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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义:关于香港史研究中的历史观问题

作者:张俊义 文章来源:本网原创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26日

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分支,香港史是一个与现实政治联系较为密切的学科,这一点,从内地学界关于香港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来看,表现得非常明显。香港史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真正有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代初,中英两国政府围绕香港前途问题展开密集谈判,并于198412月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在199771日英国将向中国归还香港。为适应现实政治需要和增强内地社会各界对香港问题的认识,当时内地许多科研单位成立了大量专门研究港澳的机构,并组织众多历史学者集中开展了对香港历史的研究,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内地出版了大量有关香港历史的著述,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然而,此后随着九七香港的成功收回,内地关于香港史的研究逐渐陷入低潮,研究著述也大量缩减。

 

服务现实为史学的一大功用,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亦有其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其中,持续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是任何一个学科门类获得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地香港史研究的这种如潮汐般的涌退历程,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事实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直对香港史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因此香港史的研究工作依然有加强的必要。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21个年头。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在香港成功落地,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断遭遇新的问题和面临新的挑战,这其中,部分港人对国家认同的疏离和由此带来的香港政治、社会发展的动荡以及与内地关系的紧张,已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在香港一些大专院校园内频现的“港独”标语以及少数拥“独”学生的出格言论,曾经多次将全世界的视线聚焦在了香港。回归后香港人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摇摆与疏离,很大程度上与其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境遇有关。如何在历史文化层面建构港人对国家认同,已然成为新时期香港历史研究者亟待解决的新研究课题。

 

与此同时,放眼全球,如何认识与描述1841年以来的香港历史发展以及它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历史联系,在中、西学界以及香港的知识界中间一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一部香港史,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说与认识,这其中,既有正常学术意义上分歧,但更多的是不同史观之间的折冲,凸显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无论是从回应现实关怀,还是掌握学术话语权,都需要我们内地学术界继续重视香港史的研究。

 

在香港史研究上,西方学者开展的最早,相关研究著述比较丰富,在这其中,有两部同名《香港史》的英文著作社会影响比较大。这两部书的作者一位是港大历史系教授安德葛(George B. Endacot),另一位是业余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安氏的著作初版于1958年,1973年又重新修订,前后多次再版及重印,是西方学院派历史学者研究香港历史的权威之作。韦氏的著作出版于香港回归前的1993年,号称是“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是西方学界的关于香港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两部书虽然作者出身背景不一样,时间跨度不同、写作风格也迥异,但书中的主要观点类似,如:两书都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与解释香港;书中都用大幅篇幅描绘了英国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成功治理,香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为国际大都市,过度美化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强调英国对香港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肯定英国给香港所留下的若干政治遗产。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浓郁殖民主义色彩的“殖民史观”,它基本代表了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

 

相较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地学者的香港史研究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完成的系列专著《19世纪的香港》、《20世纪的香港》等为代表的内地学者的研究,则完全以中国的国家视角来观察与解释香港的历史发展,强调香港回归中国的合法性与正确性,回归中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对历史上英国对香港统治的殖民主义本质以及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均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同时他们也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香港与内地在经济、地理、族群和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香港华人与内地间所一直保持的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由于内地学者的著作主要观点展现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被港台及海外冠之以“民族史观”或“爱国史观”。

 

在香港史研究队伍中,香港本土学者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本土学者真正对香港史发生兴趣,主要始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1997年,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王庚武主编的两卷本著作《香港史新编》在港问世,该书以专题形式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风俗、考古等方面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刻画与阐述,参与撰写的作者均为当时香港各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基本代表了本土当时香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香港本土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了从1970年代开始的香港本土意识与所谓的“香港人”特性,试图从香港地方的视角来观察与描述香港的历史,其主要视角及观点可以称作“本土史观”。出身台湾的蔡荣芳的著作《香港人之香港史》主要观点与此类似,也可算做“本土史观”代表之作。“本土史观”有意淡化了国家与民族观念,强调香港历史进程中本土居民的自身特色及演变,代表了香港本土知识分子在寻求香港自身定位上的追求。

 

近年来,随着所谓香港本土派和港独运动在港兴起,香港更是出现了一批宣扬本土意识和港独思想的著作和读物,代表作品有: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于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编辑委员会2014年出版《香港民族论》、业余史家徐承恩2015年出版的《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这三部被港独份子吹捧为“共同创造当代香港政治本土主义的思想磁场”的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缺乏严谨论证和资料支撑,然而却迎合了少数鼓吹本土自觉的人的政治幻想,成为香港本土派重要的理论与思想支撑。他们主张香港地位特殊,应享有充份自治权,仿如欧洲古代的城邦,并且提出基于想像的共同体和公民民族主义的香港民族有权自决前途。这种带有分裂主义色彩的“港独史观”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这些港独思想并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接受,但其在香港社会中尤其是对那些世界观发育还不成熟的香港年青一代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依然不容小觑。

 

近年来,由于少数港独份子的不断扰动,如何处理与内地关系在香港社会内部成了一个颇具政治敏感度的话题,受此影响,在香港史研究上,香港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对内地学者的香港史研究提出有系统地批评,他们指出,中港爆发矛盾,主要源于两地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的不同而引起。而造成内地人与香港人对香港认识之所以出现差异,起关键作用的是历史书写。为此,他们指责内地学者的香港史著作跟港人的一般理解和生活体验中的香港往往有很远的距离,这些著作影响了内地民众对香港的认识。而且内地学者的香港史著作深受政治影响,“是由一个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国家论述框架打造出来的”,以民族史观,“对香港历史进行民族主义演叙之时,亦经常过火到可以产生大量的副作用,甚至相反效果。”对殖民主义,经常做过度的批判。此类评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学术观点的探讨范围,充分显示出在香港史研究领域不同历史观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的严峻性。

 

基于以上观察,联系过往内地香港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认为,为了回应现实政治与社会需要,国内学者在香港史研究方面应继续加大投入力量,在涉及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殖民主义的遗产及评判、香港的本土特色与国家属性之间的关系等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澄清两地在香港史领域的认识差异,增进港人对国家的认同,从而服务于国家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现实需要。(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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