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报刊投稿|中国历史研究网|中国历史研究院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研究>>社会文化史>>正文内容
社会文化史 【字体: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

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 更新时间:2016年01月22日

摘要: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着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

 

关键词:仪式政治  祭祀  黄帝  成吉思汗  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的党政代表齐集黄陵,共祭黄帝。[①]为筹备此典礼,毛泽东预先写了一篇《祭黄帝陵文》,届时将由参与祭礼的中共代表宣读。该祭文写成后,毛泽东于3月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过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希望他帮助发表。不过,这篇祭文最终未能见诸国统区的报刊。尽管当年的社会媒体较少关注黄陵祭礼上中共代表的身影,但中共已经借此祭礼显示出自身潜在的政治力量。

 

从1937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下文简称为边区政府)明确以中华民族历史人物为对象的祭祀典礼仅有两种,即黄帝祭祀与成吉思汗祭祀,二者又分别被称为黄陵祭祀与成陵祭祀。目前学界对于边区政府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探讨较少。[②]已有的相关论文侧重于史实叙述,新近有学者从“英雄崇拜与国族建构”的角度论及国共两党利用成陵祭祀仪式的象征功能,使成吉思汗以“中华民族英雄”的身份成为国族认同符号的问题。[③]本文拟从仪式政治的角度,剖析1939年到1949年间中共将传统国家祀典改造成现代政治仪式并发展成革命礼仪传统的历程,进而揭示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以黄帝、成吉思汗祭礼为媒介的政治竞争。

 

一、始祭二帝的机缘与前奏

 

中共及其所率红军在到达陕西之前,未曾举行过与黄帝、成吉思汗有关的政治仪式。尽管黄帝在清末被革命党人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自元以降一直被奉为蒙古族英雄,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上,并没有祭祀二者的政治典礼,也鲜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宣传。毛泽东于1936年写作的《沁园春·雪》提到成吉思汗,也仅说他这位“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中共尚未有意识地运用符号化的黄帝与成吉思汗这一历史文化资源。

 

中共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首次参与黄陵祭祀,源自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的大力推动下,黄陵祭祀被列入了国家祀典。1935年4月7日,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人与陕西省各界代表齐集陵前举行祭礼。此后两年间,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加紧,中共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局中显示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1日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④]。翌年9月,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⑤]。由于积极号召全民族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宣传纲领,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在社会各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考虑在“党国”体制中容纳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个关节点上,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展示其将与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而业已举行两届的黄陵祭礼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仪式平台。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约请中共派代表参加1937年的黄陵祭礼。

 

1937年清明节,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改编尚未完成,中共派出的代表仍以独立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名义参加黄陵祭礼。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担任此次祭礼的主祭。到会参加的团体、学校师生及部队约在千人以上,“而且各乡区之妇孺”纷纷“前来观礼”[⑥]。

 

1937年到1939年的黄陵祭礼既是中央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合祭,也是国民党与中共的合祭。从政党的角度看,国共两党在祭礼中的地位并不对等。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有代表作为主祭者,而中共代表则一直作为陪祭者。双方代表祭祀身份的差异,意味着国民党自视为国家惟一的合法执政党,并未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共的政治地位。

 

尽管中共代表在祭祀身份上居于次要地位,但在祭文中对民族主义策略的运用却稍胜一筹。民族主义既有对外反抗侵略的一面,也有对内进行国家建设的一面。中共在极力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同时,积极倡言进行民主政治建设。1937年,中共在黄陵祭文中明确表示,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黄陵参加祭礼的目的是“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⑦]。同时,还提出各党各界团结一致,建立不论军民、不分贫富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主张。[⑧]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于是年8月拜谒黄帝陵时称赞说,这篇祭文“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⑨]!1939年4月,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等人前往黄陵参加祭礼,在祭文中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真正贯彻三民主义,以致于“寇患愈深,日蹙百里”,并谴责其“说而不做,实贼乎人”。[⑩]显然,这是中共借祭祀黄陵之机表达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愤慨。中共在黄陵祭文中表达的政治主张,引起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社会力量的共鸣。

 

相比之下,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文虽有阐扬民族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展示和巩固其专“党治”体制的一面。1937年,其黄陵祭文仅以“保我族类”一语提及民族大义,同时刻意强调黄帝的“一统之业”,意在表明其掌握国家政权的正统性。直到1938年祭祀黄陵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才终于喊出对日寇的仇恨:“运丁阳九,倭夷肆毒,竭泽倾巢,狼奔豕逐。……披发缨冠,举国同仇,攘彼枭□,奋我戈矛。”[11]尽管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黄陵祭礼上举起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并因此赢得国统区社会舆论的支持,但其在政治上急切谋求建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甚至在这一祭礼上有意展演“党治”的威权,并不考虑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要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的祭祀权。这无疑减弱了在抗战中崛起的“中国第三种力量”[12]对“党国”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何况这一力量对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处境而言,在抗战时期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确有种种困难,但其以强硬的姿态压制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则不免损害了自身的政治公信力。

 

合祭黄陵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仪式象征,同时也是两党进行博弈的政治平台。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黄陵祭祀之际投向了国民党阵营。他后来回忆说:“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13]由此可见,黄陵祭礼虽有效调动了参与者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其幕后隐藏着复杂的党内与党外斗争。由于在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控制上的相对弱势,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深怀戒惧。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共产国际反复提醒中共在这种“党内合作”关系中应该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战略方针,国民党新老右派十分愤恨,蒋介石在1924年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14]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右派十分警惕中共在党组织与领导权上带来的威胁,终未能放弃“反共”立场,不时制造军事摩擦,甚至在1939年2月秘密颁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与《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由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破裂,1940年到1947年的黄陵祭礼成为“党国”代表的独角戏,再不见中共与边区政府代表的身影。

 

不过,经过3次共同祭祀黄陵的政治阅历,中共熟悉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将传统帝王陵寝祭礼演绎成现代政治仪式的理念与路径,并认识到这一典礼对整合多元政治力量、展示自身正当性的象征意义。此前,中共见识过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的“党葬”仪式,曾于1931年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典礼,因而对于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番两党合祭黄陵,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共操演政治仪式的视野。

 

不同于应邀参加黄陵祭祀,中共对成吉思汗的祭礼缘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成陵西迁工程上的政治安排。全面抗战爆发后,成陵面临着被日军用以分裂蒙汉两族关系,实现他们“以华制华”阴谋的危机形势。看清此危局的成陵奉祀官沙克都尔扎布郡王一再向蒋介石建言西迁成陵。蒋介石也因而意识到,成吉思汗是中华历史的组成部分,不能丢下;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忍受贫困和落后,但是决不能、也不会容忍外族的侵略和侮辱。1939年4月,他下令成陵西迁,还特别指示西迁沿途军政长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此举意在通过祭祀典礼继承和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这次成陵西迁工程由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负责,6月8日正式启动。18日,成陵西迁的灵车抵陕西米脂县城,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代表延安各界前来祭奠,在祭文中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强敌。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是日发起盛大祭奠活动。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祭祀成吉思汗。

 

二、从“礼”到“仪”:二帝祭祀的现代转换

 

从1939年到1949年,中共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其中,成吉思汗祭礼从1939年一直延续到1944年,均在延安举行。黄帝祭礼于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节在黄陵举行。

 

边区政府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礼十分重视,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1939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边区政府与延安社会各界发起了盛大祭奠活动。上午11时许,灵车穿过长达3里的欢迎队伍,进入十里铺前的成吉思汗灵堂。该灵堂用布幔布置,在中央位置悬挂着写有“世界巨人”字样的横幅,两侧的标语上面写着“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继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随后,行礼的少年向灵榇献3只全羊,随行的成陵守护者达尔扈特引燃案前的香烛。

 

上述祭器与祭品准备妥当后,开始举行正式的祭礼。第一项,司仪陈行健高声喊道:“肃——静——”。众人垂手而立,继而奏国乐、鸣炮。第二项,司仪喊:“主祭官、陪祭官就位!”主祭官谢觉哉,陪祭官滕代远、王若飞、莫文骅、曹力如等依次就位。第三项,司仪喊:“向成吉思汗灵榇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政治部、中共中央统战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教育厅、抗日军政大学等机关单位分别敬献花圈,毛泽东也献了花圈,摆放在成吉思汗 、忽兰哈敦灵榇两侧。[15]第四项,司仪喊:“下面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代表延安党政军学各界致祭文!”曹力如向成吉思汗灵榇三鞠躬后,朗声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

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民。汉蒙各族,皆眼中钉。……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当仁不让。……此鞠此志,寄在酒浆。尚飨。[16]

 

祭文读罢,乐声重起。第五项,达尔扈特伏于陵前,闭目拱手,朗诵蒙经。第六项,会众列队绕行灵前,瞻仰成吉思汗灵榇。12时许,此祭礼告成。成吉思汗祭祀由此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规格最高的政治典礼之一。

 

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不同于达尔扈特传承的蒙古族祭礼,也不同于清代官方的祭礼。按照元代制度,达尔扈特要为成陵举行多种祭礼,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时大典。该大典包括春季查干鲁苏克大祭、夏季淖尔大祭、秋季达斯玛大祭和冬季斯日格大祭,以查干苏鲁克大祭最为隆重。这些祭祀在祭品、祭器、祭仪等方面带有蒙古族的传统特色。其基本典礼程序为:(一)献哈达(二)举烛(三)焚香(四)供牲,(五)奠酒,(六)唱颂词,(七)祭灶,(八)祭神鞍,(九)祭弓箭,(十)分胙肉。行三跪九叩礼。其年祭、季祭和月祭的礼仪大致相同,但在祭乐上有所区别。边区政府虽没有仿照这些祭祀形式,但特地安排了达尔扈特诵经的环节。相对于清代官方的祭礼,延安成吉思汗祭礼富有显著的时代气息。按照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清廷对成陵实行“望祭”;帝后巡幸之地,皆祭祀当地的帝王陵庙;凡国家有大庆典,也要祭祀各地帝王陵庙与京师的历代帝王庙。其祭祀仪节以三献(初献、亚献、终献)为中心,祭祀者行两跪六拜礼,读祭文。显然,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在形式上与此差异较大,但读祭文、献祭品的仪节在原则上继承下来。最关键的是,在此祭礼中作为祭祀对象的成吉思汗不是古代帝王,而是“中华民族英雄”和“世界巨人”。

 

边区政府如此重视这一祭礼,与成吉思汗的政治符号颇有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建构下,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一位影响人物,更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一个政治符号。从1936年起,南京国民政府与内蒙古地方政府均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参加成吉思汗祭礼。这些代表致祭时,“采用五色哈达,牺牲则为牝马一匹,绵羊八头,其他香烛奶酒等均齐备”,其仪式之隆重与蒙人举行的季祭不相上下。[17]此举被《蒙藏月报》称为“民国以来之创举”[18],意味着成吉思汗祭祀在某种程度上升格为中华民国的国家祭祀,而成吉思汗也因此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象征符号。1939年成陵西迁的相关祭礼在催生民族情感的同时,也增进了蒙古族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感。当时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对南京国民政府深怀感激之情,称成陵西迁“足见我中央对蒙古同胞关怀之切,非但生者深蒙大恩,即我太祖亦当可慰其在天之灵,兹谨率全体守陵达尔哈特誓本太祖歼灭╳寇遗志,竭诚拥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以完成建国使命,复兴民族大业”[19]。在成陵西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着力阐扬成吉思汗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比如陕西榆林在1939年5月15日举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公祭活动,满城贴出彩色标语并悬挂红黄布横额,其上面的文字云“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杰”、“成吉思汗功勋不朽”等等。[20]沿途观看成陵西迁的人们痛骂日寇,称赞国民政府的民族大义,甚至有媒体乐观宣称“中华民族之结成问题,在奉移过程中已现出曙光了”[21]。经过社会媒体的不断报道,符号化的成吉思汗不仅代表了蒙古族的历史与光荣,而且与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有识之士针对成陵西迁背后的民族危机分析称:“今日蒙族出路只有一个:那便是努力参加谋取自由解放的祖国抗战。……无论是为了扶持本族已往的光荣历史,抑或争取来日的光明和自由,都应坚决站在抗战阵线上,努力为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而奋斗。”[22]这一主张将成吉思汗、蒙古族与中华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时人对于民族团结抗战的期许。可以说,成陵的西迁与祭祀在社会媒体报道的渲染下,成功地将成吉思汗建构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政治象征符号。对这一符号的仪式化展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认可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当性。由于成吉思汗祭礼在民族团结与政治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连续数年举行这一典礼,从而在参与建构成吉思汗这一象征符号的同时,也赢得蒙古族对于边区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通过政治仪式阐扬中共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1935年,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这一宣言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23]在当时中共的政治实力明显弱于国民党的情况下,该宣言对蒙古族的号召力较为有限。在成陵西迁时,中共与边区政府以此为契机,精心举办成吉思汗祭礼,以传播其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充分调动参加者的民族情感,同时还批判妨碍民族团结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其特别安排的达尔扈特在典礼上朗诵蒙经的环节,体现了对蒙古族的信仰传统和语言文字的尊重。从这一祭礼看,中共与边区政府试图以“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转变的政治策略。[24]同时,这一祭礼也宣传了中共在民族平等、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政府的政治主张。在延安参加成吉思汗祭礼的蒙古族代表由此更充分地认识与理解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关于蒙古族的政策,即“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5]。1941年,延安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来此就读的蒙古族学生因为延安的成吉思汗纪念堂而对边区政府深怀好感。其中一位名为云成烈的蒙古族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以后越来越多的事情使我们感受得更深刻、更强烈。尤其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在延安的建立,给我们的感受极为深刻。”[26]可见,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确实有助于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这不仅增强了蒙汉两族的团结,也促进了蒙古族对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感。

 

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重在阐扬民族团结抗战的立场,而其黄陵祭礼则重在批判蒋介石与“地主阶级”。1948年清明节,中共与边区政府在黄陵隆重举行祭祀典礼。黄帝陵前苍绿的松坊上悬挂着一幅对联:“光复黄帝陵,扫清蒋胡邪妖氛;解放全中国,建立民主新家邦。”陵墓祭亭上满陈祭菜、酒醴、果品、花圈等,气氛隆重庄严。主祭人为刘景范、赵寿山、甘泗淇,陪祭人为杨伯伦、李生、徐文礼及市民代表等。前来瞻礼的有黄陵县城关的民众,西北人民解放军“功劳”部四支队的指战员以及当地学校的部分师生。祭礼的前七项程式为:(一)鸣炮三响,(二)上香,(三)献爵,(四)献花圈,(五)读祭文,(六)行三鞠躬礼,(七)默念。第八项程式是赵寿山将军讲话。他首先讲述说,经过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的艰难创业以及后来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开拓,才有了今天中国这一片广阔的锦绣河山。接着,他痛斥蒋介石说:“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中国的主权干干净净的全卖给美国了,他的卖国罪行赛过了大汉奸袁世凯、汪精卫。”[27]之后,又号召大家彻底消灭“蒋胡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使人人有饭吃,过好光景。”[28]祭礼的第九项程式为鸣礼炮,奏军乐。最后一项是参加祭祀的全体人员拍照留念,绕行陵墓一周。

 

这一黄陵祭礼与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礼基本相同,在祭品与祭礼上都富有符合政治仪式现代化趋势的新内容。[29]所不同者有二:前者在程式上增加了主祭人讲话。这倒是与南京政府祭祀孔子时报告孔子纪念意义的仪节相似。二是前者使用了白话文,着重叙述中共革命事业的历程与正当性。[30]这是近代国家黄陵祭祀中的第一篇白话文祭文,完全改变了传统祭文使用四字一句的文言规制。

 

除了礼仪的形式之外,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礼与传统黄帝祀典在政治观念上也大不一样。在明清祀典中,黄帝作为古代帝王之一被祭祀,而且其祭礼强调“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秩序与纲常名教,体现了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而对于中共而言,黄帝只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非帝王。其祭祀黄帝,意在唤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民族解放意识,而非展演王朝政权的正统与伦理化的政治秩序。换言之,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祀是一种由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政治仪式。这种仪式更像是剧场性的表演,亲临现场的每一位参与者在祭礼的塑造与引导下,确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