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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咸与维新荣中堂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02日

戊戌年(1898年)初夏,百日维新开始之际,满洲权贵、协办大学士荣禄,却奉旨出任外官。

 

数日之内,荣禄的任职出现了两次变化。先是,大学士麟书病逝,四月二十二日,即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推行变法前一天,荣禄升大学士,接手麟书原来分管的户部,当属正常的职务升迁。荣禄原来的协办大学士和兵部尚书之职,由坚决反对变法的刚毅接任,刚毅之刑部尚书由步军统领崇礼兼任。

 

四月二十七日,上谕将帝师翁同龢(时以协办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及户部尚书)开缺回籍,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和四川总督裕禄来京陛见,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项任命的用意很明显,由王文韶接替翁的职责,而荣禄则接替王的总督职务。五月初五日,王文韶授户部尚书,并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行走,完全取代了翁同龢。

 

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显然是慈禧和光绪帝筹划的结果,当然主要体现的是慈禧的旨意,满洲大员的权势由此进一步加强,而荣禄则充当了这次清廷高层权力重组的一枚重要棋子。

 

新贵“荣”升

 

直隶总督列清代疆臣之首,故历来有大学士督直的传统,李鸿章更是以直督身份执掌北洋达二十多年之久,权势煊赫,不让京中各部尚书。因此,荣禄以大学士出任直督,体制尊崇。

 

更重要的是,出任直隶总督便于节制北洋各军。荣禄督直的核心也是练兵,掌握军权,这从他上任伊始,即大力筹备由皇帝陪侍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的计划中,也可看出端倪。

 

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谕令荣禄、胡燏棻(时任顺天府尹,负责修建铁路),秋间将恭奉慈禧皇太后銮舆,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所有海光寺、海防公所两处屋宇,著荣禄迅即修饰洁净,预备一切,并著胡燏棻将火车铁路,一并料理整齐,毋得延误。从这道上谕看来,天津阅兵是两宫都很重视的活动,阅操是为了检验新军练兵的成效,与甲午后荣禄主持的军事改革有直接关系。

 

总之,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是慈禧经过周详考虑后做出的决策,并不像康、梁于戊戌政变事后所宣传的那样预有政治阴谋(详见本期E2文章《天津阅兵疑云》)。

 

四月三十日,荣禄请训出京。这天那桐在日记中写道:申刻,到荣中堂处送行……酉刻到翁师处长谈时许,别泪纵横,不可道矣。那桐时任户部主事,翁同龢是他的老上级,荣禄则是头角峥嵘的新权贵,那桐这天的日记不仅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也揭示了两位上司的不同命运。

 

五月初一日,荣禄乘坐火车抵津,同日接过直督大印。初四日,奉旨授文渊阁大学士。初七日,正式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五月十六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奉慈禧懿旨荣禄现已补授直隶总督,所有菩陀峪万年吉地(在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慈禧为自己修建的陵寝)工程,仍着会同奕劻办理。由此可见慈禧对荣禄的信任。

 

荣禄接任直隶总督之时,正值光绪帝积极倡导新政之日。尽管荣禄对于光绪帝听信张荫桓等新党所进行的变法并不赞同,但也不敢公开立异。五月初七日,荣禄正式补任直隶总督后,光绪帝专门发布上谕称:

 

荣禄已补授直隶总督,并兼充北洋大臣。直隶为畿辅重地,凡吏治军政一切事宜,均应实力讲求;至外洋交涉事件,尤关紧要。荣禄向来办事尚属认真,惟初膺疆寄,情形或未周悉,务当虚心咨访,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其阘茸不职各员弁,严行甄劾,毋稍瞻顾因循。现在时事多艰,该督谅能仰体宵旰忧勤,力为其难,不负委任也。将此谕令知之。

 

从这份上谕看,光绪帝对荣禄初任封疆,给予了很高期望,希望他虚心访查,实事求是。荣禄抵任后,五月十二日就先将筹办军政、财税、吏治、民生及对外交涉、选用人才等大概情形一一奏报。如最紧要的练兵一项,即极力表示除旧布新之决心:

 

伏查天津军旅云屯,局所林立,皆与并饷练军相关。防营除聂士成一军、袁世凯一军外,淮、练各军尚不下数十营,其中或不免有将弱兵虚之弊,现已严檄将领饬将有无老弱充数、虚冒侵蚀各积弊,确切声明。一俟复到,遴派熟于兵事之员分往逐细查验,择其尤无状者严劾之,以示惩儆,其不得力之员弁,随时立予撤换。

 

“韶”规荣随

 

荣禄到天津后,留聘了前任王文韶的两位幕僚李葆恂(文石)、杨文鼎(俊卿),协助办理日常公务。对此,倾向维新的天津《国闻报》曾报道说:

 

中堂到任后,以北洋事务殷繁,幕府人才必须慎重,其选方足以资臂助。兹据官场传闻已饬李文石、杨俊卿太守入幕办事。文石观察以簪缨华胄,为文章巨公,前在河南,为许仙屏中丞所激赏;俊卿太守本系李中堂任北洋时幕宾,于洋务交涉事宜最谙。

 

上文中提及的许仙屏系江西籍人士,曾任河南按察使,后官至广东巡抚,为官有清誉,时与维新派地方大员陈宝箴合称江西二雄

 

因北洋大臣夏季驻天津,省城保定总督府的日常公事须由可靠的幕僚负责,荣禄决定继续任用前任聘请的幕宾陈维藩、娄春藩两人。抵任之初,便致函省署刑席陈维藩,省署日行文牍最为繁赜,仍祈执事悉心经理,以匡不逮

 

王文韶在直督及北洋大臣任内,重视海防,重整水师,又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及兴办学校,多有实绩。如有名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北洋铁路官学堂(唐山交通大学前身,现西南交通大学),即在其任内创建。仅从任用官员上看,荣禄基本承袭了王文韶时期的政务格局。

 

荣禄刚刚到任,就遇到一件棘手的涉外事件,即保定教案

 

五月十八日,驻屯保定城的董福祥甘军中营哨官二人进入北关外法国教堂,双方发生冲突,哨官被教堂中人捆绑,甘军营勇闻讯结队前往,救出哨官,毁坏教堂门窗,打伤教士杜保禄等,并将教士拖至营中。

 

案发后,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要求荣禄妥速办结。五月二十日,又来了一道上谕催办此事。

 

荣禄奉谕,即命直隶布政使等地方官迅速派兵护送教士回堂,并派候补道员张连芬前往保定协助办理。后又添派候补道员姚文栋到保定参与交涉。得知杜保禄已致电法国主教樊国梁,荣禄再派幕僚胡良驹前往京城与樊直接沟通。

 

教堂方面借口保定北关地势偏僻,安全不易保障,要求置换到城内,并提出与清河道旧署互换。后由胡良驹与教士林懋德一同前往结案。董福祥甘军驻扎保定,清廷诚恐日久生衅,六月初三日,谕荣禄就保定省北涿州一带地方酌量移扎处所,与董福祥电商妥办。六月初九日,教堂置换完成。

 

时任保定府知府沈家本(清末法学名家,庚子新政时出任修订法律大臣)称:教案之起,凡二十二日而事结。可见荣禄对保定教案采取了果断结案的办法,甚为有效。

 

“荣”人之“量”

 

荣禄任直督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即因政变发生回京加入统治中枢。评价该时期的荣禄,不能离开百日维新此一大的时代背景。可以说,这三个月荣禄在光绪帝的催问下,以地方督臣的身份对直隶新政确实有所推动。

 

五月二十九日,荣禄上保奏人才折,写道:为政之道得人为先,事君之义荐贤为本。方今强邻交迫,伏莽潜滋,时局艰危未有甚于今日者。非得贯通中外匡时济变之才不足以宏干济,非得能耐盘错折冲御侮之士不足以寄干城。此次奉旨保荐人才,很受外界关注,可看出荣禄眼中变法人才的标准和尺度:

 

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清亮公直,守正不阿,起家牧令,洞悉民间利病。奴才前与共事西安,见其巨细躬亲,裁制果毅,在督抚中洵为勇于任事之材,若竟投闲,似觉可惜,可否录用出自圣裁。

 

湖南巡抚陈宝箴,操履清严,识量闳远;河南巡抚刘树堂,任事果敢,干略优长;内阁学士张百熙、瞿鸿禨,练达精明,留心时事。

 

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质性果毅,胸有权略,统领新建陆军,督率操防,一新壁垒。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激昂慷慨,胆识过人,不避艰险,能耐劳苦。以上二员皆生自将门,娴于军旅,著重任以兵事,必能奋勇直前,建树杀敌致果之绩。

 

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志趣向上,博识多闻,通达中外学问,讲求时务,洵属有用之材,倘蒙恩简畀重要,必能实心任事,裨益时艰。

 

太仆寺少卿裕庚,精明干练,夙著勤能,历办交涉事务,出使外洋,操纵合宜,诸臻妥协。江苏苏松太道蔡钧,心地明白,才略优长,历在南洋办理洋务,不激不随,洞中款要,能使外人折服。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气度沉凝,学有根底,考求外洋法制,言皆有物,不事浮夸。以上三员于外交事务确有心得,如蒙简使大邦,或令在译署行走,值此多事之秋,必能有所裨助。

 

陕西渭南县知县樊增祥,学问优赡,志节清严,听断勤能,无愧循吏之选。兵部员外郎陈夔龙,秉心公正,志趣清刚,练达精勤,临事不苟。以上二员如蒙天恩擢任司道,必能有所表现,不至随俗唯阿。

 

可以看出,上述所举人员先后得到荣禄的力荐和任用,在晚清政治史上都有过不小影响。其中,文臣中鹿传霖、瞿鸿禨、袁世凯均入军机,张百熙官至尚书,李盛铎、裕庚为驻外使节,都是荣禄的亲信人物。只有陈宝箴因戊戌政变受到罢黜。

 

在上折保举人才的同时,荣禄还附片建议遴选使才预防流弊。他认为,用人应考虑其阅历,那些既未素砺风裁,又未熟谙政治的人并不适合,应选用学识坚卓,器局深稳之士,而又济以通权达变之才充任使节。不难看出,荣禄对当时各地督抚举荐年少新学人才的倾向,颇有批评意味。

 

六月初三日,光绪帝颁谕令直隶总督荣禄赶印《校邠庐抗议》一千部送京。该书是咸丰、同治之际曾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18091874年)所著,集中体现了中体西用的稳健变法思想,是协办大学士孙家鼐推荐给皇帝的。光绪帝极为重视,或许受到康有为点评黄遵宪《日本国志》这种方式的影响,皇帝命在京官员对冯著签注意见进呈,于是让荣禄就近赶印。

 

荣禄饬令广仁堂先行刷印一百部后,解送进京,六月初八日又令该堂刷印五百部,装订成书,相应派员解交军机处,代为呈进。六月十一日,又将所剩四百部印出送呈。这是供京官讨论变法的范本,官员们对冯的主张建议或驳或赞,对光绪帝产生过一定影响。

 

荣辱难辨

 

七月初六日,光绪帝寄谕荣禄:昨于初三日降旨催办各省学堂,计已电达。直隶为畿辅重地,亟应赶紧筹办,以为倡导。著荣禄迅饬各属,将中学堂小学堂一律开办,毋稍延缓。并将筹办情形,即行电奏。初十日,光绪帝又对各督抚设词拖延进行批评:

 

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叠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愒,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

 

这道谕旨严厉批评刘坤一、谭钟麟等,可见光绪帝推行新政谕旨在各地多被置若罔闻,或借词拖延,意存观望。光绪帝自然也借此警示荣禄等其他督抚,荣奉旨后,陆续将直隶境内各项新政开办情况逐一奏报。

 

七月十六日,荣禄奏报整顿保甲、联络渔团办法,拟办法四条:一曰损益旧章,二曰剔厘积弊,三曰明定赏罚,四曰严司稽察。认为四条办法均属简易可行,应饬各州县实力遵办,不得阳奉阴违,始勤终怠。其有未尽关目或因地制宜,应由各州县量为变通,禀明办理。但期于事有益,并不遥制其权。现值时事多艰,肃清内匪,固结人心,实为目前切要之事。七月十九日奉光绪帝朱批:著严饬各属切实办理,毋得徒托空言,仍属有名无实。

 

二十一日,荣禄又奏报已租赁房屋一所,设立农工商分局,定于七月十六日开办。保定省城,各府州县,俟妥议章程,也当饬各属一体遵照,从速举行。

 

八月初三日,荣禄向光绪帝奏报直隶筹办学堂并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情形,最后总结说:

 

综计保定、天津共已设立大小学堂七处,洵足为各属倡导。其外属府厅州县,地方有繁简,书院即有大小,应饬体察情形,分别设立学堂。先行试办,由浅入深,一切功课均仍遵照京师大学堂颁行章程,认真开办。各书院原有经费,如不敷用,由地方官督饬绅民自行筹劝。

 

当时,光绪帝对推动变法心情急迫,频频下达诏书催促督抚举办各项新政,言辞犀利,荣禄的上述奏报,很大程度上有些疲于应对。毕竟他刚刚莅任,即便有心改革,短时间也不会显现出实际效果的。

 

不管怎么讲,从遵从上谕的角度看,荣禄并无违抗的情节。康、梁等人称荣禄极力抵制新政的说法,显然与实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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