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新闻快讯>>最新消息>>正文内容
最新消息 【字体:

曾业英: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作者: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10日

全文下载

 

摘要: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以及民国成立后的1912-1913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曾出现一个发表不少诗文的作者击椎生。此人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是蔡锷,有研究者认为不是,而是1907-1908年在日本积极倡议创设筹滇协会,借以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政闻社成员唐璆。澄清此问题,对实事求是评价蔡锷和唐璆都是必要的,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蔡、唐二人负责。

 

关键词:击椎生;蔡锷;唐璆;筹滇协会;《云南》杂志

 

一、前言

 

20166月,我针对邓江祁先生考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读史札记,并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即1907-1908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

 

2017814日至913日,搜狐网站老邓说史微信公众号连续发表20篇所谓摘自邓江祁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的文章,邓江祁坚持认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并对我的看法提出种种严厉批评,指称我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八九不离十是筹滇协会倡议人唐璆的辨识是霸王硬上弓”[①],各种理由完全是指鹿为马,一厢情愿,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其有关论证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全是废品……毫无学术价值和意义。而他提出的所谓事实铁证如山,不可推翻”[②]。甚至指控我贬蔡扬唐”[③],而且不能排除是主观故意”[④]。由于我对击椎生是否蔡锷,一直心有疑窦2008年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蔡松坡集》基础上增补《蔡锷集》时,未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一并录入”[⑤],因此,邓江祁又进而指控:正是由于我的成见、偏见和谬见,以致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诗文,长期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到蔡锷研究的开展和深入[⑥]

 

对于邓江祁“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而提出“商榷”意见,我表示欢迎,对其批评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坦率说,就邓江祁“商榷”文中提出的所谓“事实”证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邓江祁的所谓“商榷”、“论证”,非但未能“彻底推翻”[⑦]我提出的关键性证据,反而暴露了他提出的所谓铁证如山,不可推翻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为此,我依据邓江祁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既不会因你说是就是,也不会因你说非就非”[⑧]的提示,再撰此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就邓江祁以避重就轻,模糊、转移焦点等策略,湮没在其所谓“商榷”文中,却可充分说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些“历史事实”,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直接证据,申说一下仍然坚持以上原有看法的理由。欢迎邓江祁继续就本文所涉问题进行“商榷”甚至批评,但也希望这种“商榷”和批评,能真正如邓江祁自己所说,是从“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出发的,而且是讲道理的。当然也欢迎对蔡锷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不吝赐教。

 

二、击椎生不是蔡锷

 

邓江祁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主要有四个:一是蔡锷生前已有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说他“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蔡锷逝世后有惠我春[⑨]、郭燮熙在挽联中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二是南舟、惠我春、郭燮熙之后从无人对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自号)提出异议,因此,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三是击椎生19077月之前甚至更早就回国了,并非如我所说他1907-1908年尚在日本。四是19137又来了一个击椎生,他在云南政见商榷会的机关刊物《南针》杂志发表了一篇《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表明“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但是,我至今仍认为这四个证据都无事实根据,是站不住的,理由如下:

 

第一,记者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仅仅是他基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的一种联想,并非真正认为蔡锷有过“青年日自号击椎生”的事实。我今天仍坚持这一看法,因为这是事实,不容我改变看法。

 

据邓江祁说,早在1916811日,就有位署名为南舟的记者,在云南《义声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蔡总司令功成不居》的时评,已把击椎生是蔡锷这个问题交代得十分清楚了,因为他不仅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还对蔡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⑩]意谓击椎生是蔡锷青年日自取的。批评我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把南舟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这样清楚明白的事”,经过我“一番‘论证’后”,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这里曾先生竟还将南舟所说的‘日’改为‘即’,一字之改,就把作者的意思全改了),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11]那么,我究竟有没有把南舟所说的改为’”?南舟在其时评一文中是怎么说的,其本意到底是什么?究竟是谁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等等问题,看来都只有向南舟这篇时评的原文求证了。好在该文不长,邓江祁也提供了影印图片,为方便读者阅读,现据其影印图片,全文抄录如下:

 

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似于张子房。子房击秦之明年,祖龙死,故邱琼山先生(按:即邱濬[1418-1495],明琼州琼山人,字仲深,号琼台,著有传统蒙学《成语考》)谓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子房一击之功。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按:唐继尧,时任云南都督、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长),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博浪沙中之一击也。且云南首义后,公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自公讨贼之明年,袁世凯死。今日者黎大总统继任,其阔达大度,日本议员望月氏适拟之为汉高焉。昨阅中央策令,任公为川督,公以积劳多病,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亮节高风,与古豪杰后先辉映,此可见公之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在公,功成身退,固可为今人树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造,来日大难,而公之一身,实为天下安危之所系,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吾不禁崇拜英雄,而为之睾然高望,穆然深思也。[12]

 

由此可见,南舟此文的首句并不如邓江祁所说,他“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实际不但只是上半句,而且在“蔡总司令”前面还有“记者尝论”四字,以及后面的“有似于张子房”下半句。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指出邓江祁在《护国元勋蔡锷传》第383页引用南舟此话时,删去了首句中至关重要的前缀词记者尝论’”四字,其实是不妥的。遗憾的是邓江祁此次再引用南舟此话以证明蔡锷生前就有人指出击椎生是蔡锷时,仍然对此视而不见,将其隐去。

 

我之所以认为这四字“至关重要”,是因为四字中有绝对不能忽略的“尝论”二字。这二字中的“尝”字,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有它没它整句话的意思是全然不同的。没它就成了十分肯定的南舟“论”或“说”了,即如邓江祁所说,成了南舟“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了。有它意思则完全不同,因为“尝”字含有“曾也”、“试也”等多种意思[13],就成了曾论试论了。而通观全文,紧接其后,南舟又说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如何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看到蔡锷与唐继尧如何如何,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14],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南舟所说的尝论,显然是试论的意思。将其前后两个半句联成一句完整的话,南舟的意思的确清楚明白,说的是他要尝试论述一下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像古代的张良一样。南舟在这句话之后交代了张良击秦的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所以邱琼山先生说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张良一击之功后,紧接着就对他所以认为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像古代的张良一样的理由做出解释,说是因观于蔡锷和唐继尧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如当年张良博浪沙中之一击也”。而且云南首义后,蔡锷“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第二年袁世凯就死了。今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却“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于是,南舟知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到了今日便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记者南舟分明是看到蔡锷在讨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觉得很像古代的张良,而联想到蔡锷应当像张良一样“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哪有邓江祁所说南舟说的是“蔡锷自号击椎生”,“还对蔡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的意思?这也就不难理解1913年夏,参与《蔡松坡先生事略》编写任务的郭燮熙,明明知道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中只记有蔡锷号松坡,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稿于《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又通过介绍他编辑过《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诸书,交代他还署名过劫火仙,唯独没有以任何方式记述他此后还以击椎生为名发表过多达8万多字的诗文作品[15],何以1916年蔡锷逝世后却与惠我春联名的挽蔡联上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了。原来与记者南舟一样,也只是“联想”而已。所以,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依据南舟所说,提出“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按:现在看来,更准确的说还是‘联想’),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16]邓江祁既然认为我的论证”“歪曲作者的本意,那就请用南舟这篇时评中的话,也做一番论证’”,指出我那里、怎样歪曲作者的本意,不要用这种不做具体论证,仅以空洞的模糊焦点、信口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实史料、不讲道义。南舟“时评”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可供审读的原文就在此,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第二,20世纪40年代已有崇拜蔡锷精神人格者,以不采用蔡锷发表文章署击椎生,入其所编蔡锷年谱的方式,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

 

邓江祁屡屡强调“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自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提出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后,“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17]。而1916年记者南舟也在811日的云南《义声报》中发表《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可见,无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18]呵呵,真的是这样吗?我倒不这样认为。且不说无人提出异议”,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不能再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议”了,即就邓江祁所说也非事实。因为如上所说,早在1913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即使因他当时尚未或不可能见到后来南舟等人的记述而不能算是本人的否定,也有事实证明无论是2000年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上发表《蔡锷笔名质疑》一文的殷英教授,还是我2016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也都不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人。

 

何以见得?有事实为证。20世纪40年代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李文汉,云南嵩阳人,191110月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191512月护国战争爆发后,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第一营营长,随蔡锷出征四川。他自述是蔡锷精神人格崇拜者,而他编纂的《蔡公松坡年谱》就偏偏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其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并依据蔡锷亲自审阅过的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撰写的《蔡松坡先生事略》,在1899年条下记曰:随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时投稿于《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19]并没有像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那样,除了记述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时署名奋翮生,还署击椎生[20]

 

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是他孤陋寡闻,没有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因为194262日,他在完成《蔡公松坡年谱》的编纂工作后说过:我欲纂公年谱者历十数年于兹矣。先后搜集有关史料计十有余种,云南光复及护国史料极易得,独公在桂治兵数载,成绩卓著,而纪载缺如,仅在公家获广西干部风潮始末全案。民国元二年间公治滇政绩,文献亦无征,求之纪载既无可得。余乃遍访前辈乡达,及公亲故家属,口问而笔记之,亦麟爪耳。最后得吾师李印泉先生出示云南光复史料,有赵式铭诸君合纂之《蔡公传》(按:实际题为《蔡松坡先生事略》),周钟岳君之《建设篇》,公亲撰之《云南光复概况》(按:实际题为《滇省光复始末记》)。公之事迹,灿然大奋。余则大喜,乃参合各书及零篇断幅,竭半月之力而成此篇,无一字句无来历。异日尚欲编公全集,以布之海内,庶乎公精神人格将照耀于世,而昭兹来许也。”他还详细列出了意欲编辑的《蔡邵阳全集》的目录,计分五卷,其中第四卷是“诗文杂著”,在这一卷的“细目”中,李文汉所列的“诗”只有“二首”。第五卷是“附录”,在其“细目”中,李文汉还列有“哀挽诗文联句”一项。也就是说蔡锷逝世后,李文汉同样收集到了各方悼念蔡锷的“哀挽诗文联句”,并且打算作为“附录”,收入其所编的《蔡邵阳全集》第五卷之中。而在交代他编纂《蔡公松坡年谱》时参考引用过的“书目及档案”中,更是赫然列有如邓江祁在《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文中所插载有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图片[21]护国军神蔡公传略一书。[22]李文汉既是云南本土人,为编纂《蔡公松坡年谱》,又花了十数年的功夫,遍访前辈乡达,及公亲故家属,还将载有惠、郭二人挽蔡锷联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列为他编纂《蔡公松坡年谱》的“引用书目”,能说他没有搜集和看到惠我春、郭燮熙这副写有“少年别号击椎生”的挽蔡锷联吗?他既然和创办《云南》杂志的李根源有那么多的接触和交流,还得到李根源“出示”那么多的“云南光复史料”,又看到过惠我春、郭燮熙撰写的这副挽联,却不采用惠、郭二人的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的说法,而意欲编辑的《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而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那20首诗作,不是有点奇怪吗?今天我们虽然没看到李文汉交代他何以不采用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联的记载,也不能说他的记载都是信史,或没记载就一定不是事实,但他没有依据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联记下蔡锷有“击椎生”这么一个“别号”或“自号”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早有人对击椎生是蔡锷“别号”(自号)提出过“异议”吗?可见,邓江祁以“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作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回国有感》一诗,无法证明他“19077月之时并不在日本,更不能说明他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因而可证明他就是蔡锷。

 

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部分,依据击椎生19082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和《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中披露的他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东(京)学习近得内地来函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即击椎生自己披露了他当时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日本向《云南》杂志投稿的而众所周知,蔡锷19041024日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随即回到了国内,这时正在广西从事编练新军的工作,那么,断定远在日本的击椎生就是正在国内从事编练新军的蔡锷自然就难以成立了。”[23]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关键证据,邓江祁不针对我的论旨,即“击椎生不是蔡锷”加以反驳,却转移焦点至他的所谓击椎生与唐璆的经历并不存在高度“一致性”中提出批评,说仅凭“这一铁的事实,就足可认定击椎生不是唐璆”,认为我“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并表示对于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所谓的‘佐证’”,他“不仅早就注意到了”,而且还可为我“提供更多类似的例子”。[24]

 

不过,遗憾的是邓江祁提供的“类似例子”,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难道凭这些例子,就可像曾先生认为的那样,认定击椎生真的就是滇人吗?当然不能。”并由此引申出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佐证’,正是击椎生为了某[25]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反映了击椎生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是他的高明之处[26]

 

对此,我只能佩服邓江祁思想活跃,想象力丰富,并自叹不如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说上几句。首先,“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与击椎生在文章中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东(京)学习”和“近得内地来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无“类似”可言。其次,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是因为他的大多数文章不但抨击的是当时云南省内所发生的事,是在为云南人争权益,而且还发表在云南人创办的以云南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云南》杂志上,不顺情、顺理、顺势说“我滇人”、“吾滇”,难道要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我湘人”、“吾湘”不成?再次,击椎生的这种说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诚如邓江祁所指出:19092月,他将《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再次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上时,就将我滇人改为我国吾滇改为吾国了。[27]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已经说过,击椎生此时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南洋兵事杂志》的读者对象,不像《云南》杂志那样主要面向云南人,再提吾愿吾滇人等语,易为人误会他仅在为一云南着想。”[28]可见,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哪是什么为了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再说了,既然文章本身就未署真名,还用得着多此一举吗?显然,击椎生在文章中披露自己当时正在日本,与其“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一样,和为“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没有半点关系。邓江祁的解释,纯属个人想象。

 

当然,邓江祁对击椎生当时是否在日本的问题,也难得地提出了一个反证,认为他1907720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一首《回国有感》诗,不仅充分说明击椎生19077月之时并不在日本,而且从其回国之后又戎马历边城,从而有感而发这一点来看,也说明击椎生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并批评我居然连对这首诗的题目《回国有感》也没有仔细研读对于击椎生在此诗题目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国这一事实竟然如此失察?!”[29]

 

然而,这是邓江祁所说的“铁的事实”吗?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首先,这首诗本身就不能证明击椎生“回国”了。因为虽然如邓江祁所说,题目就是《回国有感》,但全诗的内容却是:“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30]诗中所说,大部分都是击椎生以往的经历,惟有最后两句说及回国之事,但却是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面对着室内的小灯欲诉乡心的击椎生也思归去,分明是想回故乡,而不是说已回。可见,此诗本身就不能证明击椎生19077月之前已回国,更不能证明他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是我对这首诗的题目没有仔细研读,还是邓江祁望题生义,不去仔细研读诗的内容?已无须我在此饶舌了。其次,邓江祁既然以此为据,认定击椎生19077月之前已回国,而且时间不短了。那么,又怎么解释击椎生这年9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感时》诗其二呢?该诗说:万叠愁怀万缕丝,乡关回首暮云迟。昏茫大陆悲秦祸,慷慨长吟诵楚辞。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31]其中“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不是又清清楚楚表明他这年928日仍未实现还家春梦吗?怎么7月就回国了,而且时间还不短了?是回国后又回日本了吗?何况如前所说,我还发现击椎生19082月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有证据表明他身居日本!究竟是谁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了?再次,的确如邓江祁所说,还有类似例子可以证明击椎生“19071908年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时也像唐璆一样身在日本,不过,不是邓江祁所说的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而是他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诗作。因为邓江祁回避并以转移焦点的方式,否定我提出的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时尚在日本的关键证据,因此有必要在以上证据之外,再举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击椎生在《招魂社大祭》一诗中说:“浩气充横万古存,光芒凛凛照千门。当年战骨成灰烬,犹有英雄未死魂。”二是在《感怀》(二首)“其一”中说:“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销[锁]翠湖烟。半生肝胆都倾吐,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可怜疆吏正筹边。”“其二”中说:“无限担当无限恨,被天强派作诗肩。蝉声叫得秋心碎,蠹简抛时午梦圆。风雨小楼酣岁月,河山故国几烽烟。而今昆海波涛恶,漫说孤舟听采莲。”[32]前一首,仅题目中的招魂社就足可证明此诗作于日本东京,因为招魂社就是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的前身。它初设于18696月,旨在为明治维新时期内战中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18796月,明治天皇将其改名为靖国神社。后两首,其中一首中的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销[锁]翠湖烟,另一首中的风雨小楼酣岁月,河山故国几烽烟,也都表明作于日本,否则,何以会出现蓬岛月河山故国等词语?前一首发表于1907720日,后两首发表于这年的825日,不也说明击椎生这时像唐璆一样身在日本吗?何况表明他身处日本的诗作还不仅仅限于这里列举的几首,怎么就不是唐璆,反而成了在国内的蔡锷了呢?谁是霸王硬上弓,的确如邓江祁所说不攻自破了。

 

第四,邓江祁在上述关键性的直接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击椎生是蔡锷而不是唐璆的所谓证据,这就是1913715日击椎生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了《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据邓江祁说,我摊上大麻烦了,因为这边所谓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就是筹滇协会倡议人唐璆的一团乱麻还没有理清楚,那边又来了一个击椎生站在我面前问我:曾先生,您还认识我吗?。在他看来,对于解开击椎生的真实身份之谜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任何研究击椎生是谁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该放过,因而要我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来“撇清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关系”。因为这是“民国成立之后,击椎生首次……在云南‘重现江湖’”。[33]

 

好吧,我首先就“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来证明一下“此击椎生”还是那个“击椎生”,并不存在所谓“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并非1913715日才又来了一个击椎生,还在此前的1911217日和民国成立后的191282021日他就先后来过了。1911217日,他在《申报》发表过《滇中近事杂感》诗一首,曰: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島月,乡愁深锁翠湖烟。半生肝胆都倾吐,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可怜疆吏正筹边。”1912820日,在北京《民主报》发表《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诗一首,曰:“罪成铁案重如山,卖国奸臣孰挽圜。斩得佞头真快事,龙吟霜匣剑飞还。凛凛威权驰海外,欢腾众口竞相传。一朝破坏劳收拾,留得声名满地膻。路权失尽国权空,多少兴亡感慨中。幸有蛾眉忧世局,廷臣犹醉太平风。满腔热血吐深衷,爱国新诗点缀工。一付柔肠千缕怨,美人襟上泪珠红。”21日又在该报发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一首,曰中原女侠慨凋零,血染钱塘水尚腥。离绪柔魂飘泊处,泣号风雨短长亭。兰摧蕙折不胜哀,万户悲声撼地来。哭破山阴秋夜月,泪干蜡炬已成灰。潇潇楼外月黄昏,呜咽江潮涨旧痕。万古精灵埋不得,但留青冢化香魂。西湖石上草凄凄,巾帼英雄姓字题。唤得男儿春梦醒,白阳[杨]荒草乱鸦啼。”请看,这与击椎生1907825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八号的《感怀》其一,以及19082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十二号的《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与《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除了前一首的标题改为《滇中近事杂感》之外,其内容有何不同?至于后两首连标题与内容也无一字之改,难道还不能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还不能证明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吗?

 

其次,1913715日,此击椎生在为制宪问题而发表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的确说过:吾以为宜规定一条曰:大总统于国家安宁幸福认为必要,得解散国会之一院或两院……至同意权之规定……若既采责任内阁制,则议会对于政府的失败,质问之,弹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及不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案亦可。无论行何道,皆足以使其去位。其监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而何必于用人之先,预为防范,致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也就是说,他是主张在宪法上规定政府有解散议会之权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员,而不附以何等之限制”的。[34]用邓江祁的话说,就是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而蔡锷此时也的确曾明确提出:编拟宪法有不可不先决二事一曰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二曰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甚至要求各省都督如以为然,恳于三日内速电复示,拟即联名电告委员会(按:指研究宪法委员会)及政团联合讨论会请其准此编拟[35]但是,仅凭此二事的相同认识,便可认定此击椎生与蔡锷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36],而认为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也即此击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了吗?我的回答是:不能!理由如下:

 

第一,但凡对民初历史有所了解者都清楚,当时在“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和“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这“二事”上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可说是数不胜数,且不说公开表过态的袁世凯官方人士和进步党人没有不持这一观点的,即就蔡锷发出征求意见的致各省都督电之后,不也有“宁、豫、闽、奉、鲁、蜀、陕、吉、黔、晋、甘、直、滇共十三省”的都督、民政长复电表示“赞同”吗?[37]在如此之多的观点高度一致者之中,何以能确定此击椎生就一定是蔡锷,而不是这十三省中的任何一位都督、民政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呢?我此前所说为国保滇的主要政策和理念方面的共同点”,“是每个筹滇协会会员的共同选择和信仰”,因而仅从这“方面的共同点”,“便认定击椎生就是唐璆,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38],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倘若全面体认一下“此击椎生”文中所表达的意思,便不难发现邓江祁似乎还要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39]。因为此击椎生固然如上所述,在反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方面与蔡锷认识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有不小的意见分歧。如此击椎生视国权与民权为对立的两极,在文中说主权之所在应属于国家(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不应属于人民,甚至表示由是言之,凡称国名之处,虽民字亦宜删除,曰中华共和国,曰中国,方为适当”[40],便不是蔡锷所认同的。在蔡锷眼里,国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民国成立,迄于今日,省自为政,中央力薄,不能收指臂之用,以致财政紊乱,政令纷歧,外侮内讧,相缘以起。推求其故,则现政府法律上之实力,不能发展国权,实为最大原因。故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力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41]。而国家所主之权,他认为既不是国家本身特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国民。他在日本留学时说过: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国民之权大,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大,国民之权小,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小。又说: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这是国家强大之“大根原[源]”。[42]辛亥出任云南都督后,他更是肯定:在共和国,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43]。蔡锷既然认为国权巩固然后才有发达民权之可言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立于国家最高无上之地位,甚至说自己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44]怎么可能发表国家主权之所在不应属于人民如此绝对而又与自己历来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何况就在1913715日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后的30日,他还在咨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云南蒙自至个旧铁路能否允法(国)人建筑一文中直率地说过:此路利害,路权与矿权相因,既归滇人自修,商款商办,主权在民,滇政府不能主持”[45]意谓因为国家主权在民滇政府不能允许法人建筑云南蒙自至个旧这条铁路。也正因如此,辛亥云南起义后,蔡锷对于未来的国名问题,虽然最初布告云南省内时曾表示可定为中华国,但同时又特地声明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仍应照统一政府之命令办理”[46]。稍后再次为中央会议提出二十三条大纲,供在滇各界团体以及素有研究之士预筹办法时,则只提出国名条目,并不给出自己的任何主张了。[47]而在其他场合和时间里,更是明确表达了赞成和坚持定国名为中华民国的态度。如他在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中,明确说过至国家组织纲要,鄙意略有数端。其中为首的一端就是被黎元洪赞为精当不易之言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合汉、回、蒙、满、藏为旗式,构成统一之国家[48]而且此后再也未对此国名提出异议。他不但在各种公私文件中始终坚持采用中华民国年号[49],还在为《南针》杂志撰写的祝词中提到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说: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中华民国用政党以斗国民”[50]而这个杂志正是发表此击椎生《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杂志,两人发文的时间仅相隔一期,蔡文发于1913615日的《南针》创刊号,此击椎生之文发于715日的第2期。蔡锷如果也如此击椎生凡称国名之处,虽民字亦宜删除之见,何以不将祝词中这句话改为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吾国用政党以斗国民“‘中华共和国用政党以斗国民?因此,邓江祁如认为蔡锷也同样说过“此击椎生”这种否定或类似否定国家“主权在民”和“中华民国”国名的话,那就请举出事例加以证明。否则,便不能排除“主观故意”要“贬蔡扬唐”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江祁自己了。

 

第三,“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的若干表白,与蔡锷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语言表达习惯差距甚大。如“此击椎生”在文末特地表示自己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评述“并非好为讥评,而妄有所主奴于其间也”,希望“王君谅之”,“凡各研究宪法者”也“共谅之”。“所愿当局者旁搜博采,详为审议,以归至当,而定国家根本。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51]这类表白均与蔡锷当时的身份、地位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全然不同。蔡锷当时不仅是云南都督,而且是在西南数省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的都督。川、黔、桂三省”如有“亟宜培植正论,以遏乱萌”的动作,往往嘱他“领衔通告”。[52]191267月乃至19136月还有人出于不同目的提议推举他为内阁总理。[53]因此,蔡锷当时待人处事底气十足,信心满满。他首次就编拟宪法不可不先决之问题二事,提出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时,就恳程都督(按:指江苏都督程德全)转商王君亮畴兼采此议,从速拟订”[54],语气坚定,只许采纳,不可拒绝,毫无商量余地。因章士钊提出研究宪法委员会人物须无偏党之心,以防止行政人员干涉立法”后,又当即通电章士钊及各省都督说:“锷意此种意见(按:供委员会采择的意见),无论何人,均可建言,委员会如以为是则采之,否则置之于会员言论之独立并无妨碍。至行政人员干涉立法固然不可,然既经推为委员之后,发论即可自由。诚如章君所云,无承受他人意旨之义务。故外间口实尚可无虑,惟委员会研究宪法内容时,亦不可不注意于立法部侵压行政权之弊害。”[55]蔡锷的态度始终是果断而有担当的,丝毫不像此击椎生那样既反对限制总统权力,又生怕开罪王宠惠等国民党研究宪法委员会委员,而请求王君谅之、各研究宪法者共谅之。对于政府执政者,也自立于在野身份称其为“当局”。而蔡锷则迄今所见,从不以“当局”称呼政府执政者,而是称其为“内外执政诸公”、“两院诸公”、“诸公”、“两院诸公暨省会诸君子”,等等。[56]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人指称蔡锷对于中央向来持逢迎主义,其宗旨之背谬,久为正人不许”[57]。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等等[58]。对于自己所表达的意思,则称锷意鄙见鄙意[59]。两人如此不同调,又怎能仅仅依据此击椎生反对宪法写入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便认定“此击椎生”一定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呢?

 

总之,击椎生1907-1908年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诗文中,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正在日本东京,而不是在国内的广西。1913年在云南《南针》杂志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时,虽然在制宪问题上反对限制总统权力方面与蔡锷存在共识,但又有主权在还是,以及中华民国国名方面的重要分歧,而且语言表达习惯也不同。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从而断定无论是1907-1908年远在日本的彼击椎生,还是1913年近在国内的此击椎生都不是蔡锷。邓江祁说他“20126月作《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根据他掌握的相关史料,从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击椎生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等五个方面,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论证,最后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本以为天下从此就可太平了[60]没想到时隔4年之后,又有一个别人的观点无法驳倒,自己的观点不能成立,而且还有大量的漏洞和该做而未做的作业”[61]的所谓霸王硬上弓”者,发表文章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恕我直言,邓江祁倘若不能就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这一关键性的直接证据,以及19137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时与蔡锷不存在任何分歧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说写一篇《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就是再写如此这般的20篇或更多的所谓商榷文章,也别指望天下从此就可太平,人人会与如此认定不可推翻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商榷者,一起尽情享用这种所谓史上最为丰盛而又营养、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盛宴”![62]

 

三、击椎生还是唐璆

 

对于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邓江祁不再如“论证”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篇幅那样草草了事,而以大部分篇幅转向批评我“八九不离十是唐璆”的看法存在种种所谓“失误”,以为这样即可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了。我对邓江祁能以大篇幅讨论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感到欣慰并认为应当给予肯定,因为如能以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击椎生并不是唐璆,那怕不是蔡锷而是别的什么人,也都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推进学术研究的可喜成就。

 

但是,要想对击椎生究竟是谁,是唐璆还是蔡锷这个非理论性的问题做出科学判断,终归还是要回到直接的关键证据的讨论上来方有可能。而与篇幅的大小、字数的多少并无关系,甚至与其他各种仅仅属于逻辑推论性的间接证据也关系不大,因为这种证据只是一种对关键性的直接证据起补充和铺垫作用的旁证,对解决击椎生是唐璆还是蔡锷的问题发挥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要解决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说到底还得有更加直接的关键性证据。而就此而言,邓江祁的文章虽然冗长,自称“三万余字”[63]。但是,所提供的可判断击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的关键性直接证据其实并不多。

 

关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问题,邓江祁提出的关键性直接证据,实际只有三个,其中之一是,如前所说,他认为击椎生19077月,甚至更早就回国了。意思是说1907-1908年的击椎生与蔡锷一样同在国内,并不与唐璆同处日本东京。以为这样便可一举两得了,一可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如他自己所说:仅凭击椎生19077月之前已经回国这一铁的事实,就足可认定击椎生不是唐璆”[64];二可彻底推翻我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论据。邓江祁所提出的这个证据如果是事实,当然很重要了,的确能如击椎生自己披露他在《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时,正在日本而不在国内可证明他不是蔡锷一样,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足可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的关键证据,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和认可。但是,遗憾得很,如前所说,这条可视为邓江祁提出的关键证据却已被事实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击椎生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诗文中,已不是一两次而是无数次披露他当时与唐璆一样,尚在日本而不在国内。邓江祁硬说他是远在广西的蔡锷,自然也就站不住了。邓江祁不顾这一事实,非要从击椎生一首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诗的标题中认定他19077月,甚至更早已回国了,并以此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而不是唐璆,不知算不算“霸王硬上弓”?

 

邓江祁提出的第二个关键性直接证据是,否定我提出的唐璆“像击椎生一样‘从过军,戍过边’”,妄指是我“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不顾史实编造的假经历。唐璆完全是被‘从军’、被‘戍边’”的。[65]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其实,我的看法是有事实可证的:

 

第一,据唐大圆说:唐璆1899谒邵阳贺金声先生学兵法1905肄业南京将备学堂,有志陆军1906以蔡松坡荐往广西郭人漳营,奉委回武冈招勇百六十人往,以意见不合,移交勇于岳宏群接带。”[66]南京将备学堂实际是江苏武备学堂,由江苏巡抚恩寿奏设,开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三日(1902112日)。头班学生毕业后招考二班学生一百二十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入堂学习,这年八月改作储备初级军官的陆军速成学堂[67]由此可知唐璆应该是该校头班学生。第二,据应邀嘱序的唐璆友人赵炳麟说:唐璆“壮年赞松坡将军,从事军旅”。[68]而唐璆的门生萧香荄更是对其师1921年前的经历作了全面概述:先生气钟河岳,质秉桢干,抱爱国之热情,具救民之宏愿,幼岁抒怀,已具安边之志,中年访道,翻成经世之才。三年东海,两渡南洋,佐军戎于西蜀,参大义于南滇,硕画迈伦,宏猷卓著。迨夫衡阳秉政,教化树模,谭公督湘,惟幄决策,嗣以时事日非,遂赋式微。”[69]据唐璆后人说,唐大圆所撰《衡永郴桂观察使鍊心公传》是在先父辞世三年后,先母检集先父遗墨,即日记、杂志、札记等共十余册,着人送请唐大圆先生所作[70]而赵炳麟、萧香荄之序文则均作于唐璆尚健在的1921年,而且与唐璆《自序》同刊于其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中,而《鍊心学果》一书又是唐璆亲身付梓成帙[71],说明这些序文是他亲自看过、认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唐大圆说唐璆拜贺金声学兵法;在江苏武备学堂学习过,有志于陆军;又被蔡锷荐往郭人漳营,并奉委回到湖南武冈招过160名兵勇,还统带过一阵子。赵炳麟说唐璆壮年赞松坡将军,从事军旅,萧香荄说他幼岁已具安边之志,中年后佐军戎于西蜀,参大义于南滇佐军戎于西蜀,当指参赞军事于广西,之所以没实指广西,是为了修辞上对偶下一句的“参大义于南滇”的需要,并不能因唐璆事实上没在“西蜀”(四川)从事军旅活动就认定其为不实之词。否则,唐璆不可能将其与他的“自序”同时刊印在自己的著述之中。至于“参大义于南滇”,则是说唐璆参与过云南一些重大的正义事业,如他倡导成立过反对英、法侵略,救云南以救中国的筹滇协会,先后出任过辛亥腾越起义后成立的张文光滇西军都督府“秘书”[72]、云南军都督府的参议,并作为蔡锷的密友参与过与滇西军都督府和解的谈判[73],为云南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起草过应付投效人员的“劝告”[74]文稿等等活动。这些事实无不清楚、明白说明唐璆的确从过军,戍过边,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根本不是我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不顾史实编造的假经历,恰恰是邓江祁自己信口开河不辨史料。因为这些事实都是唐璆自己及其家人认可的,自然可视为是证明击椎生是唐璆的直接证据。

 

邓江祁提出的第三个关键性直接证据是,“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这两句在击椎生文章和唐璆的信件中都出现过的话,究竟是谁先说的,即究竟是唐璆的信写在先,还是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先。如邓江祁所说,它的确是我认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关键性直接证据。邓江祁针对我依据唐璆的信写于1908121日,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其后的228日,提出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的看法。[75]批评我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即对一个中国妇孺皆知之事的无知”。还“拿这种根本就不靠谱的‘证据’来‘说事’,岂不太失严谨,对历史、对蔡锷、对唐璆太不负责?!”理由是我“阴历、阳历不分,把阴历直接当成了阳历”,未加辨析就将唐璆给梁启超的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1908121日了。因此,在彻底推翻我这个自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举世震惊的结论之前,需要他邓江祁先给我及其文章的6位实、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和相关编辑们补一堂微天文历史知识课。经过他依据《万年历》的换算和文豪梁启超文思敏捷及其他可能性的推知,他认为“‘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即便换算成公历也应当是‘公元1908222,而不是曾先生所谓的公元1908121’”[76]。邓江祁认为唐璆此信只能大致确定为190868日以前,而不是像《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推定的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说的1908121再从唐璆信中希望梁启超将发刊词(按:指筹滇协会机关刊物《筹滇》杂志的发刊词)早付来璆处,以便付印等语来看,我们又不难推知,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日。因为当时梁启超一直就在日本横滨,再说一篇发刊词对于文思敏捷的梁启超而言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因此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发刊词一到,《筹滇》杂志第一号就立即于190868日印刷出版了。于是,邓江祁推断: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77]

 

如此说来,判定唐璆这封信究竟写于何时便极为重要了,不但成了判定击椎生与唐璆到底谁引用谁的关键细节,而且成了判定击椎生是蔡锷还是唐璆的关键证据。不在这里交代一下当初我是怎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08121日的,就无法解决究竟是谁犯了最致命的低级错误既不辨真伪,也不加考证,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马,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78],因而在二万多言的文章中,错误连篇累牍,惨不忍睹,不胜枚举,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79]更无法确定邓江祁所说梁启超文思敏捷”,写这么一篇《发刊词》“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这样的推知是否准确无误。

 

关于唐璆这封写有“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两句话的信,邓江祁说得很对,的确只署有日子,即“西二十一日”[80],意谓阳历的21日,既没有月份,更无年份,怎么认定它写于1908121日呢?坦白说,我并不是从前辈的现成研判中,如认为它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以及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记载的其他三种日期中自以为是地挑选一种定下来的,也不是单纯从唐璆此信的内容中判定它写于1908121日,而是与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另一封信的对比研究中做出这一判断的。为免断章取义之嫌,恕我不得不忍心消费一下读者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先把唐璆另一封用以与此信对比的信,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

 

任公先生大人道鉴:前上两函,想邀尊览。《发刊词》如已作就,恳于日内付来;如先生事务太多,万不暇作,亦恳赐函示知为感。此间任编辑员者,亦均办试验功课,作者亦少(既文章太少,即可不作杂志,可照四川铁路改进会办法,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可否?如何?恳赐示为感)。璆作一长篇,万三千字,此时不暇全抄,特录前节敬呈尊览,祈有以指教也。时事日逼,莫可如何。二辰丸事,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璆阅之血涌气结,食难下咽,以璆之心苦,愈知先生之心更苦也。庆邸秉国钧,张袁握枢要,铁良掌兵权,海内外忧国志士,此时真无用才之地。除改良社会,作育人才,真无下手之方。璆自到东京,少有暢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神鼓舞,为之快者数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江浙路事,极激烈,极和平,无暴动,亦可喜也。璆来此年半矣。学界情形亦极留心,总之为我者多为国者少,书生多而豪杰少,无论甚么团体,赞成者多负责任者少,国事日坏,人心难挽,清夜思之,不禁流泪。璆本政闻社员,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隶之语,不知先生怪责否?璆发此言,实实有因。前月中,璆至一友人处,谈及我国前途,在座者七八人,有三四人云:“皇太后崩驾,康梁两先生必回国,回国必掌重权。我等在政闻社,他日亦可占势力也。”璆心快口快,直答云:“皇太后死后,乃我国存亡一问题,此最难解决者。政闻社为救国而起,非徒为占势力也。君等不思研究救国之法,惟预知后来之势力,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璆时声色俱厉,数人无以答。比有湘人成君亦在座,大为愤慨。成君慷慨士,与璆至交,后与成君言彼数人何以与我为此言?成君云:“彼辈专以得利禄为事,以君头上有发,以为宦场办事人。其实政闻社员不知平和改革之意,以为主张立宪,乃是附和政府,如此辈者约居多数,真知平和改革之精意者实少数也。”后璆到处留心,益信成君之言为不谬,心中实愤慨不已。以野蛮革命党,惟妄言妄动,欲利用外人,虽亡国不顾。二辰丸军火,果是彼党所为,真大可忧。而附和立宪者又多不知立宪之精意,即自己所抱造桓、文主义,此时疆臣中实无其人,亦徒劳想象,心中之苦,莫可言喻。苦人说与苦人听,惟向先生长言之也。率意草草,祈恕不恭。敬请道安,伏祈赐诲为祷。如小徒唐璆顿首谨上。

 

再者,去冬从彭君手收到惠款百元。此款未来之先,璆已扯空四十余元矣。两月余来,现已用尽,祈先生于日内再付百元,以济困难也。璆再及。[81]

 

此信虽未署写作时间,年、月、日皆无,但却能从信函所述的内容中较为准确地将其推断出来。第一,唐璆在信中说:如果梁启超为因“文章太少”,“不作杂志,可照四川铁路改进会办法,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82]而写的《发刊词》如已作就,恳于日内付来。这意味着唐璆写这封信时,梁启超虽然文思敏捷,写这么一篇《发刊词》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但很可能如唐璆所说,因事务太多,万不暇作,的确尚未写好,因而没能给唐璆付来,不得不恳请梁启超如已作就日内付来。而《筹滇》杂志第一号又的确如邓江祁所说,由日本人池田宗平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日(按:即190868日)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可知此信当写于190868日之前。这也说明信中虽然两次提到皇太后崩驾皇太后死后,但并不是说慈禧太后在唐璆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已经崩驾了,了,而只是他们急切盼望慈禧太后死去的一种心愿。紧接皇太后死后下面一句话,说君等不思研究救国之法,惟预知后来之势力(按:即皇太后崩驾,康梁两先生必回国,回国必掌重权),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其中预知一词可清楚说明这话仅仅是在座的三四人谈论此事时的预设心愿,更不能因为慈禧太后死于19081115日,而推定此信写于慈禧太后崩驾之后。第二,信中两次提到二辰丸问题,一次说二辰丸事,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另一次说二辰丸军火,果是彼党所为,真大可忧。经查,所谓二辰丸事,实指190825日广东海关缉获日轮第二辰丸私运大宗军火,予以扣押,并卸下该轮所悬日本国旗一事。[83]“既然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又有史料记载219日,驻北京日使林权助请外务部转告两广总督张人骏释放日第二辰丸,并索赔偿”[84],说明此信写作时间离此事发生的25日不太久,不会晚于219日。可见,此信应写于1908219日之前。第三,信中还提到唐璆自到东京,少有畅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神鼓舞,为之快者数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所谓去冬听马先生演说,实指19071215日政闻社在东京开会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相伯),马在会上发表演说一事。[85]由此可以肯定,唐璆此信写于此事之后19082月中旬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能准确判定唐璆此信写于19082月中旬之前,那么,就不难确定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含有以下内容的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了:璆在此间求学,原是第二事,求同志则真是第一事也,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欲组成一真国民志士之党。因为唐璆在19082月中旬之前的这封信里说过:璆本政闻社员,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隶之语,不知先生怪责否?璆发此言,实实有因。而唐璆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内容的这封信里恰恰说过这样一段话:璆观政闻社中人,奴隶人格居多数,真国民人格居少数之少数,真可痛哭者也。彼野蛮革命党,则无知无识,除虚声鼓吹,实行暴动外,别无他事,而附和立宪者则甘为奴隶。天下可痛之事,谁过于此?[86]可见,此信正是19082月中旬之前这封信里说的前函。而此信原件明确标注了写于西二十一,也就是说是西历,即阳历的21日写就的,而下一封信写于19071215日以后19082月中旬之前,依此推算,这封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内容的前函,不就可以确定写于1908121日了吗?我这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何错之有?怎么就是阴历、阳历不分,未加辨析将唐璆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阳历的1908121日了?又怎么可能是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了?我判定的时间怎么就不符合事实了?有了这封信的准确时间,怎么可能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了!邓江祁凭什么彻底推翻我提出的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仅以这种推后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与提前击椎生发文时间的办法来否定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也算失败了?是不是也算“竹篮打水,全盘皆输”,“美轮美奂的宏伟大厦原来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虽然蔚为壮观,不可一世,但一阵微风过后只能是灰飞烟灭”了?[87]

 

其实,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问题,无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皆非仅此几例而已。就旁证而言,尚可举出如下事实,以证明击椎生不可能是蔡锷,而可能是唐璆。

 

一是1907115日,唐璆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自去岁至今,璆止得其一函,不知先生处另有函来否?乞示知为感。”[88]唐璆此言说明他自1906年至写信之日止与蔡锷的联系并不紧密,两年间仅收到蔡锷一封信,对他的情况相当隔膜,以致不得不向梁启超打听情况。如果真如邓江祁所说,击椎生就是蔡锷,那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唐璆曾游两广者年余”[89],又是蔡锷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下、老朋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被邓江祁认定为蔡锷的击椎生已在《云南》杂志第四、五号发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以及第七、八、九号先后发表《游青山别墅》、《春日登塔陵》、《招魂社大祭》、《感怀》、《回国有感》、《日法协约问题》和《感怀》(二首)、《感时》(二首)等9篇诗文。唐璆也在发表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的《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署有其真姓实名的《救云南以救中国》文章。两人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所议又是共同关心的救云南以救中国的问题,如果击椎生就是蔡锷,两人的关系能如此波澜不惊,无一丝一毫的热络感觉吗?即使唐璆并不知道击椎生就是蔡锷,而未主动与蔡锷联系。那么,作为蔡锷的击椎生见到两年前曾被自己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下、老朋友的唐璆竟与自己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总不至于没一点反映,不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云南问题交换交换意见吧。即使因公务缠身未能与唐璆多联系,也不致在两个年头里仅仅只写过一封信,导致唐璆对他相当隔膜,只好向梁启超打听情况了。只有这个与唐璆在同一号《云南》杂志发表文章的击椎生不是蔡锷才有这种可能。而从唐璆到190711月还对蔡锷的有关情况如此不了解来看,也说明这个击椎生不是蔡锷,所以没有与他联系,否则是不至于造成唐璆不得不转而向梁启超打听他极为羡慕的能得到梁的多方教诲”[90]的蔡锷的情况的。而击椎生与唐璆如果是同一个人,唐璆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并不是关键证据。

 

二是如前所说,击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他的家庭境况。一次是1907720日,他在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一诗中说过: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另一次是这年828日,他在《感时》其二一诗中又说: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其中梅花一词,乃状物拟人之词,既可以是真实的梅花,也可以是诗人心中思念的人,当然也可二者兼而有之。击椎生家中既然有隐现在深竹里的小,还有种满梅花庭院,以及在月明之夜翘首期盼他寄远诗的心上人,说明他的家境不致太差。以此对照蔡锷和唐璆的家境,能够与此相匹配的自然也只能是唐璆,而不是蔡锷了。因为不仅邓江祁说过,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是: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母亲王氏是“两三岁的时候被父母带着在外逃荒”时被一“王家老人”救下,“所以也就姓王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一个名字”。其父蔡正陵“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纫,后在镇上一家商店当店员,还做过一些小生意”,母亲“王氏则在家煮酒、磨豆腐”,一家生活“相当困难”。[91]蔡锷出生于一个如此贫寒的家庭,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还有种满梅花庭院”呢?反观唐璆的家就完全有此可能了,因为他在向梁启超介绍自己的经历时,曾明确说过自1902年贺金声率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事失败被杀后,他仇视政府之心日益加切,更散尽祖遗之产,以蓄壮士,交豪杰……实欲身为破坏之先锋”[92],说明他的家庭还是比较殷实的。唐璆虽在信中说他散尽了祖遗之产,还如前所述,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请求梁日内再给他寄上百元,以济困难,但也因他还有不得不留此身老母原配妻子朱氏”[93]的存在,总不可能连房产都一起卖了,散尽了吧。何况唐璆后人也说过:本来,家藏先父唐璆遗墨文物甚丰……据说有旧时民屋‘两楼房’之多。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毁失殆尽。”[94]因此,说唐璆的家境可与击椎生诗作中的描绘相匹配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诗中描述的家境虽然较为符合或接近唐璆的家境,却不能因此而认定唐璆的家境是唯一符合或接近击椎生诗中所描述家境的,很可能在唐璆之外,还有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个人的家境也与此类似。正因如此,我认为也不能把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与是不是蔡锷的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证明了击椎生不是唐璆,就一定是蔡锷了。因为这是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说它有联系是如果有事实证明击椎生的确是唐璆,那就说明他并不是邓江祁所说的蔡锷;如果有事实证明他不是唐璆,那么,在唐璆与蔡锷同居一地,如日本东京或国内的条件下,即可能是蔡锷也可能不是。一个再简单不过,也是人人皆可理解的道理是,即使不是唐璆,也可以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张璆。可见,邓江祁不同时在搜求击椎生是蔡锷的证据上下功夫,却一味试图以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办法来证明他就是蔡锷,其实并非万全之策。要想证明击椎生是蔡锷,邓江祁还得回过头去找找在以上所提四个击椎生就是蔡锷的所谓“证据”之外,有无其他尚能证明他就是蔡锷的证据,而不是仅仅在他是不是唐璆方面白费力气。因为如上所说,即使不是唐璆,也可能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张璆。

 

至于1913715日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生,是否就是唐璆的直接证据,虽然迄今未能发现唐璆这时有何函电、文章以及专讲宪法问题的著述,似乎已难以从这方面判断此击椎生是否就是唐璆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唐璆1921年所著并留存至今的《鍊心学果》一书,以及其亲朋旧雨与门生们为此书所撰写的题诗和《序》中找到若干这方面的证据。如唐璆友人刘仁航在其所撰《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中介绍唐璆生平时说过:作为衡岳秀(湖南衡岳的优秀人才)的唐璆,奇慕南阳葛,高追东山谢”。[95]所谓奇慕南阳葛,即是说唐璆特别羡慕、敬仰出山前隐居于南阳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彼击椎生”1907928日在《云南》杂志第九号发表的一首《感时》诗也透露了类似的思想感情。该诗写道:满天秋色在冰壶,皎皎初心倍觉孤。一纸约章亡国痛,千秋疑案党人诛。从今大地无完土,安得扁舟有钓徒。江上数峰青如故,莫教番舶下荆吴。”“彼击椎生一纸约章下自注说:英法、日佛、日俄等约。安得扁舟有钓徒下又自注说:吾乡士夫多有隐志且欲他适以避祸者”[96]综观全诗及“彼击椎生”的自注,可以清楚看出所谓“从今大地无完土,安得扁舟有钓徒”,说的是“彼击椎生”目睹“英法、日佛、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彼此签订置中国于“亡国”之痛的“一纸约章”,十分期盼祖国的有志之士能勇敢地站出来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可是,“吾乡士夫”却“多有隐志且欲他适以避祸者”,使他感到相当羞愧和遗憾。可见,“彼击椎生”对怀有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也是高度崇拜和敬慕的,对其“欲他适以避祸者”则不以为然。刘仁航的题诗清楚说明,唐璆与14年前的彼击椎生的思想感情不仅高度一致,而且一脉相承。而唐璆既然对刘仁航介绍他像“彼击椎生”崇拜、敬慕能勇敢站出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一样“奇慕南阳葛”的思想品格未加否认,还将其题诗安排于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之首,加上他14年前在日本东京创办过联合同志,购[讲]求为国保滇之策,以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为最终目的之筹滇协会[97],也以真实身份在《云南》杂志发表过《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文章[98],不但对专以维护滇省权利的《云南》杂志很熟悉,而且对彼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诸多诗文也不陌生,无异于默认了他就是彼击椎生

 

又如,倘若从“此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如邓江祁所说,就是对王宠惠所拟宪法坚持采“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并不赞同”,而主张“扩大总统权力”这一事实出发,验证他与唐璆关系的话,那么,无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都有可说明“此击椎生”就是唐璆的蛛丝马迹可寻。旁证有如上所说的刘仁航的《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直接证据有唐璆自己所著的《鍊心学果》一书。刘仁航的题诗,在介绍唐璆的生平时,还说过这样两句:兴来舞双刀,得时不忘驾[99]所谓兴来舞双刀,是说他处世能力超强,办起事来文武双全。所谓“得时不忘驾”,有注者将“驾”解释为“乘、骑”,其实误,说的是他得志之时没有忘记犹如古代皇帝一样的最高统治者,实际暗指不忘扩大袁世凯的权力。而唐璆《鍊心学果》一书也有言:“今我国以共和之名,而变成唐末藩镇之局。借自治之名,而图割据之私,总统等于虚设,强藩跋扈无伦。”又说:“诋陆王为异端,骂康梁为禽兽。目光如豆,口若狂吠。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100]所谓总统等于虚设,不就是主张扩大总统权力的另一种说法吗?不就是此击椎生”1913715日发表在云南《南针》杂志上《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吗?所谓“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不就是反对“排外之主义”的又一种表述吗?不就是“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主张的国家“主权之所在”应完全“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不应属于人民”吗?紧急命令之权,“直宜采普(按:指德国)、日(本)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持公共之安全及避其灾危,视为紧急必要,于两院闭会不能召集,得发不反于宪法代法律之命令,但于次会期必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政府须公布其对于将来无效力”吗?紧急财用之权,“宜釆日本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全公共之安全,有紧急需用,因内外情形不能召集国会,得发命令为必要之处分;但应于次会期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吗?由此可见,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一样,其实都是唐璆,而且还是唐璆自己在其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中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因为他不但没有否认刘仁航题诗中关于他仰慕出山前隐居南阳的诸葛亮的记载,还亲口表达了对限制袁世凯统治权力和主张“排外主义”者的不满。

 

既然邓江祁以上提出的三个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关键证据均已被事实证明不能成立,而其他四个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也被事实否定了。特别是经唐璆亲自审阅过的《鍊心学果》,又证实了1913年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与1907年发表《感时》诗的彼击椎生,在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方面与他自己极为一致。那么,还能说击椎生就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吗?邓江祁讥讽别人只摸到大象的尾巴,连大象的腿、耳朵、鼻子、嘴巴和身子统统都还没有摸到,就急不可待地断言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当然是过于天真,过于浮躁,也过于武断了”。[101]令人遗憾的是,邓江祁似乎连大象的尾巴也没摸到,更不用说其他了,就急不可耐地断言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102]。究竟谁更天真浮躁?谁更武断?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①]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②]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③]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三:无中生有》,http//www.sohu.com/a/163544492_620255

 

[④]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六:逻辑混乱》,http//www.sohu.com/a/163604673_620255

 

[⑤]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7页。

 

[⑥]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⑦]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⑧]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⑨]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云南宣威人。1915年在昆明创办《义声报》。记者南舟的文章就发表在他创办的《义声报》上,可见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说蔡少年别号击椎生,也不排除实际来源于记者南舟这篇文章,甚至惠我春与南舟或许就是一个人。

 

[⑩]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11]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别号不是笔名》,http//www.sohu.com/a/161757004_620255

 

[12]文中字句之下的着重号“.”为本文引用者所加,下同。

 

[13]参见《康熙字典》丑集上,口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4]请邓江祁仔细看看以上原文,是字还是字,我擅改了吗?

 

[15]参见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蔡松坡先生事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4-1515页,以及注释

 

[16]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9页。

 

[17]邓江祁:《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邵阳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8]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19]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415421页。

 

[20]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一),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第3页。

 

[21]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22]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9册,第526-532页。

 

[23]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0页。

 

[24]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25]邓江祁原文如此。

 

[26]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27]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92-93页。

 

[28]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1页。

 

[29]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30]击椎生:《回国有感》(1907720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75页。

 

[31]击椎生:《感时》(二首)其二1907928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80页。

 

[32]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7479页。

 

[33]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九:此击椎生是谁》,http//www.sohu.com/a/190792546_620255

 

[34]《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1913715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297-298页。

 

[35]《致各省都督电》(19132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11-812页。

 

[36]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九:此击椎生是谁》,http//www.sohu.com/a/190792546_620255

 

[37]《致各省都督电》(1913224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261页。

 

[38]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6页。

 

[39]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别号不是笔名》,http//www.sohu.com/a/161757004_620255

 

[40]《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1913715日),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293-295页。

 

[41]《致各省都督电》(19132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11页。

 

[42]《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二),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1314页。

 

[43]《在蒙自绅商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2911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735-736页。

 

[44]《致张国淦电》(1912121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795页。

 

[45]《咨复外交部文》(191373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078-1079页。

 

[46]《布告全省同胞文》(191111月),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345页。

 

[47]《致各省都督电》(1911112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335页。

 

[4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111月)、《黎元洪复蔡锷电》(1911121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344页。

 

[49]参见《咨复外交部文》(191373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079页。

 

[50]<南针>杂志祝词》(191361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931页。

 

[51]击椎生:《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邓江祁:《蔡锷集外集》,第299页。

 

[52]《致李烈钧电》(191322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13页。

 

[53]参见《致朱师晦函》(191271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675-676页;黄远庸:《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民国元年七月三十日),《远生遗著》上册,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页;《致蔡锷电》(1913619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1册,台北国史馆印行,199610月版,第26页;黄远庸:《无理想无解决无希望之政治》(民国二年六月十四日),《远生遗著》下册,第3卷,第142页。

 

[54]《致各省都督电》(19132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11-812页。

 

[55]《致程德全等电》(1913227日),邓江祁:《蔡锷集外集》,第262页。

 

[56]参见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40844845848等页。

 

[57]《民国宪法问题·蔡锷异想天开》,北京《中华民报》,191339日,第6版。

 

[58]参见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85585981981811021105等页;云南通信:《国民党之风云》,上海《民立报》,1912109日,第8版。

 

[59]参见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0801083等页。

 

[60]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1]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62]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3]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4]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65]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三:无中生有》,http//www.sohu.com/a/163544492_620255

 

[66]唐大圆:《衡永郴桂观察使鍊心公传》,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2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4页。

 

[68]赵炳麟:《<鍊心学果>序》,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254页。

 

[69]萧香荄:《<鍊心学果>祝词并序》,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257页。

 

[70]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9页注释

 

[71]唐晋湘:《前言》,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3页。

 

[72]《腾越光复纪略》,谢树琼辑:《杨振鸿、张文光合刊·张文光》,民国三年甲寅十月上海锓版,第7页。

 

[73]《张文光致彭蓂电》(1911123日),滇第一军都督编修处编辑:《滇复先事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80页。

 

[74]《云南军都督府政务会议速记录》(1912420-6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572页。

 

[75]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7页。

 

[76]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77]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78]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79]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80]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81]原函见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所收原件影印件,第89-95页。

 

[82]实际上后来还是作为杂志刊印的,并取名为《筹滇》。

 

[83]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卷(1905-191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4页。

 

[84]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卷(1905-1915),第106页。

 

[85]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卷(1905-1915),第98页。

 

[86]《唐璆致梁启超函》(1908121日),原函影印件见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83页。

 

[87]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88]《唐璆致梁启超函》(1907115日),原函影印件见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73页。

 

[89]《唐璆致梁启超函》(1907115日),原函影印件见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72页。

 

[90]《致梁启超函》(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74页。

 

[91]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2-3页。又见丁凤麟、施宣圆著:《护国运动主将蔡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袁泉著:《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页;谢本书著:《蔡锷大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等等。

 

[92]《唐璆致梁启超手札释文》(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函),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39页。

 

[93]《唐氏族谱关于唐璆的记述》,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9页。

 

[94]唐晋湘:《前言》(2008428日),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3页。

 

[95]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252页。

 

[96]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80页。

 

[97]《筹滇协会章程草案》,《筹滇》1908年第1期。

 

[98]唐璆:《救云南以救中国》,《云南》1907年第5号。

 

[99]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252页。

 

[100]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第268268-269页。

 

[101]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五:以偏概全》,http//www.sohu.com/a/169687465_620255

 

[102]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that Ji Zhui Sheng Was not Cai E but Tang Qiu

 

Zeng Yeying

 

On Yunnan Magazine, published in Japan from 1907 to 1908, an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12 to 1913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appeared an author Ji Zhui Sheng who published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Who was him? This problem did not get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some 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author was Cai E, but some others suggested that he was Tang Qiu. Tang was a member of Political News Society who positively advocated building Yunnan Society from 1907 to 1908 in Japan with an aim of “saving Yunnan in order to save China.” Clarifying this issue was necessary for us to practically evaluate Cai E and Tang Qiu. This is responsible for history as well as Cai E and Tang Qiu.

 

Keywords: Ji Zhui Sheng, Cai E, Tang Qiu, Yunnan Society, Yunnan Magazine

 



上一篇:近代史所学术论坛2018年第11期活动预告 下一篇:刘巍:钱穆的“中国主义”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551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