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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波:考释胡适的两通电、函

作者: 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08日

摘要: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工作的第一步根本工夫。对前人函札、电报的审定,首先是依据最原始、最权威的版本,还原其真面。不确定系时的函、电,当考实其产生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而将史料放在更广阔的文献背景中加以解读,特别是研究史料链上的相关材料,阐释史料的基本义涵。以此为出发点,考释了胡适的两通电、函。

 

关键词:胡适函电;考释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1]对前人函札、电报的审定,首先是依据最原始、最权威的版本,还原其真面。不确定系时的函、电,当考实其产生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而将史料放在更广阔的文献背景中加以解读,特别是研究史料链上的相关材料,阐释史料的基本义涵。以此为出发点,考释了胡适的两通电、函。

 

一、向蒋介石报告第一次拜谒罗斯福的电报是1012日,不是1020

 

胡颂平先生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19371020日条,所记为胡适与王正廷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就此事电告蒋介石之事,原文如下:

 

    十月二十日    先生和驻美大使王正廷同去见了罗斯福总统之后,有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今午[]大使觐见总统,彼甚关心战局,问我军能否支持过冬?当答以定能支持。彼谈及九国会议日本或不参加,中国代表陈述事实后似可退席,请各国秉公商讨对策;但最好同时声明日本宣称之困难如人口出路之类,中国愿考虑以和平方式助其解决,如此则中国可得更大同情。彼又云:依照中立法应先判断战争状态是否存在,而彼坚避免承认战争存在,实已超过宪法权限矣。又云彼今日晚将有演说,仍以求得世界公论同情为目的。临别更嘱不要悲观,态度甚诚恳。谨闻。适。文。[2]

 

该书标注此电出处是《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3]后来,耿云志师、欧阳哲生教授合编《胡适书信集》、《胡适全集》书信卷据以收入时,均在电文后面标注(十月廿日)字样,也认定此电作于19371020日。[4]而有关研究著作,如白吉庵《胡适传》、徐希军《胡适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引用此电时,也认作此电作于19371020日。[5]当然,也不是所有学人都认作此电作于1020日,吴相湘在其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在引用此电时,认定此电作于1012日。[6]

 

根据电报内容,可知这是中美战时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则重要史料。1937819日,蒋介石接见胡适,要胡即日去美国”[7],研究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为中国抗战做宣传,同时争取国际援助。98日,胡适成行,108日抵华盛顿。此电反应的,是胡适抵美后首次拜谒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情形。所以说是首次,基于以下理由:第一,1937128日胡适复傅斯年函说,他107日尚未见美国总统;[8]第二,1024日以前,国内已经接到胡适在美拜谒罗斯福之报告,因王世杰是日复函胡适、钱端升,要胡等将在美谒罗斯福及其他人士详情,盼以飞函见示。”[9]

 

电文表明,这次拜会并非没有实质意义的礼仪性会见,它至少有这样几层意义:1、美国总统很关心中国战局;2、罗斯福提出了他自认为在九国会议上能使中国获得更大同情的建议;3、虽受中立法的制约,但罗氏仍为帮助中国做出种种努力;4、希望中国不要悲观,为中国打气。

 

笔者初读此重要史料,首先对此电系时产生重大怀疑。因电文明白注明发电日期为“文”日,熟悉民国电码的人都知道,电码韵母“文”日乃12日,胡谱何以说是20日?20日之电码韵目为。此外,根据胡适抵达华盛顿后之行程,也令人对此系时起疑。108日胡适到华府后当天,即去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大使馆还偶遇了老朋友陶行知。[10]在华盛顿住了七天”[11]后到纽约。最为合理的推测是:胡适拜会罗斯福并将有关情形电告蒋介石,就在10815日这七天之内,而电文又明白注明是文日,则1012日是最有可能的。

 

确定这份重要电报的产生时间,是首先要做的。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这份史料的解读,还关乎胡适赴美从事民间外交期间拜会美国总统这一大事的时间判定。因胡适谒罗与电蒋报告是同一天的事,若能将前者考证清楚,则发电时间也随之迎刃而解。笔者希望从王正廷、蒋介石的有关材料里查找出胡等拜谒罗斯福一些蛛丝马迹,但均一无所获。求索无门之际,突然想到应该查一查最早发表此电的《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幸运的是,笔者所在的近代史所图书馆就收有此书的复印本。调出一看,疑难豁然而解。该书收入此电,是在361-362页。此书收入的,不仅有这份电报,还收入王正廷谈同一事的给蒋介石的电报,冠以“王大使正廷电”的标题,在胡适电前面;而此二电的总标题是:“胡大使谒美罗斯福总统商谈经过”。王正廷电内容如下:

 

南京军委会委员长钧鉴:今午陪适之兄谒罗总统,彼以中国好友资格,表示数点,确有研究价值。(一)日本恒以人口繁衍为侵略理由,中国代表不妨在九国公约会议时表示与互商经济问题。(二)会议时,中国代表报告中日问题固不妨避席,表示深信各国主张公道。(三)罗总统坦白询问中国抗战能否持久?答以“能”。罗总统谓“切愿”等语,谨此电呈。正廷。文。

 

此电内容不仅与胡电基本一致,而且电报明确说王正廷当天陪胡适拜谒罗斯福。更为重要的,此电标题“王大使正廷电”的下面标注有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至此,则此电的系时问题可以解决,是19371012日无疑。

 

不过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收入的胡适电,与胡颂平据以引用的电文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第一句,《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所收,原文是:“今午大使觐见总统”;而胡颂平先生引用时,则变成了“今午[]大使觐见总统,显然,“[]”系胡颂平所加。因胡颂平见过《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他加上“[]”,表示胡适与王正廷与胡适一起拜会罗斯福。如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不引用王正廷电,又不加“[]”字,则单从胡适的电报会给读者这样的判断:12日大使王正廷拜谒罗斯福,而丝毫看不出胡适也一同拜谒。

 

第二,《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的标题“胡大使谒美罗斯福总统商谈经过”,不确,当时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依然是王正廷,而不是胡适,胡适接替王任大使,是次年(1938年)的事。

 

第三,《胡适书信集》、《胡适全集》书信卷虽注明电文出处是《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书,事实上所据的底本仍是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文章写到这里,关于发电时间的考证本可结束。但笔者想到,胡适拜谒罗斯福一事,是大事,必在其他文献里留下痕迹,因此,乃遍搜与胡适相关的傅斯年、王世杰、翁文灏(胡适赴美后,与这些人函电交弛不断)等人的传记资料,但均无所得。不过,万分幸运的是,在201612月举办的胡适国际研讨会上,笔者读到与胡适同行的钱端升之孙钱元强先生的文章《抗战初期胡适钱端升出使欧美记》,此文即研讨胡、钱美国之行的。钱元强先生引用了钱端升的未刊日记,其中1012日《日记》记得非常清楚:

 

适之与王儒堂今午见Roosevelt,态度颇诚恳,用意甚佳,云如日本不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可自请退席,请公决方案,以博更大同情云。

 

至此,则对此信时间的研考,可算“铁板钉钉”。但我相信,将来必定也能从别处搜到有关这次胡适拜会罗斯福的材料(比如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因大使拜会总统,惯例应该先通过国务院的),而伴随着更多资料的出土,必将更有助于分析这次会见的意义。

 

二、1959518日感谢代办机票的信,是给江元仁的,不是给赵元任的

 

胡颂平先生编著的惶惶十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在胡适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大书。该书虽系鸿篇巨制,但1984年出版时,仍属删节本。其原稿,较目下我们所见者,还要宏富。所以要删减,主要是因为其中有碍语,特别是有不少谱主批评、攻击台湾当局以及蒋介石的秘闻。这不但是删减的原因,同时也是迟迟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胡适逝世后不久,中研院继任院长王世杰力促胡适的秘书胡颂平编纂胡适的年谱。经过编者近十年辛苦爬梳,这部被油印成28册的大书终于在1971年完成,其时,蒋介石尚在世,因所记内容仍属敏感,不得不一再删改,直至1984年才出版删节版。[12]之后,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往的深入,不少胡适研究学人仍能从现藏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原稿本查到新材料。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书信卷,就收入不少来自原稿本而1984年联经版《年谱长编》删节的信函。其中,有一通出自第20册的致元任先生的信:

 

元任先生:

 

    今早得见光甫先生,他的精神焕发,使我十分高兴!

 

    我的飞机票事,承先生允为办理,至感。种牛痘书已找出了,今送呈。

 

胡适敬上

 

一九五九,五,十八夜[13]

 

《胡适全集》认此函系“致赵元任”。笔者初读时,甚有疑:熟悉胡适、赵元任关系的人都知道,赵、胡系相交、相知五十多年的密友,平素往来简直“不拘形迹”。他致函赵元任,总是直呼其名“元任”、或“Dear Y.R.”,或元任老兄,几十年几乎都如此,而赵元任致函胡适,则戏称“‘妹阿适之“‘棣阿适之[14]。而在这封信里,胡适不仅称元任先生,而且又说承先生允为办理,实与以往风格、习惯殊异。笔者乃委托台北胡适纪念馆郑凤凰小姐将《胡适先生年谱初稿》第20册之此函拍照给我参考。照片如下:

 

 

原来,是“江元任”而不是“赵元任”!

 

此外,《胡适先生年谱初稿》当日记述此函之前,还有有关这位“江元任”的记载:

 

陈光甫由江元任陪同来看望先生,胡适见其谈起出席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会议的事。先生托江元任代为办理来回的机票。

 

以此条与胡适的这封信联在一起,可知:518日这天,胡适几十年的老朋友陈光甫在江元任的陪同下,来探访胡适,胡适为其精神焕发十分高兴;会见时,江元任曾答应胡适为其办理赴夏威夷的机票,胡适一方面致谢,同时寄上代办机票所需要的种牛痘书。这是此则史料之要义。假如笔者编撰胡适的年谱,这一条当如此措辞:

 

陈光甫由江元任陪同来看望胡适,胡适见其精神焕发,十分高兴。又谈起出席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会议的事,胡适乃托江元任代为办理来回的机票。江面允。是夜,胡适致函江元任致谢,并函寄代办机票需要的“种牛痘书”。

 

综上,我们可确定此函不是写给赵元任的,同时,也进一步理解了此函的义涵。那么,这位“江元任”又何许人也?在朋友的及其广泛的人际交际圈中,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位“江元任”。为探求“江元任”的传记资料,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查阅胡函的原件。胡颂平先生的《胡适年谱长编》最为详尽的部分是19581962这五年,也就是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胡颂平先生为其作秘书的这个时段。这五年,几占整部年谱二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颂平不仅用了他自己所记的胡适活动记录、谈话记录,还大量引用胡适先生本人的档案。这封信的原件即藏于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中,调出原档一看,又有重要发现:原来前面考证的收件人不仅不是“赵元任”,也不是“江元任”,而是“江元仁”!

 

 

江元仁又是谁呢?

 

江元仁,1902-1968年,祖籍福州,出生于上海,192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执教于交通大学。江元仁之夫人夏璐梅(1904-2001)系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夏瑞芳之四女。1940年代,江元仁开始在胡适老朋友陈光甫的公司做事,后又担任陈氏开办的上海商业银行的董事。而江元仁能与陈光甫合作共事,得其妻兄夏鹏(夏瑞芳唯一的公子)之介绍。夏鹏与胡适亦交往甚多。胡适《日记》中屡屡提到的小芳筱芳,即是夏鹏。胡适与江元仁何时开始交往,不得而知。但1950年,胡适夫人江冬秀自曼谷经香港飞往美国与胡适团聚,这一路上一直有不同的朋友伴送(因胡夫人识字不多,更不通英文)。55日自曼谷飞香港这一段,就是由江元仁照料的。[15]1951年,江元仁出任在台北重行登记的中国旅行社总经理,以此职位代办机票,实在是非常便宜的事。

 

注释: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载《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2月。

 

[2]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620页。

 

[3] 此书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的第四编,1964年由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纂、印行。

 

[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737-738页;《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65-366页。

 

[5] 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384页;徐希军:《胡适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151页。

 

[6]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一册,传记文学丛刊之十八,1971年,176页。

 

[7] 胡适当日《日记》,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7册,黄山书社,1994年,347页。

 

[8] 胡适著:《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72页。

 

[9]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576-578页。

 

[10]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7册,399页。

 

[11] 胡适致江冬秀,19371019日,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429页。

 

[12] 可参考:余英时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所作《序》,是书2015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13] 《胡适全集》第26卷,260页。

 

[14] 广波按,妹阿“my”棣阿“Dear”

 

[15] 胡适1950511日《日记》,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原书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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