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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遗老许宝蘅与溥仪的“君臣”之谊

作者:马忠文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 更新时间:2011年09月03日

《许宝蘅日记》(全5册),许恪儒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188.00元
  
   
                              
  1961年12月28日,86岁高龄的中央文史馆馆员许宝蘅在北京病逝。他的经历非同寻常:名门后裔,举人功名,清末担任过军机处章京、承宣厅行走,民初任总统府秘书,几十年间一直活跃于北京官场,既承命于身居高位者,治理文牍,又与文人名流唱和往来;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时代变迁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字数达140多万字,时间跨度约60年。它不仅是一位京官生活的记录,更是一部鲜活的近代历史缩影。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很多是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角色。许宝蘅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君臣”之谊就值得一说。


  
   参加张勋复辟


  
  许宝蘅,字季湘,晚号夬庐,生于1875年,浙江杭州人。杭州许氏为近代文化世家,这个家族的许乃钊、许庚身都是近代的历史名人。许宝蘅1902年考中举人,先后任军机章京、内阁承宣厅行走,一直服务于清廷中枢,是一位勤于公务、很受上司器重的文秘人员。1912年3月民国建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娴熟治牍的许宝蘅又被任命为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后调铨叙局局长、内务部考绩司司长。但是,民初政局动荡,许宝蘅虽然勤慎,却屡受排挤。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恢复民国元年官制,内务部考绩司裁撤,身为司长的“项城旧人”许宝蘅遂辞职赋闲。


  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使这位失意的先朝臣子看到了一线曙光。在胡嗣瑗(琴初)、郭则沄(字啸麓)、陈曾寿(字仁先)等亲友的劝说和推荐下,许宝蘅很快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7月2日清晨,他与郭则沄一同来到紫禁城的传心殿。此时,新受封的议政大臣和各部尚书汇集一堂,商讨“国事”,许宝蘅则奉命拟旨。当时,有人建议重用载涛等亲贵,他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他每日清早按时入直,与清帝退位之前一样,在隆宗门下直庐做起了“军机章京”的本行。但是,没过几天,段祺瑞就宣布“讨伐”张勋,复辟闹剧匆匆收场。7月9日,醇亲王载沣嘱咐许宝蘅草拟退还政权谕旨,几天后这道逊政谕旨公布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堂而皇之地画上了句号。


  其实,民初的遗老群体是很松散的一群人。虽说他们有着拥护帝制、恢复清朝基业的共同志愿,但遗老内部人脉复杂,师生情谊、裙带关系夹杂着私人恩怨,和民国初年其他势力比起来,这个群体的力量很是微弱,不过是寄生在废帝溥仪周围的一群旧式文人而已。一旦军阀动起狠来,把炸弹丢进皇宫,这些只会摇笔杆子的文人立刻惊慌失措。许宝蘅虽然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他恪尽职守,善始善终,表现出一位幕职人员优秀的品质。张之洞、袁世凯以及废帝溥仪都对他十分信任,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奉召赴“满洲国”


  
  丁巳复辟昙花一现,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并未受到牵连。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们又追随废帝躲进日本使馆,后来又到天津日本租界,为“复辟”大业出谋划策,四处奔波。


  许宝蘅与他们略有不同。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重新组阁,经王克敏推荐,他重入大总统府为秘书。钱能训(字幹臣)为内务总长,又招他为内务部秘书。徐世昌任大总统后,对他的忠诚勤勉更是大加赞赏,信任不疑。1919年2月,溥仪需要一位洋教师,许宝蘅奉命以内务部官员的身份,与清室代表李钟凯参与此事,聘请庄士敦入宫任教。在他看来,这是事关小皇帝教育的大事。


  许宝蘅出身科举,靠文字吃饭。他不置恒产,不营工商,在京赁房而居。因兄弟三房同爨,繁浩的家庭开支主要靠其薪俸维持。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宝蘅再次赋闲,经济陷入困境。不少昔日的同僚和属下(如黄郛)先后加入南京政府,有了新的寄身之所,他却面壁无策。


  1927年11月,应傅增湘之约,许宝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兼管掌故部,主编《掌故丛编》,虽然暂时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对维持家计仍是杯水车薪。迫不得已,只得选择寄人幕下讨生活的老路。1928年7月,54岁的许宝蘅应奉天省长翟文选的邀请,“屈尊”出任奉天省(后改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2月,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聘他为顾问。次年2月,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又聘他为洮昂铁路局顾问。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关内外交通阻隔,许宝蘅当时正回京办事,无法出关,再度困守北京。


  1932年4月,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满洲国”,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这时已在伪满内廷任职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纷纷劝许宝蘅投奔溥仪,并屡屡推荐。很快,溥仪(化名伯华)传话过来,令他前往东北准备召见。许宝蘅内心十分矛盾,若应召则前途仍难预料,不应则生计无以维持。犹豫不决之际,他遵循《左传》“卜以决疑”的古训,卜筮以决去就。因卜之得“吉”,遂于5月离家应召赴长春。开始,作为溥仪的侍从人员,任“执政府”秘书,后又改任掌礼处大礼官兼秘书官。1934年溥仪称“皇帝”,年号“康德”,乃制定宫内府官制,命许宝蘅为宫内府总务处长,不离溥仪身边,负责其日常起居生活,对其十分信任。溥仪到各地“行幸”考察,均由许宝蘅随同照顾。据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许宝蘅对溥仪尤为忠诚。许氏60岁生日时,溥仪特赐“博涉艺文”匾额,加以褒勉。


  1939年底,65岁的许宝蘅“停年退官”,结束了服务生活。次年1月,被满洲棉花会社聘为副理事长,获准常住长春,不必到沈阳办公。此后,他往还于北京与长春之间,仍然为生计而奔波。闲暇之余则致力于学问之事,数年间撰写了《西汉刺史考侯国考》、《西汉郡守考》、《西汉尚书考》、《篆文诗经校正记》、《百官公卿表考证》等,依旧保持着浓厚的文人本色。
  
  与溥仪的两次谈话
  
  1944年5月,70岁的许宝蘅南下上海鬻字,9月返北京,10月回长春。溥仪听到消息后特意召见许宝蘅,询问情况。11月11日许宝蘅入宫请安。次日中午12时30分,溥仪在缉熙楼召见了许宝蘅。他的日记中对溥仪的谈话记述很详细。“君臣”二人除了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还有不少看起来很知心的话。日记写道:
  
  跪安毕,赐坐。
  奏:自上海、北京归。问上海鬻字情形,对:鬻字所馀可供半年生活。
  又奏:在上海见陈夔龙、刘承幹,均请上安。
  问:陈夔龙身体如何?对:陈夔龙年八十八,甚强健,并不龙钟。
  问:刘承幹如何?对:亦康健。
  问:见曹元弼否?对:元弼在苏州,未见。
  问:尚见何人?对:见许汝棻。
  谕:近有章梫等为曹元弼重宴鹿鸣乞恩,可传谕胡嗣瑗拟匾额字,并著胡嗣瑗写。尚有一人?对:即许汝棻。
  问:重宴鹿鸣,向来给何恩典?对:从前有加衔者。
  谕:现在加衔不相宜,还是赏匾。对:今春俞陛云重宴鹿鸣亦系赏匾。
  谕:可电话告知胡嗣瑗。
  问:上海情形何如?对:上海商场尚繁盛。
  问:物价何以如此之贵?对:以金米价值而论,物价不为贵,不过钞票数字增加。
  问:钞票如此之多,何以价增贵?对:钞票虽多,分散各处,仍不敷用。
  问:南京政局如何?对:仅能应付现状,不能有所作为。
  谕:汪精卫现在病危。对:闻已逝世。
  谕:尚未发表,外间以不言为是。又谕:继任者不知何人?
  对:恐仍属于国民党,一般论者有以包罗各党派为良,但亦无重心,恐非战争结束,政治不能有转机。
  谕:汝等老年,经过数十年经验,即予,近来亦颇感老成人日见其少,少年人学识不足,难以任事。
  问:见陈曾则否?对:曾见着,陈曾则以家事不能应召来此,颇为不安。
  问:北京见傅岳棻否?对:傅岳棻尚强健,仍在学校当教授。
  问:汝此地有家眷否?对:仅有一女在此,其馀子女均在北京。
  谕:汝此时可谓极自由,职务不负何责任,南北随便可往来。
  对:数十年来未有现在之自由,皆托皇上之福。
  谕:且休息。
  遂起坐退下,时十二时五十五分。即与愔丈通电话,传上谕。

  日记中谈到的人物有陈夔龙、刘承幹、曹元弼、章梫、俞陛云、陈曾则、傅岳棻,他们都是遗老或与遗老关系密切的文人,“愔丈”即胡嗣瑗(号愔仲)。这些人思想保守,彼此互通声气,还对溥仪保持着一丝难得“忠诚”。溥仪也慨叹“近来亦颇感老成人日见其少,少年人学识不足,难以任事”。可是,这些老成文士,除了粉饰盛世的本领,对伪满行将覆灭的结局也无计可施。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盟军开始集中打击日本,东北战局更加混乱,许宝蘅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再一次得到召见,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溥仪。7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时入宫,十二时三刻召见缉熙楼,跪安。
  上问:你身体甚好。对:是。
  问:闻你要回北京?对:此地会社事已退职,既无职业,在此居住诸多不便,故移居北京。惟十余年蒙皇上恩遇,一旦远离,不能不恋恋。
  谕:回北京之后若有事相召,尚能来否?对:如蒙召见,但无交通阻碍必能来。
  谕:旧人可倚赖者甚少,故希望能来。对:臣虽风烛馀年,一息尚存,必闻召即至。
  问:今年七十几?对:七十一。
  谕:年过七十,亦当休息,但汝为我所深知,有事时希望能来相助。
  对:臣家先辈多有年至五六十即乞退归家,但彼时正全盛之时,现在时局如此,不能比。
  谕:时局如此,难以测度。
  对:此中有天道,非人之浅识所能窥测,然仁爱之心,必为天所佑。
  谕:爱人者必先爱我,爱小我,而后能爱大我,小我者私,大我者公。
  对:人必有恻隐之心,好恶之心,而后能得天之福佑。
  谕:是。但人每以恻隐之心而行暴虐之行。
  对:如此,便非恻隐之心。称善者再。
  问:北京生活甚高,汝去何以为生?对:臣对生计向来随遇而安,儿子辈现俱在北京,故欲居北京。
  问:汝子在北京作何事?对:长子在禁烟局服务,次子在上海市公署。
  谕:向来作事的人,一旦无事,便神气颓废,汝能仍如常态,可见向来恬淡。
  问:平常作何事?对:不过看书、写字。
  问:看何书?对:平素好《汉书》及小学书,但今皆不切时用者。
  问:亦有朋友谈话时否?对:惟胡嗣瑗、徐思允等数人尚可谈,其他无可谈者。
  谕:少年人多浮燥,多急功好名。
  对:人应有功名之心,方能为国效力,但视所趋邪正耳。
  谕:希望汝善为保重身体,愿常常得闻消息。
  对:与徐思允、胡嗣瑗等常可通讯,可以上闻。
  问:近来痔疾如何?对:仍常发,不甚苦。
  谕:余痔疾近来不发矣。
  谕:能常闻汝健康之信,甚慰,不然则隔绝矣。
  问:行期何日?对:拟在月内行。遂起跪安辞行。
  谕:再会。即退下,时一时三十分。
  
  这段谈话比较轻松,除了几句闲谈时局和“天道”的空论外,颇见溥仪关心属下的一面。日记中提到的徐思允(号愈斋)是溥仪的御医,也是许宝蘅的亲家。


  1945年8月7日,许宝蘅携女儿恪儒于乘火车离开长春,次日经过山海关回到北平。8月14日日本接受四国宣言,宣布投降,溥仪彻底失去了靠山,不久,成为苏军的俘虏。回到北京的许宝蘅时刻关心着“皇上”的安危,日记中多有流露。9月28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图片展览,将溥仪称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国际战犯”,许宝蘅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让一个傀儡皇帝担当第一责任是不公平的,那些在幕后操纵的日本军阀才是挑动战争的祸首。当然,这多少也有袒护溥仪的遗老情结在里面。


  对许宝蘅的心思,还是郭则沄最了解。郭、许均为德清俞陛云之婿。10月12日,郭氏写诗一首赠许:“先去非逃死,馀生尚恋恩。忆当辞绝塞,犹及别修门。叩寂支形影,沈哀赘笑言。有涯除是醉,终惜搁芳尊。”大概他深知许宝蘅因关键时刻离开溥仪而有歉疚之感,故赋诗安慰。也难怪,1947年1月,郭则沄病逝后也是穿清代朝服入殓的,他的遗老情结与许宝蘅几乎不相上下。
  
  在新中国的转变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的许宝蘅生活并不稳定。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他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从1953年起,许宝蘅开始领取北京市劳动局每月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金。1956年10月,经章士钊等人推荐,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他不顾年迈,认真参加文史馆和民革组织的各种学习,聆听中央领导的各类报告,参观十三陵水库,切身感受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平时参加蛰园、稊园诗社活动,与新朋旧友唱和往来,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


  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昔日的君臣成为新中国平等的公民,这在许宝蘅看来实在不可想象。日记常能见到“旧主”的情况。这年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
  
   公孚来谈,旧主已于前数日来京,现住其四妹夫万嘉熙宅,嘉熙现在市民政局工作,指明由其个人关系迎接,招留同住,行动皆可自由,仅有身著棉衣裤,此外一无所有,现由涛七(载涛)给旧外套一件,由诸妹为置鞋袜等物,孑然一身,无家可归,此诚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创局矣。公孚拟往一见。
  
  公孚即恽宝惠(字公孚),系许宝蘅北洋同僚,后又一同在伪任职。这些关于溥仪初到北京的境况,现在看来也很是珍贵的史料。对于溥仪的处境,感慨之余,许宝蘅曾写下五律二首:“不意能重见,回头十四春。几经作囚虏,终得返天民。此局前无例,全身自有因。不妨谈往事,得失可殽陈。”“从来亡国惨,史籍不胜书。或遘迁流祸,犹加斧钺诛。一朝此结局,万古启迷途。本欲真幸免,斯言忆本初。”自古亡国之君,或遣戍,或杀头,皆无好下场,而溥仪却能落得“全身”,这样的结局让许宝蘅感到庆幸。


  1960年1月,恽宝惠告诉他,溥仪有《我之前半生》之作,政府已允付印。4月,许宝蘅得到此书后,便开始阅读,直到6月,他的阅读书目中仍有《我的前半生》,可惜没有留下一点关于此书的评论。最终,许宝蘅还是没有像恽宝惠那样,去看望过“旧主”,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环境中,他的“愚忠”之悃已经渐渐淡去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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