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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林: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更新时间:2015年02月02日

摘要:抗战时期是民国以来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最好的时期。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机构普遍建立起来,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比较缜密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农业改良与推广的内容繁杂,主要在小麦、棉花的试验与推广,砂田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肥料的试验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农业改良时间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是造成农业改良与推广绩效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甘肃 农业改良与推广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把西北建设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基地,开始重视和加强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放农贷,推动甘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的发展。尤其是1941年国民政府农贷以原来“救济农村”为中心转变为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增加粮食生产是复兴农村经济的主要方面内容,而农业改良与推广是增加农业生产的途径之一①。从1941年开始,在中央政府和国家银行的帮助下,甘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

 

自清末新政后,农业技术改良一直是历届政府所主张和推广的,其绩效如何?学术界对不同时期的技术改良和推广有不同的评价,如对晚清时期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技术改良普遍评价不高,认为其在推动中国农业近代化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②。关于抗战时期的农业改良问题,学术界的研究有了许多肯定,如庄维民对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农业改良和推广使得传统农业具备了某些近代化的色彩,但却未能使传统农业实现近代化③。但对其绩效评价并不高,如徐凯希认为尽管战时国民政府在湖北进行的农业技术改良,并没有改变农村经济的困境,认为是“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依然存在,以及战事不断,天灾频仍,农民生活异常的痛苦”阻碍了国统区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④。大后方是抗战时期农业改良的重点,有学者研究认为,一方面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使农业经济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农业改良和农业发展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利益⑤。但目前尚无研究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的专文。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的资料进行挖掘与梳理,对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改良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 农业改良与推广机关及其经费来源

 

抗战时期,甘肃省政府在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建立方面,整合了原来的机构,增设了新的机构,尤其是中央机关在甘肃设立了相关部门,使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更加完整。

 

1938年秋,甘肃省政府将原经济部西北种畜场、甘肃省第一农事试验场和兰州小西湖苗圃等机构合并改组,成立了甘肃省农业改进所(简称农改所),由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兼任所长,杨著诚任副所长,该所内部组织分为5股,即农业股、植物病虫害股、森林股、畜牧兽医股、农政股,“专从事有关农业之研究”⑥。1940年,该所在陇南、陇东、天水、河西成立了4个农林试验场,试验内容包括区域试验、栽培管理试验、纯系育种试验、国内外园艺作物引种、作物病虫害试验等⑦。同年11月,甘肃省农业推广处成立,中心工作是推广小麦及杂粮良种,防治谷类黑穗病,改良薯窖,利用休闲地,开垦荒地,种植麦类、豆类,减少非必要作物,改种食粮,推广肥料等⑧。1942年4月,甘肃农业推广所建立了雁滩农业推广实验区,“以此为根据地,一切农林良种良法的推广,和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的改进”,都是先从雁滩试验区做起⑨。该实验区在农业改良和基层社会改进中具有示范意义。

 

1942年,甘肃省政府对基层农业改良与推广机构进行了调整,将榆中推广试验县办事处(由省农改所与中央农业推进委员会合办)改为普通推广所,试验县改为天水县;天水、临洮两推广所改为中心推广所;张掖、平凉为本省农业重点地区,各增设中心推广所1处;徽县、靖远为本省植棉重要地区,各增设普通推广所1处。中心推广所的职责是:“(1)健全本身组织,努力充实业务;(2)派员办理附近县份推广工作;(3)巡回辅导辖区各县推广所;(4)繁殖优良种苗,供辖区各县推广材料。”在人事配备上,中心推广所设主任、技佐、技术员、练习生各1人,助理技术员3人;普通推广所设主任、技术员、练习生各1人,助理技术员2人⑩。县农业推广所的职责是:粮食作物及园艺作物的增产,优良种子、树苗、种畜、鱼苗、农具、肥料的繁殖或改良示范与推广,植物虫害及兽疫防治的推进,水土保持、旱灾防治及其他农业改进方法的推进,造林保林及公共造产的推进,农村金融及农业副业的指导,农会组织和农村合作社的倡导,农业仓库及农产运销、调剂的提倡,农场经营小型农田水利、作物与耕畜保险的提倡等(11)。

 

为了加强农业推广力度,甘肃省还确立了督导制度,将全省划分为3个督导区,8个视导区。1942年春季,甘肃省派督导人员赴陇南建立县农业推广和辅导植棉,派员赴洮岷区督导增粮;8月,派员赴陇东、陇南及洮岷等区“巡回督导各增粮县份及推广所”(12)。督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的进行。

 

为了加强农业改良与推广,国民政府农林部在各省设立推广繁殖站,目的在于“集中农林部驻省各附属机关之人力、财力,协助省农业改进机关由分区供应推广材料入手,借以普遍策动增产事业”。在此背景下,1942年5月,农林部甘肃推广繁殖站在兰州成立,中心工作是“小麦育种与良种繁殖,马铃薯育种与栽培试验及良种繁殖,果苗良种繁殖与推广,甜菜良种繁殖及作物重要害虫之研究与防治示范等”。据1944年统计,该站有技术人员16人,事务人员9人;场地5000亩,其中自有3000亩,租用2000亩;经费102万元(13)。农林部甘肃繁殖站成为指导和参与本省农业改良与推广的重要机关。

 

194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组改组为林垦设计委员会,对黄河上游区域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甘肃、陕西进行了考察,计划将黄河上游划分为6个水土保持试验区,其中甘肃有5个区,包括兰山区,以兰州为中心,范围是兰州附近黄河支流域,进行园艺及水利改进试验;陇南区,以天水为中心,范围是甘肃境内渭河干支流域,进行水土保持、改善河道及农场管理的改进试验;陇东区,以平凉为中心,范围是泾河干支流域,进行土壤冲刷的防治与水利改进试验;洮西区,以岷县为中心,范围是洮河及大夏河流域,进行天然林的合法管理与畜牧事业改进试验;河西区,以永登为中心,范围是庄浪河及大通河流域,进行水利改善与森林的保护管理试验。在上述区域“分期成立水土保持试验区,除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之林垦与工程人员负责技术工作外,更联合各当地之行政、建设、教育、金融及人民团体等,本建教合一原则,在保持水土之共同目标下合作推动之”(14)。为此,1942年8月,国民政府中央农林试验所与甘肃农业改进所洽商,设立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面积约3328亩,主要进行水土保持试验。试验区还向天水县政府租借河北苗圃,用作牧草试验与苗木繁殖;向甘肃农业推进所借河南岸旱地30亩,专司牧草繁殖。1943年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保持水土、采集植物种子及苗木,选购应用农具,定购试验材料,举办水土保持训练班,组织附近3个村庄的农民,成立保土会。1944年的工作“举凡迳流小区试验,梯田沟洫,沟冲控制,柳篱掛淤,河滩造林,气象观测,地形测绘,以及保土植物之育种与繁殖”。1945年,“工作范围逐渐扩大,复承各农林机关予以经费补助,或技术合作,三年以来稍具成果”。在农业推广方面,该试验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44年至1945年,试验区搜集各农事试验场的优良品种,“冀求得适于天水山田之优良品种,以便普遍推广,增加产量”(15)。1944年,试验区设立了兰山工作站,主要进行三项试验工作:(1)保土试验与繁殖;(2)农田水利;(3)农作保土试验(16)。到1945年,试验区已经初具规模(17)。

 

农业改良与推广最基层的组织是农会与合作社。农会是国民政府从事乡村建设的基本单位,即“一切发展农村经济,推行农业建设的计划,都可以通过农会来切实施行”(18)。如灵台县农会“办农事试验场,兼派场长,以资提倡”(19)。张掖农会“以图农业改良为宗旨”(20)。1942年4月,天水划为农业推广试验县后,农推员与县农会接洽“合作办理乡农会事业的办法”,农推所与县农会签订了《合作推行乡农会事业暂行办法》,内容是“由县党部、县农会授权推广人员执行训练农会之任务”(21)。合作社是银行和政府建立的以农贷为职志的基层组织。甘肃省合作社始建于1935年,到1938年已经普及到全省(22)。合作社不仅是乡村的农贷机关,也是农业改良与推广的基层组织。如张掖在举办农业推广时,“由合作主管机关及有关机关,力行调整,使所有合作社逐渐健全起来,以做推广之基层机构”(23)。皋兰等县砂田改良,以农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为对象,共有土地合作社288所,参加社员9820人(24)。合作社在进行砂田改良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农业改良与推广经费主要来源于农贷与政府的补助款。1941年后,农贷是国民政府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政策。四联总处规定农贷包括农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农产储押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村运输工具贷款、佃农购置耕地贷款、农村副业贷款、农业推广贷款8种(25)。从农贷政策来看,农业改良与推广是农贷需要支持的的主要对象之一。据统计,1941年,甘肃省政府联合中、中、交、农与省银行“组成增粮贷款团,共同投资于农村增粮事业”,共计3000万元(法币,下同)(26),主要用于农业改良。1942年,金融机关向甘肃省发放农贷4600万元,其中农业推广100万元(27)。1943年,四联总处给甘肃的农贷定额为8468万元,其中农业推广贷款700万元(28)。1942年冬季,农民银行开始举办土地改良铺砂放款,历年发放的数量是:1942年114 750元,1943年10 317 468元,1944年39 426 834元,1945年76 913 551元(29)。除农贷外,国民政府农产促进委员会(30)(简称农促会)也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1942年,在中央农产促进会的协助下,核定了甘肃省级、县级农业推广机关、植棉、小麦棉花病虫害防治、县农业推广试验等经费78 000元;此外请准留用上年结余1.5万元,成县棉业试验场及手纺训练经费1.5万元。甘肃省通过农促会获得补助费居全国第四位(31)。可见,在甘肃农业推广系统建立过程中,国民政府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天水水土保持协会的经费来源由3部分构成:一是中央机关协款,二是省政府协款,三是银行贷款——以所兴办工程获得的公有土地、公共财产及公营事业的收入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32)。在各种经费来源中,银行农贷是农业技术改良资金的主要来源。

 

二 农业改良与推广

 

1.小麦优良品种的试验与推广

 

小麦是甘肃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栽培面积及产量在全省农作物中占首位,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农业试验和推广的主要作物。为了检定小麦优良品种,甘肃省增粮督导团制定了《甘肃省检定麦作地方品种纲要》,作为选育优良品种的基本操作规则。根据《纲要》,1941年甘肃省在岷县等8县进行小麦品种检定,共选出地方优良品种28个。1942年,甘肃省粮食增产督导团制定了《三十一年度推广检定小麦品种暂行办法》,一方面在张掖、靖远两县继续进行小麦优良品种检定,另一方面对1941年检定的28个小麦品种进行复查,检查其分布面积、品种特性、亩产量、成熟期、病害种类及抗旱能力(33)。在划定的县份,检定人员按照检定办法,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如泾川县农业推广选出老筋麦和白麦为本地适宜推广的品种(34)。张掖选出白大麦子、白小麦子、火穗子3个品种,并进行采穗购种和推广工作(35)。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甘肃粮产增进委员会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广鉴定优良小麦品种。根据该会《推广检定优良小麦品种工作专门报告》,各县检定优良品种,均采取换种方式,由检定员与农家约定存留时期自行换种,并由粮产增进委员会通知农业改进所所属各区农场及各县农业推广所进行比较试验,并在特约农家繁殖。如岷县的蓝麦在1941年冬季推广种植5575亩,春麦可推广2500亩。在粮产增进会指导员的指导下,农家自行混留种共计49 943亩,其中洮沙县约12 040亩,临洮3420亩,岷县约26 408亩(36)。表1是1941年,甘肃粮产增进委员会指导皋兰等9县农家采集健全麦种情况统计。

 

 

在甘肃粮产增进委员会的指导下,1941年,皋兰等9县共有4.5万余户农家,选留健全小麦种子41.7万担,约定播种小麦51.3万余亩。通过对本省小麦品种的鉴定,对各地选出的产量高、抗病害强、抗倒伏较好的小麦进行育种和推广。如1942年,张掖特约3户农家繁殖大穗子小麦品种,共计18亩;平凉推广长穗小麦12亩,红筋麦10亩;徽县推广老旱麦种10 545石,红麦27石;岷县指导农民自动调换优良麦种蓝麦及洋麦;泾川引进“陕农廿七号(蚂蚱麦)”40斤,分发特约农户种植,同时引种老筋麦等210亩;榆中推广白麦147亩(37)。1941-1942年甘肃农业推广所与平凉农场检定,比较优良的小麦品种是红筋麦、白金麦,其优点是“不脱粒,不倒伏、产量较高、品质较优”(38)。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陇东农林试验场先后在平凉等9县进行小麦优良品种检定,检定出一长条、红筋麦两个品种,并于1944年开始推广,截至1946年,共示范推广16 905亩,种植农户611户,种植良种1690石。以每亩产量超过当地其他品种40斤计算,可增加产量67.62万斤;以每斗15斤计算,合计508石,可增加农民收益9016万元(39)。足见,在本地小麦优良品种检定和推广中,甘肃各地农林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943年后,甘肃省小麦选育与试验以引种省外优良品种为主。通过3年试验,1945年选出适宜本地生长的小麦品种18个。特别是引进品种中的武功27、金大(即金陵大学)泾阳129、蓝芒麦泾阳302、泾阳60、陕农7号等6个品种“较当地品种确有产量高,品质佳,成熟早,脱粒易”的优越性,但除泾阳302外,其他小麦与当地红筋麦比较,产量较低而且抗寒力差(40)。1944年后,甘肃的小麦试验与推广的重点是泾阳302麦。

 

泾阳302小麦是1923年由“金陵大学西北农事试验场在陕西渭南农田中选择之单穗”进行试验,截至1936年达13年之久。泾阳302麦的优点是:“1.茎干坚硬,不易倒伏;2.成熟期早,产力均强;3.抗寒力、抗霜力均强;4.抗病虫害力大;5.籽粒大面色白;6.出粉率高;7.受市场欢迎。”该小麦适合在干旱、高寒地区种植。1942年,农林部中央农林试验所与各省合作办理优良麦种及当地小麦比较示范试验中,泾阳302小麦脱颖而出。甘肃农业改进所河西、洮岷、陇东、陇南农林试验场的区域进行各种小麦品种比较试验,“以泾阳302小麦在天水陇南区农林试验场试验之成效最显著,较当地品种不但年产高、品质佳,而且具有成熟早、病虫少、茎秆不倒伏及籽粒大等逐项优点。农民极为欢迎,在适应区域上言,陇南除天水区场举行试验外,并分别于秦安、清水、徽县、西河等县举行风土适应试验”。在各种对比试验中,泾阳302麦显示出优良品质。如1945年天水特约繁殖及示范结果,平均每亩产量为1.68石,同时调查3个乡镇18户农家平坦肥沃的土地,种植其他小麦平均每亩产量1.42石,低于302麦0.26石;1944年,陇东冬季气候寒冷,“外来麦种均受冻害,惟泾阳302麦未受冻害”。清水农业推广所试验的小麦品种有15个,产量以“泾阳302麦居首位,每亩合321.9斤,超出本地青熟麦、蚂蚱麦、火麦”;秦安试验302小麦“亦较当地品种生长为优”;徽县试验的结果“泾阳302麦除次于当地老旱麦外,较其他品种均优”(41)。这些均说明泾阳302麦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和抗冻性能强的特点。泾阳302麦在甘肃各地试验产量比较统计如表2。

 

 

从表2来看,泾阳302小麦产量高于各地原来小麦亩产量的10%~38%不等,极具推广价值。为了推广泾阳302小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品种,甘肃农业推广所采取两种繁殖品种办法。一是由农林试验场自己繁殖。1944-1945年由陇南区农林试验场种植90.96亩,用种量9.2石,选种量126石。二是特约农户繁殖。为扩大种植面积以便大量推广起见,1944年秋季开始物色良种示范农家及特约农家举行示范栽培与繁殖,农业推广所与陇南农林试验场拟定推广繁殖办法,规定“一切须受农场及农业推广所之指导,农家所收获之麦,除自留种者外,陇南辅导区与中国农民银行得按市价加一成收买,作为推广材料”(42)。表3是特约示范农家小麦繁殖数量统计表。

 

 

特约繁殖农家与示范农家涉及陇南14个乡镇,共种植泾阳302麦面积354.7亩,收获量为604.9石。在两种繁殖办法中,特约农家是泾阳302麦的主要繁殖者。按照事先约定,除了自行留种外,79.8%的品种或供给附近农家种植,或被农行收购,或用作推广。

 

泾阳302麦推广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贷种。此种办法通过中国农民银行办理,即以实物贷款的形式把泾阳302麦种贷放给农民,次年麦收后加1成或加2成归还。1944年,在7个乡镇96家农户,贷放籽种35.47石,播种面积354.7亩,收回籽种39.02石。麦种由农民银行陇南分站及陕西泾阳购置,次年按加1成收回种息。1945年,在10个乡镇107户农家,贷放籽种68.84石,播种面积688.4亩,收回籽种86.05石。籽种由农行向陇南农林场和陇南分站购买,次年按二成收回种息。二是换种。由农业推广所负责倡导农民向特约农家或示范农家换种,以普通小麦1石1斗换泾阳302麦种1石,同时“指导农民仿照办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945-1946年)度约定特种农家以二分之一面积作为特约繁殖种子田,加工管理以备收获后供给农家换种,以达农业推广之目的”。据统计,1945年陇南有4个乡镇换种21.76石,播种面积217.6亩,估计收获量为326石。1944-1945年,陇南区场推广10个乡镇,834户,播种面积4501.9亩,以每亩平均收获1.5石计算,可收获小麦6752.72石。自1943年泾阳302在甘肃试验推广以来,至1946年共推广1037户,5763亩。“按四年试验结果,平均泾阳302麦较当地农家良种,青熟麦每亩多收4.2市斗。兹仅以多收4市斗计算,则四年来本品种在天水一带之实际增产,系为2400余市石,若于陇南各县大规模举行区域试验及扩大推广区域,则可达增产之目的,并实惠农民,借达促进农村经济繁荣之鹄的”(43)。可见,在甘肃小麦优良品种试验与推广中,泾阳302麦具有广阔的前景,对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很大的意义。

 

2.推广植棉

 

抗战爆发后,除河南西部、陕西关中外,我国其他主要棉区大部分被日本军队所占领,原棉供应急剧减少。就甘肃而言,棉花、棉布长期依赖于河南、陕西输入,此时颇感紧张,棉价飞涨,民衣维艰。据1941年全省户口统计,甘肃全省人口为615.6万人,以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棉花7.8斤(英国人Todd估计数量),全省年需要棉花量为53.58万余担,但当时全省棉花产量不足3万担,相差50余万担(44)。因此,抗战时期,甘肃省政府在适宜棉花种植的地区引进和试验棉花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

 

1938年,甘肃省农产改进所先后在天水、成县、徽县发放棉籽1.7万斤,种植1300余亩,每亩产棉可达55斤以上。次年,又于甘谷、武山等10县发放棉籽4000余斤,“令其试种,成绩尚佳”。该年陇南区有上好棉田1500余亩,总产量9万余斤(45)。1939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在皋兰区、陇南区、陇东区进行植棉试验,取得了成绩,如在皋兰试验的脱字棉、斯字棉、德字棉等3种,“试验结果,以成熟较早之脱字棉生长最佳,每亩产量约皮棉三十五斤”;在天水等13县发放棉籽17 000斤,“成绩较佳之棉田,天水约600亩,徽县约500亩,成县约200亩,平均每亩产棉可达55斤以上”(46)。1940年,甘肃省在农业促进委员会、中国银行和合作委员会的努力下,在陇东、陇南推广棉种8.3万余斤,植棉0.97万余亩(47)。这次推广植棉面积地域虽广,但有的地方效果并不显著,如武山“试种结果,未获成棉一斤,故乡人十分疑惑,大部乃改种他物,棉田顿减”(48)。1941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建设厅会商,由双方共同投资,成立甘肃省棉业推广委员会,并邀请省农业改进所、合作事业管理局、四联办事处兰州分处等机关参加甘肃棉业推广事宜,全省分为河西、陇南、陇东三大推广区域,需要经费44万元,由经委会承担半数,在天水等12县区设立推广植棉办事处,共植棉6.5万亩(49)。1942年,甘肃植棉推广办法是在规定的各重要棉区,“分别设置特约示范棉田,依规定条件,选约适当棉农,从事栽培美棉示范及繁殖良种”。植棉推广以“集中人力、集中区域”为原则,选定天水、徽县、成县、武都、泾川、靖远为推广区域,直接发放棉种推广4119亩,指导棉农自留种推广18 984亩,共计23 103亩(50)。

 

甘肃推广的棉花品种有亚洲棉、美棉与非洲棉。如“皋兰、榆中等沿黄河各县,多植脱字棉,系由前甘肃省植棉推广指导所推广者。天水、秦安、陇南产棉各县,多脱字棉或退化洋棉。高台、临泽等县,为一矮形之亚洲棉。至敦煌县种植之洋棉,系新疆吐鲁番输入,康县之洋棉系陕西输入”(51)。河西以亚洲棉最占优势,东至民勤,西至敦煌,都有种植;非洲棉在金塔县有纯种植区,在安西、鼎新、敦煌等县与中棉混种;美洲棉是抗战时期引进,在金塔、安西郊区有种植(52)。

 

通过推广和种植,甘肃形成了河西、陇南、靖远等棉花主要产地。河西棉花主要产于敦煌、高台、张掖等县,据调查,敦煌“棉花产于黑河中游,敦煌县城附近,此流域约占河西棉田之半数”,全县棉区共有5400亩,年产棉花52.1万斤。高台年产50万斤,张掖年产12万斤,临泽年产14.4万斤,金塔年产19.5万斤。陇南棉花主要产于武都、成县、天水、两当等地,如武都“棉花生产,不但在甘南首屈一指,即在全省亦有相当地位,棉田约21 000市亩,每年可产棉800 000斤,纤维细长,光泽洁白,多脱字和斯字棉,品质不亚于陕棉”;成县在抗战时期棉花种植普及全县,1942年统计棉田9600亩,年产棉花28.8万斤;另外,天水年产49万斤,徽县年产18.8万斤,两当年产10万斤,文县年产5万斤,西和年产3万斤,康县年产1.5万斤。陇东也有棉花出产,但数量比较少,如崇信棉田约120亩,产额2400斤;灵台植棉700亩,产额1.4万斤(53)。又据民国《靖远县志》记载年种植棉花1.6万亩,产棉50万斤(54)。又据甘肃省贸易公司、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对全省28县植棉调查,植棉面积17.7万亩,年产棉花422.3万斤,“棉田数目,以敦煌为最大,武都、高台、天水、靖远、金塔、临泽、成县、徽县、泾川等县亦属可观”(55)。抗战时期甘肃棉花产量有所增加,1943年是6.5万担,1944年为5.3万担,1945年为6.7万担(56)。尽管所产棉花距离需求尚远,但甘肃棉花引进、试验和推广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得到肯定。

 

3.改良砂田

 

砂田是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使用的一种农业技术(57)。从学理上看,砂田对农业耕作的意义是:“(一)凡土层上面铺有砂粒之田,虽受烈风酷日之吹晒,而土壤水分永可保存;盖地面砂有疏松碎砂一层,破坏黄壤之毛细管,阻止土壤水分之蒸发,作物赖以滋养,繁殖蓬勃。故压砂可以抗旱,以济雨量之不足,并可调剂其不匀。(二)压砂之田吸热极易,能接收日光之温度,介入土中,增高地底之温度,有改良气候之功效,故寒冷之地一经铺砂,诸物可植矣。(三)甘肃土壤带有碱性,危害作物……压砂制止碱盐之上升,在同一地带(皋兰古城川),土壤里层之可溶性盐类砂田与水田相差二十余倍(砂田土壤之可溶性盐类总量为0.095%,计氯化钠0.042%,碳酸钠0.013%,硫酸钠0.040%;水田土壤可溶性盐类总量为0.220%,氯化钠0.098%,硫酸钠0.122%),故砂田有解消土壤碱性之力。(四)压砂之田,土层湿润,不因霪雨而地表板滞,虽甘省秋雨连绵,无补农时,但因地面压有砂石,雨滴注入土内,固为封存,以备不时之需,故一经播种,发育早而且速。(五)农田能保持肥分不至流失,且能稳固作物根茎,加强抵抗风灾力。(六)压砂之田,少生杂草。”(58)即土地铺砂有保墒、保热、保肥、抗碱、抗风等作用。据言“砂田蓄水力特强,得一次足雨来年即可丰收,如明春能再得雨一二次,则麦产每亩可得二市石之多”(59)。甘肃农民对如何选择砂粒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看了附近的山势和河流的情形,可以判断以往的山沟和河道的流向,和所挟带砂砾应冲击在什么地方,以及品质的好坏,一经挖取出来都不大错”。取砂的地方可分为3种,一是山砂,是从山根内挖取的砂粒;二是河砂,是从河边滩地挖取的砂砾;三是井砂,是从平地向下挖取的砂粒(60)。砂田是黄河上游区域干旱区比较成熟的一种农业技术,但砂田有一定的使用年限,“水砂田的寿命不到六年,旱砂田不到二十年”,故砂田地区有“苦死爷爷,富死儿子,穷死孙子”的农谚(61)。也就是说祖父一辈辛辛苦苦铺砂,儿子坐享其成,到孙子时代砂田已经老化。

 

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成立后,农行组织相关人员对砂田进行调查,主要分布在皋兰、景泰、永登、永靖、榆中、靖远等县,共约80余万亩,其中皋兰最多,达24.6万余亩,约占1/3(62)。在另一调查中,甘肃砂田分布在兰州、皋兰、榆中、靖远、景泰、永登、永靖、临夏、会宁、海源、固原、湟惠渠特种乡等地,有的县份砂田占农田比例较高,如皋兰占22.5%,永登占14.4%,景泰占26.1%,靖远占4.1%(63)。按照砂田的使用寿命,光绪初年改良的砂田,到20世纪20~30年代已有五六十年,砂田已经老化,如1934年调查,甘肃“原有砂田荒废半数”(64),省城附近中山村合作社“社员数百人,全赖砂田为生,而砂田衰老之程度”占75%以上(65)。砂田的老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是自北洋政府以来,尤其国民军入甘后,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二是社会动荡不安,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三是砂田改良成本高,“更换新砂需成本浩大,农民本身无能力(66)。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投资改良砂田的办法,但没有落实。

 

1942年冬季,中国农民银行开始举办土地改良铺砂放款,对甘肃老化砂田进行改良。据记载,农行协助“皋兰一带农民铺换新砂四千余亩,贷数二百万元,甚为农民所欢迎,于三十二年(1943年——引者注)度更扩大之兰州、靖远、洮沙等县市,贷数总额达一千余万元,迨本年度(1944年——引者注)开始更增加为三千三百万元,区域亦扩大至兰州、皋兰、榆中、永登、靖远、景泰、临洮、洮沙、永靖等九县市,计截至七月底止已贷出二千余万元,铺成新砂地二万余亩”(67)。甘肃铺砂贷款工作进行了4年(截至1945年6月)。举办的具体情形如下:(一)放款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干旱少雨,有砂田传统的皋兰、靖远、榆中、永登、临洮、洮沙、景泰、兰州(市)及湟惠渠特种乡公所等地。(二)放款对象。以农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为对象,申请贷款的农民为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三)贷款办法。凡申请贷款的社员,“须以改良之土地,交由合作社为向农行申请贷款之抵押担保”,银行向社员发放贷款的条件是:“1.借款社员须为忠实勤恳并无不良嗜好之自耕农民。2.为顾及农民之资金及劳力供应起见,每社员每次最多得申请改良土地五市亩。经调查属实,始行贷放,并派员监察各社分别贷给各社员。”放款期限为2~3年,以分年平均等额的办法归还贷款,不同年份利息分别是:1942年月息8厘,1943年月息1分,1944年月息2分5厘。(四)放款数量。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不同年份每亩放款数量不同,1942年每亩400元;1943年上半年800元,下半年1200元;1944年上半年1600元,下半年2000元;1945年上半年2500~3000元。各年贷款总额为:1942年114 750元,1943年10 317 468元,1944年39 426 834元,1945年76 913 551元。从1942年冬季至1945年6月,砂田改良共举办4年,改良土地46 782.04亩。如表4。

 

 

从表4看,1945年中国农民银行在甘肃10个行政区组建了288个土地改良信用合作社,参加社员9820人,贷款7691.3万元,共计改良土地4.7万亩。根据当时调查,有83个社2489名社员将第一次借款偿清后,续贷第二次借款;有6个社227名社员还清两次借款,已借第三次贷款。合计放款次数累计377个社,社员14 579人次。以此计算,每亩平均放款1744.08元,每社每次贷放204 014.73元,每社员平均贷放5275.63元,每社员平均铺砂亩数3.208市亩。(68)

 

4.病虫害防治

 

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是抗战时期农业改良和增加粮食生产的主要内容。甘肃常见的农作物病虫害主要有:小麦、高粱、糜子、大麦、燕麦、玉米等的黑穗病,小麦黄锈病、麦秆蝇,小麦、豌豆、水稻的麦象虫等,棉花角斑病、炭疽病、枯萎病、棉蚜虫等,马铃薯疫病,园艺作物病虫害有黄筋菜虫、猿叶虫、鹅绒金龟子、瓜守、豆金龟子、梨虫、栗色金龟子、跋虫、蝼蛄、苹果巢虫、卷叶虫等等。这些病虫害对农作物威胁很大,一旦发生,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农作物减产。如小麦一旦患有杆黑穗病,轻则叶发黄,重则全部枯死,受害麦株90%以上不抽穗,即便有穗也呈畸形。黑穗病是甘肃主要病害,一旦发生必然导致农业减产。据省粮食委员会估计,麦类的黑穗病使每年的麦产量损失平均在22%以上(69)。据当时临洮农校调查,黑穗病导致该县小麦平均年损失达20%(70)。1941年全省14县发生黑穗病,平均损失17%,折合法币1亿5千万元(71)。抗战期间,天水、徽县、成县、平凉、泾川等地发生豆象虫害,导致豌豆减产50%左右;甘谷麦蛾虫导致小麦减产70%;漳县麦秆蝇侵害麦苗,受灾重者损失在60%以上(72)。

 

1939年,甘肃省农业推广所投资经费12万元,在陇南进行了蚜虫的防治,取得较好的效果(73)。因小麦黑穗病危害最大,故1941年甘肃把防治黑穗病当作粮食增产的中心工作,选择14个县作为重点,自6月1日开始到7月1日结束,根据工作报告,取得的成效如表5。

 

 

1941年,甘肃防治黑穗病268.6万余亩,以平均减少麦产损失5%、本省常年平均产量1担计算,被防治的14县共可减少粮食损失137 800担。但时人认为:“这次拔出黑穗病实未达到增产的目的,最大的效果是使农民知道了黑穗病的名词,或是他们对黑穗病之为害多一层认识。”(74)尽管通过防治病虫害未必能达到目的,但增进了农民对病害的认识。

 

1942年以防治黑穗病为主要工作,以兰州、皋兰、岷县、天水、临洮、张掖、平凉、徽县、泾川、榆中、靖远等11县市为重点防治区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防治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教农民“实施温汤浸种与碳酸铜拌种”,一是技术人员到田间动员农民“拔穗选种,拔穗防治散黑穗,选种防治腥黑穗”(75)。平凉秋季作物高粱、燕麦、大麦的主要病害为黑穗病,其次是高粱絮黑穗病,预防黑穗病20万亩,“以拔穗、选种为主要防治方法”(76)。为防治小麦黑穗病,张掖增粮指导团选择54户农家作为示范户,158亩示范田,通过“碳酸铜拌种”的方法防治黑穗病,试验的结果是小麦发病率降低到8.9%,比1941年减少近20%(77)。1942年泾川县防治病虫害取得了如下成效:(1)拔除大麦坚黑穗。4月,农业推广人员在泾川一个庙会上拿着大麦坚黑穗让赶庙会的农民看,使农民知道什么是大麦坚黑穗及其危害。经过宣传“农民均能自动去拔除,共焚烧了三千余穗”。(2)防止小麦旱杆蝇。5月中旬,该县阮陵乡发生了旱杆蝇,农业推广人员前去宣传,动员拔除500亩,焚毁5万株,使其灾害程度降低到1%~2.5%。(3)防止豌豆象虫。(4)拔除高粱黑穗。本年雨水不调,泾川高粱黑穗病达6.6%~30%不等,最严重的每亩要拔除200余株,从6月下旬到7月,技术人员集中全部精力指导农民防治该病害(78)。临洮县玉井等乡镇98户农家的2000余亩麦田,经防治后,每亩比往年平均增收小麦0.15~0.2斗。另有55户农家的110.5亩大麦防治竖黑穗,每亩平均增收0.17斗(79)。据统计,1942年全省防治麦病200万亩,防治高梁、小米、糜子等黑穗病84万亩。农技人员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被农民亲切地称呼为“麦病先生”。农民赞扬他们说:“麦病先生到咱家,不吸烟来不喝茶,下田寻着麦灰穗,口口声声喊着拔。”(80)

 

《甘肃农推通讯》发表一些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知识、经验和方法的文章,普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知识。该刊1942年8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发表了《作物害虫之普通防治方法》,介绍了11种方法:(1)保护并利用天敌侵杀害虫;(2)勤于田间耕锄、除草、清洁、冬耕等,使害虫减少潜伏的机会;(3)灌水泡田以溺死土中和作物根部的害虫;(4)应用遮避法以隔绝害虫的聚集,如纸套、笼束果实,以胶质物涂在树干下部阻止害虫爬攀等;(5)徒手或利用器械扑打害虫;(6)寻找害虫群集的地方用火烧杀;(7)在树干周围用草束诱杀越冬的害虫,或刮除果树粗裂外皮,减少害虫越冬潜伏机会;(8)利用害虫的习性,分别施以光、色、食物、作物、气味或声音引诱害虫,以扑杀害虫;(9)采用药剂喷撒以窒息或毒杀害虫;(10)利用日光曝晒收获物(如储粮),使其充分晒干,以防虫侵入或生虫;(11)修建合理仓库,进行科学管理,以防潮、防热、放害虫和防雀、防鼠等(81)。有的以信箱的形式问答,如第1卷第2期的《答复洋芋疫病防治法》、《答复豆象防治法》;第1卷第5期的《小麦黄锈病防治法——答临洮孙威君》、《栗春橡之防治方法——答靖远增粮指导团》等。这些都有利于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知识的普及。

 

5.推广肥料

 

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大部分取之于土壤,土壤里的养分,作物栽培一次就会消耗一部分,地力也随之减退。因此,如何恢复地力,是进行农业再生产的主要问题。传统农业经营者,恢复地力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采取休闲办法以恢复地力,一是给土地补充肥料以增强土地生产能力。土地利用程度,除了受环境因素影响外,肥料的应用成为主要因素之一。

 

甘肃传统的肥料主要包括土粪、厩肥、人粪饼、油渣、毛渣、野灰(草木灰)等。每年栽培农作物面积3937.9万亩,保证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肥料三要素需要量是:氮肥26 697.9万斤,磷肥23 539.1万斤,钾肥26 170.7万斤,本省肥料来源主要来自于粪便和植物如油菜粕、亚麻粕、棉籽粕等,每年可出产之肥料三要素量,及所含有三要素的成分推算估计:约为氮素(N)18 820万斤,磷(P205)5540余万斤,加里(K20)13 180万斤(82)。肥料实际产量与农业生产的需要量相比,肥料缺口较大,每年缺氮肥为7880万斤,占需要量的29%;磷肥17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76.4%;钾肥12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49.6%。有关研究表明,甘肃农田每亩作物仅有肥料37.1斤,购进肥料每亩仅有0.02元,仅及中国北部省份平均数的1/5(83)。说明肥料的缺口十分巨大,投入也不足。

 

造成肥料缺乏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燃料缺乏,大量可以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如甘肃“除森林地区外,普遍缺乏薪炭,燃料不足,又加冬季寒冷的时间较长,燃料的需要加多,因此凡可以做燃料的,均用作燃料,杂草、落叶、田禾蒿杆,以及马、骡、驴等之畜粪,都做煮饭、煨炕之用,而夺取优良有机肥料的来源”(84)。养羊的地方,有大量的羊粪,羊牧放时可供选择吃的饲草很多,其粪含有肥料的各种元素很多,是质量较高的农家肥。但“在燃料甚感缺乏之农村,则用作燃料,以便煮饭或煨烙[炕]取暖,使用纯粹之羊粪于田间者,通常甚少”(85)。燃料缺乏,使农家将大量可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二是农业耕作的粗放经营,使农家少有注意肥料收集和储藏的习惯。如河西农家不讲求厩肥的贮藏,堆肥的利用(86);由于农家不知如何利用、使用和储藏肥料,严重地影响了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力,正如时人所言:甘肃“可垦而未垦之荒地,迄未开垦利用,其缘故不只一端,但肥料问题,恐占大部成分。农家已耕之地,常以肥料不足,地力衰退,施行轮流休闲,甚或放弃,对于土地面积之不能充分利用而增加生产,使地尽其利,实因肥料缺乏之所致”(87)。

 

抗战时期,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政府开始倡导和制造肥料,进行肥料的推广和使用。甘肃省颁布的《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凡地力瘠薄,肥料缺乏,须一律督饬种植绿肥,代替空白休闲。”(88)根据以上规定,各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农家,自制堆肥,种植绿肥,购用枯饼、骨粉,增施肥料,以增加食粮生产”(89)。1942年平凉农业推广所曾试制骨粉,以便在农家推广(90);徽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利用稻田休闲地,种植苜蓿、黑豌豆,备作来年绿肥”;榆中推广所指导农民在“冬耕之际,将八月份种植之苜蓿耕翻土内,以增地力”;张掖推广所“于各乡设置绿肥特约农户十户,经常指导,以资提倡”(91)。1947年,皋兰等5个推广所指导农家利用杂草、禾干制造堆肥4765担,约可施2500亩耕地;并划定天水、张掖、徽县为绿肥示范推广区,3县参加示范的农户有39户,种植绿肥作物103亩(92)。

 

农林部在天水进行的水土保持试验中,也进行了绿肥的试验,其方法是:“种植绿肥在夏季多雨季节,可做地面覆被物以减少风雨之侵蚀而免水土流失,翻压后可使土壤多孔松,并易使雨水渗透入土。西北一带肥料缺乏,如能广种绿肥作物,肥料问题亦得解决。本项试验,冀求得适宜于天水之绿肥作物,以作推广之用”(93)。这项试验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可以增加肥料。从上述资料来看,黄河上游各地农事试验场、农业推广所等积极倡导试制各种传统肥料,尚无化学肥料的引进和制造。即使传统肥料,大部分尚处于提倡和推广阶段,并没有完全被农家所接受。因此,抗战时期甘肃省的肥料推广,只是一个开端。

 

三 农业改良的绩效问题

 

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粮食生产。因此,农业改良与推广的绩效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否问题上。抗战时期甘肃粮食生产水平如何?与抗战前相比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是思考农业改良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先看表6。

 

 

通过表6指数1看出,1930-1940年代,甘肃粮食生产总量超过了民国初期1916年的水平。指数2说明,1932年至1945年甘肃的粮食产量有增有减,但总趋势呈上升状态,1938年与1944年超过了抗战前的总产量。1941年至1945年是北方发生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期,如1941年受灾47县,1942年和1943年受灾均为57县(94),1945年甘肃再次发生大面积旱灾,“春雨少风多,地干气躁,五六月间需雨之时,久旱不雨,以致大部分农田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夏禾枯槁,秋禾失种,全年荒旱,赤地千里”。全省受灾范围达63县(95)。1944年是甘肃风调雨顺的一年(96),粮食总产量达到2889.4万石,成为近代粮食总产量最高的年份。而其他年份都受到旱灾影响,尤其是1945年,粮食有比较大的减产,但还是超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产量。就人均粮食产量而言,191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909.2万石,马铃薯283.4万担,共计1192.6万担,折合共计133 315.3万斤(97)。以1912年甘肃499万人口计算(98),人均粮食产量为267.2斤。在1938年的调查中,人均粮食生产量为761.2斤;在1943年至1944年调查的粮食总量中,以1944年甘肃655.4万人口计算,人均生产粮食597.4斤。也就是说,1930年代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已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产量增加的因素比较多,但至少应当承认,农业改良与推广是其原因之一(99)。

 

黄河谷地的土地含碱较大,砂田改良后,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粮食生产的肥沃土地。其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土地铺砂后,土地收益有所增加。据言“砂田蓄水力特强,得一次足雨来年即可丰收”(100)。表7是甘肃各县市铺砂作物面积统计表。

 

 

根据1942年7月调查,上述地区小麦常年亩产量是:皋兰是1.02担,靖远是1.59担,洮沙是1.03担,临洮是0.97担,永登是1.22担,榆中是0.7担,景泰是0.93担,永靖是0.86担(101)。经过改良后的砂田,亩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高,如表5统计各县砂田小麦亩产量平均达2担。说明铺砂后的砂田取得了很好的绩效。

 

第二,地价增加。砂田改良前,一些老砂田“几无生产可言,遇雨水较多年份,仅能产糜谷四斗,且无地价,因此自田赋改征实物后,赋税负担已重,复有各种摊派,以率多以土地为标准,旱地或老砂地所有人收入不抵支出,致使农民望之生畏,甚且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以避服役”。经过改良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将其土地铺砂后,多不愿出卖”,地价也随之增长,“估计在兰州附近者,每亩可值三万元至四万元,其他各区亦值万元以上,如以平均二万五千元计,贷款铺砂土地之总价值,当在百亿元以上”(102)。砂田改良后,地价大增,农民由原来“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到地价很高也“不愿意出卖”。可见,砂田经过改良后成为比较好的耕地,不仅地价有所上升,粮食亩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抗战时期,甘肃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仅仅是一个起步,没有完全展开,影响了改良的绩效。如引进适合甘肃种植的泾阳302小麦,在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只是陇南和陇东地区小面积种植,涉及农户只有1000余家,推广面积只有5000余市亩;棉花推广中,最高年份年产棉花6.7万担,仅能满足全省需要量的12%;甘肃砂田面积80余万亩,抗战时期改良面积不足10万亩,仅占12.5%;肥料推广和病虫害防治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绩效不足?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1)农业改良时间短。尽管从晚清以来,甘肃农业改良工作已经开始,但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直到抗战时期进入相持阶段后,1941年,中央政府为了把西北建成坚持长期抗战的后防基地,各种农业改良才提上日程,到抗战结束,短短四年时间,一些技术尚在试验阶段,无法全面推开。(2)农业改良经费投入不足。抗战时期农业改良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农贷和政府的补贴,因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如砂田技术改良,以1945年货币值计算,改良1亩砂田需要1744元(法币),将剩余的70万亩砂田全部改良,需要122 080万元,当年银行投资仅有7691万元,仅占需要量的6.3%。投资不足,影响了农业改良的效益。(3)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农业改良针对农民进行,而“农民的知识水准低,脑筋简单而固执,尤其对于农业□地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方法,如果有人对他经营的农业种子、技术、农具有所改变,他一定会惊起怀疑的目光,好奇的心理和藐视的态度”(103)。农民的农业知识薄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改良与推广的进行。(4)部分地方存在农业推广与农贷两个系统配合不默契。1942年10月,皋兰粮食增产指导团与王家台等5家合作社商议收购小麦种124.5石,拟贷款47 139元,可播种小麦853亩。但农行以合作社“保证责任贷款,超出保证金额”为由,不予放贷(104),导致收购麦种搁浅,影响了来年小麦推广事业。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建设抗日后方基地”和“西北开发”的口号下,甘肃省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所(中心),农林部在本省建立了推广繁殖站,中央农林试验所在天水设立土保持试验区,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中国农民银行等提供了资金支持,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银行资本参与其中,为农业改良提供了资金支持。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主要是为了解决居民吃穿的问题,重点在增加粮食产量和种植棉花,为此在小麦优良品种培养、砂田、肥料和棉花推广方面着力最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到了日寇的蹂躏,“农产衰退,惟在大后方和解放区,颇有发展”(105),而抗战时期甘肃农业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甘肃农业破败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正如魏宏运先生所言:“甘肃农业经济在战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它走出了旧有的轨道。”(106)尽管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但毕竟使甘肃农业“走出了旧有的轨道”,开始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这是值得肯定的。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华北与黄淮平原地区农业发展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但在国民政府各种农业政策影响下,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国民政府部分实现了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作者简介】黄正林,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看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如谢国兴在谈到安徽省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农业技术改良问题时指出:“皖省在清末至抗战前,先后设立过不少农事试验场,种类包括农、林、畜牧、垦殖,层级涵盖中央、省、县,部分不无成就,多数形式意义甚于实质贡献。”(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23页)

 

③庄维民:《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80页。

 

④徐凯希、张苹:《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第71页。

 

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第52~66页;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陆和健等:《西部开发的先声: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之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9~123页。

 

⑥李丛泌:《西北农业概况》,《新西北月刊》第4卷第5期,1941年7月15日,第29页。

 

⑦《农业改进所两年来工作报告》,《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93~95页。

 

⑧蒋杰:《一年来之省县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4页。

 

⑨(12)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下)》,《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11~12页。

 

(1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11)《县农业推广所组织规程》,《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2期,1945年2月,第67页。

 

(13)何家泌:《三年来之各省推广繁殖站》,《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5期,1945年5月,第44页。

 

(14)任承统:《黄河上游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十年度工作计划大纲》,《农林新报》1941年第10~12期合刊,第2页。

 

(15)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试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1~2、6页。

 

(16)傅焕光:《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17)杨红伟:《1940年代的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述论》,《水土保持研究》2010年第6期,第278页。

 

(18)乔启明:《农会与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1卷第4期,1939年4月,第3页。

 

(19)杨渠统、王朝俊等:《重修灵台县志》卷3“风土志·庶政·农林”,1935年铅印本。

 

(20)白册侯、余炳元:《张掖县志·建置志·民国新建置》,1949年油印本。

 

(21)郭普:《天水农推工作的“新攻势”》,《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3页。

 

(22)黄正林:《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9页。

 

(23)国光:《张掖农村工作之联系》,《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24)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版,第33页。

 

(25)《各种农贷暂行准则》,《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第45~47页。

 

(26)成治田:《甘肃农贷之回顾与前瞻》,《中农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第33页。

 

(27)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秘书处:《四联总处三十一年度办理农业金融报告》,出版年不详,第86~89页。

 

(28)郭荣生:《我国近年来之农贷》,《经济汇报》第10卷第9期,1944年11月,第83页表1。

 

(29)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5页。

 

(30)农促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农业经济机构,主要负责统筹战时农业推广事宜和帮助后方各省设立农业推广机构,1939年创办了《农业推广通讯》。

 

(31)编者:《最近四月》,《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21页。

 

(32)《甘肃天水区水土保持协进会组织章程草案》,《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3期,1941年3月,第82页。

 

(33)《三十一年度推广鉴定小麦品种暂行办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

 

(34)农技人员在泾川检定与选育优良品种时,考虑了当地地理环境与居民生活、生产习惯等因素:一是地形地貌,老筋麦适合在原地种植,白麦适合川地种植。二是生活习惯,本地居民吃饭以面食和馒头为主,老筋麦适合做馒头,白麦适合做面条。三是农制,早熟、晚熟都需要种植,早熟小麦适宜种植在原地、川地,既可避免雨季的影响,还可种植小糜子;晚熟小麦种植可以调剂人工,即在小麦收割季节,本地农民组成“麦客”到陕西关中“赶场”,关中小麦收割后,正好本地小麦可以收割。综合了这些因素之后,决定选老筋麦和白麦为本地优良品种(张清海:《泾川农家小麦品种检定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5页)。

 

(35)张掖增粮指导团:《张掖县小麦品种检定初步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11~12页。

 

(36)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5页。

 

(37)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38)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续)》,《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页。

 

(39)罗绪、郭世杰:《陇东冬小麦之检定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5期,1947年5月,第23页。

 

(40)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7页。

 

(41)(42)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6~28、28~29页。

 

(43)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30、26页。

 

(44)刘渊浚:《甘肃省植棉推广问题之探讨》,《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3页。

 

(45)陈通哉:《陇南物产志略》,《西北论衡》第10卷第6期,1942年6月,第20页。

 

(46)《农业改进所植棉工作报告》(1939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06页。

 

(47)《农业改进所植棉推广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2~113页。

 

(48)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第35页。

 

(49)黎小苏:《甘肃棉业概况》,《经济汇报》第8卷第3期,1943年8月,第88~89页。

 

(5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51)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中国棉产统计》,1947年印行,第15页。

 

(52)俞启葆:《河西植棉考察记(二)》,《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10期,1940年10月,第20页。

 

(53)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分别见第30、23、85、92、39、90、47、63页。

 

(54)范振绪:《靖远县新志》第4编“农业略”。

 

(55)王兴荣:《甘肃的棉麻生产》,《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

 

(5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57)据张波等人考证,砂田起源于明朝中期,距今大约四五百年的历史(张波:《不可斋农史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又据记载,康熙年间,“甘省大旱,赤地千里,草木俱枯,偶有田鼠做穴土中,带出砂石,滩于地面,而此砂之上,竟有绿色作物生长,引起农民之注意,乃试为仿行,竞有成效。嗣复经改良,遂渐次推广”(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9页)。尽管属于传言,但自康熙以来,砂田逐渐成为黄河上游河谷从事干旱农业耕作的一种技术,使一些不毛之地可以开垦为农田,“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10页)。同光年间,左宗棠镇压回民反清斗争后,在恢复和重建甘肃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提倡仿照兰州北山秦王川方法推广砂田,“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砂,改良土地。于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洮沙、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砂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5页)。

 

(58)魏宝珪:《甘肃之碱地铺砂》,《中农月刊》第4卷第2期,1943年2月,第67页。

 

(59)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60)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6页。

 

(61)王达文:《甘肃省农产畜牧概况》,《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12号,1936年12月15日,第165页。这句农谚还有一种说法:“父劳死,子饱死,孙饿死”,即砂田是“十年经营,十年收获,再十年则地力尽矣”(范揖唐:《甘肃耕田与肥料调查》,《西北论衡》第9卷第4期,1941年4月15日,第49页)。

 

(62)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2月。

 

(63)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10页。

 

(64)(66)汤惠荪、雷男、董涵荣:《甘肃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第155、155页。

 

(65)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地政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第91页。

 

(67)张华民:《二年来之甘肃土地金融业务》,《甘肃地政》第2卷,1944年9月,第19页。

 

(68)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印行,第33~40页。

 

(69)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5页。

 

(70)李茂:《陇南农作物病虫害调查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8页。

 

(71)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2)郭海峰:《甘肃省粮食作物之四种重要害虫及其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5页。

 

(73)《农业改进所陇南治蚜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5~116页。

 

(74)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7页。

 

(75)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6)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9页。

 

(77)张掖增粮指导团:《碳酸铜粉拌种效果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

 

(78)张清海:《半年来的泾川农业推广》,《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4~15页。

 

(79)匡时:《农推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5页。

 

(8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81)郭海峰:《作物害虫之普通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7页。

 

(82)(84)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8、52页。

 

(83)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3页。

 

(85)陈希平:《甘肃之农业》,《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11页。

 

(86)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6430页。

 

(87)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7页。

 

(88)《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7页。

 

(89)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101页。

 

(90)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91)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92)张桂海:《一年来之甘肃农业改进工作述要》,《新甘肃》第2卷第2期,1948年4月,第73页。

 

(93)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6页。

 

(94)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三年来重要工作报告》(1940年12月6日~1944年4月15日),1944年5月印行,第51页。

 

(95)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610页。

 

(96)1944年只有少部分县的局部地方遭遇雹灾、水灾、虫灾、旱灾(见袁林:《西北灾荒史》,第608~609页),对全省粮食生产影响较小。

 

(97)市石与市斤之间换算关系是:水稻1石=108斤;玉米、小米、高梁、黍子、糜子1石=150斤;小麦、大麦1石=115斤;豆类1石=154斤(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44页),马铃薯按照100斤为1石计算。下文斤、石的折合都是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换算的。

 

(98)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99)笔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甘肃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改良与推广因素外,还包括:(1)社会从动荡中稳定下来,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2)国民政府的农贷政策(见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

 

(100)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101)根据《甘肃统计年鉴》表63《主要农作物面积与产量估计》中的相关数据计算,1946年印行,第100~106页。

 

(102)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6页。

 

(103)董涵荣:《农业推广成功的第一个条件——人》,《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5页。

 

(104)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4页。

 

(105)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106)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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