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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与湖南:地域仓储视野中的制度与市场——新著对读《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

作者:青年读书会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12日

 

201836日,近代史研究所第76期读书会在后副楼会议室举行,此次活动以“江南与湖南:地域仓储视野中的制度与市场”为讨论主题,对读新著《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两部书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四伍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陈瑶也亲临现场,与大家分享研究心得。本次活动由社会史研究室王康主持,本所青年科研人员任志勇、李在全、胡永恒、李俊领、李晓龙、张会芳、张海荣、李珊、郭阳、赵妍杰,博士后张淑贤、徐鑫、彭鹏、王春林以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李光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李期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伟洪等20余人参加讨论。

 

清代江南与湖南在经济上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江南农业经济的转型,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依赖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成“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成为全国米粮市场的最大输出地,江南经济则以纺织业为中心。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其粮食仓储制度在近代也发生转型。清代洞庭湖平原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粮食供大于求,米粮的流通、贸易与全国市场的形成关系密切。关于仓储和米粮贸易研究,学界一直不乏有影响力的成果,要想实现创新和突破难度较大,但这两部由青年学者撰写的论著,以实证资料为基础,展开了同前辈学者的精彩对话。他们分别以仓储、贸易为视角呈现了制度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前者侧重于仓储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转型,后者则强调米谷贸易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二者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是可以互补的,这也是青年读书会对读两本书的原因所在。

 

吴四伍首先介绍了他以江南为中心的清代仓储研究,并以苏州长元吴丰备义仓的经营、管理为个案,讨论近代仓储制度演变的原因。他认为,技术进步本质上会改变制度的内在逻辑。传统仓储主要在粮食交易过程中抽取利润,以救济民众,理念虽好,但承担了复杂的社会角色。而到了近代,江南仓储依赖不动产的利润远高于仓储自身参与粮食流动所获的利润。从传统“以仓养仓”模式到近代“仓外养仓”模式,运营技术的改变使得仓储的盈利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最终导致仓储制度的近代转型。接着,吴四伍提出江南地区仓储实践的代表性问题。仓储的空间分布表现强烈的地方特色,也遵循着内在的统一需求。各地社仓建设的资金来源、组织方式、救济内容等既有地方特性,又有全国统一标准。在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区域性特征对制度生成产生影响,但从全国来看,与制度背后的共性需求密切相关。另外,吴四伍强调,仓储制度是连接灾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社会制度。研究灾害救济不能只关注救灾时候的粮食赈济,而应该将粮食的储备、流动与灾时赈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来看,他希望通过清代仓储制度来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在发生灾害的紧急状况下,它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具体运作层面,它又属于经济问题。就仓储制度的演变而言,政治、经济、日常各个场域相互粘合,呈现出历史演变的共鸣与节奏。

 

如果说吴四伍的研究更侧重于清代仓储制度的演变,陈瑶则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社会机制入手讨论米粮贸易和囤积问题,关注地方人群如何应对全国市场的扩张。18世纪,湘潭地方米粮市场发展后,地方上出现的社会组织都与囤积有关系,族谱里面看到团练、书院、会馆占有土地、建立仓储,应对米粮贸易的机制。结合今天的讨论主题,她重点介绍了书中第六章的内容“积谷居奇定价:米粮囤积与清代湘潭社会”。她认为,同治年间米粮贸易中影响地方市场米价的最关键的两项资源——米粮和仓储,都控制在由湘潭地方士绅和粮商组成的积谷局司事集团的手中,存在积谷局司事直接或间接参与米谷贸易的情形。通过湘潭仓储网络的形成和细密化,可以从微观层面看到全国米粮市场的拓展过程,其影响力逐渐地影响到华中地区和社会基层。同时,地方社会的应对行动,一百多年来持续出现,最终建立起积谷局这样的县级机构。经营米粮实际上涉及社会稳定问题,不可能超越政府管控抬高价格,因此没有获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民仓的网络为本地商人提升社会经济地位搭建了上升阶梯,但并没有为地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把思想和追求束缚在单一、薄利、政府管控比较严的领域。

 

第一位与谈人李在全谈及两本书的阅读感受,颇有感慨。他认为吴的书用功极深,史料运用、数据整理等、信息量很大,论文写作选题虽受师承影响,但更彰显其社会关怀。与以往研究仓储规模和政府能力不同,吴的书侧重于制度内部的机制和困境,以及地方特性背后的全国统一性的研究。陈瑶的书整个思路和问题意识清晰,清代和湘潭构成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从米谷贸易来看地方社会的变化,围绕这米谷贸易的社会变化和地方人群的应对。由此,李在全想到区域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地方史哪些问题能够成为一个自洽的研究单元?就陈瑶的研究选题来说,从米谷贸易角度来看,湘潭就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单元,是很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此外,李在全就样本数量、史料来源多元化、传统经济史书写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位与谈人李俊领认为,陈瑶的著作以一个县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米谷的收购、生产、运输与囤积为逻辑层次,逐层推进,考察米谷贸易与湘潭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这个链条完整,层次清楚,细致梳理了清代湘潭社会如何卷入市场,市场如何渗透当地社会的双向一体的进程。李俊领治学于近代史研究领域,更关心区域社会史视野下晚清湘潭社会的整体研究,关注米谷贸易为中心所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比如清末长沙开埠,湘潭本地人不同意自开商埠,最后成为“寄港地”。该区域的商贸中心由湘潭逐渐转移至长沙,这对湘潭经济的影响相当大。因此,晚清时期湘潭士绅的文化观念、外国经济力量的侵入与“籴粜之局”有何关系?近几年,李俊领一直思考日常生活史研究,认为从制度与日常生活的视角下反思权力、技术与体制问题很有新意。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吴四伍将其概况为从“以仓养仓”到“仓外养仓”的近代转型。这一转型既涉及官方仓储权力的下放,也关联仓储实体的经营方式的转变。同时,清代仓储制度的设计与管理实施上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官仓常常出现“糊涂账”,产权与精确化管理应该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可否请作者从产权与精确化管理这个角度谈谈晚清仓储转型的问题。

 

第三位与谈人李晓龙一直从事明清时期盐场制度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因此谈及清代仓储制度和米粮贸易问题有很多共鸣。他认为,以往研究多强调外部环境,而吴四伍的著作则关注到仓储制度变化的核心,即内部运作的机制和内部矛盾的处理,这是制度史研究很新的视角,回应的是国家如何治理和控制米的资源的问题,及其制度困境和解决的过程。李晓龙提出,该书讨论的多是官方仓储,而民间仓储制度如宗族建的义仓,对官方仓储有没有冲击和影响,当官方仓储的经营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民间仓储是什么情况?制度史研究应该看到“人”的因素。仓储制度的施行受到市场影响。官员在地方上需要面对米粮市场,官员的身份是否就只是官员,我期待看到仓储运作中更多的人的活动。另外,省级财政制度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仓储制度的交易费用对仓储制度的变化是否有影响?吴四伍关注的是制度和社会的问题,较少关注市场。而陈瑶主要回应的是市场和社会的问题,缺乏制度上的关注。陈瑶的著作属于“华南”流行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观察市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回应了“市场如何形塑社会,社会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告诉我们市场是多元的、地方的能动性,让我们看到,社会实际上是人互动的结果。在这样的脉络下讨论问题,制度的因素可能会被淡化:清代湖南赋役制度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影响市场?行政干预是否对市场也有影响?黄国信老师的新书《市场如何形成:从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就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华南的问题经常关注宗族,商人、商业的机制对市场的影响其实非常重要,但因商人的材料难以查找,一直没有被讨论。我最近在抄家档案中就找到了一些盐商的信息,这类信息在刑科题本中可能也会有。

 

第四位与谈人李光伟认为,两部书都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多年修改打磨而成,对相关专题做出细致、深入、系统的分析,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关照了当代县域经济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等问题,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关于制度史研究,不仅要研究制度的构造和运行,将人的因素与制度运作结合起来,还要重视制度形成的过程以及人在其间的作用,如此将有助于把握地方性因素在国家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如书中对“技术”的界定、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未有明确说明和区革,笼统混用使得一些问题未能得到清晰解释。如对地方仓储亏空的制度原因及其真伪揭示不够深入。此外,该书还可从更宏观的问题意识反思缘何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之际,特别是道光初年,中国的改革先声出现在江南,且拥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主政者、参与者与后继者,从而深化清史与晚清史研究。陈瑶的著作为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湘潭例证,惟书中对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国家因素关注稍显薄弱,涉及国家与省级层面的内容多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作为背景交代,从区域研究反观国家着力不多。此外,湘潭米谷贸易是否为地方经济落后的唯一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如当地其他行业变迁对经济有何影响;长沙开埠、水运巷道与交通运输方式的变化,以及货币金融等因素,对湘潭经济发展有何负面影响,仍可再探讨。

 

随后,两位作者先后回应了与谈人提出的部分问题。陈瑶曾利用湘潭积谷局的资料讨论直晚清地方政治,而在这一时段讨论市场和社会的问题,已有黄永豪的论著涉及,在开篇就提到了长沙抢米风潮。李玉老师的书对长沙开埠问题也有讨论。因为清代湘潭是湖南省级经济中心,长沙经济地位比较低。长沙不易停船,而木帆船停靠以湘潭为集中地,所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近代开埠、航运业发展,导致市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这也影响了她未来计划转向船运过程的研究,从木帆船的角度看市场的形成。吴四伍也曾思考能不能用产权制度分析仓储问题,但发现行不通,因为在集权体制下官绅分得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给政府帮忙的角色。至于官仓和民仓的问题,朱浒在《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一文中已有讨论,所以他在写作中进行了弱化处理。书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出省级财政和交易费用,但在论证中是有认真考量的,例如在阐明仓储为何亏本就考虑到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

 

最后,青年科研人员先后谈了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并就社会经济史书写等问题做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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