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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五四运动后的国民外交

作者: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18日

编者按:对于国民外交的定义,迄今尚未达成一致认识。梁启超曾以“外交的国民运动”和“内政的国民运动”进行区分,并提出此后的国民运动应从外交转向内政。作者指出,“事实上,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已经内转,但这种内转是否符合梁启超所称为的内政的国民运动,还需要思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大会相关的运动已经具有了政争的性质,但可惜的是这种政争并不是针对内政的改善,而是派系之争”。本文出自《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限于篇幅,有删节。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清末是中国近代国民外交运动的发端期,此一时期有三项运动被研究者置于国民外交运动的视野下: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拒俄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

 

清末发展起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各种,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中。

 

五四运动后国民外交的对内转向

 

梁启超曾论及五四时期的国民运动,并在运动之前特意增加了“外交”二字,命题为“五四之外交的国民运动”。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的“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这次运动从表面来看“性质完全是属于外交的”,并提出了“五四外交运动”的提法。

 

分析其他各国的国民外交运动时,梁认为:别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大率是政府先定有强硬的对外方针,国民起来做声援,运动是对外示威;而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完全不同,政府和国民分为两橛,这种外交运动也许全无效果,纵有也不能和别国的运动效果相比,运动的结果往往以对内反对北洋政府而结束;五四运动可以总结为三种效果,一是把中日关系问题摆上了国际舞台,而不再是中日间单独交涉的问题;二是让日本人感到“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得不稍加让步;三是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最重要的效果。论者对此种现象多以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丧权为解说,此点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必然还存在其他原因。有研究认为,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以及其他重要社会群体的推动,将反帝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提出,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力量,推动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不如说是半内政的”,因为它进行的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这种趋势应该使运动有扩大的可能性,“应该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内政方面”,但是事情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大多数研究者,如果不是无意地忽略,至少是没能注意到五四时期国民运动的这种复合性质,而没有充分理解梁启超早就已经指出的现象。目前的研究似乎将国民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合二为一了,因而提出了国民外交的对内转向的议题。在考证国民外交概念的来源时,有研究认为,国民外交对应的西方概念是外交民主化,而非“national diplomacy”,中国知识分子使用这两个译词可能是受到有贺长雄、信夫淳平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这些概念与今天的国民外交是不同的。梁启超曾经用外交的国民运动”和“内政的国民运动”来加以区分,并提出究竟当时的国民运动应该拿什么做主题的疑问。

 

笔者的疑问,不在于将国民外交运动上升到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合适,而在于如果国民外交运动已经成为政争的工具,其主要性质与表现形式已与国民外交无关,那么是否还有必要保留外交的外衣。退一步而言,即使将这场运动称为国民运动,如果将我们的分析与梁启超所定义的国民运动相比较,二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清末以来的国民外交显然已经远离其宗旨。由于参与双方都远非一般国民,将该运动称为国民运动都显得牵强了。但是无论如何,外交事件是这类运动的导火索和直接起因。梁启超说得明白:“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

 

梁启超希望今后的国民运动应该从外交转向内政,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绝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事实上,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已经内转,但这种内转是否符合梁启超所称为的内政的国民运动,还需要思考。论者认为,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大会相关的运动已经具有了政争的性质,但可惜的是这种政争并不是针对内政的改善,而是派系之争。果如分析,这里的派系政争是梁启超所希望的“内政的国民运动”吗?梁启超曾一一列举内政的国民运动所需要的十个条件: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要公开的不要秘密的;要在内地不在租界;问题要大要普遍;问题要简单明了;要分段落;运动主体要多方面;不要问目前的成败。结合这十个条件来看,或许参与者的身份最具争议。现有研究认为,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是政商学军各界的精英人士,劳工大众难觅身影,这显然不是全民运动,如果是国民运动,那亦属精英运动的一种。此次运动的对内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北京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二是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之争。这两个方向与梁启超希望的显然有差距。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与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

 

虽然梁启超希望将其转变为内政的国民运动,但绝非对统治权的争夺,而是以内政促外交,当时的运动与该项愿望似乎仍有相当距离。“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所有的运作过程不能当然认为是国民外交运动,道理很显然:为筹备大会所做的政治运作与成立后的对外交往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仔细考察华盛顿会议前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过程,不难发现,大部分的政争和派系之争其实是围绕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主导权,而非国民外交大会的对外交往。明了此点,对于认识纷繁复杂的国民外交运动有很大的帮助。

 

华盛顿会议于19211112日举行,同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的成立,但各派系、各政治力量之间围绕此进行的是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筹备工作,而非外交工作,主要的矛盾是围绕筹备过程的主导权、人数。因此笔者以为,将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层面是比较合适的:其一可以称为国民外交的成立运动,其二称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其三是国民外交运动。

 

192110月,为了增强对国民外交运动的领导,旧交通系开始对入会团体进行资格审查。1011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在中央公园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李景龢的提议,成立了资格审查委员会。随着华盛顿会议举行日期的临近,国民外交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加紧进行。10月下旬,北京推出郑洪年、陈懋鼎、王毅等十余人为代表,赴沪接洽组织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事宜。这些南下的北京代表中,既有旧交通系成员,也有安福系成员,显然以在野派系为主。

 

如果梳理华盛顿会议前中国的外交准备,可以发现,北京政府有意征求民意,显然是要为政府的外交主张寻求支持。1921710日,美国总统哈定宣告,将于美国举行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区域的相关国家会议。会议消息传来,中国国内舆论高度关注,政府和民间咸认此会议于中国命运具有极大关系。810日,身在美国的罗家伦以《东方杂志》特邀通讯员的身份在该刊第15号发文,强调会议的重要性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罗家伦认为应对之策中选派代表最为重要,因国家之命运大半托于代表之手,代表有力,当可为中国打开一条血路,谋将来之生存;代表而不能得力,则无异囚犯正法,弄几个亲人去祭杀场”。文章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国,“美国华侨之激昂,若由北京专派代表,则不但无活动之余地,而且必定到出丑为止”;广东政府未得各国承认,自然不能代表中国;除南北共派代表外,最好全国国民团体从速组织一“全国国民之大联合”,宣告国民的统一及其一致之主张。19218月初,北京政府宣布,中国将出席华盛顿会议,并向社会征求民意。此后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基本方向与罗家伦文章的提议是大致一致的,各地开始统合相关的团体,或者重新组织,或者成立新的团体,一时之间,各种势力纷纷出现。在北京,由政界人士发起的团体,大体上可以分属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一是“旧交通系”,二是“研究系”,三是“安福系”。

 

笔者注意到,各政治势力组织的团体,并不自认为是“国民外交团体”,而是有更为具体的名字。如叶恭绰等组织的“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汪大燮等成立的“太平洋问题研究会”,钱能训等组织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这些团体的成员相互之间多有重叠。如汪大燮本身还是“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团体是在舆论呼吁成立“国民联合团体”之后出现的,但其性质与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在声援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这一口号下,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些团体的成立,是否有政府的秘密授意不得而知,但绝对是得到了政府的公开允许。

 

此外,还有学界、教育界、商界成立的团体。如北京的“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工为主体;上海的“太平洋会议协会”,以江浙资本家为主;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组织了“太平洋会议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用“国民外交”作为名称的显然并不多。虽然皆为响应太平洋会议而起,但有些是否皆具有“国民外交团体”的性质是存有疑虑的。

 

北京政府虽然允许成立国民外交性质的社团,但并未放松暗中的监管。112日,北京步兵统领衙门侦察员载德撰写秘密报告,汇报其对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的观察结果。默观本联合会之内容俱在野政客及第一二届之无聊议员把持其间,借端行动,其目的在召集国是会议分配政权,创立第三政府,实非注重外交,乃关心内政也。查华府会议已近,而全国大会尚未召集,则将来亦无从提出国民议案,所谓监督外交,民意为援,是或泡影也。虽然有类似报告出现,但显然北京政府并未下定决心要阻止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其举动只是限于监管。不只是北京政府接获此类批评的报告,即使同在准备成立国民外交大会的上海团体,亦对北京的国民外交联合会不时发出疑问。早在1012日全国商教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担心,江莘指出,北京团体多为人利用,本会应加注意,免为人所骗;赵叔雍说,北京每发起一团体恒为官僚军阀所操纵,吾人对此须审慎从事;张晓宋发言认为,北京近有一外交后援会,即含政治臭味,对于外交大会要详细调查。尽管如此,大会仍然通过了成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提议。上海方面有此意向后,北京很快组织代表南下,准备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团体。对于上海团体的疑虑,北京南下的罗正纬尽力解释,“北京团体本多,惟性质原极复杂,然此次之事,商学政团概行联络,实缘所受刺激至深,步调齐一,故对外完全统一”。

 

经过北京、上海各团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准备,19211111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团体118个,到会者300余人,会议推举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为主席。李登辉发表了有关山东问题与世界和平关系的长篇演说,并组织讨论致美国哈定总统及华盛顿会议各国代表电文内容。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正式成立之前各团体和政治派系之间的谈判和联络,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政争也好,争权也罢,均围绕着为国民外交大会成立所做的准备活动。即使参考梁启超所呼吁的对内的国民运动,这些前期的准备也很难与之相联系。成立之后的国民外交大会的活动是否全属国民外交运动,亦应区别对待,不应一概而论。将该类活动称为政争或民族主义运动,都要比将其称为国民外交运动要合适一些。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的第三日,即19211113日,召集代表谈话会,太平洋外交商榷会代表翁吉云发言:吾人来此只本良心主张,但知一致否认北京卖国政府有代表中华民国之资格。国民党在会内的代表呼吁尤烈,明确提出否认北京政府及其所派代表。126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根据国民党人汤漪的提议,决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及其外交代表。国民外交大会内国民党代表的此种提议,能否属于国民外交运动呢?显然不是,因为其反对的理由只是出席和会的代表系北京政府派出,而非具体的外交政策和行为。

 

国民党代表的行为,主要的考虑当为争权,凡北京政府的行为,一概加以否认,招致会内其他代表的不满。12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江湘浦、上海总商会代表赵锡恩、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贾丰臻等11人联名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外交大会,六日上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发表致大会电,否认我国出席代表,无异自己取消国际地位,授人以共管之柄。同人等对于前项通电,不能负此重责,除各自报告本团体辞去代表外,特此宣告脱离该会。国民外交大会代表之间的这种分歧,也不属于国民外交。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广州政府、在野派系以及各民众团体之间,不论斗争如何复杂、派系如何划分,对于外交的具体议题是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即要完全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简单说来就是“废约”。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外交行为主要是“修约”,这显然与民众的呼声有较大差距。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积极利用民众的心理,以民意的指向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北京政府,个中显然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而非从外交考量。国民外交大会的主要领导人李登辉因而被舆论攻击为被党派利用,压力之下,被迫于1922117日辞去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主席委员职务。118日,李登辉在《申报》发表声明,解释辞职原因:外间谣传,有本会被党派利用干涉内政之说,华侨联合会诸同志,均以与本会外交名义不符,不甚赞成。

 

192226日,华盛顿会议闭幕,中日之间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时签署的还有著名的《九国公约》。此外交结果引起国内的不满,225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发表休会宣言,同人再四思维,认为铲除外交上之旧障碍,非否认北庭不可。孕育外交上之新生命,非承认现以广州为首都之政府不可

 

五四期间从事类似“国民外交”工作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团体,如国际联盟联合会、协约国同志会等,这些都属于民众团体。对于这些团体,只有把名称与实际、政治背景、主事者的人际网络弄清楚,才能有确切的认识,事实上,很多团体只是个空壳。到了华盛顿会议期间,这种状况仍然存在。

 

就国民外交的定义而言,中国学界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在各自研究的专长之内,学者们往往以其所涉及的外交案例阐述相关的学理。本文从学界研究国民外交运动常引为经典案例的事件出发,以审判的视角,尝试抽象出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近代特色。

 

在考虑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性质时,学界以往一般将其称为反帝爱国运动。同样的还有五四运动。然而,就事实而言,此举亦被称为国民外交运动。那么,国民外交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考虑到国民外交运动的外交指向性,如果将反帝二字去掉,可否将其称为爱国运动;或者将爱国二字去掉,可否将其称为反帝运动?如果将爱国与拥护某种政治势力进行更细致的区分,则国民外交运动的定义更趋复杂。如果仔细考虑学界现有对国民外交定义的阐释,要把上述诸运动统入国民外交运动的范畴,需要分别做出相应的分析。

 

从理论上而言,对于某项运动加以解释,首先要确认其是否属于国民外交的范畴,继而要辨别其是为何而起的外交运动,再之就是该种外交运动是否与政府主张相一致。上述三点对于梳理近代以来的国民外交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之所以列举出上述三点,从逻辑上而言原因如下。第一点,要确定一项运动是否属于国民外交运动,目的在于将一般的政治性运动排除到国民外交运动之外,尤其是在派系之争为政治之常态的北洋时期。判断的依据在于,运动的主题与外交是否存在联系。第二点,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该项运动是为了达到何种外交目的,为详细划分外交运动的性质等确立证据。第三点是将形形色色的国民外交依据其与政府外交的向背关系相比较,并非所有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目的皆与政府外交相一致,有的是为了支持政府的外交,有的则是为了改变政府的外交。以上述三点重新审视清末以来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从理论上思考近代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当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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