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研究>>史学理论>>正文内容
史学理论 【字体:

刘大胜: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

作者: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29日

摘要: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钱基博一直坚持史传体例的创作,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综合来讲,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钱基博通过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为学术界贡献良多。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钱基博史传创作也未能避免。

 

关键词:钱基博/史传/碑传/文心/史通

 

民国时期,学术界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求新与保守之间存在壁垒。钱基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贯四部,擅长集部之学,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直坚守着传统学术的核心理念,希望在继承中有创新,对一味趋新提出尖锐批评。如何继承传统学术,如何建立现代学术,又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重新反思这些学术上的根本性问题,不妨从探讨民国学术人物的个案入手。

 

钱基博的史学类和与史学类相关的著作基本都用史传写成,可以说史传创作贯穿其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按照类别划分,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可划分为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三个部分。碑传部分包括各类传记、行状、铭表、祭诔、碑记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碑传合集》和《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志传包括《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人物志》、《无锡人物传稿》、《常州学者传》、《韩愈志》、《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集·方志汇编》、《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文学史传包括多本文学史论著,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

 

从学术史上看,相关探讨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多篇书评和专题论文对其特色,尤其是史传特色有分析。少数论文对《近百年湖南学风》和《韩愈志》有探讨。傅宏星主编的《钱基博集》中,多部书的《校订后记》涉及史例、史法、学术来源及特色。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细致全面地探究其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挖掘其源流发展和利弊得失,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源流

 

钱基博的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钱基博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三种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传理论。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

 

纪传体是传统史学体裁之一,由本纪、列传、表、志等组成,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叙述诸帝行事,兼及一代军国大事,具编年纪事性质;列传包括世家、载记等名目,记载功臣将相、名贤硕学,以及少数民族、外国事件等。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将黄帝至汉武帝之间的历史诉诸笔端,融文于史,寓史于文,撰写了享誉千载的《史记》。鲁迅给予《史记》非常高的赞誉,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班固沿用纪传体撰修断代史《汉书》,其中汉高祖到汉武帝中期一段据《史记》笔削而成。西晋时,陈寿依然采用纪传体著述《三国志》,分列魏蜀吴三志。南朝宋时,范晔沿用纪传体撰修《后汉书》,文辞雅致,成为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被称为前四史,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成为传统叙事的主要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史发展。

 

钱基博自幼耽习文史,不但终身精研司马迁的《史记》,还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发表很多与之相关的学术评论。他认为:盖《史记》一书,内容丰富,昔贤有终身研诵,而不能尽其蕴者。如何阅读《史记》,钱基博认为应该有一套方法: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④钱基博的方法分为三类,分别是就研究义例读就研究文法读就研究文学读,用这套方法教授学生。

 

对《史记》亦文亦史的特点,钱基博也有一定评价:太史公《史记》不纯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⑤“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⑥对其体例特征,钱基博有深入分析: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⑦《史记》文史兼备,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叙事简省,文风纵横,深得先秦诸子之长,尤其吸收了《战国策》和《楚辞》的特色。《史记》为发愤之作,叙事中兼发感慨,这一点钱基博有明确认知。

 

对前四史,钱基博从传统文论的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他把司马迁和陈寿划为一类,把班固和范晔划为另外一类,认为前一类的成就较高:盖《史记》于雄肆处运气,班、范于整密处植骨,而《三国志》则于疏朗处见俊也。《史》、《汉》笔多用力,间有板重之习;而《三国志》随意写去,不衫不履,时多俊逸之句。”⑧就司马迁《史记》和陈寿《三国志》来讲,二者又有不同:史公笔意矜张,如《平淮书》、《货殖列传》等,能于极寻常事物写其不寻常;陈寿笔意淡雅,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传,能于不寻常人物写其寻常。前者衍而为唐宋八家之文,后者衍而为《世说新语》、《水经注》之作也。大抵时经西汉之雄肆,复经东汉之整俪,能文之士若陈寿者,则变而为平淡,盖亦文之一张一弛耳。”⑨西汉文风雄肆奔逸,东汉文章整饬规矩,二者之间确有不同,三国文风转为平淡,陈寿接续三国而来,确实与两汉有不同。但一定说《史记》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三国志》推衍出《世说新语》、《水经注》,则并不是如此,《世说新语》、《水经注》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从前四史汲取资源。对其他正史,钱基博也有一定的研究。对于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钱基博有批判、有继承,对《儒林传》继承较多,对《文苑传》批判较多。对《儒林传》的继承体现在建构独特的文学史著述体系,钱基博讲道:“《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瞭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⑩钱基博文学史传写作的一个重要学术源流是传统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受前四史影响最大。

 

综上所述,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钱基博史传写作的主体来源,这不但表现在对体例的继承,也在于对文法的继承。其中,对前四史的继承较多,对整个正史也有通盘的学习和思考。

 

()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人,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文章发展的新道路。韩愈留下大量祭文、碑志、行状、表状等碑传类文章,对古代碑传写作有独特贡献,相关著述成为后世学人的必读书目。

 

自幼年始,钱基博就阅读韩愈文章,对其作文之法体会较深,后不但在学校教授韩文讲读,且编撰《韩愈志》、《韩愈文读》、《韩文读语》等。在钱基博存世的一千万文字中,包含大量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碑传类文章,可以窥见其学习韩文的效果。正如马厚文所说,能究韩文之阃奥,开选本之新途”(11)。《旧唐书·韩愈传》中对韩愈的评价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钱基博认为:二语推愈之意以为言,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而所谓迁雄之气格者,盖迁之气,雄之格也;逸气浩致出司马迁,奇字瑰句效扬子云,而贯之以孟轲之理。”(12)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尊崇先秦两汉文章,《史记》等传统正史的写作风格被吸收到个人创作中。

 

钱基博在学习过程中,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自创之格两类,认为这是韩愈创作古文的两种思路,因袭模仿而后自成一家,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根基。学古之篇即那些学古之文,蹊径未化者,钱基博认为必先观其学于古有获者,然后观其不学古者之茹古涵今,亡有端涯,乃得窥其功力所至,而学有所从入”(13)

 

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自创之格,正所谓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4)。钱基博认为:“(韩愈文)大抵以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为始事;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终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体简词足。他人挨次叙去,费许多说话;他只三数笔,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笔力崭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无匹;而莽苍之势,寓于其中,绝无词费处。读者须玩其高足阔步,迈往不屑之机。”(15)文风简省,气势奔放,笔力千钧,苍劲有力,不虚发,不空泛,是韩愈文章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特征之下,韩愈前后阶段的自创之格”又存在区别,比如前期锋芒毕露,后期归于平淡。正如钱基博所言:“其先后以所作之时为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则以殿于末;亦有以意测识,而略为之次者;庶几自少至老,文境之峥嵘极而归平淡,可以略见端倪;所以极韩文之变也。”(16)

 

相较于学古之篇,钱基博给予自创之格很高赞誉:观其《平淮西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施先生墓铭》……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简练,而无一字一句袭班、范,祇是融其气格,而不袭其字句,含英咀华,所以不可及!”(17)学习古文精髓,自成一种特色,不仅仅袭其字句,是自创之格最重要的特征。

 

在学习韩愈碑传的过程中,钱基博亦秉承着由学古到自创的过程。青年时期基本处在学古阶段,侧重模仿。随着体悟渐深,学术积淀和创作实践渐广,慢慢摆脱了模仿,进入自创阶段。由模仿前辈名篇而成就个人自创之格,同样走了一条学古之篇自创之格的道路。钱基博对韩愈文章尤其是碑传文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学术历程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路径。

 

除了韩愈,钱基博对唐宋其他古文大家的碑传也有体悟。如对欧阳修的碑传文章评论道: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18)“韩愈碑志,苍坚迈古,然文而非史。独修据事直书,词无钩棘,不乖传体,而可入史;特出笔虽坦易,而下语极矜慎。”(19)对三苏、曾巩、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传大家,钱基博也曾细读其著作而有所吸收,兼采多家优长而自成一体。

 

关于碑传的史学创作,钱基博基本上承袭韩愈,又充分借鉴其他名家,构成了个人史传写作的主要来源。碑传属于应用性文体,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要求作者具备多种写作才能。钱基博正是因为通览历代碑传文章,写作各种碑传体裁才能收放自如。《文心雕龙·知音》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此之谓也。

 

()方志中的人物志目

 

方志中有专门的人物志目,写作有一定的程式。无锡地区人文发达,乡老耆硕有志于县志修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钱基博之前的最近一次修撰县志是在光绪二年(1876),无锡知县裴大中、金匮知县倪咸生,教谕张云生、殷如珠倡导,秦缃业总揽其事,秦赓彤等26人协纂《无锡金匮县志》,历时五年完成。该县志人物志目列于卷十八到二十九,分为世家、名宦(牧令、丞卒薄尉、仓使、教职)、宦望、儒林、文苑、忠节、孝友、行义、耆硕、隐逸、艺术(书画、医、琴弈、篆刻、历算、术数、工缮)、列女、流寓、释道等(20)。目录琐细,杂分多种,略显驳杂。

 

1918年,钱基博作为总纂主持修撰无锡县志,留下大量讨论方志体例的意见书、书函以及十一部方志专稿,即《无锡光复志》、《无锡识小录补》、《吴江县兵事志》、《无锡风俗志》、《无锡户口志》、《无锡历代兵事志》、《无锡警备志(·寇备)》、《无锡赋役志()》、《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无锡人物志稿》、《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癸亥春季修学旅行指导书》。他批判继承人物志目,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套学术著述体系。钱基博对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以循吏、乡贤、列女、流寓四目赅之。”(21)虽然最终没有成稿,但关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钱基博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放弃相关体裁的著述。

 

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中,钱基博选取五类十人进行论述,分别是理学领域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地理学领域的徐霞客和顾祖禹,文学领域的张惠言和恽敬,艺术领域的倪瓒和恽寿平,近代科学领域的徐寿和华蘅芳。他的这种分类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变体,传主选择侧重文化学术。

 

《无锡人物传稿》的写作时间如今已不可考。该书是无锡县志的一部分,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紧密相关。两部书稿都有关于华蘅芳和徐寿的内容,核心内容一致,前一部书比后一部书详尽,列有附传,文字更为雅致遒劲。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辖五县,包括无锡一县之域,择取江苏第三师范学区无锡县内的人物,进行一定的丰满与补充在情理之中。

 

《江苏学风》系列篇章建立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和《无锡人物传稿》基础上,通过纪传体的写作体例探讨学风。其后撰写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江苏学风》是同一体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也是上述论著体系的顺承发展。所以说,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对地方志中人物志目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有一条发展脉络可寻。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三者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为根本。钱基博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自创之格,高度赞扬自创之格。这里的自创之格并非形式和体例的自创,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不因袭、不模仿、不复写。同时,史传写作具有应用型特点,强调实际应用,也被钱基博继承下来。

 

二、钱基博史传思想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二者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的转化和促进。《文心雕龙》以参悟文心为基点,对传统学术进行成体系而有新解的学术批评,可见由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亦可以通达传统学术整体。《文心雕龙》后来被列为集部诗文评类的经典著作,为后世学人提供了一条以诗文评参悟学术的路径。钱基博有专门研究诗文评的著述,集中在《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钱基博集·集部论稿初编》中。就史学领域来讲,也可以从文心中求史通。即通过体会史学著作的文章作法,由文心而求得史传写作的真正贯通。由文心求史通是一种学术理念,直到民国很多学人还在运用,取得的效果不尽相同,钱基博在此方面达到了精微的境界。

 

钱基博多次在大学教授《史记》,非常推崇其写作手法,曾说:史公自序总括六艺百家之言,而余则谓《史记》文章,郁勃之情,得之《离骚》;雄肆之笔,本于《国策》;借古人之事实,抒自我之块垒;沉郁顿挫,略同《离骚》;而讽议时政,则本《小雅》。所谓史书之体,而诗骚之文也。”(22)从诗文评的角度讲,《史记》的郁勃之情、雄肆之笔、沉郁顿挫、讽议时政均承自先秦经典,亦文亦史,兼备文史特征。钱基博认为这与司马迁所讲的总括六艺百家之言,有相通之处。

 

关于《史记》与《汉书》的区别,钱基博曰:惟迁文直而气肆,固辞赡而裁密;迁寄微情妙旨于文辞蹊跷之外,而固则情旨尽露于文辞蹊跷之中。”(23)在引用《公孙弘传赞》后,他再次论述《史记》与《汉书》的不同,“(班固)借公孙弘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24)钱基博认为《汉书》有自己的文章特色,总体不如《史记》。这里对《史记》与《汉书》所做的对比,基本上是从文风、文意的角度出发。

 

关于陈寿《三国志》,钱基博也有简要的分析:寿则太史公之别子,而变之以简隽也。”(25)“其文章不事雕饰而波澜老成,一出一入,高简有法;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盖史公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汉书》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寿志三国,雄肆不如史公,雅练亦逊班固;而不矜才气,自然温润,平流跃波,曲折都到焉。马迁意态雄杰,寿则体态闲暇,此其较也。”(26)在对比中阐发各自的文章特点,是诗文评的重要方式。钱基博认为陈寿继承了司马迁的文章特点,与班固风格不同。陈寿有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之处,比如雄肆不如司马迁,雅练不如班固,但是文风曲折温润,不矜己长,不轻人短,不逞才气,独有一番文章特色。

 

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写作手法,钱基博也有深入的论述:世尤传诵者,《皇后纪序论》、《宦官传序论》、《逸民传序论》、《二十八将传论》;然细籀所作,平平叙去,腴畅有之;而排体贬跌宕之致,此班氏稍加典缛,而苍劲不及。独《左雄传论》依仿《汉书·公孙宏传赞》,抑扬爽朗,差似放纵。”(27)钱基博不但对《后汉书》做了深入的分析,而且把其与《史记》、《汉书》做对比:其为文章,奇偶错综,与班固同,然班固体密而气尚疏,范晔偶胜而机则滞;班固《汉书》诸序论,思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而晔《后汉》诸序论,文欲放笔,而气不足以运辞;一则杰然自树质干,一则隤然不能振起。班固赡茂而能遒肆,其力劲;而晔整瞻而未骏发,其气窳。衡厥得失,晔实愧班。”(28)钱基博认为范晔与司马迁和陈寿有别,与班固风格相似,但二者之间又有不同,总体来讲范晔不如班固。

 

钱基博研究最深的是前四史,认为风格不同,《史记》、《三国志》与《汉书》、《后汉书》分别是一类,后者略逊前者,各以《史记》、《汉书》为高。同时对正史有通盘考虑,把二十四史分为两类:若以文章衡廿四史,可分二派。如陈寿《三国志》……斯皆推本《史记》,文学史公也;余如范晔《后汉书》……斯皆追踪《汉书》,文隶班固者也。前者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后者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此固《史》、《汉》文章之别,亦廿四史文章之两大派也。唯《汉书》纪传,体同《史记》;而班文整密,则异史公。”(29)章法、句法、文风是诗文评的重要内容。钱基博把二十四史分成两类:“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分别衍自《史记》和《汉书》。这两类文章风格构成了传统史传写作的主体,绵延千载。就钱基博个人文风来讲,则是“典重少姿致”,“务为抑扬爽朗”,“益以典雅古遒”(30),兼收二者之长,偏于史记一类。

 

对于《史记》和《汉书》两种文章类型的源流,钱基博也有分析:夷考先史公而作史者,则有《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在。其中《左传》记事,余皆纪言,然《尚书》、《左传》、《国语》,文属一类,而《国策》之文,则另辟一途也,欲知马、班之异同,不可不明此二者之别。”(31)《史记》和《汉书》两者源流不同,一个多学《战国策》,一个多学《尚书》、《左传》。《尚书》奇偶相生,音韵克谐,《左传》和《国语》骈散结合;《战国策》章句不限长短,文气纵横恣肆,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所以钱基博才说:班氏之文,衍《尚书》、《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则出《国策》,化堆砌为烟云,变整密为疏荡者也。”(32)

 

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钱基博也从诗文评的角度入手,就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四部分进行专门论述。这部分内容在《韩愈志》与《韩文读语》中有重复,二者又略有不同。在祭文部分,钱基博认为:《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员外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侯主簿文》,难在话念平生,情事曲绘,而跌宕俊迈,鼓舞铿锵,不可以方物。……《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33)祭文重在叙事中呈现被祭者的生平志业,展现作者的情深义重。韩愈撰写祭文有独到之处,被后世传诵较广的是《祭十二郎文》,钱基博阐释了其文辞、文法特点。

 

在碑志部分,钱基博总结中国碑志主要有两类,其一蔡伯喈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昌黎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家以下多属此宗。”(34)钱基博把韩愈所写的碑志单列出来,作为两种碑志类型之一,视其为开创之作,可见其重要性。

 

钱基博把韩愈碑志人物的类型分为王侯将相、文武具寮、经生文儒、忠臣奇士、服食方术、至亲好友几类。论述道:随事赋形,各肖其人,其气浑灏以转;其辞铸炼以嶷,气载其辞;辞凝其气;奇字奥句,不见滞笔;豪曲快字,不见佻意,骨重气驶,章妥句适,一集之中,此为第一!后世惟元元遗山足以嗣之。”(35)钱基博按照文风类型把韩愈碑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豪曲快字,原本孟子之跌宕昭彰,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乌氏庙碑铭》……是也。第二类是:奇字拗语,旁参扬雄之矜重古奥,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袁氏先庙碑》…是也。”第三类是:“不为长句而为短语,不为拗调而用缓节,冲容温厚,自然安雅,矜慎而出以优游,廉杀而不为拗蹇者,如《施先生墓铭》……是也。”(36)三类碑志的文风因源流不同而有明显区别,韩愈在借鉴过程中又参酌己意,从而成就了博大的著述气象。正如钱基博所言:杜少陵论诗绝句云:转益多师是吾师。此杜之所以成诗伯;亦韩之所以为文宗也。”(37)

 

对于韩愈的部分碑志,钱基博引用《文心雕龙》进行辨析:《文心雕龙》论诔碑曰: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盖碑志以叙事为体,不以抒情为本;以昭德为美,不以议论为贵,观昌黎《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抚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以李君服食致死,而历著并时所见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戒;皆非碑志正体。”(38)他认为以抒情为本、以议论为贵的碑志不是碑志正体,碑志应该以叙事为体、以昭德为美。

 

关于行状,钱基博指出仅有两篇,一为《赠太傅董公行状》,一为《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主要对《董公行状》的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进行分析:《董公行状》,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议论,前半实叙,后半虚写,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禄固宠,无可称说。观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无可著笔处著笔;行文尽俊伟,而细按无事实,虚摹风度,酣畅淋漓;可以悟文章虚实兼权之法。……《董公状》气雄势逸,其文肆,盖碑施勒石,语贵矜练;而状上史官,词宜信达;所施攸宜,格亦随之。”(39)《赠太傅董公行状》文风恣肆雄峻,叙事详略得当,深得文章虚实相间之法,是韩愈碑传文章中的佳作。

 

关于表状,钱基博依然从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对几篇文章进行分析:《论佛骨表》,辨切而多讽,急言竭论,气自优衍。《潮州刺史谢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鸣号,文却雅壮。跌宕昭章,不为缥缈浮音!学佛本非为长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却亦并无证据,韩公无中生有,两两相形;语出悬揣,却说来凿凿有据,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黄家贼事宜状》、《论淮西事宜状》,鲜明紧健,又是一格!”(40)《论佛骨表》是韩愈的名篇,历来受学人高度赞誉,钱基博给予同样称颂,认为该篇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是韩愈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钱基博按照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几个类别,对韩愈碑传文章的具体篇章进行了分析,论述侧重文章风格和章法结构。无论是对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还是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采取的方式基本是从文心求史通,这是一部分传统文人的学术突破点。钱基博通过诗文评挖掘了文心的蕴意,体悟出传统文史互通的重要途径,这是其在史传创作上的最大贡献。

 

三、钱基博史传思想的局限性

 

在钱基博的三类史传著述中,碑传属于单篇文章,不需要审度与其他篇章的关系,志传和文学史作为专著,需要从整体考察篇章之间的联系。源流所致,志传和文学史延续着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弊端。

 

纪传体的缺点是纪事分散于纪、表、志、传各部分,难于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不易表明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梁启超讲过: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41)“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42)所言刻薄浮躁,有失忠恕之道,但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钱基博也认为纪传体有明显的缺点,即胪列人物言行,前后内容重复甚至矛盾,缺乏叙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无法凝练出一个鲜明主题。史传历来有比合之法,于合缝中见旨,于两篇内比意,若只篇单读,骤不易领会《史记》文章,尤着意于比合”(43)。钱基博虽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努力以比合之法弥补史传体例上的不足,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以《近百年湖南学风》为例,钱基博目的是要同归于好学深思辅世长民,分列17人,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而足,但写作目的在分门别类的史传中有些游离,学风主旨在传主一生经历的叙述中无法凸显。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有类似缺陷,以至于读者很难理清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民国时期,梁园东批评道:盖钱先生此书,按实际讲,只为旧日各正史中所有《文苑传》之扩大耳,非所论于真正的文学史也。因为此书之编制方法,只按人排比,为之序传,除较旧史《文苑传》多一文、诗、词、曲等分类外,实不见有其他异点,吾人以为文学史之要素,既在源流派别之推阐,而尤要在时代背景之联系。读钱先生此书,只能知某人之诗文如何如何耳,至其何以如此,与其所处时代之关系,则毫不能了解。”(44)

 

马玉铭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本书名不符实,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如果能把《绪论》、《编首》及下编《新文学》中的白话文一段去掉,仅剩中间几大段,而名之曰近代中国古文作家略传,或比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这个名词,还要妥当一点。”(45)按照钱基博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心平”(46)的启示,可以得知,梁园东和马玉铭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带有求全之毁,未见其优点,先寻其缺点,满眼尽是疵累。拨开新旧文化之争的迷雾,二位学者所言虽刻薄,指出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细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何呈现出一种“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和旧史《文苑传》的面貌,还是源于采用史传的写作模式。史传强调因人而述,以个体生命的叠加建构历史,所以无法呈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因果关系。钱基博的史传创作带有先天缺陷。

 

四、结论

 

无论是碑传、志传,还是文学史传,钱基博采用纪传体,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正如傅宏星所言:一方面,坚守传记的史学本位,由探寻传记之源流入手,承续各类传统文体的写作规范,并对之进行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他又在旧有的学术构架下,思考关于传记的界定,勾画传记的范畴,梳理传记发展、演化的统序。钱基博正是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努力,力图建构中国的、本土化的传记知识谱系,稳健地推进以史传、志传和碑传为核心的传统传记写作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47)

 

钱基博的学术根基深厚,承自传统,由传统蜕变而来,在新的时代影响下,又有局部革新,这显示了钱基博深厚的学术积淀以及顺时而变的时代特征。但总体而言,因袭成分大,创新成分少,应用特征强,理论探讨少,其利弊得失仍属于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碑传带有明显的应用性。大部分志传也为了展现人物的生平志业,秉持辅世长民的初衷,也带有明显的应用性。《韩愈志》比较例外,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著作。文学史传也是比较严肃的研究著述,传记写作只是阐述学术的一种形式。由文心求史通,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重要贡献,对后世重新理解传统学术有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 2016-09-11

 

如胡先骕:《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青鹤》第2卷第4期;郭斌佳:《〈现代中国文学史〉书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梁园东:《〈现代中国文学史〉读书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马玉铭:《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5期;周振甫《对钱子泉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审读意见》,《中国出版》1987年第1期;陈岸峰《发愤以抒情——论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汉学研究》(台北)22卷第1期;周远斌:《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及其实践》,《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王炜:《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与定型》,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72页;姜晓云:《文学史的当代讲述: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等。

 

参见安敏:《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读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第73-81页;龙珍华:《钱基博先生韩愈》,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三辑),第82-91页。

 

参见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2-443页;傅宏星主编,曹毓英校订:《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校订后记,第916-917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8-251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校订后记,第302-309页;傅宏星主编、郑娉校订:《钱基博集·方志汇编》校订后记,北京: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第314-326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碑传合集》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332页;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校订后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4-567页。

 

④⑧⑨(22)(29)(31)(32)钱基博:《〈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87页,第89页,第89页,第88-89页,第86页,第86页,第87页。

 

⑤⑥⑦(18)(19)(23)(24)(25)(26)(27)(28)傅宏星主编、曹毓英校订:《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第6页,第82页,第10页,第417页,第418页,第93页,第94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58页,第159页。

 

⑩(46)傅宏星主编,郭璋校订:《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1页,第441页。

 

(11)马厚文:《从钱子泉先生受业记》,彭祖年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1987年。

 

(12)(17)(36)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79页,第92页,第91页。

 

(13)(14)(15)(16)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127页,第187页,第187页,第187页。

 

(20)()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21)钱基博:《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傅宏星主编、郑娉校订:《钱基博集·方志汇编》,第11-12页。

 

(30)钱基博:《潜庐自传》,傅宏星编撰:《钱基博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

 

(33)(34)(35)(37)(38)(39)(40)钱基博:《韩文读语》,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第293页,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5页,第293页,第296页,第296-297页。

 

(41)(4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第740页。

 

(43)钱基博讲,吴忠匡记:《〈史记〉讲录》,傅宏星主编、傅宏星校订:《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第131页。

 

(44)梁园东:《〈现代中国文学史〉读书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

 

(45)马玉铭:《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5期。

 

(47)傅宏星主编、校订:《钱基博集·碑传合集》校订后记,第332页。



下一篇: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551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