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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 【字体:

胡成:“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

作者: 文章来源:《史林》2014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3日

 

摘要:自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专业精神和提升了其专业地位。伴随着“科学史学”的不断推进,体现在近代中国,是自1917年后,史学不只在学术建制上脱离了文学门,且还试图在专业意识上与各自然科学同列;再以着重于细密专题论文的“科学规范”开辟了研究的新局面,并向各国派出优秀留学生,逐渐赢得国外学术界的尊敬,使史学在现代学术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其时专注于精深研究的一个示范和领军学科,这其中虽有特定历史和文化原因,但不应忽略那一代学人为形塑史学的专业地位而付出的高瞻远瞩、坚韧不拔的努力。

 

关键词:科学史学 现代中国 学术发展 史学专业地位

 

19世纪中叶在欧陆兴起的“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与那个时代以实验室革命(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相呼应,宗旨是希望通过严格审核史料以尽可能复原历史真相。这一进程的始创者,就是后来被称为“科学史学”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尽管他只偶然谈及“科学史学”(Historik)的概念,但其对原始史料的强调,以及自1833年起在柏林大学创办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极力推动史学在德国高校成为独立于宗教和哲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并使之拥有了犹如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学术尊严和声誉。①

 

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中国虽拥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但就史学专业地位而言,却并不能让国人稍感心安。长期游学于日本和欧美的陈寅恪,曾评论有清一代经学虽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原因之一是史学研究的非专业化,即其时研治史学之人多为返回故里的退休官员,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寅恪说:“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②虽则,道咸以降,受国势衰败和纷至沓来的西学影响,风气趋新,学校林立,但史学专业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不足称道。1926年前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柳诒徵,谈及眼前的学术发展,还抱怨道:“历史一科,人多忽之。裨贩欧风,几亡国性。”③再按照《新史学九十年》作者许冠三的说法,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之后,新史学发展的主流不断“科学化”。新史学各派——不论是史料派,抑或史观派;不论偏重实证,抑或强调理论,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为职志,与时而变的只不过是其内容和准则。④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史学”的这一高歌猛进,在那个时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如何形塑了史学专业精神和怎样提升了其专业地位就历史实际发展来看,至少到1930年代中期,史学已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脱颖而出,光彩照人。作为证据,是此时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设立的包括气象、物理、地质以及社会学等十个研究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人员最多,⑤有所谓“天下第一所”之戏称。再至1948年中研院评出的81名院士中,史学的院士人数最多,占到9位。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则分别是考古与人类学5位、哲学4位、语言学2位、经济学1位。⑥这些骄人的数字,或可印证顾颉刚1945年对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评述:“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门。”⑦

 

与本文问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篇(部):一是罗志田的《清末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⑧另一是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⑨。总体而言,罗志田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内在理路,关注了新、旧史学的升降沉浮;刘龙心则从机构设置和学术制度层面,关注如学生招收、课程安排、教师评聘,乃至学术奖项和基金颁授等诸多现代演化。不过,我们或可从现代学科地位确立的角度再做一点讨论:就纵的方面来看,与传统经学剥离之后,在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有哪些重要发展;就横的方面而言,与其他相邻学科,如国文、哲学,以及与差不多同时从西方(日本)引入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相比,史学做出了哪些值得称道的努力。

 

一 后来居上及与自然科学同列之诉求

 

一般认为,史学专业化的肇始,可追溯到1917年夏,即北京大学史学门从文学门的附属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可归结到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学理念。⑩不过,就该学门教授构成来看,成员除部分来自前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员之外,其余是文学门中那些不慊于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学者,在治学取向上没有几位钟情于“科学史学”。1917年2月,北大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是刚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与白话运动的号角。当年下半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担任“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讲席,并于1919年春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一场学术思想方法的革命正不断发酵。然而,在这一波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门没有多少亮丽表现,处在学术中心的是现代文学。这就能让人理解曾作为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在被划归史学门之后,何以有那么多的不情愿。因为他正热衷于新文学研究,“曾著《文学论》及《白话文之价值》等文,从事鼓吹,不愿改入史学门。”(11)实际上,不愿来史学门的,并非朱希祖一人。按照沈兼士多年后的回忆,此时北大新文学运动,人所共晓,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12)

 

与风光旖旎的文学革命相比,显示史学后来居上的,是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史讨论。当然,在此之前的1920年,朱希祖被蔡元培力推为史学门主任,矢志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为提升史学门的专业地位,他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13)不过,这只是从教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其时史学专业地位之低,症结在于没有多少能被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朱希祖承认:“然课程虽改,而无科学的历史家为之教授,则甚引遗憾。”(14)同样,1923年2月13日,顾颉刚日记中也认为“以此科学术不备,实无可教学也”。(15)职是之故,当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出版之后,傅斯年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拿这两样比着看量,以前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顾颉刚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16)或可表明这可能还是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看法,即1926年6月,顾颉刚收到厦门大学请其担任研究所导师和国学系教授的聘书,然当他于8月25日抵达时,却被通知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骇问其故,得知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改变”。(17)

 

如果就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来看,顾颉刚此时关于“科学史学”的认知,似主要来自胡适鼓吹的历史应整理出一些井然的系统、建构出一个进化线索,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怀疑精神,而非强调对资料辨析及在论证过程中应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和细密。(18)毕竟,没有留学经历的顾颉刚,也无太多时间和精力阅读欧美及日本关于“科学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原著。其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兰克的翻译,只有一些介绍性的评述。最早大概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出版的《史地学报》,徐则陵以《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为题,介绍“德之朗开氏(Ranke,1795—1886)”的“根据之学(documentary,Science)”。(19)再至1924年,《史地学报》又刊发《五十年来历史的讨源述略》的翻译文章,介绍兰克(鸾克)“不以现代之感情揆度过去之史实而惟真足尚一语,使历史成为精确之科学。”(20)虽则,顾颉刚日记有读过《史地学报》的记载,且读得精神爽利,“就寝果不得眠”,(21)但上述两篇文字加起来,关于兰克的内容寥寥百字,估计没有给顾颉刚留下多少印象。他的“古史辨”,在资料搜集和考订方面,难免遭到一些不够“科学史学”的批评。王国维说:“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之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2)

 

鉴于科学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统摄力的学术追求,终使史学成为现代学术发展重心的,应是1928年由傅斯年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大力强调要确立与自然科学同列的专业意识。一方面,这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即相对于此时只作为大学系科的文学、哲学,此举让史学在中研院的平台上,有了作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队;另一方面,这体现在发展方向上,即相对于同时成立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拥有更多引领现代科学发展,尤其在引领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雄心和抱负。这就比顾颉刚从胡适那里接受到的主要是来自杜威“实验主义”的“科学”更为彻底和坚定。据说,中研院筹建之初,原本没有规划专门历史研究机构,曾是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后留学欧陆的傅斯年向老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指出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新兴“科学”;中国过去虽有很多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却没有德国那种具有科学性格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所以中研院应该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单位。据说,蔡元培虽被傅斯年说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专门史学研究机构,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否具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秉性。在1928年重新定位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把原来讨论决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改成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此外,他也不能确定人文学是否能像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那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不言而喻、或不辩自明的贡献,称:“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23)然而,对于傅斯年来说,“科学史学”的科学性和对民族国家的贡献,是斩钉截铁、泰山不移。他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24)

 

二 看重细密专题论文及不同研究领域的开拓

 

傅斯年强调“史学”是“史料学”,希望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常被误认为是“史料学派”最坚定的鼓吹者。罗志田最近指出,这只是其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希望增进新知识,促成学科之进展,是傅斯年史学的主要目的”。在罗志田看来,实际上傅斯年还有“疏通知远”的学术追求。(26)不过,“证与疏”作为一个学科的具体治学方法,大概仅相对于主要工作为文本及文献研究的史学,如果要想“促成学科之进展”,把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傅斯年在“证与疏”的基础之上,还应执意于那些能够与自然科学共通、或共同的学术准则。因为对生物学、地质学来说,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作为自然科学又有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基本规范。傅斯年就此似也有明确的提及。1940年7月8日,傅斯年致函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朱家骅,谈及该会资助哲学一科之事,提醒他:“但请注意一事,贵会补助各科,皆应以成一种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者为限,否则一阵紊乱耳。今日国内之哲学,要以有基础者为绝少,胡言乱道而自命为哲学者绝多。”(27)

 

傅斯年所用“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的概念,虽可译成现代汉语的“科学规范”(或“科学纪律”),以及英文的“scientific discipline”,但在德文中则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最早,这一概念是指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神学、修辞、逻辑、数学、天文、音乐等七个博雅学科(Liberal Arts),在不同“规范”(Desziplin)之间进行的区隔。近代以来的学科“规范”,大概首先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1798年,康德撰写《系科冲突》一文,针对当时大学开设的神学、法学、医学及哲学四科,指出前三科从实用出发,培养政府的工具,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太多的自由思考,故受如《圣经》、基督教传统、民政法典和行医律令等理性他律(rationally heteronomous)的引导。后者,是从事精神和文化事业,培养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和思想家,不能有强制性的外部干预,而只能听从普遍原则的道德律令,即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由理性(guided by free rational inquiry)的引导。(28)这就提出了不同于其他三科的“科学规范”。再到了1809—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这一理念又被确定为学科设置必须最大限度认同纯学术的观念,使其成员成为专心致志地寻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学者(scholars)。1826年在该大学任教的兰克,其研究志向及开设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不理会当时的争论,坚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科学史学”,说到底不过是康德及洪堡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者(as practitioner)。(29)

 

经过19世纪中叶之后的“实验室革命”,“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已集中体现为其时德国教授埋头实验室时心无旁骛和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曾在德国长期游学的傅斯年,矢志于“致中国历史学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30)1930年傅斯年致函刚被聘为李方桂助理的杨成志,称史语所现在完全是实事求是,不求速效、不假借、不务外,不学一哄之市的机关。一切有秩序的工作均努力进行,一切无秩序的工作均逐一停止。虽则,杨成志曾在傅斯年回国后开创的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傅斯年告诫他断断不可自满,说:“第一要义是免去宣传及Journalism之烂调,第二是承受李先生学方言等细密的方法,第三则随时扩充自己工作的工具,而一切观察工作尤要细心。”(31)重要的是,这种执着于发现真理、从事创造性学问的“科学规范”,作为治学取向,还体现为学术出版过程中拒绝空洞无当、大而化之的通论。1942年5月,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信函中,傅斯年对一位学者申报的《中国宰相制度》,认为时间跨度纵横两千年,研究者不可能对问题中的各时代之细点进行缜密研究,即使出成果,只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精练之史家决不敢为之”。(32)

 

与之相应,这种细密研究成果,自然更为看重专题论文的发表。毕竟,在令“科学史学”神往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如牛顿、法拉第乃至爱因斯坦等一系列向同行发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均是专题论文或研究报告,而非宏观式的通论和概述。同样,被认为中国物理学最早的一项重要研究,是时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于1930年在英国《自然》(Nature)周刊上刊发的《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的专题论文,而非同一时期刊行的《无线电学》(1929)、《普通物理学》(1933)等通论式著述。再就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以此作为研究成果的评价尺度。曾任俄国圣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学教授,1924年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比较欧洲与美国就社会学研究方面不同的一篇文章,1930年被译成中文。该文称:欧洲社会学,较多的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长时间进行思考的专题研究;美国社会学则主要是教材和通论式著述。尽管美国每年有几千种出版品,备有图表、分析、个案研究,相关系数、以及各种形式的经验材料,但在这种研究中很难找出真正富有思想的研究。欧洲那种“精巧而合逻辑及认识的分析,能清晰明达事实的研究,至有广大的眼光、坚固的基础,及适切的归纳,乃为例外”。(33)如果由此做一个并不十分贴切,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那就是其时史学有点像欧洲学者,领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细密研究的典范。齐思和说得非常清楚:“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究具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34)

 

顺着齐思和的这一思路,关于“学术杂志”的话题,似还可在形塑学科专业地位意义上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毕竟,当时其他学科的学术杂志,或由学会,或由大学创办、主办,鲜由研究者个人自费主持;史学除这些刊物之外,还有不同学派、不同研究者个人自费创办、主办的专业学术杂志。因为那个时代的史学推崇专题研究论文。作为自费主办的学术杂志,是陶希圣主持的《食货半月刊》(以下简称《食货》)。1928—1930年间,在江湾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系讲述中国文化史的陶希圣,因不满研究中国历史的饱学之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曾积极参与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当时,陶希圣经济拮据,讲课收入很少,每月不过四十元,主要靠投稿到定期刊物以获稿费。陶希圣承认:“在卖稿为生的情景中,没有多少善本书到手,我使用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重新搜辑社会史资料。这套书是二十四史最低劣的版本,我在每本书上,涂抹甚至剪裁,来供我的参考之用。”(35)不过,1931年以后,陶希圣被聘为北大法学政治系教授,工作和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36)1934年11月,衣食无虞的陶希圣期望为“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根基”,自费创办《食货》的宗旨,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7)

 

此外,起初是自费创办、后期得到资助或补贴的专业学术杂志,还有朱谦之等人于1932年秋季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的《现代史学》月刊,以及顾颉刚等人于1934年3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禹贡》。前者认为,作为史学中心的北平老到好比一座“死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则最富有活力,故注意历史的现代性、现代治史方法的应用和唯物史观。1933年5月,该刊推出以中山大学师生为基本作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声称将被视为未来中国史学史新旧分期的界线。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底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现在‘古墓底门’终算被我们这一班急进的先锋门一脚踢破了,此后他们若再不睁睁眼看世界,恐怕连‘金字塔’里都不能容他们久居呵!”(38)后者,则是顾颉刚在北大、燕大、辅仁大学讲授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基础上,以这些学生为基本作者,试图推进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颉刚撰写的《创刊词》中,也多少流露出对作为主流史学的史语所治学取向的不满,说:“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上,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叫唯心史观,唯物史观!”(39)

 

不同学派的形成,以及不同治学取向的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有力拓展了其时史学研究的领域。这就有点像1929年,当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et sociale,以下简称《年鉴》)时,居于法国史坛主流的专业历史期刊,是1876年创刊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1900年创刊的《综合史学评论》(Revue de synthèse)。同当时占据中国史学主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样,这两份期刊深受兰克的影响,主张史料即是史学,并以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经济等问题,他们即使不是完全忽视,也是将之置于次要地位。《年鉴》的编辑和发行,在法国学术边缘的斯特拉斯堡,而非学术中心的巴黎,最终却成为一个时代法国史学的世界性象征。用一位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的话说,与主流学术的辩论和争斗(debates et combats),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金色传奇”(golden legend)。(40)同样,作为当时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禹贡》、《食货》、《现代史学》,由主办者个人出资创办。这些刊物在编辑方针上,不同于主要刊载文献整理、史籍考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选题相对丰富、包容,也更具探索性和扩展性。1936年4月,在《禹贡》出版三周年之际,顾颉刚写道:“我们这个团体虽今只有短短的历史,然而各方面的人才已渐渐合拢起来了:起先只是数十个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专研旧籍,现在呢,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我们这里来了。”(41)至于《食货》,到1937年7月停刊时已出版了61期,刊登了300余篇大小论文,内容包括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和具体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虽则,对于陶希圣,心高气傲的傅斯年没有多少褒词,但对于《食货》的停刊,嗟叹道:“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尤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此时散伙,颇有可惜之处(此两人外,尚有多人不错者),此实社会上一种损失。”(42)

 

三 从派遣留学到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总体上说来,中国现代学术建制移植于西方,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也在于如何“旧瓶新酒”,融会贯通地从欧美引入相关理论和方法。1920年,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曾屡欲延请欧美历史专家来校授课,甚至几次在德国及美国聘定名师,“皆以国内战争,经费欠发,辄行中止”。(43)再至1921年,当北大史学系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之后,朱希祖以北大其他各系皆有留学欧美专门学者主持教务,史学系独无,向蔡元培提议派选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朱希祖称:只有等他们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44)因此,1922年夏史学系通过考试,选拔出两名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一是1917年考入北大史学门,1920年夏又考上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的姚从吾;另一是1913年考入北大理学预科、后入数学门,1920年留校教授预科班国文的毛子水。朱希祖对他们的期望是能像留学美国的何炳松那样,回国后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并翻译美国的《新史学》,所谓“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45)

 

1928年史语所的成立,除奠立现代国家应有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基础之外,且还希望以此跻入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不同于朱希祖,傅斯年对留学生的期待,不是多译些欧美史学方法论的著述,而是要提升专题细密研究水准,“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中国之历史及语言学与时俱进”。(46)作为具体实践,1928年秋董作宾被傅斯年派往安阳,主持试掘小屯殷墟遗址工作。从10月13日至31日,董作宾等人挖掘了36个地点,没有发现多少甲骨。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董作宾颇为气馁地提出在史语所财务困难重重之际,可以放弃这个计划。11月3日,正在广州的傅斯年致函董作宾,称:“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傅斯年欣喜地告诉他,李济(1896—1979)于当日过此,留住一周,即行北上。“他闻兄工作甚喜,当过安阳小留,盼与商之。他是中国此时于近代考古学上惟一有训练之人也。”(47)翌年3月7日至5月10日,傅斯年改派李济主持,在小屯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收获颇丰。董、李二人的学术差距在于:前者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只在甲骨文;后者在哈佛大学受过正规考古训练,发掘过程中有清楚的地层记录,关注不只是甲骨、铜器,且还有能够揭示其时文明发展的唐磁、汉简、冲积期之牛角、三门纪之蚌壳等,并注意参证其他遗物和比较国外的材料。(48)对于李济的挖掘,傅斯年说:“吾等所敢自信者,为近代科学的考古方法。故以殷墟为一整个问题,并不专注意甲骨等。满意工作经若十年,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49)

 

傅斯年等人坚信:“我们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50)因此在奖掖留学方面倾向于选拔那些已有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到外国走走,无非开眼界(此事极要紧),带点工具回来”。(51)现存史语所档案表明傅斯年对此不遗余力。1932年5月,他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请与山东省教育厅接洽资助吴金鼎赴英国留学。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1930年到史语所考古组任职,傅斯年的评价是:此人乃本所最有成绩之助理。已刊和待刊著作是国内最近之科学精作,甚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称许。“似此专家人才,苟得再在国外先进的学术团体中加以培植,后来成绩必更无限量。惟在本院限于经费,无派送留学机会,而该员藉隶山东省,近闻颇有公费留学缺额待补,如能由院函致教育部转饬山东教育厅查照情形,酌量办理,亦助成人才之道也。”结果是吴金鼎于1933年前往剑桥专修考古学、人类学。再至1936年1月,山东省教育厅致电中研院,问吴氏留学期限已届三年,是否按期回国。傅斯年的回复是:该员迭经参加各地田野考古工作,并从英国历史民族考古等专门学者从事探讨,“两年以来,卓有成绩,现正继续做各项专科研究,未便令其中道而废,请延长留学一年”。(52)

 

由于中国国土广袤、文化悠久,对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史研究早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国家设有专门学术机构和有专人进行研究。中国史学也就不能只在国内“取法西学”,更重要还在于奉献更多卓越的研究成果,以与世界各国学者分享。在学术批评意义上,最早对中国“科学史学”进行正面评判的,是时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教授的桑原隲藏(1871—1931)。1920年代中期,他曾就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撰写书评,提请日本的东洋史学者予以注意。当然,此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也都褒奖过王国维的研究,称赞他用西洋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53)不过,他们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私人关系密切,这些评论并非规范的学术批评,很多还是在王国维辞世之后的追思和缅怀,故学术说服力上应打些折扣。相比之下,桑原隲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少好感的白鸟库吉,其笔下的中国叙述不乏发辫、食人肉和宦官的历史,与中国学者的关系也不密切。用《桑原隲藏全集》编纂者、京都大学教授贝冢茂树(1904—1987)的话说:与汉学出身的内藤、狩野不同,桑原对中国文化不是同情、肯定,而是批判。(54)

 

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隲藏从“科学史学”的立场,肯定陈垣和梁启超的这两部著作,可谓志趣相投。对于前者,他指出: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55)而对于后者,他认为:虽然有不少缺陷,但相对于伯伦海姆(Ernst Bergheim)的《史学入门》和坪井博士的《史学研究法》,梁氏之书举有中国例证,引的是中国的记录,“就这一点看来,于专搞中国史学的人们,很有些参考的价值”。(56)此外,1929年,美国汉学家、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Library of Congress as the first Chief of the Orientale Division)的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Sr,1884—1975),撰文向美国史学家正面评介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认为其“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辩论。这是现代中国学者所担任的重整文化这种伟大的、有趣的工作”。(57)至于史语所的考古成就,1930年代初期已扬名欧洲。按照王汎森的说法,1933年,荷兰主动提出退回庚子赔款,就是对其成绩的肯定。1932年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说:考古组工作伟大,可不待说;史语所其他各组的成绩,如陈寅恪、徐中舒、李方桂等,甚至包括年轻助理,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58)再就本文关注的学术发展的多样化来看,能够“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非史语所一家。《禹贡》发刊既久,国内外注意者亦多,在日本甚受人注意。1934年12月2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可知我们更不能不好好儿干。”(59)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美汉学或中国史研究,相对于其时正迅速复兴的中国史学,已没有多少优势。首先,就重点在古代语言和文字研究的汉学来看,日见衰落。1920年中期,被朱希祖选送至柏林大学留学的姚从吾的观感是,尽管欧陆顶尖的汉学家,没有如陈伯弢那样的宏博,也没有如王国维那样的贯通文史,但其条理清晰,见解锐利,批评允当,方法精密,往往使人叹服,且大多数人除通中国文字之外,“或兼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蒙古文、满洲文、西藏文、俄文”。(60)然而,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哥廷根大学学习汉学的季羡林,看到的是欧陆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且一代不如一代。季羡林曾请教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地位的老语言学家E.Horammnn,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研究这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暗淡。(61)至于中国史研究,长期专注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本不重视,在美国则方才起步,更是乏善可陈。193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周一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该系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选课,给予相当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谈之课也。周一良叹道:此间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的中国佛教、道教,“一良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本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者每有喜与洋人辩论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与之论短长也”。(62)

 

更能说明其时中国史学跻入世界学术之林,并得到各国学者尊敬的事例,是中国被盛邀参与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63)1936年11月,时任国际历史协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1939)访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与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等人见面,对其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印象颇深。在北平各大学的讲演中,他呼吁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称因为其他国家不仅承认中国过去之贡献,并获益于今日之贡献,而中国亦同受其益。尤其是如果在其担任会长期间,中国加入该会“是不啻余生平最荣幸之一时会矣”。(64)作为比较,1925年,亚洲学会在开罗召开,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伯希和受河内远东法文学校和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委托,大会发言只是提到这样一个愿景:“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东京、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65)此时,田波烈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贵国的加入,对贵国和敝会都具有最高崇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史学业已达到一个可以与举世并立的阶段。”(66)不过,傅斯年的意见则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该会,“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仍为二等国”。(67)

 

四 结论

 

现代学术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在于不遗余力地鼓励学者、学科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创新,难免不影响到其学术地位的升降沉浮。就如当年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迪尔凯姆(David émile Durkheim,1858—1917),曾将那些只埋头于史料整理的史学视为辅助学科,认为可由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各层次社会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社会学取而代之。(68)1928年,作为后来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之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创办旨在推进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期刊时,最初名称是“经济年鉴”(Annales Economiques),后来想到这样会被人误以为是一个经济学的期刊,又加上了“历史”(historie)一词,即“Annales d’Historie Economique”,将人文科学置于优先。再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又加上了“社会”,以表示与社会学的关系。这样一来,该刊虽有一个较为冗长,且不太容易让人记忆的名字——《经济社会史年鉴》,意义却在于强调了这是一份史学期刊。(69)此后发展也表明,尽管年鉴学派十分注重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始终没有放弃史学的人文取向,研究历史中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物质基础,并强调关注历史时间多元演化的总体文化史、文明史,从而避免了沦为一个仅为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提供资料的附属学科。

 

就本文讨论的时段来看,中国大多数学科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反而不幸凸显了史学在整个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领军地位。1926年,即当王国维、陈垣的研究受到国外学者重视,作为“科学史学”示范的古史辨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赴东京参加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任鸿隽,回国后谈论各学科的专业地位。他说与各国比较之后,看得格外清楚:即中国此次到会仅十二人,论文八九篇,而美国到会四十四人;至于研究水准,中国于地质、植物、气象、农学等科,虽略有表现,其他学科却几等于零。任鸿隽的结论是:“换一句话说,我们于地方的科学、文教有点萌芽,而于普遍的科学,虽萌芽亦没有看见,这不是我们应该特别努力的吗?”(70)当然,致使这些学科未能充分发展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如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但如果一味强调外部条件所限,而不考虑作为一个自主学术社群的内在努力,那么就可能会对历史很多闪光之处视而不见,错失交臂。毕竟,相对于那些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的学科,其时史学发展自有其高瞻远瞩、坚韧不拔之处,并或可作以下简短的归纳和总结。

 

首先,是他们更有意识地尝试对传统进行现代转换。当然,史学是中国旧有知识门类,有着丰富资料和学术积淀,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的学科,从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演化中,找不到多少能够滋养其发展的源头活水。作为对比,傅斯年这些“科学史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虽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来自欧美,志向是开掘现代新知,但仍强调对传统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1928年,傅斯年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称:“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71)此外,我们也不必过多列举陈寅恪、陈垣等人对旧史学,尤其是对乾嘉诸领军人物的精细缜密的治学方法之褒奖;就以1930年代两份颇富生机和活力的史学专业学术杂志《禹贡》《食货》来看,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杂志,其以旧有概念命名,内容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可谓“旧瓶新酒”,言简意赅,并更有历史厚度。至于传统对形塑学科专业地位的重要性,1944年11月2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提议案,以数学之哥廷根大学,物理之剑桥大学为例,特别强调:“盖师教其徒,同声相求,积累而成,焕发异彩之学风。”(72)

 

其次,是他们更有意识将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学术大问题。就其时整体学术风气来看,像史学那样强调淡泊自守、潜心学术,并不多见。192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任南开大学商科教授的何廉回忆道:此时各大学社会科学教学,面临的困难一是大学图书馆设施不足,另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经验的、记录的和实地的研究都还是新鲜事物。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不过,他也客观地谈到社会科学教师们研究热情不够,大多数教师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更多忙于杂务或兼职授课,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题研究,所谓:“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各自从国外听到的以及他们在大学中当学生时读过的那些书本上得来的呢。”(73)实际上,早在1907年,王国维批评其时太多新式学者热衷于口耳之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并说“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74)此后,王国维本人自然是潜心研究学术大问题的典范。这还可作为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意识,且不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们,如郭沫若等人要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就以强调史料的傅斯年而言,关注也是中国文明和历史演化的基本线索。如他对于顾颉刚等人《古史辨》的研究,认为“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75)再就史语所成立之后,在殷墟进行的一系列考古活动,傅斯年更是相信“若顺利下去,三、五年后必为中国古学开一新纪元,就必为世界文化史上增一大刺激,添一新方面(此尚是客气言之,或亦开一新纪元耳)。”(76)

 

再次,是他们更有意识地试图谋求中国学术之独立。相对于其他学科,史学对其时中国学术地位之低下,可能更刻骨铭心、殚精竭虑。1928年,史所语成立之时,傅斯年宣告:“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77)翌年,陈寅恪赠言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78)还有在北大研究所课堂上,陈垣经常提及其时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及中国的,号召“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79)再至1932年,一篇论及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文字,开篇提到陈寅恪于1931年在清华二十周年纪念刊中的《吾国学术之现状与今后大学之责任》所说的“今后吾国大学的职责,在谋本国学术之独立”,并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当务之急”。(80)另一篇谈及中国社会学研究现状的文字认为,社会学之中国化,是采用外国社会学之理论与方法,来开垦中国社会学的园地。作者列举的一些示范性著作,就包括郭沫若、陶希圣诸人以唯物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在现时虽均在尝试时代,未便遽下批评,然而此种工作无论成败若何,对于中国社会学之发展,总是很有裨益的。”(81)由此看来,陈寅恪在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时,强调谋求中国学术之独立,不仅针对其时史学,且还在于同其他学科共勉。他说:“直质不讳,拈出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以为如何?”(82)在这个意义上,那一代学人为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及学术地位之提升,并由此推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苦心孤诣,尤为彰明卓著!

 

【作者简介】胡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1102

 

注释:

 

①Hans Schleier,“Ranke in the Manuals on Historical Methods of Droysen, Lorenz, and Bernheim,” in Georg G. Iggre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1—123;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卢继祖等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43页。

 

②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③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

 

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4页。

 

⑤台北“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台北“中研院”2008年版,第16—17页。

 

⑥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4年版,第206—207页。

 

⑦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⑧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

 

⑨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⑩参见刘龙心前揭书,第三章“新史学与学院化史学之建置”,第115—147页。

 

(11)《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周文玖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12)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葛信益、启功整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13)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5页。

 

(14)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第330页。

 

(15)《顾颉刚日记Ⅰ(1913—1923)》第1卷上册,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16)《傅斯年致顾颉刚(1926年9月)》,《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60—63页。

 

(17)“1975年3月补记”,《顾颉刚日记(1924—1926年)Ⅰ》第1卷下册,第784页。

 

(18)《胡适日记(1919—1922)》第3册,第431页。

 

(19)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

 

(20)G.P.Gooch:《五十年来历史的讨源述略》,《史地学报》第2卷第8号(1924年2月)。

 

(21)《顾颉刚日记Ⅰ(1913—1923年)》第1卷上册,第227页。

 

(22)王国维:《古史新证》,《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65页。

 

(23)台北“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第16—17页。

 

(24)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页。

 

(26)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27)徐行:《和研究哲学的叶青先生谈谈》,《第一线》1935年第3期;叶青:《关于“怎样研究哲学”》,《研究与批判》1936年第1期。

 

(28)Fields, Stephen,“Catholicism and Academic Freedom: Authorities in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atholic Thought and Culture, Vol. 4, No. 4(Fall 2001), pp. 91—111;《论教育学》,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0页。

 

(29)Peter Hanns Reill,“Histor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Wilhelm von Humboldt and Leopold Vo Ranke,” in Georg G. Iggre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p. 21.

 

(30)傅斯年:《致王献唐(1930年9月30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92页。

 

(31)傅斯年:《致杨成志(抄件)1930年5月20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328—329页。

 

(32)《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1276—1279页。

 

(33)Sorokin:《现代欧美社会学之比较》,刘榘译,《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4期,第149页。

 

(34)《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35)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12页。

 

(3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28页。

 

(37)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1日。

 

(38)陈啸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现代史学月刊》1933年第3—4期。

 

(39)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1期。

 

(40)Margaret E. Stieg,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 67.

 

(41)顾颉刚:《纪念辞》,《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1、2、3合期。

 

(42)傅斯年:《致朱家骅(1939年1月16日)》,《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51页。

 

(43)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第330页。

 

(44)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第330页。

 

(45)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8页。

 

(46)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1页。

 

(47)傅斯年:《致董作宾(1928年11月3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9页。

 

(48)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上海中央研究院讲演,曹聚仁笔录),《国闻周报》1934年第24期。

 

(49)傅斯年:《致〈史学杂志〉编辑先生函》,原刊于《史学杂志》1930年4期,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65页。

 

(50)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0页。

 

(51)傅斯年:《致杨铨(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427—428页。

 

(52)《中央研究院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公费留英一案与教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来往文书》,1932年5月—1936年2月,中央研究院档案393—83,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3)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54)《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687—688页。

 

(55)桑原隲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彬龢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第6期。

 

(56)桑原隲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天行译,《现代评论》1935年第49期。

 

(57)桓慕义:《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王师韫译,《古史辨》第2册下编,第447—453页;原文题目“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34, No. 4(July 1929), pp. 715—724.

 

(58)《致蔡元培抄件(1932年12月26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442—443页,

 

(5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933—1937)》第3卷,第274页。

 

(60)《学术通讯:姚存吾——罗庸》,《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2期。

 

(61)季羡林:《语言学家的新任务》,《新建设》1951年第4期。

 

(62)《周一良函》,1940年11月13日,傅斯年档案15—3—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馆藏。

 

(63)相关事件的描述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8—168页。

 

(64)《田波烈教授与大学历史系教授讲话》,《全民报》1936年11月27日,第9版。

 

(65)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国学季刊》1925年第3期。

 

(66)《中国历史学会积极组织》,《史学消息》1936年第3期。

 

(67)傅斯年:《致陈立夫、顾毓琇、张道藩(1938年6月14日)》,《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888页。

 

(68)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69)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3—134.

 

(70)任鸿隽:《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科学》1927年第4期。

 

(7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页。

 

(72)《中央研究院建议政府倡助科学研究及报聘英美学术机关案》,1944年10月—1945年6月,中央研究院档案393—3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3)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74)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教育杂志》1907年第8期。

 

(75)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26年9月)》,《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60—63页。

 

(76)傅斯年:《致杨铨(抄件,1930年1月28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269页。

 

(7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页。

 

(78)《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赠言》,《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79)郑天挺:《深切怀念陈援庵先生》,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15页。

 

(80)静一、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清华周刊》1932年第5期。

 

(81)杨堃:《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与趋势(续)》,《鞭策周刊》1932年第4期。

 

(82)《吾国学术之现状与今后大学之责任》,原载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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