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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循春: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

作者: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04月13日

内容提要 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

 

关键词 二元外交日本外务省 日本陆军 中日关系 对华决策

 

随着20世纪1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兴起,政党力量开始在日本政府的总体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原敬在1918年上台组阁以后,开始改变过去桂园交替内阁、大偎内阁、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决策中陆军话语权过重的局面,并促成外务省在中国问题上相较于陆军话语权的平衡乃至超越。这也是日本能够顺利参加华盛顿会议,并在原敬、山县去世后依然坚持协调外交、对华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基础。原敬、山县去世后,陆军省和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外务省之间缺乏调和者,矛盾逐渐凸显。从1921年到1929年,由上述矛盾引发的、双方在对华政策决策权方面的博弈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通过论述每个阶段双方博弈的史实,我们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流程、特点以及陆军在决策中的地位,并从中认识到所谓“二元外交”的本质,为我们更客观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日本的对华行动提供一个认识前提。日本学者关于二元外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国内学者在日本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二元外交等课题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日本陆军能够积极干涉对华外交的原因,不仅仅在于陆军军国主义思想、统帅权独立等因素的影响,还在于其拥有制定对华政策的能力和自信力。了解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首先需要了解日本陆军制定对华政策的能力。

 

一、 陆军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

 

近代日本陆军对其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干涉、对外务省中国政策的批判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军人干政”这一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的“陆军性格”使陆军对内政外交时刻保持一种拟干预的状态;第二,“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统帅权独立”这一法理依据,使陆军能够将对华外交问题随时“偷梁换柱”为国防问题而进行干预;第三,陆军拥有强大的对华情报网,赋予其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高度的自信力,使之时时置喙并贬斥外务省的对华决策。关于前两点内容,已经有多数学者给予过论述,不过,较少有学者将第三点内容与“二元外交”联系起来讨论。然而,身处历史现场的日本政治人物在追述“二元外交”之源流时,多会首先提到日本陆军对华情报工作的开展。陆军对在华情报网的构建及其对情报工作的自信力,实际上对于“二元外交”之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1925年初,参谋总长在对驻华谍报武官的训示中曾经表示:我陆军的对华情报工作并非他处可比,不仅为我朝野所信赖,更是我陆军之骄傲,驻华武官也表示面对欧美对华之物质优势,我唯有组织上之优势。这种自信力来源于其在中国的情报体系,包括驻屯军司令部、驻华使馆武官、各地实力派的日籍军事顾问三大机构。驻屯军司令部包括关东军司令部、天津军司令部以及1923年以前的汉口驻军司令部;驻华使馆武官包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驻上海、济南等地的领事馆武官;各地实力派军事顾问则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唐继尧等大小军阀身边的日本顾问或军事研究员。在众多驻华机构的基础上,参谋本部在1922年前后制定了对华军事谍报计划书,向各驻华机关颁布了情报搜集的大致方针及基本细则,要求各机关就中国问题,向参谋本部提供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为各驻华机关搜集情报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了解陆军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首先要对这些渠道的特点及工作流程有所认识。

 

第一,关东军司令部和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这两个驻屯军司令部在行政上向陆军省负责,但在实际的情报工作中,同时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做出报告。二者的情报获取方式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例如,1924年奉天特务机关长贵质弥次郎的华中调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川田明治的北京走访报告、本庄繁的吉黑两省陆军视察报告等,皆为主动的自下而上的对华调查。而1923年国际上对华共管舆论高潮迭起之际,陆军省命令驻华各机关分别做成对华国际管理之意见书,即为被动的自上而下的工作。两种形式的调查涵盖了东三省及华北甚至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并将重点放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例如,天津驻屯军对华北军队状况之调查,从军队规模、武器装备、作战能力、人员配置、各级军官名单及其私人生活,到各军阀驻扎防备概况、军用电话线路图等,事无巨细,全部涵盖。

 

第二,驻华使领馆武官。该机构以北京公使馆武官室为中心,相互独立,共同隶属于参谋本部。日本公使馆附属武官制度最早开始于1875年,早期需听命于公使,并无自动工作之权力。甲午战争后,武官权限扩大,成为专供参谋本部搜集情报的机构。驻华武官向参谋本部提供的中国情报非常丰富,以1923—1925年担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的林弥三吉为例,其在就任后不满一年的时间里,就向参谋本部发出了不少于35篇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华北军队详情、北京政府内情政令、中国对外交涉细节、北京学生运动详情、民众集会活动、国际舆论走向等。

 

第三,在华日籍军事顾问和军事研究员。该类人员隶属于陆军省,在派遣程序上由陆军省和外务省联合向内阁提供被派遣者名单,内阁再做出正式任命。该类顾问和军事研究员在情报搜集上不同于驻屯军和驻在武官的是,其具有较强的私人性质,专管内部情报,可以说是北京政府及各军阀同日本陆军高层进行交流的直接通道,在提供情报方面发挥着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在1921山东悬案的解决过程中,中日之间正式交涉难以进行,私下交涉却一直不断,其主要负责人就是坂西利八郎。北京政府内阁、总统府的一举一动都经由坂西向日本陆军中央报告。再如奉天方面的町野武马、菊池武夫、本庄繁、松井七夫、仪我诚也;吉林方面的铃木美通、林大八、大迫通贞;云南方面的山县初男;浙江方面的冈村宁次,广州方面的矶谷廉介、佐佐木到一、小野弘毅等,在帮助日本陆军中央了解北京及地方军阀情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以上具有机构性的对华情报来源以外,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还通过日本在华教官、军医等获取情报。陆军省还不定期向中国派遣临时差旅人员,以搜集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尤其是1925年以后,陆军驻华及临时赴华人员的情报搜集对象从人事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矿业、战时资源、生产力等方面,为陆军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主要依据。

 

来自驻华机构的情报一般会被送到参谋次长或者陆军次官的手中,参谋次长和陆军次官再将相关情报交付参谋本部第二部和陆军省军务局。第二部和军务局内部人员按照需要拟定出对华政策草案,再返回到参谋次长或者陆军次官手中。陆军中央需要处理的同中国相关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无须同外务省协商的纯军事性问题和需要同外务省协商的政策性问题。关于纯军事性问题,根据所涉及内容性质的不同,陆军中央处理相关问题的手续也就不同:第一,和军队调动等军令问题无关的事件,相关情报会集中到陆军省,并由陆军省以陆军次官的名义负责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参谋本部也可以参谋次长的名义,主动或者被动地向陆军次官提出相关建议。如19225月参谋本部提出的对奉直战后中国问题所持之态度19237月参谋次长武藤信义致陆军次官的中国现状对策案19238月参谋次长致陆军大臣的对英美关于中国铁路政策之我部意见等。陆军省拟定最终方案以后,以陆军次官的名义向驻华机关做出指示,重大命令则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向驻华机关做出指示。第二,和军队调动有关的情报,则被送往参谋本部,在做出决策后由参谋次长向在外驻军做出指示,重大命令由参谋总长签署。例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事件”的过程中,关于独立守备队、朝鲜驻军的调动情况,都由关东军参谋长向参谋次长报告,并由后者做出指示。关于对华政策性问题,在陆军内部拟定政策后,由陆军省军务局负责部外交涉。其基本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内阁会议上提出对华某问题的讨论,并要求制定相关对策;第二,陆军省将制定对策的命令传达给省内相关部门和参谋本部,后两者联合或独立制定出相关建议案,即陆军意见的核心内容,并提交给陆军次官,陆军次官将之汇总到陆军省军务局,由军务局进行综合、扬弃,拟定出代表陆军意志的初步草案;第三,经上级同意后,军务局将相关草案拿到由陆军省、外务省、大藏省、海军省等部门人员构成的联席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制定综合草案;或者军务局长持草案单独同其他省部机构交涉——如外务省亚洲局或大藏省通商局等,交涉后再制定新的草案;第四,军务局长将同各省部讨论后制定的草案提交陆军次官过目,陆军次官提出相关意见,返回军务局,继续同其他省部交涉,最终制定出陆军次官满意的草案;第五,陆军次官将草案交由陆军大臣签字,如有必要,陆军大臣可以会同其他省的大臣对草案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并制定最终成案,各大臣联合署名后,将成案提交总理大臣,并在内阁进行正式决议及对外公布。简单而言,即参谋本部做出核心意见,提交陆军省进行综合拟案,军务局负责对其他省部的交涉,各省妥协后制定成案提交内阁以政府名义公布。

 

以上即为陆军制定对华政策的基本流程:在对华情报搜集、与地方军阀的接触、军队内部调动等问题上,陆军坚持内部解决,不过问外务省的原则;在例如对华纲领、对华声明等政策性问题上,陆军需要同外务省协调,并最终以外务省或政府的名义对外公布相关政策。实际上,公开发布的对华政策的内涵,有多少体现了外务省的意志,又有多少体现了陆军的意志,却是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这就牵涉到整个20年代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过程。

 

二、 陆军与外务省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

 

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日本陆军推行“大陆政策”的野心在原敬组阁之后,随着“协调外交”的推行而有所收敛,华盛顿会议更使“协调外交”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后,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发展、国民反军风气的增加、对美经济关系的加强都进一步压制了陆军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直至田中义一组阁,才逐渐改变了陆军在对华政策上相对劣势的决策地位。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陆军虽然在政治地位、民众支持度方面有所下降,但在关系到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其只在20年代前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中后期便逐渐恢复了其强势地位。按照陆军和外务省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特点,可以将20年代的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20—1923年,外主陆从的阶段;第二,1924年至19274月,陆军对外务省阳奉阴违的阶段;第三,19275月至1929年,陆军对外务省全面反扑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参谋本部和政府的博弈中,政府占据优势。“一战”爆发以后,日本连续对外用兵,陆军在对外事务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严重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活动。1917年寺内内阁时期,为了排除陆军对外交活动的影响,政府专门成立了直属天皇的临时外交调查会,吸收政党和议会势力,增加其在外交事务中的发言权,以压制陆军势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久,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成为对外问题的重心,军令权再次坐大,陆军继续在对外事务中保持强大影响力。此时,政府及政党人士都对陆军的跋扈表示反感,原敬内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甚至在内阁会议上要求“立刻废止参谋本部”,然而,由于现实原因,政府无法改变陆军干涉内政外交的局面。

 

“一战”后,兴起于20世纪10年代初期的大正民主风潮进一步发展,同时国际社会追求民主和平之风气也影响到了日本,反军思想在社会日益普及,要求削弱军阀政治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例如,针对殖民地总督武官制度,当时的报纸称如今武官总督制度之大失态已经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改革政治之途径无非废除军阀和选任新政治家两种途径。旧武官制度使外人猜忌,搅乱东亚和平,无疑对政治有害无益。面对军部的顽固和社会的改革要求,原敬上台后借助社会风潮,巧妙地利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不和,通过一个现实方法和两个长远计划来改变现状。现实方法就是加强同山县有朋的私人沟通,减少同参谋本部的直接摩擦,同时拉拢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以牵制参谋本部。两个长远计划是:第一,通过田中义一推行陆军内部改革,以瓦解陆军干预外交的机构性基础;第二,渐渐将政党势力渗透到原本属于陆军管辖的领域中。具体而言,原敬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尝试推行军部大臣文官制、殖民地总督文官制、设立国势院以将军需事务集中到内阁总理大臣手中、联合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推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去职以图改革参谋本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自任海军大臣等。虽然撤废“军令权”的计划没有最终成功,但是原敬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确实实现了政府和外务省的意志,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在西伯利亚和山东铁路沿线撤兵问题上政府和政党意志的成功贯彻。1921516日,原敬主持召开了有内阁各大臣、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朝鲜军司令官、青岛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关东厅长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宣布了日本将从西伯利亚和山东铁路沿线撤兵的决定。参谋本部虽然对此表示反对,但经不住原敬政府多方面的工作,最终表示遵从政府意愿。这为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创造了比较积极的条件。这是一战以来,在陆军和政府就外事态度对立的情况下,政府最终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胜利,为此后两年间日本政府在同陆军在对外问题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奠定了基础。192111月,原敬遇刺身亡。19222月,山县有朋去世,日本政党和陆军分别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人,但是并没有改变已经形成了的陆军同政府的关系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山县去世以后,参谋本部失去了重大靠山,陆军省同后继的高桥是清内阁、加藤友三郎内阁、山本权兵卫内阁继续保持合作,对参谋本部保持压制态势。加藤友三郎曾明确指出参谋本部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造成了极端双重外交,陆军必须予以纠正,这些因素使得参谋本部无法对政府决策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另外,此时华盛顿会议结束,原敬内阁时期拟定的对外政策已经在国际上定型,任意改变只会有损日本形象。从19226月到19238月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加藤友三郎是当年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又是坚定的国际派,在压制日本国内陆海军强硬派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在原敬去世后的两年中,陆军顺应了政府的对华不干涉主义和协调主义、拒绝了对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援助、完成了从西伯利亚和山东的撤兵、推行了山梨军缩计划。这是日本政府在外事政策上对陆军的一次胜利。但是,这种状况从1924年开始就逐渐发生变化了。

 

第二个阶段,即从1924年宇垣一成担任陆相到19274月田中义一组阁为止,是陆军省与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矛盾最尖锐的阶段,特点为陆军省对外务省阳奉阴违,这体现在二者对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事变的态度上。从宇垣一成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着典型军国主义思想、权势欲、自负心和坚定意志的人,诸如“……群蒙弄柄、国运行诘,众愚妄动,社会停顿。凡事依靠外力终为不可。我当在爱祖国、爱陆军、爱人类的信念下,以公明正大之心机、吞吐宇宙之气概、乾坤一掷之机略、自在无碍之手段,勇敢走上匡救国家社会之大道……”这一类话语在宇垣的随笔中处处可见。1923年,中国掀起大规模的排日运动,使得日本国内众多人士,尤其是陆军,开始对原敬内阁以来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和在中国政策上的国际协调主义表示反感。宇垣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根本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与这样的国家为邻,日本外交家竟然能够袖手晏如,不得不说真是乐观的好人中国排斥日货日益强烈,日本商人着急难耐,出现各种骚动……即便是目光短浅的人也该觉醒了吧,但中日双方都有无能的政府,彼此之间难以成事。从这些内容可看出宇垣对日本政府之中国政策的反感,因而,刚刚登上陆军大臣的座位,他就主张改变过去的“对华不干涉”和“协调主义”外交,制定积极的对华政策。19241月,青浦奎吾内阁上台不久就决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陆军省趁此机会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外务省的对华政策方案。在该方案中,陆军省主张抛弃协调外交、积极干涉中国内政、援助张作霖,加强对华各项事业的统制工作。但是,该方案因为对华积极性过于明显而遭到外务省的反对。双方最终在调和了大藏省意见之后互相妥协,制定了具有相对积极性而又不违反协调精神“1924年对华政策纲领。但就在该纲领刚刚完成的时候,清浦内阁垮台,护宪三派”的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坚持“协调主义”的币原喜重郎出任外务大臣,完全反对“1924年对华政策纲领的内容,坚持更进一步推动对华不干涉主义和在中国问题上的国际协调主义,从而开启了陆军省和外务省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尖锐对立的阶段。

 

加藤高明内阁上台不久,中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币原喜重郎向日本内外明确表示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不会援助张作霖,并警告陆军中央和关东军,不要采取援助张作霖的行为。但是,以宇垣为首的陆军省和白川义则担任司令的关东军的援张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又因为担心同外务省过于明显的分裂会引发政治变动,所以就采取了对外务省阳奉阴违的决策,秘密援张。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在宇垣的授意、白川义则的配合下,陆军省先后两次至少向张作霖提供了步枪1万挺、枪刺1万条,步枪弹1500万发,各类炮弹数千发等数目巨大的武器供应。同时,陆军省还秘密安排在华将校帮助策动冯玉祥反叛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在日本陆军的帮助下,奉系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政治格局暂时按照日本陆军的意向展开。可以说,这是陆军省围绕对华政策在同外务省博弈过程中的一次胜利,该政策的成功进一步激励了日本陆军干涉对华政策的野心。1925年底又爆发了郭奉战争,比第二次直奉战争更加直接地威胁到了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面对这种局面,币原认为无论是谁统治东三省都不会不顾及日本的利益,没有必要支持张作霖,依然强硬地坚持对华不干涉主义。但是,宇垣则认为除张作霖以外,没有人能够保证北满的安定,支持张作霖并非因为对他个人有特殊待遇,而是为了北满利益”,强硬地坚持划定可解除双方武装的区域,并要求增兵东三省。经过交涉,外务省127日同意向双方传达一个原则性警告,要求双方战斗不得危害日本利益。但这显然不为陆军所满意。为此,币原同宇垣进行了直接商谈沟通。币原最终同意:1.由关东军向奉郭两军发出“20华里内禁止战斗行为的第二次警告;2.军方同意当中国方面对‘20华里提出疑问时不进行答复,允许通过正当外交途径来交涉;3.军方同意在禁战区域内,只有奉郭两军发生直接战斗时才解除其武装;4.军方同意设置禁战区域并不意味着关东军警备区域的扩大,允许非武力情况下的各种商业交易和人员募集,默许两军从禁战区域通过,即不再禁止郭军进入营口。令人费解的是,币原和宇垣就上述几点达成妥协后,宇垣一成给关东军司令的指示中只提及不禁止任何非武力强迫的人员募集和军需品买卖行为而没有提及只有两军直接战斗时才解除其武装、默许其进入禁战区域、不再禁止郭军进入营口一事,甚至指示关东军禁止铁路对武装团体的运输、为了防卫的需求还可以派兵进入附属地外必要的地点。对陆军的这些安排,外务省毫不知情。在做出这样的安排后,陆军依然要求增兵,而外务省却不再妥协,陆军就依靠“统帅权独立”,上奏天皇,获得增兵敕令,逼迫外务省以政府名义发布增兵公告。从这一连串的行动可以看出,宇垣在郭松龄事件中,对外务省政策的阳奉阴违,以及在对华政策上陆军的我行我素。实际上,这一阶段,外务省和陆军之间的隔阂与博弈不仅仅表现在中央,在驻华机构中,双方的矛盾也非常明显。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曾向陆军中央抱怨称,“虽然我们努力同外务省官员保持联络,但是他们对我们却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连电报都不给我们看,所以,希望中央能督促外务省让他们警告在外人员,与我们保持联络。”外务省驻外人员也对陆军的做法不满。驻奉天领事吉田茂在“郭奉战争”刚开始时也向币原抱怨称“白川司令同张作霖多次往来,却从来未对下官言及此事,关于此事变中军队将采取的方针,他也从来不跟我提起,我还是通过中国人知道了事情的大概,而且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鉴于我国陆军以往总是在中国问题上单独行动的先例,希望当局给予注意。”可见,1924年至1927年,币原担任外相、宇垣担任陆相期间,日本陆军和外务省之间的矛盾达到了20年代的最高点。

 

但是,这一阶段,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对政党制的肯定、对军部的反对之风潮依然强盛,尤其是1926年初的田中义一的陆军机密费事件被议员中野正刚曝光之后,时人讽刺陆军称蚕吃桑吐丝,我吃饭说人话,田中吃金子却吐谎言。由此,陆军在国民中间可谓面目扫地,国民反军思想进一步加强。连陆军大臣宇垣自己都说:在我上台之前两三年的时间里,军队一直是不得国民好气。上任后在僚友的帮助下刚改变了过去的风气,高层的将军就为了一己私利,引得国民的反感……听说过前辈为后辈做的烂事收尾的,但是,我竟然要作为后辈给前辈的烂事收尾,而且多次如此,实在是遗憾,更重要的是感觉这些事破坏了我们辛苦构建的军部同国民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国民对于军部的反感依然强烈,宇垣不会公然违抗政府命令,引发国民之更多的反感,所以,干涉中国内政之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另外,宇垣作为有一定政治眼光的军人,担心同外务省的直接决裂会引发政坛的变动以及日本国际外交的被动。所以,在对华政策上,陆军对外务省表面上协调,实际上我行我素、阳奉阴违。除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郭奉战争”以外,这种特点还表现在对华武器出口、拉拢中国地方派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陆军省同外务省博弈的激烈。

 

第三阶段是19275月至1929年的田中内阁时期。在对华政策上,这一阶段的博弈体现为陆军逐渐压制了外务省。如上文所述,陆军对币原外交的不满在多次事件中表现出来,至1926年这种不满继续酝酿,以至于宇垣在议会上对币原和若槻首相进行公开诘责。1926年中国发生的北伐对币原外交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北伐过程中出现的南京事件汉口事件等使币原的对华外交政策成为众矢之的。南京事件以后,日本社会对南京事件反应强烈,报道称百余名国民军对领事馆齐射后,饿狼般闯入,拿着手枪、刺刀抢劫现金、眼镜、手表、指环,领事馆瞬间化为阿鼻地狱。”各媒体纷纷宣称“中国的暴行无视国际信义,我当断然采取自卫之政策”,呼吁向中国派兵。日本社会持续许久的反军风潮在面对中国的北伐时瞬间消散了,这一背景成为陆军在该阶段重新掌握对华政策话语权的重要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即田中义一内阁的上台。

 

在对华政策失败的压力下,若槻内阁于1927420日全体辞职,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随即组阁上台。据宇垣一成记述,田中义一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友会总裁,主要原因就是政友会看重田中解决中国问题的手腕。因此,田中一上台就立刻着手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但是,要克服币原外交在外务系数年间留下的遗产,田中首先需要对外务省进行压制,以弥合外务省同陆军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为达此目的,田中自任外务大臣,并在外务省和陆军方面分别进行了新的人事安排。在外务省,长期活动于中国并同陆军关系密切的森恪出任政务次官,拥有很大的权力;先前的亚洲局长、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担任外务次官,后期又改为对华强硬的吉田茂接任;外务省亚洲派中心人物有田八郎出任亚洲局长。外务省最重要的职位都由所谓“亚洲派”人物担任,自然形成了对省内欧美派的压制,对于清除过去的币原对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陆军方面,田中任命与自己亲近并容易指导的白川义则担任陆军大臣。陆军次官和军务局长分别由年轻的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担任,并将过去几年中势力坐大的宇垣一成调任朝鲜总督,保证了对陆军省的控制。同时,担任参谋总长和参谋次长的分别是亲长州派的铃木庄六和金谷范三。可以看出,田中在组阁时对陆军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此时,田中兼任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陆相,消除了过去几年间外务省同陆军在中央层面的对华政策分歧。

 

田中上台伊始的对华政策体现的正是陆军的意志,这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来证明。第一件事就是1927年第一次出兵山东。陆军在19275月就已经有了向京津、山东、长江流域某处出兵的构想。随着北伐的进展,陆军渐渐确定了当直鲁联军在徐州败北之际出兵济南的策略。按照以往的政策,外务省必然不会同意出兵中国,但是,面对北伐的状况,外务省甚至在中国找不到可以就撤退居留民问题进行交涉的对象,再加上强势的森恪在外务省对陆军政策的推动、田中积极对华政策的宣传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外务省采取了追随陆军的出兵政策。这无疑是田中内阁期间,陆军在同外务省博弈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个开端。第二件事则是19276月底7月初举行的东方会议。此次东方会议又被称为第二次东方会议,以区别于原敬内阁在1921年举行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第二次东方会议相比较于第一次东方会议,陆军参会人员除了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以外,还增加了陆军省陆军次官及军务局长、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及第二部长、海军省海军次官及军务局长、军令部次长。这么多的军事高层人员参加政府的局部级会议,在田中内阁之前的20年代日本政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可以看出,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着陆军意志的。另外,从会议最终的“对华政策纲领”中也可看出陆军一贯的思想。该“对华政策纲领”大致可总结为三点内容:1为保护日本在华利益不惜采用军事手段;2要千方百计维护满蒙治安;3满蒙是中国的特殊地域,与日本关系紧密,且需深化其同日本之关系。这几点内容正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中大陆政策积极派一直所倡导的,更是从山县有朋到上原勇作、田中义一等陆军指导者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不难看出,陆军在田中制定对满蒙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日本陆军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刺杀张作霖事件。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外交纠纷,而交涉过程又无不体现了陆军的意志。甚至于后来当关东军以张作霖死后东北混乱为借口,欲出兵京奉线而遭到田中压制时,陆军中坚力量对田中也产生了反感——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此时在日记中批判田中外交软弱是应该被更换的首相。所以,进入田中内阁时期,陆军在同外务系的博弈中已经从过去的被动状态转为主动状态,并逐渐呈现出压倒外务省的优势,最终展现出其在对华政策上独断专行的特点。与此同时,过去外务省同陆军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逐渐转变成了陆军中坚力量同日本中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二元外交的本质

 

日本近代史上的“二元外交”出现得很早,陆军高层对之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二元外交”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又被称为二重外交两重外交。简单地说,就是外务省外交与陆军外交的并立状态。外务省外交和陆军外交又因为其机关所在地,分别被称为霞关外交三宅坂外交,两者在日本近代历史上长期并存。陆军外交起源于陆军对华谍报工作。明治58月,陆军大将西乡隆盛同外务卿副岛种臣就大陆政策进行了商讨,决定从陆军中选派优秀将校赴中国和朝鲜了解军事以备将来之需求。随后陆军方面就派出了北村重赖、别府晋介前往朝鲜,池上四郎、武部熊吉前往中国东北,明治6年又派遣桦山资纪、儿玉利国、福岛九成前往华南。明治9年,陆军省第二局长川上操六认为对清朝必有一战,所以进一步加强了向中国派遣陆军谍报人员的工作。随着派遣人员的增多,陆军支持成立了在华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等谍报机构,不仅负责收集对华情报,还负责培养陆军对华谍报人员,大大提高了陆军对中国情报的收集能力。陆军的对华情报工作从未间断,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本文第一章所论述的对华情报体系。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陆军依靠其情报体系获得了很多对华外交优势,自然会产生对华工作的信心以及对外务省工作的不信任,在实际的对华工作中也就屡屡出现干涉外务省外交的状况。这就是所谓“二元外交”的根源。从历史的实际状况看,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部才会出现陆军和外务省之间的外交二元化。对此,1926年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上给出了很充分的说明:

 

“多年来,一直有人非难军部,说我们推行双重外交或者军阀外交。早在七八年前外交当局就有人说,陆军不应插手同中国相关的外交事务。但是在我等看来,中国或者西伯利亚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外交问题,也是国防问题,是关系到日本帝国命运的大事件。如果是西班牙或者瑞典等国家的问题,陆军绝不会插嘴。世间所说的双重外交都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问题关系国防,自然不可能单纯由外交家自己决定,政治家、商业家、学者都会插嘴中国问题。这样的话,关于中国问题就不能说是军部的双重外交了,而应该是三重外交、多重外交甚至七千万人的国民外交……在中国问题或者西伯利亚问题方面,不可能绑住我们的手堵住我们的嘴,让我们等闲视之……今后我们依然会像过去一样进行中国问题的调查和处理工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我军部大多数人的想法……世间很多人都知道陆军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权威,我们自己也相信这一点。”

 

从宇垣一成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其首先在潜台词中已经承认了日本“二元外交”的存在,并坚持认为只有在中国问题上,才会出现陆军对外交的干涉。与此同时,宇垣还认为陆军将来也不可能停止对华外交的干涉,其理由就是对华问题关系到“国防”。实际上,这种思想正是导致20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陆军在对外问题上同外务省对立,且话语权越来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战以后,总体战思想逐渐成为日本陆军的主流战略思想,其要求战争同所有社会资源以及全体政治体系的紧密关联,并使军方能够将任何的国家活动定义为与国防有关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除非外务省完全成为军队的附属机构,否则“二元外交”的现象永远不会消失。20世纪30年代日本外交的真实状况正好诠释了这一点。可以说,这也是近代日本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本质性特点之一。

 

通过分析陆军同外务省在20世纪20年代的博弈与其他年代的博弈的差异可以发现,与其说20世纪20年代的二元外交是陆军对外务省的二元化,不如说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外交的二元化。

 

20世纪1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北冈伸一的《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总体而言,在20世纪1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问题上基本是处于政府的指导之下的,同时,政府对华政策体现的也是陆军的意志,陆军在对华相关问题上即便有不同于政府方针之处,也只是通过建言建策来表达自身对华政策意向,因而较少出现陆军同政府之间尤其是同外务省之间的直接矛盾。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政府领导人威望高,统治力强。20世纪10年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先后由西园寺公望、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大偎重信、寺内正毅、原敬担任。其中西园寺和大偎是明治维新元老、桂和寺内是陆军元老、山本权兵卫为海军元老,他们在军队及政府都有着很高的威信,对军部以及政府之全体都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陆军同政府之间在具体问题上产生的矛盾会在高层指导者手中得到化解。原敬虽然属于纯政党力量,但是其在政友会威望很高,且同山县有朋、田中义一关系融洽,在处理同陆军之间的矛盾时,能够同时从政党和陆军领袖两方面入手予以化解。

 

其次,20世纪10年代,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大部分是符合陆军意志的。例如,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内阁所推行的加强日俄合作瓜分满蒙、日本军事势力进入长江流域等政策,二次革命期间日本政府及政党对南方势力暗中支持的政策,一战开始后对青岛的迅速出兵政策,大偎内阁时期的满蒙独立运动、对华二十一条政策,寺内内阁时期日本对段祺瑞的支持、中日军事同盟的构建政策,以及原敬内阁批准出兵西伯利亚的政策,都是同陆军意志相呼应的大陆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陆军同政府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必然是有限的。两者在20世纪10年代最大的矛盾是陆军增设师团问题,上原勇作甚至曾为此辞去陆军大臣职位导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瓦解。但是,该问题的本质更多表现为政党、陆军、海军之间的利益博弈,其中对华政策意见分歧这一因素表现得并不明显。因此,在整个20世纪1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的推行是符合陆军意志的,甚至可以说就是按照陆军意志进行的。

 

第三,20世纪10年代,日本外务省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外务省独立决策的机会比较少、能力比较弱,很多时候表现得更像是总理大臣或元老的一个附属机关。作为一个国家一级部门,此时的外务省可谓规模微小——1917年全部职员只有四百余人,预算约为750万日元。20世纪10年代,外务省实行二局四课制,即所谓政务局、通商局及二局之下各设亚洲课和非亚洲课的格局。每当有事之际,省内才会设立临时的调查委员会等机构。所以,在对外决策上,外务省的话语权是比较弱的。更严重的是,1917年寺内内阁时期,外务省设立了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固然削弱了陆军对外交事务的影响,但同时也将外务省政务局的事务全都吸收,几乎架空了原本就无力的外务省,导致外交大臣、次官、政务局长都成了“伴食者”而已。直至原敬内阁后期该临时调查委员会才不再发挥实际作用。在整个20世纪10年代,唯有加藤高明担任外交大臣时曾尝试打破惯例,绕过元老,加强外务省力量,实现外交一元化,最后却落得无奈辞职的结局。所以,外务省在20世纪10年代的弱小,也是造成这一时期陆军与之矛盾较少,陆军在对华决策上有很大权力的一个原因。

 

有很多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进行过论述。当时,陆军的决策权已经远远高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外务省可以说已经成为日本陆军推行对华政策的跟随者,负责的只是事务性工作,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外务省被时人讽刺为陆军省外务局。关于这一时期陆军在日本对华事务中拥有强大决策权的问题已经无须多论。

 

综上论述,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这种压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敬、加藤、山本内阁时开始出现;到20年代中期的护宪三派内阁及宪政党内阁时期进一步加强,并将外务省和陆军的矛盾推至最高峰;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田中内阁时期开始出现逆转,并最终为陆军发动·一八事变留下了伏笔。可以看出,陆军而非外务省,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才是日本近代史上对华外交的最根本构成要素,而20年代二元外交的本质更像是日本近代对华政策走入了一个短期的岔道,并在20年代末得到了修正。也就是说,与其认为20年代出现的二元外交军阀外交是陆军对日本政府或者外务省的外交二元化,不如说是日本外务省在政党势力和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固有的军国外交的二元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来自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政党对外交的影响力的增强。大正民主运动以后,日本政党逐渐走向成熟,这种成熟表现为政党在多个政治领域内影响力的增强,其中自然也包括外交话语权的增加。1917年寺内内阁时期成立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吸收政友会总裁原敬和国民党总理犬养毅参加,可以说是政党直接指导外交的开始。1918929日,原敬组织成立政友会内阁,除了陆、海、外相以外,阁僚皆为政友会党员,该内阁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正规政党内阁。原敬在组阁前就曾提到陆军外交为政府多年来之积弊,常常累及国家为甚,其实例已不胜枚举……必须对之予以警戒,表达出其对陆军干涉外交的反感以及统一外交的意图。但是,政友会上台初期毕竟无法立刻扭转陆军干涉外交的局面,因此,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政友会依然同陆军妥协。随着政友会在国会、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执政力量的稳固,其在对外决策方面的指导力量渐渐足以和陆军相比,使其能够在1921年的西伯利亚撤兵、山东撤兵问题上迫使陆军向政府妥协。原敬内阁以后,政友会高桥是清组阁,其后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分别组织所谓中间内阁,依然保持了对外事务话语权。1924年初,青浦奎吾领导的贵族院内阁上台,引起国会内政党力量的反对,导致清浦内阁上台5个月便告瓦解,彰显出政党此时在日本政坛的力量。其后连续出现的护宪三派内阁、宪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了政党势力的外务话语权。尤其是币原喜重郎担任外务大臣期间,以非政党身份依靠政党在国会的支持,对陆军外交表现出强硬的打压态度,达到了近代日本政党外交的最高峰。1927年依靠政友会力量上台的田中内阁推行所谓的田中外交,其背后政党力量依然强劲,只是政友会主动靠近陆军,导致在陆军在同外务系之间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

 

二、外务省力量的增强。原敬内阁后期,关于外交事务的决策已经由政府完全负责,将对外政策决议送交上文所提及的“临时外交调查会”已成为一个单纯的程序,这必然带来了外务省决策权的提高。更主要的是,“一战”之后,外务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并大量增加了20年代的职员人数。巴黎和会前后,外务省增设条约局,下设三课,分别负责条约的草拟解释、缔结修正、国际法调查。和会以后政务局和通商局之下分别设立了第三课,大大增加了外务省的工作量和对外话语权。192010月,外务省又进行了具有里程碑式的改革,即亚洲局和欧美局从政务局中分离出来,至1934年之间形成了外务省的四局时代。新设的亚洲局和欧美局不仅负责处理一般外交政策、政治条约,还涉及对外军事。另外,新设的亚洲局所启用的少壮派职员,想要掌控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结合以上几点内容,自然引起外务省同陆军之间的冲突。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外务省又在19218月设置了情报部,直接负责部外活动;19235月设置了对华文化事务局;192312月设置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在发展中央机构的同时,外务省的外派机关也进行了扩张,除了各地原有的部分领事馆被升格为总领事馆以外,新的领事馆在部分城市也被增设起来。其中在中国新升格的总领事馆包括福州、济南、青岛领事馆;新设的领事馆包括芜湖、张家口、满洲里等馆。至1924年,外务省在职人员已经达到1101人,总预算达到2650万日元。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外务省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对外权力激增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外务省侵蚀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并与之形成博弈就是必然的了。

 

三、国际因素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所受到的最大的国际影响因素就是对美外交比重的增加。一战后,日本原本以日英同盟、日俄密约为基础的旧式帝国主义外交开始瓦解,美国式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式外交开始在影响到日本政治家的外交理念,这就是原敬、币原协调外交的产生基础之一。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日本成为华盛顿体系中的一员,协调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主流,不管是在对美直接外交上,还是在通过中国的对美间接外交上,对美事务的比重都大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外务系的欧美派话语权显著上升,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不熟悉美国情况的日本陆军在外交事务中话语权的相对下降。

 

以上原因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二元外交的特点,成为影响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因素。认识到该二元外交的特点以及陆军的决策地位变化,对于更客观了解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有重要意义。

 

四、 结语

 

近代日本历史上,陆军在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其对华外交与外务省对华外交的并存与博弈,是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论及的“二元外交”的主要内容。日本陆军对日本政府之中国政策的干涉和对外务省中国政策的批判有多重原因,其中,军国主义思想和明治宪法体制下以“统帅权独立”为特点的天皇政治制度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却常被学者所遗漏,即陆军强大的对华情报网络和对华决策能力。陆军拥有强大的对华情报网,赋予其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高度的自信力,使之时时干涉并批评外务省的对华决策。认识陆军在华谍报网络的构建、谍报工作的进行,了解陆军中央在对华决策中的具体工作流程,有助于深刻理解所谓“二元外交”的起源。陆军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内部决策流程的明晰,以及决策的高效率是陆军保证其对华决策地位的关键因素,也是20世纪20年代陆军就中国问题同外务省博弈的主要砝码。

 

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社会上反军主义的流行,政坛上政党政治的推进,都给日本陆军的地位和权限带来了一定的压迫,导致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话语权有所削弱。但这种地位的下降并非绝对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该变化随着社会氛围的变动和陆军同外务系之间的博弈而出现。在对华问题上的二元外交,与其说是陆军对政府或者外务省外交的二元化,不如说是外务省在民主社会风潮、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对日本军国外交的二元化。陆军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才是近代日本对华外交的根本构成要素。20世纪20年代的“二元外交”更像是日本近代对华政策在外务省引领下走入了一个短期的“岔道”,但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重新回到了陆军主导的道路上来。

 

本文作者郭循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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