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时值百年华诞，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首先应回答为什么一个1921年成立的、起初只有五十多人的小党，仅仅用了28年时间，就能把一个持续百年动荡、内忧外患交织、社会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整合起来，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共和？

党史是大道，它不仅是一些事件或掌故的堆砌，更展示着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必然性。近代中国革命是一条“寻路”之旅，古老中国面对西方冲击与内部动荡，一路探索“寻路”，尝试过多种方案、历经过无数曲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制度，才取得了革命胜利。特别是，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方能彰显胜利的来之不易，才能更深刻理解这一历程和选择背后的历史必然性。

悲怆和激昂：近代中国的时代氛围 

传统中国一直自认为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唯我独尊”。即便传统王朝改朝换代甚至被周边民族武力征服，制度与文化的自信也从未丢失，外来者也要按照中国文明的方式来统治、为中华文化所同化。但近代这次碰撞完全不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迥异的、至少在物质上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他们用坚船利炮砸开了我们的国门，我们第一次发现“技不如人”，甚至不止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失败和系统性的文明危机。

因此，整个晚清社会悲怆、痛苦、迷茫、彷徨、压抑，自卑、失望甚至绝望。但是，中国人历来是不屈的，是英雄般的，在失败和悲愤中进行无畏地探索。特别是传统中国的中坚力量——士大夫，每到民族危亡的重大危机时刻，他们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气节、风骨和担当就显露出来。此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士相们站了出来，在痛苦、失望中悲壮、无畏、激昂地探索救亡图存、寻求富强之路。耳熟能详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即是第一阶段接连的探索与尝试。

幻灭与觉悟：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尝试一一失败了。“五四”运动成为一个重要转折。毛泽东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本应归还中国的权益没有归还反被列强瓜分，终走向对西方的幻灭。其实这一幻灭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巴黎和会是导火索，它引发了对西方列强的幻灭；当时正值一战爆发，其本质是西方文明危机的集中体现。本多少有些亲近西方的梁启超一战后游历欧洲，看到欧洲战火频发、满目疮痍，写下《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文明临近破产。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内部实际在不断移植西方制度，辛亥革命走向共和，以为建立了一套西方的共和制、总统制、议会制、代议制、普选制等就万事大吉，到头来发现民国也失败了，甚至出现两次帝制复辟，日后进一步沦为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由此对西方体制也产生了幻灭。

对于西方列强、西方文明和西方体制幻灭的叠加，走向了彻底的失望，又开始了新的“寻路”。这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得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学说。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冲击要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自身有着深刻危机和缺陷。我们既要走向现代，又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的现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理想，但它又是现代的。因此，这时社会主义得到了社会大多数先进、先觉分子的认同，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包括当时旅欧勤工俭学的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本意是去感受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制度，但在切身的生活和劳动体验中深感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失败与乱象，之后都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层要义契合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是“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解决”。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陈独秀所言伦理之觉悟是“最后之觉悟”，但历经革命人们发现它仍不够根本、不够最后。近代中国尝试了如此多的变革仍旧失败，社会积重难返、人民麻木不仁、传统牢不可破，必须在制度、政治甚至文化的革命之上，对社会、民众和传统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和根本的改造。这些先进分子历经这一系列失望与幻灭后最终“觉悟”，社会思潮汇流到马克思主义之上，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主流。很早就参加革命的林伯渠在回忆当时的情境时谈到，“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建党与改造：为什么走向列宁主义 

即便在观念上选择了接受和信仰社会主义，寻路之旅也并未立即成功。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很多种，比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小组等。但是面对极端困难复杂的革命大形势，这些探索到头来依旧失败。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陈独秀，领悟到“你不去找政治，政治就会来找你。”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也说，改良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中国面临的是极端困难复杂的革命局面和极端危险强大的革命敌人，躲在小楼成一统的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小国寡民的新生活、理想化的小团体无法独立存在。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民族和国家得不到解放，个人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所以，中国的先进分子们继续探路、寻路，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大家才逐渐理解，关键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革命，特别是后发国家的革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中坚力量去领导革命。正如梁启超所言，一盘散沙的中国“缺乏中坚力量”。革命不仅要有理想，还必须有实现机制；革命者必须先组织自身，才能组织革命。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后反思自己乡村建设的失败，他说自己一直“改造社会”，却“没有任何依靠”，“临末了自己今天却是不在任何团体组织的一个”，“做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也出于同一考虑。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长期领导者的他有着切肤之痛，明言没有“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是中国革命党很大的教训”。所以，他开始改组国民党，认为是“再次革命”“重新做过”，直言“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组织与下探：为什么必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单纯学习苏俄也未获成功，才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回溯中国近代革命进程可以发现，即便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依旧在失败中“寻路”。建党之后，我们自己仍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失败，甚至多次险些断送革命前途。究其原因，都是没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国情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包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是历史与现实交织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现状、社会结构、民情观念、思维习惯等诸多元素及其互动结构的综合。

这一阶段的寻路过程，起初是照搬照抄苏俄和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工人暴动、城市武装起义等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它主要针对的是西欧。那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相对起步且有一定发展，工人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城市也发展起来成为了经济社会的重心。所以，在欧洲可以进行工人罢工、城市暴动，但在中国行不通，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近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传统农民超过百分之八十。有学者做过研究，1928年中国工业主要是中小型轻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即便到1949年工业产值也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产业工人数量不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近代中国的寻路之旅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面前又一次“碰壁”，最终找到了农民和农村。这时农村才从边缘走到革命的中心位置，农村秩序才被纳入革命视野。

中国的农村又与俄国不同。俄国是农奴制的，而历代中国一直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和动荡更是彻底崩溃、一盘散沙。这决定了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重新把基层农村组织起来”：谁能重新组织基层，谁就能赢得革命胜利。而彼时，主体由官僚、资本家、军人、士绅组成的国民党本身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在最需要组织的基层最为空虚。正相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借助严密的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动员能力，不断向下植根、向下渗透，把权力末梢下探到一线，渗透到群众身边，将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党的政权之下。同时，党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灵活变通的动员举措，如劳动竞赛、卫生运动、扫盲学习、大生产运动等，把群众与基层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农民、根据地、武装力量“人、地、军”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基层结构，一面有效组织，一面动员唤醒，一面赢得支持，固牢了基层组织和党群关系，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者。

近代中国革命如此一路寻路走来，我们便可以发现革命胜利和革命体制背后的历史逻辑及其必然性。它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一步步被塑造，最终走向这样的道路和体制，是历史实践和革命胜利证明的。

近代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有其必然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方面它具有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理想的面向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它发现了革命的动力学，找到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其次，马克思还必须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错，但它是普遍原理，它的逻辑是找到最受压迫的阶级，唤醒对压迫的反抗以及寻求最大最有力的革命力量，并去追求他们的福祉。这个阶层在近代中国是农民、地点在农村。列宁曾说到：“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中国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可能还会在工人暴动和城市起义中碰得头破血流；但如果仅仅发动农民、单纯讲中国化，一方面可能回到传统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强大的领导力量、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严密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没有工人阶级的先进性领导，甚至缺乏之前去组织罢工、城市暴动的实践经验，也没有能力去组织更为广大的农村。

党史是大道，它需要去解释和揭示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逻辑，是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这些是党执政、制度和道路真正的、更为坚实的正当性基础，而它本身就是历史真实的过程。

(王若磊，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