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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

作者: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更新时间:2015年09月18日

本年7月7日,在台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午听完马英九的演讲,下午就轮到我评论台史政局前局长傅应川先生论抗战期间共军发展策略及影响的论文[1]。在指出论文当中存在一些史实叙述上的错误之外,我着重就作者引用的一则材料做了评论。因时间所限,我的评论亦较简略,只着重说明,这则材料存在明显误植和演绎的情况,弄错了时间地点,不加考析地当作史据来引用,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1995年,大陆史学界第一次组团赴台参加由中研院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台湾老一辈学者就在依据这则材料做史实的论证了。我当时就曾在会上对这则材料中的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过质疑。以后,在其他场合中,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对这则材料只能在充分考证的条件下有分析地利用。但迄今为止,海内外不少学者在文章或专著中利用这则材料,却从未见有哪位学者对这则材料中记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过最基本的考证。因此,时隔20年之后,不仅坊间许多人在用这则材料论证史实,甚至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也仍有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大段引证这则材料来说明史实。

 

其实,任何利用这则材料者,都理当结合抗战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战略及策略决策演变的具体史实。只要注意过笔者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过《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或1991年笔者所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的进一步说明[2],就应该看出这则材料与具体史实有颇多不合之处。但看来真正细读过笔者这两项研究成果者并不多。有鉴于此,笔者特就这则材料内容的真伪及其所涉及的毛泽东抗战爆发初期军事发展策略设想的变动情况,包括这期间十分关键的洛川会议的内容,做一专门的考析和说明。

 

一、关于李法卿材料的可信度问题

 

这里所谈的李法卿材料,就是流传甚久的所谓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关于“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讲话或指示。该材料出自1940年4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拍发自天津的密电,内容是报告刚刚逃到国民党方面去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3]记录中李用回忆的方式,陈述了三年前(即1937年)夏八路军115师由陕北出发奔赴山西前线时,毛泽东、朱德当面训话的内容。

 

原文称:“我前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曾受共党一年的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时,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指共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对于在这场战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朱具体说明了设想好的三阶段的步骤:第一阶段“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经过二至三年工夫,等战争进入相持期,即转入第二阶段,任务是“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的势力肃清”。待黄河以北巩固后,就开始争取第三阶段目标,即“伸入华中各地,建立如华北各地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的部队,而巩固中共的基础”。[4]

 

最早公开利用了这则材料的,是蒋介石,时间是1956年底。蒋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依据李的回忆,明确肯定毛泽东自抗战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蒋对调查局电报文字的引述既不具体也不严谨,也因此影响了之后利用这则材料的众多人士。如蒋把原报告中李回忆所说毛泽东、朱德召集讲话,改成了“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原报告并未提到八路军出发时间及毛、朱讲话时间,蒋则确定为“二十六年之秋”;李回忆所述中共中央所谓三阶段发展步骤的文字,也被蒋缩略成了很简单的三句话,即“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5]

 

就目前所知,最早读到调查局电报原文并引用了部分关键内容的,是日本记者古屋奎二。他在1970年代中后期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详细引述了电报中李所回忆的毛、朱所谈第一阶段的发展任务。但古屋奎二也受了蒋书的影响,认定这不是报告中所说的毛、朱的训话,称这只是毛一个人的讲话。他并进一步将蒋书所称讲话时间在“二十六年之秋”,具体化为“九月二十六日”。同时他认定毛当时召集的是“该军连长以上干部”。他对原报告中毛、朱三阶段论的理解,则明显接受了蒋的概括,且直接缩略成了6个字,即(一)“妥协”;(二)“竞争”;(三)“反攻”。[6]

 

1985年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即“中共活动真相”,收录了藏在台北总统府机要档案中此一电报收报的节录稿。但有些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近30年时间不少引用到此则材料的学者,仍多转引二手或三手说法,很少去阅读及引用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刊布的原始文献。自然,更未见到有对这则材料本身的可信度加以考证研究者。[7]

 

其实,即使不看李法卿回忆毛、朱讲话内容,只要看一下上述李法卿自己所谈经历,和蒋介石、古屋奎二对毛讲话时间及对象的说法,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历史稍有了解的研究者,就理当注意到,这些说法与当时的若干历史背景并不完全相合。

 

第一,李称自己“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明显不确。众所周知,中共红军是分三路,先后开始长征的,到陕北的时间各路相差甚远。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中在川西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很快关系破裂,9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强行单独北上,下旬即已抵达陕北。红二、六军团迟至一年后,即1936年6月底方与四方面军会师,改编为二方面军后开始与四方面军一同北上,这一年10月下旬才与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北部,而非陕西北部。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后,即1937年1月初,二方面军才又从甘肃合水等地移驻陕西关中一带,先后进驻过泾阳、富平、淳化、同官等地。到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出动抗日,主力都未驻过陕北。

 

第二,如果李法卿确是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师(1937年8月出发时应为独立团)杨成武部属下,那么蒋介石和古屋奎二所称李1937年秋或9月26日当面听到毛送别训话的说法,也与史实相差甚远。查一下杨成武的回忆录、一一五师战史,或国民党西安行营这段时间的相关电报即可了解,一一五师是红军改编后第一批出动去前线的部队,该师第一旅8月10日已从甘肃镇原、庆阳、正宁之线集中陕西淳化、三原,全师主力21日完成改编并誓师,22日出发东进,31日部队已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8]其他如一二〇师,9月2日由耀县出动,7日已到山西侯马。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动的时间是9月6日,15日也过了黄河。出动最晚的是一二九师,9月上旬仍在陕西蒲城一带,9月30日开动,10月上旬才渡过黄河。[9]所谓毛、朱当年秋或9月26日向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训话之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史实不合。

 

第三,原报告根据李法卿的交待,说明李叛逃时的身份是“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查杨成武部1937年11月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当月杨部兼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2月改属晋察冀军区,改称一支队。另外,该部原无骑兵,1938年4月所部一团成功伏击日军,缴获大洋马数十匹,该支队才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但这个骑兵连的编制只使用了几个月,1939年初即扩建成骑兵营了。1940年9月,一、三分区两个骑兵营合并,改属晋察冀军区,成为骑兵团。由此可知,1940年初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按即八路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10]

 

二、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军事上关注的重心是什么?

 

李法卿回忆的内容是否可信呢?要验证其可信度,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李回忆一一五师出发的时间,即1937年8月下旬,或根据蒋介石、古屋奎二给出的毛泽东讲话的最晚时间,1937年9月下旬中,比较对照一下自抗战开始至8月下旬,至迟9月下旬前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抗战方针及军事策略的设想和内部指示具体是怎样的。中国大陆有关这方面资料的关键部分,即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主力军事策略的基本主张和意见,最早公开发表于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之后陆续补充披露于《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文集》以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等出版物。有心者从中已可以了解战争爆发及八路军改编出动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战略策略设想是怎样的。当然,要具体了解洛川会议前,即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8月22日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对形势判断及军事应对战略策略的看法和意见变动经过,还需要对毛泽东相关文选、年谱等资料文献做进一步的爬梳和考察,才能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延安得知消息在两天后。[11]因当时消息来源单一,中共中央无法清楚跟进事变发展进程。故毛泽东9日得到事变消息后,只去电给在外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提醒他们应“努力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强调“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12]中共中央正式对外表态的通电是7月13日发表的(对外标为“七月八日”),主要宣布两点:一是“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一是“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与日寇决一死战。”[13]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关于苏维埃政府改制和红军改编的谈判正处于僵持状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考虑点,是尽快打破僵局,实现中共党、政、军合法化。故中共中央对事变的第一反应,是向蒋介石表示出动抗日的坚定决心,以便推进交涉,实现红军改编。为此,中共中央军委亦开始做了出动的准备。11日,毛、朱联名指示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电周转林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14]15日,毛再电彭德怀和任弼时等强调:“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阎同意后不失时机向平绥线出动。”[15]

 

对于出动作战,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这时做了两手准备:“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16]基于当时中日对峙形势,可知毛泽东等这时考虑,如红军主力出动作战,则应参加平绥线方向的正面防御;如小部队出动,则可活动于热河、察哈尔与河北交界处,争取在日军侧翼做游击牵制动作。

 

但对于红军主力是否应担任正面防线一段之防御作战任务,毛泽东这时显然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考虑了。他在7月14日拟稿并与朱德、彭德怀等军事将领联署致叶剑英呈行营转蒋的电报中即委婉提议说明:“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7]此电清楚地反映出毛对红军打防御作、阵地战的能力有所担心,同时这也是他最早谈到红军应避免正面作战,发挥运动作战和在敌后游击作战特长的一封电报。

 

7月27日,北平中日军队全面开战,各报纷纷告捷。蒋亦电催红军迅速改编,以便尽快出动,参加华北防御作战。注意到红军主力改编出动在即,而蒋介石此前的谈判中一直坚持改编后的红军不设指挥部,要由他直接指挥的情况,毛泽东又开始担心红军主力很可能被蒋调散,脱离中共中央军委指挥,最终被国民党吃掉的危险。因此,他在28日与洛甫(即张闻天)[18]联名致谈判代表周恩来等电报中又改变了14日的提议,提出:红军可以在8月15日编好,20日出动,惟希望部队能“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防御,以争取“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散)”。[19]

 

三天后,平津意外沦陷,消息传来,再次打乱了毛此前预想的军事策略方针。报载及中外广播中得到的各种消息显示,平津守军二十九军在与日军几度局部交手的过程中,“伤亡奇重”,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及约5000将士阵亡,宋哲元等均已退守保定、涿州一带。[20]毛泽东马上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诸将领,提出:“关于红军与日寇进行真面目战斗有许多新的实际的问题请你们着重考虑。”目前“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可下令从八月五日起(或更迟几天)开始东移,每天走五十里左右,每走三天休息一天,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21]次日,毛、洛又联名电正在云阳红军总部的周恩来等,进一步强调指出:“红军抗日宣传与实行作战二者亦有缓急之分,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请与前方同志过细考虑之。”[22]

 

上述情况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毛泽东开始因应急剧变动中的国共关系和中日战争这一新形势时,判断、考虑和意见,一直是变动的。变动的中心点集中在对红军有利还是不利这一关键问题上。真到红军主力要投身于对日作战的时候,他的顾虑和考量就越发谨慎小心。平津沦陷、二十九军遭重创的消息对他的冲击显然是很大的。他很清楚,红军历史上只擅长游击,打阵地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这正是他7月14日主张请蒋考虑照顾红军这一特点的原因所在,但当时面对的问题主要还在如何促蒋同意按中共方面希望的方案改编部队,同时平津方面当时亦未全面开战,因此他还没有把红军出动后作战形式问题放在考虑的首位,且一度因担心主力出动后有被调散的危险,还明确提议过希望“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防御,以便主力能集中指挥和作战。但二十九军在平津的惨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多达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如此不堪一击,这时仅3万红军主力如全部投入对日正面防御作战,其危险程度不难想象。

 

在左思右想之后,毛泽东于8月1日正式提出了当前敌我情况下红军出动参战的两原则,即“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23]而且,毛还主张:“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据此,他明确电示准备出席南京召集的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以下四项要求:(1)给予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同意红军“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同意红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4)批准红军以三分之一主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可以一团兵力“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24]

 

在这个时候,即平津沦陷,舆论沸腾,各界抗日情绪极度高涨,国共合作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成的情势下,中共多数军政领导人颇难完全接受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这时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经过连日讨论,先后两电毛泽东和洛甫,提出了不同意见。其电称:“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考虑到政治影响,红军既不能拖延改编,也不应反对开察绥;红军虽不宜打阵地战,但仍应“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因为在实际作战中完全可以“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25]

 

毛泽东亦注意到自己的提议有考虑未周之处,故在给朱、周等领导人的复电中他修订了自己前电中的几处提法,表示,如在允许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我们可“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在大家同意独立自主、以箝制作战为主,而不是“独当一面”的前提下,他不反对要求“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和进行“游击运动战”。但他也具体说明了自己不同意主力全部出动的顾虑所在:第一,“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第二,“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他因此重申,可否要求担任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作战任务?[26]

 

8月上旬,中日两军已在河北涿州、保定一带展开,同时首先在南口方向打响,守军防线全面溃败的情况尚未发生,故毛泽东明显地还主张红军要以“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为主。[27]他并且改变了此前提议过的派一游击师去敌后进行牵制作战的设想,开始提出主力应置于敌之侧翼,只宜派一团兵力去“威胁敌后方”。特别是8月7日中共谈判代表报告蒋介石基本满足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的关键性要求,包括设自己的总指挥部之后,他亦表示不反对红军主力出动作战,只是强调在出兵的问题上应依据形势权宜行事。[28]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这时已按中共中央命令,开始誓师并准备按蒋要求,边开动边改编,甚至准备不等改编完成即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29]

 

这一情况却因国共谈判发生波折,再度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形势判断和对红军出动等问题的想法。

 

新的波折和国民党改派复兴社书记长康泽介入谈判,对中共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有关。此前中共中央曾提交给蒋一个宣言稿,准备在宣布改制改编的同时公开发表。蒋将此稿交给极端反共的康泽去审查,康做了大量删改,甚至连共产党三个字也不许提,同时并坚持红军改编必须要接受中央政府选派的参谋长和联络参谋等。

 

8月13日,正在交涉中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告了当天双方代表就此发生争执的情况,但三人仍旧提议:鉴于南京主战空气浓厚,我们应“努力抗战,参加作战显示政治力,以巩固蒋之决心”。红军出动不应受此影响,仍应“立即改编勿延,争取开动”。[30]毛泽东对此明确反对。他在次日晨的复电中明白提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谈判问题“欲速不达,缓则有济”,红军“不忙于迅速出动”。他随即电告彭德怀称:“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周此次在宁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31]

 

而就在康泽以强硬态度与朱、周等交涉宣言措辞和改编问题的当天,亦是上海“八一三”中日开战之时。眼看战火已燃到华东,全面战争打响,国共双方都很快开始做出妥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防范心理还是明显加强了。此前,毛曾几度提议红军主力出动前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因军政主要负责人分散各处,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时,毛泽东和洛甫显然相信,这个会是非开不可了。

 

18日,毛、洛联名分别致电各主要军政领导人,明确提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故我们必须坚持要国民党迅即实现“发表我党宣言”,“发表边区组织”,“发表指挥部”,同意“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不分割使用”和“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电称:鉴于“此事关系重大”,因此各领导人,包括在外的朱德、周恩来,必须“到洛川开会”,“慎重讨论”。[32]

 

三、毛泽东洛川会议报告及发言主要谈了些什么?

 

有关1937年8月22-2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洛川会议的基本内容及其报告讨论情况,严格说来在许多早期的研究著作中都有较具体的介绍说明,包括个别较长的引文的引用。但因该会议记录从未开放查阅和全部公开发表,故当调查局报告所称毛泽东等抗战初期有过“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指示变得引人注目后,可以反映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意见分歧的洛川会议,就成了海内外研究者格外关注的一个焦点。随之而来,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内容,自然也就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议论话题。

 

在具体说明洛川会议内容之前,需要约略提到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一方面与毛泽东、洛甫等力图统一党内对全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需要有关;一方面也与毛泽东急于统一党内在军事策略方针上的设想有关。不过,由于多数主要党政军负责人在外不能参加,故此次会议并没有完全达成目的。包括对大战形势问题,毛、洛之间看法也未能完全统一起来。但是,在会上,毛泽东还是清楚地表述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红军出动后必须坚守的原则的看法。

 

对形势,他的判断是,中日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蒋介石国民党也已下了抗战决心。只是,蒋的抗战是“应战主义”的,国民党的军事方针是单纯防御。照此打下去,太原、张家口、石家庄、涿州都有丢掉的可能。对红军应对战争的军事方针,他的意见是,国共合作已大体成功,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红军应当依据自身特点,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和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33]

 

就在毛、洛发出召开洛川会议的电示当天,中共中央即得到通知,南京军委会正式发表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彭被任命为总副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三个师。周恩来建议,宜马上派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即改编后的一一五师第一旅8000人为先遣兵团,即日由淳化出动,到侯马上车,受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至山西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集中。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他同时提出:“其余候南京发表两党宣言及边区组织后出动”。他的意见是,由于南京拖延不决,“共产党与红军还未取得合法地位,(此次)非取得此种地位不可”。[34]

 

所谓洛川会议,召开于8月22日晚,结束于8月24日,25日形成决议文字。和遵义会议以后历次中央会议的开会程序不同,本次会议没有由担任总书记的洛甫先做政治报告。由于会议的召开及主要目的是解决红军主力改编出动后的军事策略问题,故会议召开当天就集中讨论了军事问题,因此首由负责指导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了“军事外交问题”。[35]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他对军事形势及红军出动、作战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他认为,当前日军“主要打华北,向山西、绥远”,“辅助方面是上海等”。红军作战地区应为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域,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箝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什么需要强调民族革命领导权问题呢?毛解释说:这是革命的长期性决定的。目前国民党还是领导的党,“据今天的条件说,(我们的)技术贫弱……相对的比蒋介石也差(数量和技术)”,“单从数量上不能解释此问题”。但他相信,红军“声威与地位则远超过之。根据过去红军能力,全国瞩望。以后还要用最大力量,争取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还要在其他方面取得领导地位)”。问题是要讲究“达到任务的方法”。一是“要一贯的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二是要坚持“红、国军共同作战(统一战线)”;三是红军作战的战略原则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什么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他的解释是,就指挥原则而言,应承认“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总的战略上),但一定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就作战原则而言,则应坚持“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战法。为什么要强调山地作战?毛泽东明确讲,这是因为山地更便利创造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山地也是红军长期熟悉的作战条件,对平原战则无经验。当然,毛泽东并不是打算放弃在华北平原作战和创造根据地的可能性。他的意见是,目前可派“小游击队去发展平原”。

 

除军事战略问题外,毛泽东的报告也特别说明了军事战略考虑的政治背景问题,即所谓“外交”问题。这里所指的“外交”,其实就是党的统战关系。毛泽东主要报告了他对两党关系状况的看法。他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关系问题。称:“资产阶级要对付日本,向红军招手,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在阶级上(两党)根本是敌人!”这一点不应须臾忘记。他列举了陕甘边土匪问题、宁夏马鸿逵威胁问题、南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被缴械问题等情况,指出:“统一战线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党的阶级的独立性与警觉性”。他介绍了两党谈判及其反复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可能接受的让步范围,认为谈判拖延不决,很大程度在于“国民党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他特别在意国民党限制红军的种种处置,包括坚持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等,声称这“是万万不可以(接受)的”。他提出,在红军改编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现在要催促发宣言及决定边区的发表”。他也表示,他并不反对主力出动参战,但强调全部主力出动的时间要“按(问题解决)情况决定”。[36]

 

当晚讨论中半数与会者发表了意见。洛甫、林彪、聂荣臻、凯丰、张浩,包括张国焘,都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则表示异议。朱德认为,保存红军力量的方法“应当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发展群众战”。故“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败了,不好。”周恩来提出:“对国民党的限制问题,要一步一步冲破,红军开拔还是早点开拔”。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游击战争,同时要提出我们是可以打大仗的”,故提法上“还是运动游击战好”。要国民党不束缚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要做全国群众工作的问题,因此统战关系要弄好。彭德怀讲得更坦率:“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和红军的地位。”“战术上要很谨慎,但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就要集中优势兵力来袭击敌人”。事实上,“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红军密切不可分开的”作战形式。[37]

 

根据与会者讨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他解释说,他虽然力主在战略上红军目前在全国范围之内应“成为游击支队”,起牵制作用,但“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在指挥关系上,他主张“不能违背军委方针去迁就国民党的方针”,但亦同意应该在“以我们的指挥为主”的基础上“适当来解决、来调剂(与国民党的关系)”。[38]

 

23日,政治局休会一天,中央召开常委会,讨论安排了红军出动后各方面的人事问题,包括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39]24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洛甫就政治问题做了补充报告。他在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政治判断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主张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强调与国民党的联合是基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40]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了他看红军作用、地位及作战方式等问题的其他一些背景方面的考量。他指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从持久战的角度,不宜把数量很小的红军的作用放在眼前正面战场的作战上。鉴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故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着保持与扩大红军”,以便实现这一斗争目标。

 

对此,朱德和彭德怀仍旧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在发言中认为,对与日本军队作战不应顾忌太多,日军毕竟是外国军队,红军的活动余地是很大的。“日本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在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警惕性过高是不对的”,“国民党今天还是想我们打胜仗,如说国民党集中力量专打我们的主意,是不对的。”在听取了几天会上会下讨论的意见后,洛甫最后做结论时,口气上和提法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他一方面肯定“阶级矛盾还继续着,警觉性问题要坚持”,一方面也表示接受朱、彭的有些意见。如此前他还赞同毛的提法,说“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时则同意说,在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持久战的前提下,红军“主要的作战方式应是运动战”。[41]

 

由上可知,洛川会议没有能够就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出动、作战指挥、作战方式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在洛甫和毛泽东看来,25日形成的会议的书面决议,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肯定国民党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同时,批评了国民党惧怕和限制人民参战运动的方针“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从毛泽东的角度,他最关心和最想要在这次会上解决的军事战略及策略方针问题,却还没能得到解决。[42]

 

四、主力出动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洛川会议结束后第三天,为进一步加强党内同志的阶级警觉性,在毛、洛的提议下,仍在洛川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几个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前途的政治大问题。如“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无和平转变的可能?”“和平转变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无两党存在的可能?”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

 

紧接着,9月1日,在延安中央积极分子会议上,他在重申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共产党不能跟着国民党跑的问题的同时,又特别提出了党和红军阶段性任务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他提出,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当好“壮气军”,是红军当下阶段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争取壮大发展,就能早日实现第二阶段的目标:“从现在的(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43]

 

洛川会议前后,虽然红军改编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国民党仍未发表中共宣言,亦未解决边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尽管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这时都有电报提议3个师应迅速开动,毛还是相信最多只能先开动两个师。他在8月31日的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称:政府方面提供给红军及边区的补给、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和“月仅五十万”经费,“无枪炮等之补充”,还一直拖延不发中共宣言,边区主席、红军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等蒋还坚持要由他指派中共难以接受的国民党人充任。他据此明确电告朱、彭等说:“第三师非待国民党对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44]

 

但这时红军主力出动已成事实,故毛泽东关注的重心很快就转到红军主力出动后的作战区域安排问题上来了。这时西安行营和二战区指定给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是晋东北的几个县,距华北前线尚远。9月初,毛泽东得知的情况是,平绥前线除二十九军退守保定及津浦线外,中央军汤恩伯部从南口防线一路败退,居庸关、张家口均告失守。“卫立煌军三个师位于居庸关以西永定河南岸,刘汝明师及晋军之七十二师撤集于洋河南岸,傅作义增援军约六个团约在怀来地域,赵承绶骑兵军大约在兴和天镇地域,晋军主力在大同、广灵、代县地域。”据此,他的提议是:“红军一二两军(即一一五、一二〇两师——引者注)约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具体活动区域应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涉,争取如下地点:“(一)涿鹿、阳源、蔚县三县境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宛平、房山、涞水、易县四县友军未驻地区。(三)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六县县城以西地区。(四)涞源、阜平、灵邱三个全县作为我军之中心根据地。(五)广灵、浑源、繁峙、五台、盂县五县。”[45]

 

由上可知,毛泽东并不赞成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都集中晋东北数县范围内,希望最大限度地争取红军的活动范围,以利于进行游击作战。他所提这21个县,分布于晋、冀、察三省交界处,跨越了一、二两个战区,并不是敌后。故他也讲明:一要尽可能交涉到这些县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要得到当地政府和友军的支持。毛特别告诉周恩来等说:此项交涉“必须确实指定并由南京及晋阎令知三省省政府转令各县县政府同时令知各县及其附近之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可能的话,最好利用红军新到,与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会面详谈,“以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46]

 

但这一设想很快就行不通了。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后以太行山脉特别是太行山北端,即晋东北范围为根据地,展开游击运动战。部队可动员群众,但不得干涉县政。[47]而毛泽东当天却得到消息称,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三部6万余人正开入蔚县、涞源、广灵和灵邱及其晋东北与冀察交界地区,他马上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上述地区已无红军活动余地”, 红军活动地域应南移。“此时红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寿灵、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邱两县之南部地区,望与阎力争规定之。”[48]

 

几天后,周恩来再见阎锡山,要求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阜平地域,背靠恒山山脉。[49]但毛又得到消息,刘汝明师已开津浦线归还建制,汤恩伯部亦开平汉线整理,只剩卫立煌4个师留涞源东北。日军向大同进攻兵力5000,国民党正面守军至少在20万左右,惟士气不振,纷纷后撤,加上民众畏避,部队连吃饭都大成问题。阎锡山不得不放弃大同,准备改守雁门关。[50]据此,他再电周恩来等提出,请争取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