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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三个维度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01日

我们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传统文化,以及它的外延与内涵。什么是传统文化?从思想方法论方面来讲,我想我们在谈论什么是传统文化时,有三个维度需要考虑。

 

一是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的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又不等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这就好像封建主义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不等于封建社会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但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但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一样。这个道理应该容易理解。以资本主义文化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为例,资本主义文化理所当然地是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又反作用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现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主义文化外,还有体现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以及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存在。比如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和发展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众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也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持的是批判和反对的立场。又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文化外,还有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残余的存在,有时这些残余还相当盛行,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并不都是先进的,还有很多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如迷信文化、黄色文化等。所以,我们在讲传统文化时,一定要把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文化区别开来。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影响和指导着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是传统社会文化中的精华,而传统社会的文化,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其他一些文化。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传统文化持全盘肯定的态度,我认为没有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文化进行区分是其主要原因。全盘否定的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而我们一般所讲的“传统社会”,指的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这样就把“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划了等号,到了今天已是社会主义时代,封建主义文化当然应该全盘否定。这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传统文化,应考虑的第一个维度。

 

我们在谈论什么是传统文化时,应考虑的第二个维度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问题。我很赞成李老师刚才讲的,现在社会上一讲传统文化,就只讲先秦,讲两汉,讲魏晋南北朝,讲隋唐,讲两宋,讲元明清,很少讲到1840年以后,好像1840年以后就不是传统了。现在出版的名目繁多的所谓传统文化读本,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或者再增加几本道教、佛教的经典。好像除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几本道教、佛教的经典就没有传统了。1840年以后是不是传统呢?当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传统。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其中所讲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五千多年文明,当然也包括了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所以传统文化是发展和演变的,我们不能讲传统文化只讲孔子、老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我们还应该讲魏源,讲曾国藩、讲康有为,讲梁启超,讲章太炎,讲孙中山,讲毛泽东,甚至要讲邓小平、讲江泽民、讲胡锦涛。什么是传统,昨天发生的事就是传统,历史是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所组成的时间链,对于今天来说,前天、昨天就是传统,而对于明天来说,今天也是传统。而到了后天,明天也是传统了。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讲传统文化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好像传统越古越好,越古越是传统,而近就不是传统了。实际上早在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出了,对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的思想文化都应该给予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我认为1840年后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是我们应认真整理和总结的传统,在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些观念、思想和文化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继承与发展。

 

第三个维度是,我们讲传统文化时要具有整个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主体民族汉族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就是汉族也包含有不少少数民族的血统。与此相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这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这里强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的某一民族,如汉族。实际上,我们的二十四史中就有不同时期的各民族的生活、生产和相互交往的记载。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其他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化后的佛家经典,它不属于某一民族,如汉族或其他什么民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所以,我们在讲传统文化时,要具有整个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意识,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中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要以汉族文化取代传统文化,或把传统文化等同于汉族文化,要培养传统文化不是汉族或哪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意识和观念。同时我们在讲传统文化时也要多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感受,多发掘和宣传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杰出人物的事迹。要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来增加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要防止讲传统文化在汉族地区热、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冷之现象的发生。为什么讲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会冷?我们要认真分析个中的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讲传统文化时缺少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和观念,有人一开口就是历史上华夏民族如何如何,汉族如何如何,把传统文化等于了华夏文化,等于了汉族文化。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至于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都完全赞同,我这里想强调三点,这三点也是老生常谈,但我认为尽管是“老生”,但还有常谈的必要。

 

第一,要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实际上早在上世纪的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观点颇为盛行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我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复古主义的盛行,很多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搞复古主义,搞祭孔祭天,把民国初年被废除了的尊孔读经又恢复了起来,有人甚至主张以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的,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清理,不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这不利于思想解放,不利于改革开放。

 

第二,要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现在一讲传统文化,就说西方文化不行,西方文化没落了,马上就要崩溃了。实际上,无论西方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具有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力,只有其民族存在,它们就会存在,不会消亡。各民族文化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谁取代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我认为开放很重要。怎样处理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近代以来一直争论的问题,从五四开始到30年代,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争论不休。我赞成楼老师谈的,应该是和而不同,西方文化有它的价值,有它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应该互相交融,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较为流行,即所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认为19—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21—22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从今以后中国文化要取代西方文化引领世界的潮流,是世界文化中的老大。我认为这种观点有点复古主义倾向,违背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有人说这一观点是某某大师提出来的,我以为并不是大师说的话都对,大师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就是犯了糊涂。应该说,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强调的应该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要搞固步自封,夜郞自大。

 

第三,是怎样接地气的问题。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之后,光明日报采访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强调了接地气的重要性。原来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核心价值观的,我认为仁、义、礼、智、信,这就是我们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那时没有人天天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宣传,当然那时还没有报纸、广播和电视,也没有出多少书讲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但老百姓都能遵守,已成为他们日用而不知的一种习惯,那时候的诈骗犯肯定比现在少多了,商人也很少有卖假货的,大家都比较讲诚信。现在我们天天讲核心价值观,但为什么诈骗犯还那么多,假货还那么多,不讲诚信的人还那么多,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宣传还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很少接地气,老百姓不愿听,也不想听,你问问,老百姓有几个天天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地党报的。我就不看,上面都是官话、套话、空话、大话,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洋八股”和“党八股”。我不是否认宣传的重要性,但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宣传有注重接地气。讲如何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同样面临一个怎样接地气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这些学者讨论上,仅仅停留在报刊上的呼吁上,怎样要使它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的一部分,要成为他们日用而不知的一种习惯,我认为需要下大力气。我不是说韩老师今天召开的这个会不重要,这个会重要,学者们是要讨论,学者们怎样把这种学术性的东西变成一种日常的东西,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可能是我们更应考虑的。

 

当然,除接地气的问题之外,还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传统文化也要进步,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刚才讲的“双创”,我非常赞成,我认为我们在阐释传统文化时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思想、新语言,不能停留在“子曰”上,要将孔了的那一套话语体系转换成今天的话语体系。五四时期,陈独秀讲,他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和儒学,因为孔子和儒学已不适应现代生活。我为认陈独秀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认识问题就比别人深刻,孔子和儒学那一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于两千多年前,如果我们还是“子曰”,不给他创造性的转换,怎能和现代生活接上头呢?我们要使孔子和儒学以及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就必须对孔子和儒学以及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阐释,给它赋予新的思想内涵,必须利用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观念来阐释,老百姓才能接受。

 

——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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