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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研究 【字体:

左玉河:反传统、激进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7年05月23日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将激进主义的源头归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认为五四激进的反传统、启蒙思想及随后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前不久有的学术刊物还发表长文,立论明显偏颇。笔者以为,为了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将激进主义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而否定其启蒙价值是值得商榷的,必须依据客观历史事实加以辨明。

 

批判儒学不等于“全盘性的反传统”

 

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源头,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完全否定传统学术的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解。

 

首先,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有着充分的合理性。陈独秀等人从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都提倡儒学的事实中断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在旧伦理、旧教育、旧思想、旧文学充斥的国度里是难以建立共和政体的。故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必须从思想入手:“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只有伦理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只有进行思想启蒙,唤醒被儒家伦理禁锢的民众,才能奠定共和之思想基础。

 

其次,新文化运动确实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但并未指向中国全部传统文化。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儒学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其所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这些均不适应现代生活,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前行。所以,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以“尊君”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礼教,着力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吃人”礼教、家庭制度等,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

 

再次,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批判之时,肯定了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在与吴虞、常乃德等人的通信中,反复阐述批儒的理由和意图:“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他强调:“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陈独秀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在于对宗教所持的理性态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故批儒主要是针对以“三纲”为中心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起的消极作用,而对孔子及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则是肯定的。这些看法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总体态度。正因陈独秀等人并不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故并不赞同新文化阵营中那些过分偏激的意见。

 

钱玄同提出了废孔学、废汉文、灭道教等过激主张,陈独秀对此虽表理解但并不予支持,而是公开声明:“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只是一种输入西方近代思想的策略而已。对陈独秀“不得不反对”儒学的态度,连当时提倡儒家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也深表理解:“从前的人虽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

 

新文化运动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断裂”

 

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指责胡适等人要建立的现代中国学术“没有任何继承”,是一种“学术上的断裂”。这种指责,同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判。

 

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在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是由于它通过教化方式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民俗、家规、乡约中,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持久地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断非轻易能够割断的。所以,传统儒学既是制度儒学,也是生活儒学。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绝非一场文化运动就能将其“中断”。

 

新文化运动虽然打倒了孔子的权威,根本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儒学并没有因此消灭,而是在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之中,顽强地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仍旧影响着国人的社会生活。只要认真考察五四后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信仰及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五四反儒学尽管对知识精英的思想解放起了重大作用,但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影响相对有限,儒家的文化传统仍然顽强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指责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文化运动破坏和扫除了儒学的僵化躯壳及束缚个性的腐化部分,但并没有打倒孔孟之真精神及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之功而使孔孟程朱之真面目及真价值彰显出来,启发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真面目的重新认识及对其真精神的重新阐扬,推进了五四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从儒学的现代复兴角度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发展的作用:一是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解除旧道德对人们的束缚,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了预备工夫;二是新文化运动提倡诸子哲学,反对儒家独尊,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这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前提;三是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使儒家思想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因此,新文化派的反孔批儒,为儒家思想的更新开辟了新道路,为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提供了必要前提,在客观上激发了现代新儒家之崛起。事实上,五四后梁漱溟、张君劢、贺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就是儒学传统延续并获得复兴的最直接证明。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不容抹杀

 

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后来的激进主义混为一谈,提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启蒙谋划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激发了毛泽东将文化革命的思路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合逻辑地‘发展出’他的文化革命理论。”这种简单类比的观点,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根本抹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

 

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国人从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所倡导的民主,是指与民主思想相联系的一套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种与传统伦理道德制度和专制政治制度相对立的解放精神。“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是对五四时期民主含义的集中概括。它所提倡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反迷信、反神权、反盲从、反武断,是对五四科学含义的集中概括。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与后来某些蒙昧主义、造反精神、砸烂“封资修”是根本不同的。将这些做法与五四混为一谈,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误解,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歪曲。

 

有着五千年独立发展历史的中国古代文明在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面临着近代转型的使命。由于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被迫进行的,并在较长时间内困扰于古今、新旧、中西等文化纷争中,故国人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构成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准则。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形成了民主、科学、人权、理性等新文化准则,明确将“民主”与“科学”确定为所要建构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使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转变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价值观。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并不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直到《新青年》创刊,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予以确立并加以崇尚。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石。

 

中国所要建构的新文化,显然既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而只能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定的“民主”与“科学”价值的肯定、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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