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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以阎锡山档案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 更新时间:2016年01月22日

摘要:山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动后的主要作战战场,八路军在此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等多个根据地,并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多次打击对手,遏制日军的进攻。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留下了八路军抗战的多项记载,是全面了解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良好素材。通过阎锡山档案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进行,八路军的游击战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中日间尤其是中共与日军之间的军事、政治争战,势将成为华北地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山西 八路军 抗战 阎锡山

 

抗战初期,中共向山西出动,在维持山西对日抵抗中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共通过创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有效在山西站稳脚跟,并和中国其他军队一起,阻遏日军的继续攻击。关于中共此一时期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人们较多听到的是平型关战斗等几个典型战例,而对其更多的持续努力,呈现并不是太多,尤其从中共本身材料之外予以展现的,更为罕见。本文将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相关资料为中心,探讨抗战初期山西战场上除平型关等知名战斗之外的中共对日抵抗作战,藉此丰富对中共抗战历史的认识。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主要为山西和察哈尔。1937年8月,中共武装改编成八路军后,迅速在山西及晋冀交界地区形成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三个游击区域,和坚持山西抗战的国民党军一起,抵御、威胁日军在山西的控制。八路军出师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平型关战斗,阎锡山档案中也可看到相关记载。[1]总体看,这一阶段阎档对八路军的活动记载甚少,倒是蒋中正档案中可以看到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些微线索。10月9日,德国顾问史培曼报告:“数日来,敌用大部空军炮队及战车进攻,以求占领崞县及原平,我军虽极英勇反攻,但崞县终于昨日被敌军占去。……十八路军之一部,现向宁武敌军之后背进攻。”[2]此时,中日对战的焦点集中于正面攻防,八路军正在各地部署扎根,出现较少也事出有因。不过,八路军的战斗姿态并没有被正面战场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挥中央军作战的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建议着眼大规模的持久抗战的游击战术,同时,主动为八路军请命,提出:“朱部作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若干。”[3]

 

中共和八路军较多出现在阎锡山档案中,是正面战场的较量逐渐减弱,敌后游击战初显威力之时。1938年前后,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很快越过河北、山东,进逼徐州,华北平原战事渐告平息,山西由于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的坚持,中日两军作战一直持续,但战争级别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规模的会战罕有重现。此时华北形势,如刘伯承指出的:“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4]正是由此开始,八路军的游击战开始展现威力,阎锡山档案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较之前一阶段明显增多。

 

1937年底,日军从保卫正太路安全出发,对直接威胁正太路运行的晋察冀和晋冀豫区展开“六路围攻”,八路军和日军在游击战场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真正交手由此开端。“六路围攻”,日军将进攻重点放在正太线南路,对晋冀豫区形成一定压力,驻扎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针对日军进攻,连续展开反“围攻”作战。1938年1月,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报告:“连日,朱德部进袭太原南郊及正太沿线各据点之敌,颇有斩获。”[5]月底,阎又报告:“敌分向下社进犯,经我朱德部迎头痛击,狼狈南窜。”[6]阎锡山还致电朱德等,对晋察冀地区八路军在日军收缩战线时,发动反攻,收复被占据地区表示“殊堪嘉慰”。[7]由于日军试探性的“围攻”意外遭到中共的抵抗,很快即告收束。受此鼓舞,26日,朱德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甚至提出:“为着吸引敌人,取得一些新的胜利,并配合其他战线,增敌将来南进困难,兴奋全国军民,已决定我各部以较集结之兵力,积极求得在运动中打击和消灭敌伸出袭扰之支队,并积极破坏敌之主干交通线。”[8]

 

1938年2月,东线战场日军开始策划南北对进全力打通徐州,作为辅助战场,西线日军调集重兵对山西发起新的进攻。23日,毛泽东针对日军部署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分析日军在华整体战略及中国军队和八路军应取方针,提出:“敌军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为此,中国军队应该力保潼关,必要时进至敌后,牵制日军,毛泽东具体指出了四种情况下八路军的对策:“(一)假设在山西配合阎卫作战有利,达到了歼灭及钳制敌军确保潼关西安之目的,同时武胜关尚无危险,则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二)假设阎卫能够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但武胜关、武汉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关以东,配合友军作战。(三)假设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危险,但武胜关、武汉尚无危险,亦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配合友军作战。(四)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从这一计划看,尽管八路军一出动,毛泽东就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展根据地的方针,但在西安、武汉面临危险,中共陕甘宁后方也受到威胁时,并不排除积极的在正面战场全面配合国军作战,只是对这种作战始终强调:“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9]无论从地理、人事还是自身安全看,中共这一时期合作作战的首选又在山西,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10]的确,中共这一时期诚意与阎锡山合作,造成了山西战场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联合抗战的局面。

 

1938年2至4月,山西战场中日两军激烈交战。3月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严厉指示:“查山西得失,关系全战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随地可守。希严令所部在晋境,虽一兵一卒不准渡河。违者即希以军令从事。”[11]蒋介石严令死守,阎锡山军政基础全在山西,也把保卫山西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谓“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12]中共则从保卫华北、屏障西北战略目标出发,对山西抗战积极投入。中央政府、阎锡山和中共在山西战场形成良性合力。陈赓日记写道:“以蒋的坚决严格的命令,在晋各部迫于法令,当必有一番积极动作。日寇以单薄之师深入,其困难更增,却为冒险行动。”[13]道出了当时的实况。吸取初期抗战及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游击战在此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对游击战不吝赞誉,谈到:“自变更战略以来,作战方面颇觉自动,反能有多数地方转移攻势,使敌人小股部队遭我扑灭。此种方略确能抗战困敌。”[14]而蒋介石也告诉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将领李默庵:“整个游击计划,先须化整为零,再行分进合击,对敌之辎重与交通通信机关,应特别设法搜索袭击,不忘各自为战与前方补充之原则。”[15]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国民党军对游击战也多倾心,蒋鼎文报告:“第一六九师在二三月间于武乡子洪口南关镇等曾请朱德讲话数次。其内容大意谓游击战为今日所必须之战术,不善于游击之军阀式队伍必归于消灭等语。自讲话以后,该师初级军官已有三分之一倾向八路军,关系特别密切。”[16]

 

的确,阎锡山所说的能抗战困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各地就纷纷送上八路军袭击日军的报告,在一系列与日军战斗的电文中,这些报告虽然不一定那么起眼,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战的特色,即均为袭击战。3月23日,陈长捷报告八路军在蒲县薛关镇袭击日军。[17]26日,卫立煌报告:“蒲县西北敌千余连日被我林彪师陈旅截击,毙五百余,死骡马三百余匹,俘兵四名。”[18]这两次战斗,林彪上报卫立煌同时,还转报朱德、彭德怀:“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午城镇、井沟线战斗,歼灭敌由蒲县两次之增援队,计毙敌千余,毁汽车六十余辆……我伤亡官兵五百余。”[19]八路军的伤亡,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在日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我们六八六团的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志坚、党的书记肖志坚及营连干部大部都伤亡了。”[20]南线传来捷报同时,晋西北也有战报传出:“贺龙师王旅于麻峪村侧击宁武北窜之敌五六百,毙敌百余名,夺枪二十余支。”[21]

 

4月初,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作战重点指向晋东南地区。八路军总部要求:“各兵团以机动、坚决、勇敢,乘敌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敌侧背给敌以各个打击与歼灭。”[22]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