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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报道】任智勇副研究员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作学术讲座

作者:池翔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01日

 

 

海关作为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机构,在晚清的财政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从榷税到洋税的变迁又反映了怎样的近代中国财政现代化历程?2019年10月29日下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邀请,任智勇副研究员为本所学者作了题为“从榷关到洋关:晚清财政转型的一个侧面”的报告,用扎实的档案资料和丰富的数据图表,对晚清财政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回应。报告由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吴敏超主持,李学通、李在全、周祖文、张志勇、唐仕春、张海荣、魏兵兵、王康等所内同仁及研究生院学生20余人出席。

 

榷关制度的核心设计:定额制

 

相较于学界对清代厘金研究的丰富与深入,有关清代榷关制度设计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讲座中,任智勇首先从榷关和榷税的概念出发,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代财政体系“将变未变”的史实进行了重建。榷关是在清政府控制之下征收国内商品通过税和国际贸易税的机构,所征税费统称为榷税。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赫德为代表的税务司开始干预并全面控制清朝海关行政,彼时的海关机构称为洋关,所征收的国际贸易税称为洋税。任智勇指出,在赫德及税务司全面主导清朝税务体系之前,清廷征收洋人税务的机构仍然是榷关,不能叫常关。清代榷关沿袭明制,由中央的户部和工部所辖,以户部为主,设于沿河、沿海及内陆的商业繁荣之区。清朝前期的正式财政收入分为丁、漕、盐、榷,田赋和地丁占比最大,关税收入低于盐课。然而,就官员个人财富而言,海关监督仍是一种“肥差”。清代海关的人事任免与八旗、内务府关系颇深,旗人也视出任榷关监督为“共浴皇恩”(有些旗人甚至将出任关监督视为其“忠诚”的筹佣,大肆贪腐)。嘉庆四年(1799)起,清朝推行榷关定额考成法,将各榷关关税额分为正额和盈余,要求各关定期将正额上缴中央。对无法完成解送额度的榷关监督,朝廷还会执行严格的惩罚,重则查封家产,以关监督的全部身家补充国库。任智勇认为,榷税定额制的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定额税制的实施与“嘉道衰落”有关,在整体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形下,清廷需要确保中央户部有稳定的财源;另一方面,由于榷关官员的前程和利益与榷税定额解送的完成度直接相关,对1843年后夷税征收制度的设计有深刻影响。

 

 

曲折的改革:夷税征收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东南五口,粤海关一口通商的旧体制看似被外力打破。以往学界也多认为鸦片战争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关税改革的起点。然而,通过爬梳1843-1954年粤海关机构与人事改革的细节,任智勇提出两个不同的观点。第一、清政府的粤海关体制改革仅仅是“内部调整” 和“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 第二、五口通商对清朝的财政格局也没有太大影响,榷税定额制维系住了以粤海关为主导的关税征收结构。在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后,钦差大臣耆英就会同其他官员上奏,要求“粤海关原定税额,应暂归五口均摊” ;粤海关如有征不足,由其他四口征税补足。在官员们的考量中,粤海关过去承担了户部和内务府的主要开支,因此强调粤海关的关税额不能受损。其结果就是,在维护粤海关旧有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以粤海关为核心的夷税征收制度。因为清政府的意图是维护旧有的财政秩序,而不是主动发起新的改革,因此夷税政策和实践存在大量漏洞和问题。

 

清朝的财政困局与税务司的被接纳

 

任智勇认为,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清朝的财政就已经面临严重困境,他把这一困局概括为“财政的危险平衡”,即清朝的财政收支情况总是保持在一种大致平衡或者一种大约可控的入不敷出的状态。当支大于收的时候,清廷会通过各种非正式手段(如捐纳)来进行补足。然而至道光末年,由于面临经济长期下滑、战争赔款和银库案等多重问题,清政府试图通过非正式手段实现收支平衡越来越难,而正式的财税改革(如设置商税和钱钞改革)又反复失败,最终导致陷入困窘。任老师表示,清政府的每一次财税转型,都不是主动改变,而是被动确认既成事实,这反映了清朝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的惰性”。同时他认为,咸丰时期出现的地方财权的扩张,也不仅仅是出于无奈,而是中央户部主动“放弃”和“推卸”了作为财赋总汇之区的责任,这种“推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既能管理麻烦的“夷务”,又能提高税收的税务司体系,得到了清政府上下官僚阶层的承认和接纳。而洋税也在中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中成为清政府最耀眼的新增税源,支撑了与洋务相关的多种新事务。

 

任智勇报告中丰富的细节、数据以及批判性的视角引发现场的热烈讨论。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与任智勇就崇文门和九江关的收支、财政国家理论、清政府关税改革、各地税务司建立过程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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