决定在国内开创孙中山研究的先河。1956年纪念孙中山90周年诞辰之时,陈锡祺献出了他的最早研究成果——《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一文,紧接着在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研究首次在全国得到重视。《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被称为开荒之作,迄今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也使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一下子成为了孙中山研究的前沿阵地。

 

春风初现,徐图发展

 

1979年春天,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陈锡祺在中山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机构——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并恢复了校内的孙中山纪念馆。此时,在陈锡祺、陈胜粦的身后还出现了一大批可以协助他们进行孙中山研究的助手。陈锡祺也被誉为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一人。在孙中山研究室成立前,陈锡祺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段云章、王志光等就是陈锡祺最早指导的研究孙中山的研究生。孙中山研究室成立后,陈锡祺又陆续招收了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等研究生,陈胜粦也招收了乐正、贺跃夫等研究生,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他们都成为有造诣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人才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研究室便形成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研究队伍。

 

孙中山研究室成立不久之后,担任研究室主任的陈锡祺即指出:“孙中山研究首先应搜集研究资料,其次方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所以研究室初期的任务就是去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一是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当时的邱捷、周兴樑还是研究生,林家有就带着他们到北京,去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宣部等地到处看报纸翻材料。据林家有教授回忆,由于缺少经费支持,为了省钱,他和两个研究生就租住在相对便宜的北京民族学院的地下室。他们每天一早就出去搜资料,中午吃两个馒头,傍晚回到民族学院吃食堂,晚上就在地下室睡觉。后来他又和段云章到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翻阅材料。他们去云南省查滇军首领唐继尧和孙中山关系的材料时,云南省档案馆馆长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由于当时云南省档案馆的材料作为战备还存放在山上,他特地命人从山上一箱箱拉下来供林家有他们查阅。当时,他们就在那里看了十几天的材料,天天用手抄,这才搜集到了许多珍贵资料。林家有教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研究岁月,不禁感慨道:“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室的所有老师同学都非常团结,师生相处融洽,老师们之间也从不争名争利,只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把孙中山研究做好做强。”

 

砥砺前行,走向世界

 

到了同年冬天,随着研究孙中山的资料已经收集得相对齐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室牵头与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决定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当时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宾馆举行,邀请了美、日和港澳台、大陆的众多学者参加,场面十分隆重。

 

当时,林家有教授陪同陈锡祺教授先在白云宾馆接见了杰出的孙中山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韦慕庭(Clarence M. Wilbur)。据林家有教授回忆:韦慕庭和陈先生不用翻译就开始愉快地交谈,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谈。期间,也有谈起他们两个人对孙中山研究的一些看法,谈起孙中山研究的伟大之处,他们的谈话内容对我的影响很大。韦慕庭在选择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时,首先就来了广州,并表示一定要见陈锡祺教授一面,他还把自己的英文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赠给陈锡祺教授。

 

会议结束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名声逐渐扩大,走向海外,不少国外学者都慕名前来访问。如著名的犹太学者哈罗德·史扶邻(Harold Zvi Schifferin)就来过中山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拜访陈锡祺教授,他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在中国被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此外,德国的金德曼、台湾地区的吴相湘、蒋永敬,香港地区的王德昭,以及日本的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岛田虔次、野泽丰,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中村义、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而孙中山研究室的学者们也时常到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等地进行访问交流。可以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对外交流正是因此次学术研讨会逐渐打开的,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之路也因此拓宽了许多。

 

薪火相传,展望未来

 

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改名为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研究所的编制最高峰时达到20人,力量可谓强大。研究所对孙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编辑和撰写《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研究论丛》外,还出版了不少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近代史研究是从主要研究孙中山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强大的,逐步扩大到研究辛亥革命、近代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政治人物、学术史、教育史、近代社会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孙中山研究所的科研队伍结构合理,老中青分布均匀,这也是近代史研究得以长青的保障。

 

作为新时代孙中山研究的领军人物、孙中山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桑兵教授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仍有进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桑兵教授正准备重写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北洋的历史,因此,孙中山的历史也大有进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规模很大,不是出一本书就能做得完的。桑兵教授有着远大的计划,就是扩展视野,从大规模搜集梳理资料入手,搭建一个孙中山研究的新平台。2012年,由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还计划编辑出版《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以孙中山生前和1949年为界分成三辑,每辑若干卷。此外,桑兵教授已经主持完成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编纂《孙中山史事编年》,这项工作早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之前就已经启动,至今历时五年多。《孙中山史事编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计五百余万字,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该书于今年校庆期间发布。

 

 

▲《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全集续编》《孙中山史事编年》

 

 

▲《孙中山史事编年》(全12卷,12册)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是联系着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生,尽管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孙中山研究的著述问世,却并不代表孙中山研究已经没有空间。正如桑兵教授所言:“到现在为止,孙中山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许多人因此觉得孙中山研究已经没什么可做了,也有人说可拓展的研究空间比较小,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孙中山的研究,只有在与历史时代的同步考察过程中,通过新的理解和新的视角,依托新的资料,找到新的切入点,才会有新的观点出现。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在中国社会下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有现象。只有把他的一切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中,才能弄清楚他的主要事迹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孙中山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着众多的课题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们探究孙中山,弘扬他的思想和精神,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把历史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是把伟人伟业薪尽火传、继往开来。所以,在新的21世纪,孙中山研究者所面临的工作,仍是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20171111日,从各地赶来参加《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全集续编》发布会的学者在永芳堂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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