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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列强对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的因应

作者: 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9年01月02日

摘要:1927年广州起义前后, 尽管中共暂时对于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 不加妨碍”, 事实上没有骚扰外国人的行动, 但英、美、日等列强还是以未经证实的所谓共产党将袭击外人的流言为借口, 帮助国民党镇压起义, 并配合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这反映了列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嫉视和偏见, 虽然它们和国民党基于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 增进了相互间的关系, 但并未获得渴望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好感。

 

关键词:广州起义; 中国共产党; 列强; 对俄绝交

 

192712月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之后领导的又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目前, 史学界已就广州起义的原因、经过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多侧重国内视角, 而缺少从国际视角探究除共产国际之外, 英、美、日等列强与广州起义的关系。有学者虽提到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起义”, 国民党因苏联外交人员支持暴动而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等问题, 但语焉不详, 对于列强干涉广州起义的原因、经过以及列强对国民党与苏联绝交的反应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笔者不揣浅陋, 拟对此略作探讨, 以求方家指正。

 

一、起义前夕中共之“反帝”与列强之“反共”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 中共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共中央最初在规划包括南昌起义、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秋收暴动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地方暴动时, 照搬的是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 但是中俄两国国情毕竟不同,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在反封建之外, 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 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多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重镇, “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容易遭致列强的干涉而有失败的危险。8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试图解决武装暴动新形势下的反帝问题。《议决案》重申, 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 取消外债, 关税自主, 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 ”, 同时指出在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 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 (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 ”, 应避免与列强发生过早的武装冲突, 为巩固新兴的革命政权, “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 (夺回租界, 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 ”。由此可见, 中共虽坚持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 但也认识到自身力量与列强的差距, 因而主张暂取一种比较务实的反帝策略, 以避免广东在内的地方暴动遭到列强不必要的武力干涉。

 

共产国际自南昌起义始, 即对中共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寄予厚望, 也注意到列强干涉的可能性。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攻占潮州和汕头后, 似有一月内到广州之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将来广州新政权的形式问题, 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等人认为, 广州离海岸只有80俄里至90俄里, 而英国、日本军队大部分在广州, 新政权若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等名义公开出面”, 有遭到外国军队海上封锁乃至武力进攻的危险, 因此主张新政权可命名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革命人民政府等。联共 ()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洛佐夫斯基和布哈林的意见, 106日致电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 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 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此后, 因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 共产国际倾向采取在广州暴动和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方针, “一切权力归工农”, 而不再强调进行伪装和避免列强干涉的问题。

 

中共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决定在广州暴动胜利后成立苏维埃政权, 但对列强的可能干涉仍心存顾虑。中共广东省委曾在8月《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和9月《我们目前的任务与政策》通告中, 要求对帝国主义暂取防御政策, 防御其挑拨”, “暂时对于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 不加妨碍”, 同时加紧反帝国主义之政治宣传”, “为对付帝国主义挑拨起见, 应准备以罢工、排货等手段对付之。这一防御性的反帝政策基本延续到广州起义之时。从6月上旬至11月下旬, 广州各界先后掀起反对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港英政府解散海员工会、英舰强夺被扣走私轮船以及日舰封锁汕尾港口等运动, 中共地下党或多或少参加了这些运动, 除反帝宣传之外, 主要采取不乘外轮、抵制外货等经济手段, 并未重现大革命后期冲击教堂等激烈方式。1213, 远在上海、得知广州起义消息的陈独秀还致函中共中央:“广东离香港太近, 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 我们为保持新政权起见, 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中央随即复信表示同意。由此可见, 中共党内对广州起义要力避列强干涉的看法是一致的, 所推行的反帝运动也是较有节制的。

 

然而, 列强对中共的仇视已根深蒂固, 绝不会对本属中国内政的国共之争保持中立。自1921年中共诞生以后, 英、美等国就认为, 列强在中国面临的危险之一是受俄国鼓励的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如果建立苏维埃政府制度, 将极大地破坏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条约关系, 损害所有外国在华利益。因此, 列强在大革命期间力谋分化所谓国民党温和派”, 诱迫蒋介石反苏反共, 1927415日李济深等人于广州捕杀共产党员时,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 (Douglas Jenkins) 竟称之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八一南昌起义后, 英、美、日等国驻华使领馆和情报机构认为这是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的标志, 并密切关注叶挺、贺龙部队南下的动向。924, 叶、贺部队占领汕头, 列强如临大敌, 在汕头海面驻有六艘兵舰, 英、日则以护侨为由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为此, 郭沫若以革命委员会外交委员的身份与英国驻汕头领事歌尔克 (Cecil Kirke) 会面, 要求列强勿加干涉, 但歌尔克不置可否。他在事后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 (Miles Lampson) 的报告中没有透露双方交涉的详情, 但不忘强调革命委员会的周恩来、李立三是所谓“臭名昭著的煽动家”, 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共的严重偏见。

 

尽管叶、贺部队因汤坑战役失利而于101日退出汕头, 事实上难以实现原来一月内到广州的计划, 但列强仍然担心广州会重新成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 国民党汪精卫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部队已进驻广州, 汪精卫欲依靠张发奎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撤销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 双方争权夺利, 互不相让。1029日汪精卫抵达广州前夕, 外界一度谣传汪精卫和五名俄国顾问将同赴广州以重建南方革命势力。列强闻此坐立不安, 美国驻华暂行代办梅尔 (Ferdinand Mayer) 颇为紧张地向国务卿凯洛格 (Frank B.Kellogg) 报告说, 如果苏俄的干涉使广州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华外国人将面临比过去几年更大的危险15。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胡思敦 (Jay C.Huston) 随即与汪精卫会面以探虚实。汪精卫表示此行旨在重新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恢复被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篡夺的党权, 并向胡思敦出示了所谓危害国民党生命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英文翻译件, 称自己早断了和莫斯科的联系, 并不惜一切代价反共

 

11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政变赶走桂系黄绍竑后,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又指责汪精卫派勾结共产党叛乱。为彻底消除列强对广州可能赤化的顾虑, 1128, 汪精卫派陈树人、甘乃光、陈孚木三人在香港与华商周寿臣、港英立法局议员罗旭和 (R.H.Kotewall) 会晤, 进一步解释广州国民党政府无共产党背景, 希望增进与港英政府的友好关系。17同时, 张发奎、朱晖日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等人下令解散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 停止抵货运动, 并着手遣散前省港罢工工人, 打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等。这些举措赢得了列强的一些好感, 1210日香港总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称:本周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广州当局取缔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 汪精卫派争相否认对共产主义有任何同情, 对英国的态度大为好转。日本早就因为国民党地方党部支持抵制日货运动而苦不堪言, 当然乐见广州当局的取缔禁令, 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随之缓和。因此, 12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时, 本来仇共的列强自然会帮助亲近它的广州国民党政府, 不惜武力干涉革命。

 

二、列强对广州起义的干涉

 

关于列强干涉广州起义的问题, 历史当事人曾有截然不同的回忆。例如, 曾任广州起义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在1958730日《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 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 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 “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 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随后, 张发奎在香港《联合评论》发文反驳称, 叶剑英的观点可以说全是谎话……因为英、美、日、法等国当时根本没有用军舰或海军陆战队帮助我们, 当然更谈不上替我军作掩护”。那么, 究竟是谁在说谎呢?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鉴于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因各自记忆力、情感和利益的不同, 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历史事实, 因此有必要查考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以及相关史料, 从中找到答案所在。

 

中共关于列强干涉广州起义的最早记述, 19281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文中提到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几点表现, 日本水兵在长堤登陆, 开枪射击赤军, 因此长堤的反革命军队更难肃清, 使赤军费了一天的工夫, 没有能把全力去抵御别方面进攻的白军”, “英国海军包围革命的海员加以逮捕。英国商船公开的运载白军”, 等等。该议决案是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讨论而定, 其所述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军阀之表现应该是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参加广州起义的亲历或亲闻。一个月后, 曾任广州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 起义军不仅遭到国民党海军的攻击, “日本兵舰亦向我们猛烈射击。纽曼和叶挺对列强的指控并非凭空虚构, 当时的新闻界也有一定报道。如《申报》1217日记载, 国民党飞鹰于十一日掩护日本轮船两艘, 满载陈济棠军约千余人, 由汕驶来广州, 闻系加入讨赤1218日又透露, 国民党李福林等曾遣某要人赴沙面借用某外舰无线电拍往各军”, 调兵反攻。这两则新闻即表明了国民党军队利用外轮、外舰镇压广州起义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 英、美、日等国的官方记录进一步提供了各自如何干涉广州起义的确凿证据。例如, 1216日日本驻广州情报员矶谷廉介的报告称:11日下午, 因国共军队争夺长堤附近的中央银行和国民党第四军军部, 由台湾总督府经办的博爱医院不幸失火, 为转移日本侨民, 日舰宇治号派海军陆战队于长堤登陆, 并与中共军队发生枪战, “宇治号发射空包弹以示威慑。此次交火虽为时不长, 却使得起义军推迟了攻占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的时间, 不能尽快集中兵力抵御珠江河南李福林部队的进攻。矶谷的报告结合纽曼、叶挺的记述, 证明日本的确干涉了广州起义。

 

又如, 1215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璧约翰 (John Brenan) 给蓝浦森的报告披露:在广州暴动期间, “珠江河南的国民党几次派代表与我联系, 告诉我事态进展, 我帮助他们用无线电报调集江门和肇庆的国民党部队。我也允许这几天里英海军陆战队随同国民党军搜查船只, 阻止中共党员从香港入穗。璧约翰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纽曼所述英国海军包围革命的海员加以逮捕的真实性, 而且印证了1218日《申报》对某要人赴沙面借用某外舰无线电的记载并非谣言。那么, 这位神秘的要人或与璧约翰联系的代表是谁呢?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似揭开了面纱。张发奎回忆道:“我要求李福林的亲戚、煤炭与船务商人谭礼庭到沙面去发电报给我驻在东、北、西江地区以及粤西南的部属, 命令他们返回广州镇暴……我们不能进入沙面, 因为外国人不让我们进去, 谭礼庭却能进去, 因为他和英国人关系不错。由此推断, 谭礼庭就是那位奉张发奎、李福林之命与沙面的璧约翰联系, 再通过英舰拍发调兵电报的要人。英国帮助国民党镇压广州起义的事实不容置疑。

 

美国在广州起义期间虽无直接帮助国民党的行为, 但以所谓保护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由, 派炮舰“Sacramento”号载海军陆战队和野战炮登陆, 和英、法等国一起对沙面租界实施戒严。同时, 美舰“Sacramento”号、“Pampanga”号和美孚石油公司武装汽艇“Mohawk”号与英舰“Moorhen”号多次往返东山至沙面河段, 以疏散东山的外国侨民。而国民党军舰宝璧号、江大号也正在该河段炮击北岸的起义军, 协助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反攻。本来万国公法对于领海河川, 一至战时, 得施行封锁”, 美、英军舰强行穿越战区, 当然有利于国民党一方, 客观上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所说反革命部队得到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并不为过。

 

至于列强干涉广州起义的原因, 美、英两国竟归结于一个荒唐的流言。美国胡思敦在给凯洛格的报告中指出, 12日晨, 一位广州城内的美国医生来信说, 他偶然听到某红军领导人声称, 一旦共产党巩固起来, 将把注意力转向外国人, 并将袭击沙面租界, 宁愿牺牲一千人, 也要制造国际性的事件。胡思敦阅信后, 认为当务之急是撤离城区和城郊的美国侨民, 并把该信内容告诉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璧约翰。两人遂决定双方合作, 以兵舰将外侨撤到沙面租界。璧约翰在给蓝浦森的报告中也表示, 当时有一流言很可能变为现实, 如果广州苏维埃政府多维持几天的话, 她的注意力将转向外国人及其财产, 或重现南京事件’”。因此, 他允许国民党利用英海军拍发无线电报, 以快速调集国民党军队, 防止更坏的灾难发生。

 

然而, 这个关于共产党将袭击外国人的流言完全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如前文所述, 起义前夕中共的反帝运动较有节制,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均强调暂时对于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 不加妨碍”, 以避免列强的干涉。起义发生后, 广州苏维埃政府虽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 但仅限于宣传层面, 并没有危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时任岭南大学教师的美国人斯威舍 (Earl Swisher)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 描述了他从城郊返回学校的途中几次遇到红军士兵检查, 不仅未受到伤害, 对方还派两名人力车夫送他至沙面的奇特经历。胡思敦给凯洛格的报告也谈道:“11日下午, 两名美国人穿过主城区来到领事馆, 尽管他们在途中几次停下来接受红军士兵的检查, 但红军没有对他们或其他冒险上街的外国人显示出敌对情绪。就连璧约翰也承认:“此次事件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外国人受到骚扰。

 

既然胡思敦、璧约翰等人明知起义后外国人未受到共产党的骚扰, 那又为何不质疑所谓共产党将袭击外侨及沙面租界之流言的真实性呢?根本原因还在于列强一贯以来认定共产党将损害其在华特权利益的偏见, 这个流言正好可以成为他们干涉起义、限制共产党发展的借口, 何乐而不为呢!由此再联系叶剑英、张发奎二人的回忆, 孰对孰错不难分辨。虽然叶剑英所言列强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之事缺乏史料证明, 但日本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并向起义军射击, 英国帮助国民党调集部队、搜查共产党员以及外舰掩护国民党军队反攻等都是有案可查的事实。广州起义之所以三天即告失败, 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是分不开的。

 

三、国民政府对俄绝交和列强的反应

 

1214,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 南京国民政府即颁布对俄绝交通令, 宣称广州暴动的原因皆由共产党借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 为发纵指示之地, 遂致酿成剧变, 势若燎原, 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无暴发之虑。本政府为维持治安预防滋蔓起见, 势难再事姑容, 以贻党国无穷之祸, 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领事, 一律撤销承认, 所有各省之苏俄国营商业机关, 应一并勒令停止营业, 以杜乱源而便彻究。表面看来, 苏联支持并参与了广州起义, 是国民政府对俄绝交的直接原因,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 实行清党反共、解除苏联顾问的职务, 但又一度希望苏联政府能继续支持国民党。如7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在与苏联驻沪总领事林德 (F.W.Linde) 的会谈中指出, 国民党的清党针对的是威胁国民革命的共产党, 而非苏联, 如果苏联政府对此谅解, 国民政府愿意维持双方的传统友好关系。715日武汉国民党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也通过决议, 决定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 讨论切实联合办法。此后, 随着共产国际指责国民党背叛革命, 并支持中共武装暴动, 汪精卫事实上没有再派代表赴莫斯科, 国民党与苏联的感情难以缝合。国民党各派纷纷以反共反苏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桂系李宗仁等人始而指斥1117日张发奎、黄琪翔广州政变有共产党背景, 继则于12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二次预备会议上抛出十条提案, 其中包括第三国际对本党范围在停止宣传活动以前, 本党当宣言与第三国际主盟之苏俄绝交, 并遣其领事出境。当时舆论界有敏感者即指出, “李宗仁提议与俄绝交, 乃系对汪一种反攻”, 以抵制汪精卫主张取消南京国民党特委会。在1210日第四次预备会议上, 已与汪精卫暗中合作的蒋介石直接提出所谓革命未成功以前, 一定要对俄绝交的专案, 并获会议通过。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最近国民党对苏俄的态度并非是向列强示好, 而是桂系与汪精卫、蒋介石争吵的结果”, 李宗仁首倡对俄绝交旨在压制汪、蒋, 殊不知蒋介石抢走了李宗仁的风头, 仇俄更胜一筹。

 

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并非无中生有。就在129日和10日这两天, 汪精卫几次密电广州的张发奎、陈公博等人, 要求他们派兵围捕苏俄领事馆, “将俄领驱逐, 共党一律拘拿”, 并强调指出:“请兄等坚决反共, 勿为敌人所笑, 为亲厚所痛, 如反共见之事实, 则各方谅解, 必能有效也。蒋介石不久也透露:他曾向汪精卫建议, “广东能驱逐包庇共党的苏俄领事, 第四军调令北伐……则心迹自可大白于天下, 否则总难释疑。汪同志就密电张发奎, 搜捕俄领署。由此可见, 汪精卫对俄绝交的主要动机是洗脱李宗仁等人指责汪派勾结共产党”的嫌疑。进而言之, 国民政府在广州起义之前就已决定对俄绝交, 不仅仅是为了遏制苏联支持中共, 也是国民党各派以反共反苏作为政治资本角逐权力的产物。不过, 令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意外的是, 对俄绝交的密电还未实行, 广州起义就爆发了。

 

在广州起义期间, 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谢苗诺夫和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等人亲临指导, 领事馆的汽车插着起义军的红旗招摇过市, 再加之外界谣传所谓共党组织之人民委员会现设东山俄领事署内”“赤色革命工人军械皆由俄领馆供给”, 这一切均加剧了国民党对苏联的仇恨。1213日起义军撤出广州后, 国民党军队随即包围苏联领事馆, 枪杀了哈西斯等五名领事馆人员, 并逮捕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等人以驱逐出境。国民政府原打算对俄绝交严守秘密, 直至实行时始发表, 但广州共产之变, 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发表其对苏俄之态度”, 因而于14日公布了对俄绝交通令。广州起义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国民政府对俄绝交的进程, 并成为后者的借口。

 

为使列强同情与支持对俄绝交, 国民政府着力宣传广州起义是一场所谓为俄人主使的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暴乱。特派广州交涉员朱兆莘在给当地领事团的照会中, 诬称十余名俄国人在阵地被击毙, 以隐瞒国民党军队在苏联领事馆逮捕并枪杀哈西斯等有违国际法的事实51。蒋介石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呼吁:“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 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52国民政府还以防止上海、武汉出现类似广州暴动的事件为由, 派外交部次长兼江苏交涉员郭泰祺、湖北交涉员甘介侯分别拜访上海领事团首席美领事甘宁翰 (Edwin S.Cunningham) 、公共租界总巡约翰生 (Hilton Johnson) 以及英、法、日等国驻汉口总领事, 希望各国协助国民党封闭当地苏联领事馆和国营商业机构, 搜捕中、俄共产党员。

 

列强当然乐见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美驻粤总领事胡思敦兴奋地认为整个事件是莫斯科在中国推行世界革命的一个重大失败”, 虽然他从内部情报得知朱兆莘所谓十余名俄国人在阵地被击毙担心公开真相的不实之词, 但并不打算予以揭露和谴责。上海领事团决定由工部局和中方共派警察对苏俄领事馆及通商机关实施警戒, 并在苏俄官吏及其家属离沪时予以相当保护, 同时由中国当局会同工部局查明共产党所在地, 即由工部局派警逮捕, 引渡于中国官厅。英、法、日等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同意国民党军警在法、日租界和前英租界搜查苏俄相关机构, 逮捕共产党员。英国甚至与武汉当局达成所谓阻止共产党和煽动家在汉口登陆的合作意向, 表示一旦得到中国侦探对进出港船只载有共产党的通知, 即派出一支海军巡逻队配合国民党检查。

 

在列强的支持下, 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一股反共反苏的逆流, 12月中旬到19281月上旬, 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苏俄领事馆、远东银行等100多名俄人相继离境, 数百名革命者在租界内被捕, 其中数十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杀害。对此,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表示苏联从未承认现在南京之所谓国民政府”, 其对俄绝交照会没有法律效力。联共 () 中央政治局也决定将拥护国民党军阀的中国反革命分子 (学生和其他人) 逮捕和监禁起来”, 直到华南的所有苏联公民被释放为止, 再将他们驱逐出境。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彻底破裂。

 

对于广州起义及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的影响, 英、美、日等国的看法不尽相同。日本《外交时报》认为, 共产党的广州暴动虽然失败, 苏俄布尔什维克也从中国各地被逐出, 他们的运动一入潜伏状态中, 其根柢一定越益深厚。总之, 在中国的一角, ‘出现了苏维埃’, ‘实现了共产党独立的革命这件事实, 不问其成败如何, 的确是中国革命中一桩大事, 值得我们重视的事件。日本内务省主编的《外事警察报》同样提醒日政府, 虽然共产党的暴动未取得胜利, 但共产国际不会停止对中国的赤化宣传, 而中国的国情又给予共产党可乘之机, 只要国民党内争不已、军阀政治家们自私自利以及列强对华政策的步调不一致, 就难保不会重现广州暴动的事件。因此, 日首相田中义一并未高估国民党镇压广州起义及对俄绝交对于遏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 他公开表示, “今日南中国一带, 国民党制大势, 在日本固佳”, 但日本此时毫无援助蒋介石或国民党之意, “至于所谓与俄国断绝国交, 但政府既未确立, 实施乃地方问题, 则能否称为国交之断绝, 乃疑问也。田中义一虽乐意看到国民党平息广州暴动, 但更倾向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

 

与日本的谨慎态度相比, 英、美两国高度评价国民党反共反苏行动的意义。英国蓝浦森在给外相张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 的《中俄关系备忘录》中指出, 苏俄政府在中国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 没有俄国人的介入, 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将从政治革命回归其本位社会革命,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觉醒始于苏俄阴谋的破产。璧约翰则向蓝浦森建议, 国民党政府因暴力驱逐俄国人而寻求政治重建中可以依靠的外国朋友, 既然俄国人走了, 英国就是那个可以帮助国民党或让他们觉得安全有益的、可以依附的盟友。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提出, “俄共党企图以共产主义输入中国, 业已大失败”, 国民党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 显然表示彼愿与英美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 假使列强能急起应和, “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

 

于是, 1928年春节过后,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 (John V.A.MacMurray) 赴上海谒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 “词意间极力表示与国民政府之好感3月底, 双方达成解决1927南京事件的协议, 将事件完全嫁祸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国民政府以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者”, 换得美方对美舰所谓保护炮”“深为抱憾”, 并同意适时修改旧约。与此同时, 蓝浦森访问广州,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同蓝浦森随访香港, 香港总督金文泰再回访广州, 双方亲密互动, 并就促进粤港关系问题交流意见。英方称赞广州当局对抑制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贡献”, 同意粤港两地警察在驱逐和引渡中共党员方面密切合作。蓝浦森、璧约翰还在各自报告中兴奋地表示:“广州国民党官员公开欢迎英国合作, 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广州的中英关系愈益好转, 与两三年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简而言之, 经过广州起义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 英、美政府与国民党基于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 增进了相互间的关系。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蓝浦森、璧约翰所谓中英关系愈益好转的论调并未得到中国舆论界的普遍认同, 英、美等国与国民党亲近, 并不意味着列强就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 可继续维护其在华利益。如《广州民国日报》告诫英国当局, “能保持英国远东贸易之利益者, 已不复为不平等之条约, 能破坏英国远东贸易之利益者, 亦根本不在共产党”, “吾人甚愿中英之间商务蒸蒸日上”, 但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 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 才是中英国交敦睦之保证。天津《大公报》也质疑粤港间之中英交欢的效果, 指出:“中国所求于国际者, 平等与互助耳。英国果从此以充分之同情, 赞助中国极正当之国民运动, 反英之举当然停止。然此犹看未来之事实如何, 今尚难断言也。《大公报》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如果放弃以前反对帝国主义之目标”, “周旋坫坛, 苟求妥协, 能否成功, 殆不可必。而国民党之招牌若被少数新军阀窃负以趋, 则名存实亡, 为鬼弗灵, 自不能再如从前受人重视。在当今中国官僚政客罪通于天, 国民困苦与年俱进的时代, 对国家负责任者应彻底改造国内政治, 而不是惟务乞怜外人, 希冀收回权利, 甚至交欢他国, 挟帝国主义者以自重”, 否则外人固不若是之易欺, 而反动亦必异常之大。内讧不绝, 战祸不已, “共产革命必然实现

 

《大公报》作为民营资产阶级报纸, 虽对共产党有偏见, 但也认识到衡量中外关系的标准是中国的独立平等而非反苏反共。正是由于列强不能彻底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 而国民党放弃反帝目标并被少数新军阀窃负”, 他们才会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广州起义的失败只是暂时的, 中共将最终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

 

四、结语

 

综观上述列强干涉广州起义以及支持国民党对俄绝交的过程, 似可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 尽管中共在广州起义前后的反帝行动十分谨慎, “对于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 不加妨碍”, 但列强还是以未经证实的共产党将袭击外人的流言为借口, 帮助国民党镇压起义。这表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确仇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不会容忍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广州起义的失败是中共照搬俄国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 进而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和在大城市有着较多利益的列强联合打压的必然结果。事后, 中共中央在讨论列强干涉革命的问题时, 罗亦农提出开展革命主要在西部省份……绕过整个沿海地带和满洲, 使革命力量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严重冲突。该建议虽未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高度, 但已对城市中心论提出质疑。不过, 瞿秋白等人坚持必须尽最大努力在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工人集中的大城市里开展工作”, 而共产国际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时也更强调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等因素, 并主张通过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 要求本国政府撤回驻华海陆军, 来反对列强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因此, 中共虽纠正了倾盲动主义错误, 但并未改变城市中心的革命模式, 这是后来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倾冒险主义错误, 红军在长江中游流域与列强驻华海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 虽然广州起义遭到列强的干涉, 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共实行正确而务实的反帝策略的必要性。一方面, 英、美、日等列强国力强盛, 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 弱势的中共要推行反帝革命、以武力直接对抗列强, 并非明智之举;另一方面, 列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涉苏维埃革命, 总要借助护侨等名义。据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外交委员的黄平晚年回忆, 当时红军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 “据我记得的, 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准备在平等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然而, 此说法查无实据, 更可能是黄平内心的一个想法, 认为该宣言有助于减少列强干涉广州起义的借口。黄平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革命军就曾发表保护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并警告列强保持中立的对外宣言”,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朱德也以解放军的名义发表《宣言》和《布告》, 声明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有力地制约了美、英两国干涉革命的图谋。因此, 中共在广州起义前夕制定的暂不妨碍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的策略是正确的, 所欠缺的是以对外宣言击破列强所谓共产党将袭击外人的谣言。这也反映出反帝革命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中共在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 制定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革命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和策略, 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 国民政府对俄绝交的直接原因并非苏联领事馆参与了广州起义, 而是起义前夕国民党各派以反共反苏作为政治资本角逐权力的产物, 广州起义加快了国民党对俄绝交的进程, 并成为后者的借口。国民党之所以大肆宣传广州起义是一场所谓为俄人主使的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暴乱, 无非是推卸其镇压共产党并与苏联断交的责任, 获得列强的同情与支持。因为列强一直以来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受俄国鼓励”, 是外来的, 而不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便美、日等国内部有人提出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中一桩大事”, 中国国情给予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甚至建议给予中国绝对平等地位, “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 但列强还是不愿正视其对中国的压迫, 乃是中共诞生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尽管列强支持国民党镇压广州起义及对俄绝交, 增进了与国民党的关系, 但并未赢得渴望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好感, 当然也不能改变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以及它们被逐出中国的命运。

 

作者简介: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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