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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移民·社区·宗教——以近代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

作者: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4日

摘要:人口迁移是明清以来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汉口、上海等地吸引了大批人口迁入,形成众多移民聚居的社区。自晚清倚仗湘籍官员的支持,湖南宝庆人占领汉口宝庆码头之后,大量宝庆籍移民聚居生息繁衍于此,从事城市社会底层职业如码头工人等。随之而来的还有“道士之乡”宝庆府新化县著名的正一道士。正一道士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区内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还有率领居民进香南岳等。通过共同的道教信仰和仪式,汉口宝庆人激活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共享了因移居和迁徙而疏远的社团情感,重建或凝聚了因居住在异域他乡的生存压力而被疏离了的社会关系。在明清至近代移民社区发展进程中,以及在社区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宗教与信仰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近代 汉口 宝庆码头 正一道士 传统宗教 社区

 

人口迁移是明清以来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除了向新开发地区、人口减少地区流动之外,大量外地人口获得了进入城镇的机会,这其中尤以新兴工商业城镇吸引力最强。大量移民①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出现在城镇中的移民,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面临着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适应以及重新进行社会定位的双重困难。为应对在移居地融入过程中遭遇的社会排斥②,移民多采取聚居形式,形成由群体认同而自发形成的移民社区[1],就如同现在常见于我国大中城市的“湖北村”、“浙江村”……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等。聚居的移民在新的环境里,不甘于自己的从属地位,所以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增强凝聚力,显示自己文化主体之力量向主导文化抗争[2]。较为典型的表现是在移居地进行“祖先文化”和传统信仰的再植,以维系本民族、本土同胞间的感情。于是,在新兴的城市中,来自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背景的人们聚居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个的小型社区,形成一块块规模不等、犬牙交错的文化飞地。这些文化飞地在行政上归属于某个大的政治主体,而在文化上又各有其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3]。明清以来的汉口,就存在多块文化飞地,其中以宝庆码头最具代表性。

 

汉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宝庆码头是指近代(明中期到解放前)由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所属邵阳、武岗、新宁、城步、新化等五县在汉口的商人和船主所立之码头。宝庆府地处湘西门户,出入滇、黔驿程,水运畅达洞庭。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商业的发展,宝庆府移民进入汉口,并建立了专属自己的码头。它既是来往汉口的货物装卸和集散地,其附近的街道也逐渐成为这五县在汉商旅和行脚工人的集居地。该码头核心区域位于汉水与长江汇合口西北沿岸一带(即现在汉口宝庆街社区居委会辖属地段)。随着宝庆地区移民迁入汉口,当地宝庆籍道士大约也在清中叶以后到来,服务本籍落户汉口的移民。近代以来,他们一直在汉口的这个区域传承、活动。目前在武汉城区硕果仅存并登记在册的正一道士主要来自宝庆府新化县。宝庆码头发展进程、社区内的道教信仰与民众生活是众多移民社区的一个缩影。

 

一、汉口宝庆码头的形成

 

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兴起时间较晚,明洪武(1368-1398)间还是“未有人住”的芦洲,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居民。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汉水由以前的多口入江变成一口入江,由此,武汉由武昌、汉阳双城夹江一变而为武昌、汉阳、汉口三城鼎立。汉口因汉水入江口水势平缓,深度适宜,且水面宽广,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崇祯年间(1628-1644)汉口筑长堤后,既防水患而利于聚居,又可避风浪而适于泊船,故逐渐形成码头重镇,商贸日盛,在清康乾之世(1662-1796),已是“天下四聚”之一[4]193。

 

今见于记载、沿汉水最早的码头,是建于乾隆元年(1736)的天宝巷码头。此后沿汉水北岸自上而下逐年有所修建[5]32-34,到同治七年(1868),已建立码头35个[6]182。从小硚口到集稼嘴,地势平坦,江汉汇流,船只可以停港避风,水陆交通方便,因此工商业云集。长堤街、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等行业,星罗棋布,粮行商号,堆栈客房,鳞次栉比……开埠前,与河运经济相适应,汉口城区集中于汉水沿岸至大江口这一狭长地区③。至于临长江码头的发展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汉口因商业而兴盛,外来人口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7]109,“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7]105,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社区特点。据统计,“在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8]。居住在汉口的人可分为五类:(1)汉口或汉阳的土著居民;(2)来自武昌及周边地区的人;(3)来自汉口“城市化边缘地区的人”;(4)来自湖北中南部其他商业城市的人;(5)湖南人[9]274。汉口的湖南人大多来自湘江流域,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湘江沿岸的贸易城市长沙、湘潭、衡州和宝庆。明清时期湖广向外移民的浪潮中,湖北黄州府是最大的迁出地,其次就是湖南的永州府和宝庆府[10]76。除人少地多的四川等地外,商业发达的城市如汉口、长沙、南京等地也是宝庆府人移入的主要地域。当时宝庆府出产的煤、木材、烟叶、锑锭、纸张、玉兰片、茶叶、石灰大量倾销汉口,众多民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宝庆与汉口之间。民船上一般设有长守,是船商委托的总管,总揽一切,到汉口后返回家乡。而舵师、水手因是临时雇用,船到汉口大多另谋职业,成为码头工人等社会下层职业群体。起初他们多单身在汉搭建竹棚安身,至年关又回乡,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后来在汉定居的渐渐多起来,家眷也随之来汉谋生[11]38~39。

 

解放前各个劳动行当中地缘关系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码头业也不例外,在工头取得码头搬运权后大都喜欢在自己家乡招募工人[12]58。各地船只船民,由于是同乡、同行、同路,很自然地形成了船帮。襄河(即汉水下游)一带河湾多,能避风浪,又近汉正街,是民船装卸货物、停留靠岸的好地方。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力的争夺。汉口历史上为争夺码头,不但多次发生械斗,各方还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出了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

 

研究表明,移民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整合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即是“同乡聚居”[13]阶段。在武汉,宝庆人聚居生活的码头共有四处:汉口宝庆码头是综合停船处,也是中心码头;月湖堤宝庆码头是停毛板船和拆毁毛板船的地方;鹦鹉洲和白沙洲宝庆码头是停泊竹、木排的地方。根据码头所在,相应地固定了居民区。月湖堤和白沙洲较为偏僻,鹦鹉洲宝庆码头的宝庆居民与安(化)益(阳)帮居民混居,而且这几处是随着汉口宝庆码头之后发展起来的。汉口宝庆码头居民区最大,传统上称汉口的宝庆码头即指此处。

 

汉口宝庆码头原是一块不毛之地,称迴水湾,是船民公用放帆之处,随着汉口商业的繁荣,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嘉庆初年,宝庆人就占了码头。由于宝庆帮船只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看守,徽(安徽徽州)帮乘机占领码头,由此引发宝庆帮与徽州帮长期争夺码头的斗争。起初,宝庆人一直在争夺中处于下风,嘉庆中叶,宝庆帮青年船民何元仑请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刘光南运用权势划定了宝庆码头和宝庆帮的居住区,并把界限内的所有外籍船民赶出去。咸丰六年(1856),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时任云贵总督的湘军将领刘长祐,邀请曾国荃到宝庆码头走访,受到何元仑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得到新化籍官员、特别是湘军将领支持的宝庆人,士气高涨,在同年与徽州帮的械斗中,最终获胜[14]。宝庆人不仅占有了宝庆码头,而且扩大了地盘,把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广大地区划为宝庆帮所有,奠定了以后汉正街宝庆社区的范围[15]。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宝庆社区当形成于清中叶道光年间(1821-1850),当时定居中于此的宝庆人已达数千,宝庆会馆的建立就是其标志。会馆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其主要功能就在于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务,实施管理[16]4。会馆的建立显示出宝庆人在汉口码头已站稳了脚跟。

 

社区的认同除了自我认同外,更重要的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