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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锡俊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报告

作者:李珊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9年05月08日

 

201943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第6期学术论坛在近代史研究所后副楼会议室举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应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请,作了题为“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新认识的逆转过程——兼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的学术报告。报告由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及近代史系研究生30余人聆听了报告。

 

鹿教授首先回顾了目前学术界有关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因应这一问题的研究,认为既有研究大多从政治或军事政策的层面考察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应对及其影响,较少涉及日方心理认知层面的变化以及处于互动关系中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鹿教授还指出,以往我们看待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爆发这段时间中日关系时可能存在着某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此期内一方面是日本加紧侵略步伐,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积极备战,而这种认识却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有鉴于此,鹿教授从中日两国的档案及报刊出发,考察西安事变后日本朝野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并注重厘清同一人物、同一集团或团体对华认识的前后差异。鹿教授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厘清西安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究竟有何变化,并探究这种对华新认识又很快地向旧姿态逆转的原因,进而剖析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背后的心理原因。

 

接着,鹿锡俊教授阐述了日本对华新认识产生的背景。他指出日本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中国实行联苏容共抗日,故而日本对西安事变不加干涉而严密监视。然而,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结局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差异。鹿教授将其概括为几个“没想到”:没想到事变能和平解决,没想到蒋介石在事变后反而威信高涨,没想到中国不仅没有分裂,而且国民政府显得更加团结。

 

 

他认为,在此基础上,日本朝野通过观察西安事变,形成的对华新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不再是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其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其三,中国在政治统治、民族意识、国家统一、经济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其核心凝聚力则是抗击日本侵略。其四,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国军事力量趋于强大,日本对于中国的威慑力则有所减弱。 鹿教授认为,日本在对中国形成新的认识的同时,也相应地开始反省日本自身的错误,如日本对华外交缺乏一贯性,所采取的高压态势也不利于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等问题。相应地,日本朝野出现修正对华政策,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鹿教授指出,19372月上台林铣十郎内阁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新姿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3月佐藤尚武出任外相后,日本进入了以谋求缓和中日关系为标志的“佐藤外交”时期。

 

接下来,鹿教授分析了日本对华新政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认为:从认识层面讲,日本将中国的抗日反日的原因归结为对日本的误解和曲解,而并未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质。此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是以维护日本侵略的既得果实为前提的,这与中国所谋求的结果有较大差异。从心理层面上讲,日本一方面将自身调整对华政策视为对中国的恩惠,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态度反而会招致中国对日本的傲慢和轻视。

 

鹿教授接着阐述了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新认识发生逆转的过程。在他看来,1937312日以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视察团访华,成为这一逆转的导火索。 他指出,当时日本方面提出经济提携的口号,主张经济先行,中国则坚持讲政治问题的解决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具体而言,中国坚持要求解决华北走私问题以及冀东察北问题,希望日本势力退出华北。在外交领域,中方要求实现一元化,希望日本避免军部干预外交,并且只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而杜绝与地方势力的接洽。双方不可调和的分歧,导致日本经济视察团遭受挫折。鹿教授注意到,在此之后,原本积极主张改善对华外交的《朝日新闻》在中日关系的报道中态度明显转变,基本上回到九一八事变后要求对华强硬的轨道上。与此同时,19376月近卫内阁登台,在“退让招辱”“强硬有利”的观念的支配下,启用西安事变前推行强硬政策而广受批判的广田弘毅出任外相,日本政策出现了对此前对华强硬政策的否定之否定。

 

鹿教授最后指出,他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促使学术界重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他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尽管围绕事件的处理方针有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之争,但由于对华新认识的逆转以及对满洲事变强硬精神的再次肯定,“对华一击论”占据主流。另一方面,从中国来说,与日本当政者抱持的“示弱反招轻侮”及“我强则敌弱”心理类似,蒋介石也有“不惜一战而使日本知难而退”的“示强”心理,因而在因应卢沟桥事变时也显示出对日强硬的态度。

 

讲座最后,本所同仁就七七事变前中国与英美国家关系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西安事变后日本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认识、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的心理底线、中国决策者对于日本当政者矛盾心理的认知与把握、中国方面对日本对华经济提携政策的反应、蒋介石对日心理、日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及其决策等问题,与鹿教授做了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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