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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7日

五四时期,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原因究竟是什么?目前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探讨。我认为五四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有以下一些原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美藉华裔学者张灏先生称1895年到1927年为中国思想的过渡时期。我在《社会结构变迁和近代文化转型》一书中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时期,或加速度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启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确切地说启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梁启超曾把中国的近代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物质的近代化时期,亦即洋务运动;第二个时期,是制度的近代化时期,亦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个时期,是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时期,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在《五十年来中国近化概论》中写道:“古人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的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三个时期,亦即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时期,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包括新旧矛盾、中西矛盾在内的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与晚清比较,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更加尖锐,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思想文化斗争也因多种思想文化的并存而异常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并相互驳难,这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不竭动力。

 

春秋战时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我有一个观点,即承平时代可以出现文化繁荣,而不可能出现思想高峰或思想大家,思想高峰或思想大家往往出现于社会动乱或社会转型时期,因为文化繁荣需要物质基础,而思想高峰或思想大家的出现则需要各种社会矛盾。所以唐代是中国的盛世,但它只产生盛唐繁荣的文化,而没有产生什么思想大家,韩愈虽然勉强还能称之为思想家,但他生活在晚唐,而非唐朝的盛世。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三大家”都生活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时代,而非乾隆盛世,乾隆盛世只能出汉学家,而出不了思想家。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第一个原因。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他们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主要形成于清末民初,这与1905年废科举后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和留学生的急增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最早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时期,如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次比较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设计师詹天佑、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萨镇冰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但那时留学生人数还不多,留学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甲午战争后,战胜中国的日本成了中国人学习的对象,加上同文同种、费用较低、语言易学等原因,中国留学主要是去日本,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为77人,但到1905年就达到了8000多人,形成了一股所谓“航东负芨,络绎不绝”的留日热潮。“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同盟会的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曾留学过日本。到了民国建立前后,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目的国再次发生变化,留美学生大幅度增多起来。原因便是美国政府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胡适就是1910年考取的官费留美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清末民初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纷纷学成归国,胡适便是1917年回到国内的。与此同时,由于清末“新政”中新式教育的推广,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被废除,促进了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清政府的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到52346所,学生达1560270人。进入民国后,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更多,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初年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壮大。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进一步壮大,是五四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因为新式知识分子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他们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做学问,就是思考,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又以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为中坚,这些人受过良好的西方思想和学术的系统训练,对西方思想、文化和学术多有了解,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新旧问题、中西问题等社会问题多,他们出于职业和知识分子本能,就必然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对比下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士”也就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除了他的思想,他创立了儒家学派外,就是他的兴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开启私人讲学之风,从而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士”的知识分子阶层,于是便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也与西方各种思想流派和主义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894年,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这一阶段传入的西学除宗教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都有大量和系统的介绍。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这种介绍是附带的、零星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第二个阶段,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阶段传入的西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起来。据统计,大概在第一阶段,75%以上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只占25%。而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甲午战争后,这个比例正好调了过来,75%是社会科学,25%是自然科学。西学传入的这种变化,可以从《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目》和《译书经眼录》所收的书目看出。梁启超1896年所著的《西学书目表》共收西学书目352种,其中自然科学259种,占总数的736%,社会科学93种,占总数的264%。徐维则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目》收书目537种,其中自然科学387种,社会科学126种,报章24种,就自然科学书目与社会科学书目比较,前者占752%,后者占24.8%。这种情况在《译书经眼录》中有了根本改变。《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年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8种,几乎全是自然科学,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约占总数的18%,社会科学786种,约占总数的8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传入的社会科学,虽然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有学者在研究了20世纪初“西学从东方涌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这与当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进入民国,特别是到了五四期间,西学传播进入第三个阶段,其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和主义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比如,西方哲学虽然自戊戌变法时期起就已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第一,规模宏大,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入中国;第二,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稗贩式的介绍。”艾思奇就曾指出:“在清政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说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新型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型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后五四运动中的事。”其它学科也与哲学类似。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尤其是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和主义传入中国,就必然会对中国人尤其是以留学生为中坚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间进行争辩,所以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论战或论争特多,什么社会主义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新文学论战、等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第四个原因。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报刊,最早是由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18158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1822912日,《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这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份外文报刊。1833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据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份中文报刊和11份外文报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迅速增多,到90年代时,他们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达到200种左右。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创办报刊事业。1858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总共不过十余家,数量非常有限。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据徐松荣的研究,“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20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子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中国人自办报刊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初步的,无论报刊种类还是销售数量都还十分有限,中国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500多种,总销售数4200份,“仅1912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二次革命后,尽管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锐减至139种, 但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报刊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五四时期,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依据胡适的说法,仅1919年创办的报刊就有400多种。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年时,全国有报纸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业特别发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新闻自由政策,人们有自由办报办刊的权利,尽管后来的北洋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并没有得到全部的认真执行,社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自由办报办刊的空间。报刊业的发达和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而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们优厚的经济收入,又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共同创办同人刊物,作为同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其他不同的思想流派进行争论的阵地,如《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学衡》、《甲寅》、《东方杂志》等。

 

五四时期国家的不统一,也在客观上给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提供了空间,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北京有北洋政府,广州有孙中山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以及孙中山逝世后设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是在北洋政府统治的版图内,也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存在着军阀割据,此外帝国主义在中国还设有租界,这些租国都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根本无权管辖。这客观上就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表达思想的空间。他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受到了北洋军阀的迫害,便跑到广州,因为广州不是北洋军阀的地盘。如19274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位进步人士,为躲避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梁漱溟等人便南下去了广州。他们在这个军阀统治的地盘里受迫害了,可以跑到别一个军阀统治的地盘里去。在中国人统治的地盘里呆不下去了,便可以跑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去。所以当时许多骂当局的报刊都是在租界里创办的。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相似,春秋战国是中国分裂的时期,“士”在秦国呆不下去了,便跑到赵国或楚国去,继续骂秦王,从事反秦宣传。在赵国呆不下去了,受了迫害,便跑到燕国去,这个地方赵国管不到。这也是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出现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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