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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姗姗:因时势而教——杜威对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反应与评价

作者: 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9年第4期 更新时间:2019年04月23日

摘要:杜威访华,正值五四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五四运动标志着学生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19206月之后,学生日益激进,要求极端、全面的变革。杜威的私人书信细致记录了他对于中国学生运动观感的变迁:从最初的疑虑转变为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成绩,再转变为痛心其动辄罢课的手段,反对其全面变革的主张。因此,杜威在其公开讲演中一直试图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积极建设的路向。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隐藏了批评的锋芒,肯定了中国学生运动的积极面向,试图为中国营造一种正面的形象。胡适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与杜威颇为相通,都遵循着实验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哲学要适应环境的需要。

 

关键词:杜威;五四;学生运动;胡适

 

五四之后,青年学生作为一支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学生以罢课为手段,发起抗议运动,渐成常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杜威访问中国(1919430日至1921729日),并在十余个省份发表了大量的演讲。[1] 杜威的弟子胡适是其最主要的口译者之一。对于学生运动,两人均发表了不少言论。有学者认为,胡适对学生运动基本持批评态度,而杜威的评价则是积极正面的,并据此认为杜威在教育哲学讲演中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并非杜威本人的真实意见,而是胡适在口译时强行加入了自己的观点。[2] 这种主张颇具代表性,忽视了杜威和胡适对于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反应和评价都存在一个变迁过程,误将二人一时的言论当作了他们的最终判定。其中,杜威对于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反应和评价,以往的研究尤嫌不足,似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一、杜威私人书信中的观察与评论

 

杜威到中国的第五天,五四运动便爆发了,引起了杜威极大的兴趣。在写给孩子们和密友的私人书信中,杜威细致记录了他对于学生运动的观感。1920年出版的英文书信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信件》中,有不少关于学生运动的评论。[3]以往研究多据此认定杜威对学生运动持积极正面的看法。但该书信集仅仅收录了杜威夫妇19192月至同年84日的信,仅能反映出五四爆发后三个月间杜威的看法。比较而言,晚出的《杜威通信集》收录了杜威访华期间全部信件的完整内容,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杜威观感的变迁。[4] 本节即基于《杜威通信集》,对此一变迁过程做简要梳理。

 

或许是出于教师的职业本能,杜威最初对于青年学生抛弃学业去搞运动并无好感。在1919513日的家信中,他评论说:在旁观者看来,这看上去就像毫无经验、缺乏借鉴的婴孩和乳儿不得不去拯救中国——假如他们真决定干的话。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假如”[5] 随着学生运动的进展,杜威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在523日的家信中,他写到:

 

我认为谁都不知道政治前景会如何;这一学生运动引入了一个新的、难以预测的因素——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到达这里的三周内。关于中国的政治,你起初只听说前景黯淡,官员腐败卖国、士兵只是受薪的强盗、军官从日本拿钱付兵饷,中国人缺乏组织力和凝聚力;但学生接手了,就有了一种活力,突然开始蠢蠢欲动。这里(南京——笔者注)有一百名学生经过训练,走出去演说。他们将散布在城市中一百个不同的地方。据说,士兵们也被学生的爱国宣传策动了。……当然,他们也害怕学生运动只是一闪即逝,故而已经在计划让学生运动持续下去,为学生们找些尘埃落定之后能做的工作。在这里,他们的想法是,把学生重新组织起来,做平民教育的宣传,面向更多的学校,教育成年人,进行社会服务,等等。[6]

 

65日,杜威评论说,被捕的学生要求警察亲自送他们出来,并且向他们道歉;这看上去像一出滑稽歌剧,但迄今为止,学生们表现得无疑比政府精明和有策略得多,并把后者变成了一个笑柄。[7]620日的家信中,杜威坦承自己之前把学生的第一次游行比作大学男生的斗殴是不公正的,认为学生的游行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他还评论说:想想我们国家十四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如果领导一场大扫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并让商人和各界人士也因为羞愧而主动参与其中,会是什么样子。这真是个伟大的国家。”[8]74日的家信中,杜威高度评价了学生运动的意义,认为如果商人和行业协会真的被学生们鼓动起来促进工业方法的改进的话,便可以视为是中国的真正觉醒;而总统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之下宣布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正是学校里的男孩和女孩们促成的。[9]

 

724日的家信中,杜威宣布学生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已经基本结束了,但作为一种智识活动还在继续。[10]然而,杜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学生们为五四的胜利所陶醉,兼之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土壤之上的不满情绪早已根深蒂固,学生动辄罢课,竟成常态。国内各种风潮不断。当时的一位老教授形容社会上扰攘不安的情形说: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11]杜威的讲演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展的。幸运的是,杜威第一年(19195-19206月初)的讲演几乎没有受到各类风潮的影响,反而得到了青年学生及大众的热烈响应。191954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听者之众,几无席可容57日上午,杜威在西子湖畔的大厅讲演,听众逾千人。演说两小时期间,总是被听众所表现出的热烈兴趣所打断。[12]据报道,杜威1919年在上海、杭州、南京讲演,听者都为感动[13] 19204月起,虽然江苏学潮不断,但杜威在南京高师的三个系列讲座仍然如期举行,并向大众公开。[14] 1920518日,杜威在镇江讲演,该县张知事及各校教员学生,均到场听讲,各界人士,到者尤众,后至者几无容足之地。”[15]  同年61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新人生观,听众多达一千三百余人。64日,在松江讲演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听众达两千余人。610日,在嘉兴讲演小学教育之新趋势,听众逾三千人。[16]

 

在一定程度上,杜威第一年讲演的巨大成功推动了学潮的发展。胡汉民认为,各校风潮迭起,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蒋梦麟也认为,杜威的学说促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17] 反过来,学潮的继续开展又使得众多学生益发激进,把他们的老师抛在了后面。

 

19202月初,中日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事宜,又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课风潮。杜威对此次罢课似乎并不赞同:

 

事情已经非常糟糕,没有讲演能持续两周。没有真正的罢课,但也没有有秩序的课堂。他们每天都开会讨论是否要罢课。负责的人越试图阻止它,发热的头脑就越想要抗议殴打、逮捕学生,抗议应日本政府的要求解散学联。[18]

 

19204月,局势愈发不堪,学生们也变得越来越激进。杜威评论说: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向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政府立刻取消跟日本的所有秘密谈判,拒绝日本要就山东问题直接谈判的要求。他们给政府四天时间,如果要求没被允许,就将发动全国性的罢课。北京和南京的学生反对这一行动,但大多数学生都赞成。这看上去很愚蠢,我可能不得不再休一次假了;但正如以前说过的,这也很难预料。[19]

 

此时,杜威直接以负面的“愚蠢”一词来评论学生的罢课了。

 

19206月中旬,杭州的青年学生开始对杜威的演说表示不满。如同笔者曾指出的,“19204—6月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转折点。此后的一两年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突然转向激进,其兴趣从教育扩大到了一般的社会问题,从杜威转向了罗素。[20]对此,杜威评论说:

 

年轻一代的整体性情是革命的,他们对旧体制如此厌恶以至于他们假定任何改变都会更好——变革越极端、全面,就越好。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对任何建构性变革途中的困难毫无所知。[21]

 

在批评学生幼稚和轻率的同时,杜威又十分同情学生的处境。他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三四十年前的日本也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日本的学生就只是埋头工作,与政治保持距离。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正因为日本学生远离了政治,国家才能把神道教和军国主义强加于他们。故而,在国家危难之时,学生需如何应对,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杜威总结说:

 

整体而言,我同情(学生们)因为对校外事务的关注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浅薄的学习,但他们需要训练大量专门领域的领导者,而在这方面是否做了足够的工作是可疑的。然而,整体而言,我并不认为当前的形势不好,只要它不持续太久的话。这是发展中一个必需的阶段,一个智识上浮躁多变、不稳定、伴随着浅薄的时期。[22]

 

以上所引信件都是杜威写给家人或其密友巴恩斯(Albert C. Barnes)的。巴恩斯是一位富商兼艺术收藏家,也是杜威到东亚访问的建议者和资助者。[23] 杜威在这些私信中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描述和评论是相当真切可信的。一方面,杜威相当同情学生的处境,认可学生的爱国热忱,也高度评价了学生五四游行及抗议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幼稚和轻率,杜威也不无疑虑;对于学生牺牲学业,每每以罢课为手段展开运动,杜威更是颇为痛心,直斥为愚蠢;对于19206月之后学生期望进行极端、全面的变革,杜威则不敢苟同。基于这样的认知,杜威在公开言论中一直在尝试对学生运动进行引导。

 

二、杜威公开言论中的反应与评价

 

这种引导首先体现在杜威的公开讲演中。杜威讲演的听众主要由以下五种人群构成:1)青年学生; 2)教育系统的人员,包括一般教师、学校校长、教育行政人员、各教育会成员;3)省议会议员和其他官员;4)各类媒体的记者;5)对讲演有兴趣的普通大众。从讲演的安排来看,杜威的许多讲演都是在大学、师范学校、中学和职业学校举行,直接面向青年学生的;从人数上看,青年学生的比重在五种人群中也占据绝对优势。因而,青年学生构成了最主要的听众群体,也是杜威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群体。杜威自陈:我到中国是五月初一,正与中国学生运动同时,所以脑子背后时时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影子。讲演中虽然不是处处说到,但却处处想到。”[24]

 

19195月,杜威初到中国,在南京讲演《真正之爱国》时,就警告学生应以学习为目的,以智慧输入政治;若仅凭感情冲动,只能痛快一时:

 

学生以学为的,惟能以聪慧之爱国精神,输入于政治。凡所研求,必以增进国家治化为念;务令做一分事,则国家进一分益。然不可为感情之举动,须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五分钟之热血,固能痛快一时:如火药之爆烈转瞬即灭;又若水气,蒸发立散然。[25]

 

这种告诫与杜威513日家信中婴孩乳儿救国的评论相一致。

 

1920222日,杜威在教育部(北京)讲《教育哲学》的最后一讲。做最后的总结时,他特别提到了学生运动。首先,他肯定了学生运动的意义: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它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运动初起来时未必有此观念,但进行之后,不知不觉中却有此趋向。……这好像是学生运动的意义。接下来,杜威相当客气地展开了批评:

 

这个运动的起来,稍微有点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出几点短处:

 

(一)偶然的。因为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

 

(二)感情的。因为实在愤激了,忍不住了,遂起来的。

 

(三)消极的。因为是阻挡禁止意见事体,不让它做去。

 

这三种短处即无论如何热心的人也应该承认的。

 

但杜威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把学生运动引导到建设的路上去。紧接着这段批评,杜威说:

 

但是进行以后,渐渐有意识的觉悟,知道教育有社会的责任和社会的作用。我希望这两个趋向逐渐前进,不枉费于缺陷,从偶然的归到根本的、永久的事业上去;从感情的归到知识的、思想的事业上去;从消极的归到积极的、建设的事业上去。[26]

 

如前节所述,19202月初,学生又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罢课风潮。杜威的这些批评,正是就此而发。他提醒学生们,中国需要逐渐革新这全赖诸君受高等教育的去做有恒的事业[27] 这种批评和引导,也与他同一时期家信中的评论相呼应。

 

杜威不仅讲教育哲学时,脑子背后时时有学生运动的影子,他讲伦理学也是如此。伦理学讲演从191910月开始,共十五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1)前两讲讨论道德的性质及其变化;(2)第三讲至第八讲讨论道德如何养成;(3)第九、十讲讨论道德的评判标准;(4)第十一讲比较东西方伦理思想;讲演原定到此结束,后来又增加了第五部分:(5)第十二讲至第十五讲从伦理学角度讨论民主制度的合理性。[28]从内容上看,只有最初的两讲凸显了实验主义伦理学的特色,而之后的十三讲都在探讨一些较为普通的伦理问题。在论述道德如何养成时,重点讨论了情绪的节制。在论述道德的评判标准时,又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智理”和“情绪”的关系。在杜威看来,智理和情绪不是相反,而是相成。情绪能辅助智理的实行,使其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智理能启导情绪,使其不至于盲目妄动。这是因为,情绪是行动的原动力,而实行也便是求知,求得的智识又能反过来指导情绪。此外,杜威特别重视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先后花了大量篇幅从“自为”与“为人”、“自由”与“博爱”这两个角度来说明。关于前者,杜威论述说:自为是尽自爱的义务,与为人并不是绝对相反,反而是相成。因为己立而后才能立人,这也更符合人性的要求。自为为人,须讲究折中之道,二者都不可太过。折中之道实在很难,也并无最优标准,需灵活掌握。关于后者,杜威论述说:自由属于个性的发展,博爱属于社性的发展,平等则像链环,将个性发展和社会责任连成一气。自由与博爱看上去相反,实则不然。自由不仅仅意味着解除外界的束缚,更在于养成一种创造的能力。前者只是消极的自由,后者才是积极的自由。自由教人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裁判是非。而要心性发展,目的一定要高。培养心性的唯一法门便是以社会公益为心。这样,博爱反而成为了培养自由的基础条件。

 

在最后一讲中,杜威暗示了他如此安排伦理学讲演结构的理由: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但是同时得益也不少。学生因这种运动知道公益的重要,互助的利益,对于政治、教育、商业的情形也更明了,这也是学问,这也是教育,不过有个问题,学生的思想集中到公益上到底能到几时呢?我先前说过感情好像蒸汽,蒸汽能运机器。但蒸汽一定要支配得好,机器才能依着轨道走。机器也要整理得好,蒸汽才能有用,不然热气喷涌,机器都要崩裂了。感情也是如此。……激发感情易,着实去行难。……我奉劝诸君,不必感情用事,徒然排外,要有更远大的目的,就是发展社会精神或博爱精神,博爱是民主制度的要素。[29]

 

正是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国的学生运动,杜威才在伦理讲演中凸显了下述两个主题:智理与感情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以智理来制约学生的“感情用事”,以社会精神(或博爱精神)来规劝学生专心读书。这两个主题在杜威的伦理学理论中算不上是最重要的,却反映了杜威对当时中国问题的诊断。与伦理学讲演类似,杜威所做的几次新人生观的讲演也特别强调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30]

 

随着学生日益转向激进,杜威对学生的劝诫和批评也愈加直接。192064日,杜威应松江图书馆、劝学所、教育会和省立第三中学邀请,在松江讲演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他说:

 

日来,中国学生感受政治之腐败,社会之不安,发生种种困难及痛苦之现象。此诚学生之不幸,亦中国之不幸也。学生所受之困难痛苦,姑不具论,但以政治之腐败而延及社会之紊乱,有社会之紊乱而延及学校之不安,由学校之不安而延及学校内部之骚扰,诚非教育之福。……凡为学生,实享有特别之权利。既有特别之权利,自当尽特别之义务。……盖学生者,有研究性,有思考力,而其行为又受智慧之指导或训练者也。故能判别是非,不为潮流所驱遣。为潮流所驱遣而动作者,是感情的作用,而非学生正当之行为也。

 

智慧的动作与感情的动作,迥乎不同。……学生正当之动作,宜受智慧之支配,弗为感情作用所蒙蔽,方为正则。

 

杜威进一步告诫说,学生应好好读书,求专门的学问,以服务社会;因为社会的改造非一朝一夕可成,而学生作为有智慧的人群,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31]

 

如前节所述,杜威的劝诫收效不大,许多学生的兴趣点已经从他转向了罗素。于是,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起五四运动来,说为国死倒极容易,为国生可就很难。何谓为国死呢?就譬如五四的牺牲,于国家为益不大。”[32]这两次讲演的译者都并非胡适,[33]但杜威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和劝诫却是一以贯之的。

 

面向中国听众时,杜威坦率地展开了批评,试图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积极建设的路向。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则有策略地肯定了中国学生运动的积极面向,试图为中国营造一种正面的形象。19196月,杜威在为美国《新共和》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预言说,如果中国能够为了建设性目的持久而又有耐心地运用学生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那么,“1919年的54日将是标志着新时代黎明的一天。这是一个开阔的如果,但就中国的未来迄今为止一直有赖中国自己这一点而言,它现在正取决于这个如果”[34] 虽然前景未卜,但杜威仍选择用积极乐观的笔触来描绘中国的学生运动。1920年,杜威对此一阶段的学生运动已经多有批评,但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仍然肯定了中国学潮的 内核与思想文化变革之间的紧密关联:

 

它的自发性证明了其无可避免的真实性质。当大多数政治都表现为公开表达的时候,它不属于一种政治运动,而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意识、一种年轻人和年轻妇女们在文化上的觉醒:通过他们的学业,这些人被唤起了一种对新的信念秩序、新的思维方法的需要。无论该运动的外在形式怎么改变或趋于崩溃,其实际内容都是会继续下去的。[35]

 

在这一意义上,学生运动作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新传入的西方思潮联合影响下的产物,作为青年学生应对中国现代性变革所自发采取的举措,将会随着这一变革的进展一直持续下去。对于杜威来说,同时进行批评与肯定并不矛盾。根据他的学说,教育作为社会更新的手段,将通过它对一代一代青年学生的培养而持续地发生作用;当下的批评正是教育的方式之一。换句话说,未来的学生运动将会如何发展,仍是可教育的,因而也是可期待的。

 

三、余论

 

对于实验主义者来说,哲学与教育都要适应环境的需要。历史环境会使得在一个时期的这个地方需要强调一种因素,而在另一时期的那个地方又需要强调另一种因素。杜威对于中国学生运动的反应和评价正是遵循了实验主义的这种基本原则。五四运动爆发之初,杜威对于学生的“稚嫩”不无疑虑;随着五四运动取得积极成果,杜威并不吝于给予高度评价;当学生变得越来越激进,倾向于极端和全面的变革时,杜威毫不客气地展开了批评。这一切,都是杜威因时势而教育的结果。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都是在试图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积极建设的路向。杜威在中国的诸多公开讲演,正是为此而精心结构的。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隐藏了批评的锋芒,肯定了中国学生运动的积极面向,试图为中国营造一种正面的形象。

 

与一般的印象相反,胡适对学生运动也并非一味批评,反而与杜威的看法颇为相通。 五四运动发生后没多久,胡适就对其在外交上的影响大为赞赏,认为中国专使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全靠五四运动的影响。[36]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对学生的罢课提出了批评,认为罢课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把关注重心转向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但同时,胡适仍然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五大成效,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并呼吁教育者们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37] 胡适这种既肯定又批评的态度、这种引导学潮的建议与杜威是相当一致的。三四十年代,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总体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在1935年的《纪念五四》中,胡适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得以收回山东,首功还得算五四运动的几千个青年学生[38]1947年的《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中,胡适总结说: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39]直到5060年代,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才逐渐以批评为主,认为五四运动阻挠或中断了新文化运动。[40] 与杜威类似,胡适对五四学生运动评价的变迁也不过是循着实验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时势而变罢了。

 

注释:

 

[1] 参见拙著:《五四时期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A Journey to Mars: John Dewey’s Lectures and Inquiry in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1, 2018

 

[2] Cecile B.Dockser , John Dewey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 Dewey’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lation to his encounter with China (1919-1921). Thesis (Ph.D.)--Harvard University, 1983, p.94.

 

[3] Dewey, John and Dewey, Alice Chipman,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velyn Dewey ed., New York : E.P. Dutton & Co., 1920;有中译本《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Dewey, John,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edited by Larry Hickman, Barbara Levin, Anne Sharpe, and Harriet Furst Sim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9-2004.[Electronic edition], Charlottesville, Va : InteLex Corporation, 1999-2004. 包括Volume 1: 1871-1918; Volume 2: 1919-1939; Volume 3: 1940-1953. 后文所引信件,未标明出处者,均出于此。引文为笔者所译,小部分引文参考了刘幸的译文。

 

[5] 1919.05.13 (10755):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6] 1919.05.23 (10758):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7] 1919.06.05 (10761):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8] 1919.06.20 (10764):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9] 1919.07.04 (10769):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10] 1919.07.24 (10777):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11]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137-143页,引自第143页。

 

[12] “Education in China,”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Shanghai] 17 May 1919.

 

[13] 《中外大事记:杜威博士南来之先声》,《兴华》第17卷第12期,1920331日。

 

[14] “Nanking Notes University Happenings,”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Shanghai Times (1914-1921) [Shanghai] 12 May 19207.

 

[15]《杜威博士演讲记》,《教育周报(菲律宾)》 ,第1卷第16期,192066日。

 

[16] 以上一段未注明出处者,引自《杜威在华活动表》,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2777页。

 

[17]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第132页。

 

[18] 1920.02.11 (03583): 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19] 1920.04.11 (03916): John Dewey to Dewey family.

 

[20] 详见拙著《五四时期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

 

[21] 1920.09.12 (04102):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22] 1920.12.05 (04113):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23] 1918.07.13 (02159): 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1918.11.16 (03843):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1919.01.20 (03859): John Dewey to Evelyn, Jane, & Lucy Dewey.

 

[24] 杜威:《教育哲学(北京)》,第十六讲,收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1页。

 

[25] 杜威:《真正之爱国》,收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0页。

 

[26] 三段引文均见杜威:《教育哲学(北京)》,第十六讲,收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第481页。教育哲学讲演每周一次,自1919921日开讲,至1920222日结束,共十六讲。

 

[27] 同上,第482页。

 

[28] 杜威:《杜威教授伦理演说记略》,《晨报》19191015日至192041日,亦收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第154-193页。

 

[29] 杜威:《伦理讲演纪略》,第十五讲,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93页。本讲发表于《晨报》192041日。

 

[30] 杜威:《新人生观》(19191229日济南讲演),胡适译,《杜威讲演录》,济南齐鲁通讯社印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编号0209-002;杜威:《杜威博士在本校之演讲:新人生观》(192045月间南京讲演),刘伯明译,倪文宙记,《少年社会》第2卷第3期,192051日;杜威:《新人生观》(192061日上海讲演),刘伯明译,潘公展记,《民国日报》192063日。另外还有1920526日在常州的新人生观讲演,没有记录稿留存。

 

[31] 《杜威博士演讲》,賮丞(),《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1920年第3期,19206月。

 

[32] 杜威:《为国死不如为国生》,《兴华》第17卷第24期,1920623日。

 

[33] 松江讲演的口译者是徐守五,据袁刚等编《杜威在华活动年表》,《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第777页;后一篇讲演口译者不详,但192056月间杜威在江南一带巡回讲演时,主要的口译者是南高的刘伯明和郑宗海(字晓沧),胡适并未陪同前往。

 

[34] 杜威:《中国学生的反抗》(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1919],文章注明的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624日),《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0页。

 

[35] 杜威:《学潮的结局》(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1[1920]),《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22页。英文见“The Sequel of Student Revolt,” in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 Electronic Edition.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oration, 2003, vol. 12 (1920) , p. 28。笔者对中译文略有修改。

 

[36] 胡适:《七千个电报》,原载《每周评论》191976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23页。

 

[37] 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原载《晨报副刊》192054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484953页。

 

[38] 胡适:《纪念五四》,原载《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55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579页。

 

[39] 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原载天津《大公报》19475同页4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797页。

 

[40]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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