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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砚秋博士报告“走出困境:1930年代国民政府对美文化外交的源起”

作者:王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11日

 

201819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举办第74期学术活动,邀请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讲师郑砚秋博士作了题为“走出困境:1930年代国民政府对美文化外交的源起”的学术报告,活动由本所助理研究员魏兵兵主持。

 

郑砚秋博士以他对于这一研究的兴趣缘起引入报告。他因在美留学期间经常遇到当地人希望他能用最简短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由此开始关注到上个世纪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郑博士认为,对于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而言,如何利用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向西方介绍和推广本民族的文化,进而以此作为资源开展文化外交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重要一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实质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即谁有资格代表中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同时,这一问题还反映出在中国推动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除了对富强的追求外,还有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强烈愿望和行动。

 

 

郑博士指出,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文化外交”这一概念。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看到,日本退出国联后,还可以依托国际文化振兴会这家日本民间机构继续推动外交业务。对此,他们既有隐忧,也意识到中国推动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193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时,国民政府因迫于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而无法从国家层面组织参展。西方商人因此获得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呈现,更多是为了满足西方社会对于“神秘”东方和异域风情的猎奇心理,并由此获得商业利益。这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的不满,并刺激他们提出由政府推动文化外交的强烈诉求。

 

郑博士认为,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对于推动文化外交并不十分积极。但随着此后情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于文化外交重要性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9332月,日军向热河的进逼使国民政府看到故宫文物所面临被掠夺或损毁的风险,遂开始实施文物南迁。这一事件让国民政府意识到这些文物作为“国宝”的文化价值。两年后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故宫文物首次在国际上亮相。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开始萌生利用中国文化为其外交工作提供重要辅助的思想。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推动文化外交存在很大的困境和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国民政府统治力量的薄弱。报告人指出,尽管1933年至1940年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各种中外双边文化协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但受制于财政困难和派系政治等因素,在中央政府层面却没有一个机构统括对外文化交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利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平台实现中国文化向海外推广工作的计划,也因为中日战事正酣,而使得西方商人依旧实际掌握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权。这些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诠释方式更多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由此造成了中国文化仍以异域风情的方式在西方社会呈现,这与国民政府希望展现中华文化之璀璨与精深的初衷背道而驰。

 

报告结束后,与会同仁围绕晚清与民国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异同,国民政府对于文化外交的规划与考量,1930年代国际博览会的主旨内涵,国民政府推动文化外交的形式及其背后的时代政治因素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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