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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4日

由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1~3日在开封举行。会议主要围绕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呈现的新动态、新走向、新进展进行学术研讨,并追念胡思庸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生平事迹。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近40篇,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与会。兹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一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与会学者热烈讨论、各抒己见。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总结了自己近些年的思考,认为:第一,要继续加强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的研究,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坚实基础。学术界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分支学科以及与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第二,要继续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但同时要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加强对思想家个人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第四,要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要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避免对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生硬套用。

 

在近代文化史研究方面,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叙述对象、主要线索和发展路向等发表了看法,认为:第一,文化史是以人类活动的遗存为研究对象。凡人类活动的遗存就是人类的文化,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类,前者是物质文化,后者是观念文化。这两类文化,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其统一性在于它们的认知价值。第二,著者的主旨不同,叙述对象就不同,所以可以写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史。将来的学术界应该写出一部如丁守和先生所说“比通史的面窄,比部门文化史的面宽”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第三,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线是中西文化的撞击,在撞击的过程中,我们吸收了外国文化,也改变了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发展路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梳理3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对其主要成就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检视。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文化热”与“国学热”,从而催生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进展。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文化心态史、近代民众社会观念史、近代新词语研究的关注,基本路向是探索社会史文化史的交叉研究,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下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资料分散,收集困难;二是学科理论与方法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像西方“新文化史”学派那样的清晰理路;三是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四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因此,如何突破以上瓶颈,探索出一条成熟的发展路向,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领域,新史料的发掘与应用对于研究者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次研讨会亦有学者就此方面问题作出探讨和分析。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文本文献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探索分析,认为近代文献不同于古典文献,与古典文献相比,近代思想史上所留下的文献是一种“新文本”,国际性、跨文化、跨语际、跨时代是其基本特性。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新文本”,必须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努力探索采用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方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近20年明清之际汉文西学文献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作了细致梳理,并就整理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传统汉文西书单一文本很多包括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新影印的丛书中,将其中相关汉文西书单一文本标点注释,对于研究中国人如何接受西学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外,对于传教士个人汉文西书的汇编整理工作,也有值得汇编整理的必要。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介绍了海外有关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新史料,内容涉及黄兴、赵声对黄花冈起义的筹划,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与中华革命党等重大事件,这些资料不仅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还原了有关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加深对孙中山与民国史的研究。

 

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作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正逐步走向理论的自觉与研究的深化。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对“学术史”的若干省思,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学术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他对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以及其与思想史、学科史的异同进行了剖析,并从外在环境、内在逻辑、学术时尚三方面分析了学术史之成为“显学”的原因。具体而言,近代学术史其不同于古代学术的面貌有两个标志:一是挣脱了古代一元化学术格局束缚的多元学术,二是引入了西方近代理念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嘉道时期、甲午战争时期、五四时期三个时间点的把握至为关键。刘平(湖南大学)以王闿运对《春秋公羊传》的义理诠释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中体现了为政以渐的三世观、以质救文的三统观和化导为夷的民族观等思想。但王氏不能将眼光投向欧风美雨送来的西学,将传统与西学合观,而是继续痴迷于古代圣人经典,从“五经”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所以,王闿运始终未摆脱传统经学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郑永福、吕美颐(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针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对理学的评价极端对立的看法,对河南理学学统进行了系统考察。於梅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针对清学史叙述中,毛奇龄往往被描述为清代汉学的开山或前导,指出这与毛氏本身学术宗旨恰恰相反,而多是后世学人尤其是阮元、焦循以来学人层垒叠加的时段认识。翁贺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李季对其之批评为中心,梳理和对比郭沫若与李季两人的主要分歧与理论渊源,认为郭李二人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依据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看法:郭沫若的主要理据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李季之所本主要是《资本论》。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对吕著《白话本国史》的解读,认为其在分期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即其“绪论”中所表述的分期,与他在正编中实际采用的分期,有明显不同。这一问题的造成,与他所采用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法的弊端有密切关系。吕氏后来又撰写了《中国通史》和几部断代史,这实际上是他对《白话本国史》分期法进行自我否定的产物。方光华、曹振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梳理了侯外庐从上世纪30年代至“文革”之后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指出侯外庐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辛亥革命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侯氏考察了辛亥革命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历史特征,梳理了辛亥革命中主要人物的思想矛盾,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成为国内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田海林、王雪(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对赵纪彬人生道路的梳理,描摹出一位纠结于学术与政治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形象。赵纪彬自青年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历经革命与牢狱淬炼,逐渐转变为红色学者和思想大家,至“文革”时期其学术活动又烙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既往的研究多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与趋势。就形形色色的各类思潮而言,还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对并不属于主流思潮却占据重要位置的“战国策”学派70年学术史的梳理,认为在“战国策”派思潮上,学术价值与意识形态理念的交织、意识形态的争斗,严重影响了对其学术判断及文化价值的理解,它也是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学案。从对“战国策”派思潮的政治性的、断章取义式的批判,到较为客观的从学术意义、文化价值视野分析的回归,彰显了7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从政治附庸到学术自主的曲折进程,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间的复杂关系发人深省。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概念演变的视角,分析了官话、国语、普通话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并通过梳理中国近代标准语的两次“正名”,揭示出其既受到不同层次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和不同时代变动着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表达了命名者和使用者各不相同的“经验、预期和行动”目标。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政体”与“国体”这两个词义的嬗变,透析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程,从而看到我们相继吸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与无产阶级政治学的情况。刘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西学中源论、中体西用论、中西会通论、中西调和论、国粹主义、东方文化优越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等中西文化观演进的分析,揭示出以辛亥革命为界,此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方是理性的,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一方是非理性的;此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方矫枉过正,呈现出非理性的偏执,而保守的一方反倒表现得相当理性。这种变化体现着中国人对中西文化思考的历程,也反映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近代以来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文明等级论进行了溯本求源,并指出其危害性在于将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单一化,将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地位相对固定化。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在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三个时期形态的系统梳理,勾画出中国近代世界主义的思想历程。郜卫博、杨军红(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梳理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学中源”说的研究现状,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学中源”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历史价值,肯定其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西学中源”说的局限;90年代中期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角,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开启个案例证研究“西学中源”说的热潮,以传统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为基点重新探讨“西学中源”说这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思潮。

 

四、中国社会文化史及精英人物思想研究

 

作为学界普通关注、异军突起的新趋向,文化史社会史的结合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认识,不少学者尝试以此新方法作出微观研究。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通过评述李细珠所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一书,论及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若单从政治角度说明格局变化,不对它做文化等侧翼的延伸性思考,会使研究平面化、单线条,因此,晚清政局是“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张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围绕国共两党在五四纪念节问题上合与分以及“青年节”向“文艺节”的转变,揭示出这一节日变化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影响,认为在国共斗争异常激烈的政治环境中,五四纪念节问题也成为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了国共双方关系的晴雨表。王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以1877年和1878年《申报》的救荒评论为中心,揭示了《申报》救荒评论具有的现实性、批判性、建设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民间舆论对救荒与养民的思考,是中国救荒思想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赵广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五卅运动中河南基督教的自立为主体,探讨了在五卅民众运动的大潮中,华人基督徒因应作出调适,适机进行自立、自养等本色运动,同时教会学校学生也尝试进行罢课、退学以及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河南教会在五卅民众运动中的本色自觉,不仅表现出地域性特点,结合中国基督教史看,也表现出普遍性。

 

此次研讨会,对于近现代史上一些精英人物思想的研究亦有新的探索和推进。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政治模式”的视角探讨了孙中山从“两党政治”、一党政治到“全民政治”的政治模式探索,深化了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进一步认识。马小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孙中山关于道德文明的构想作出阐释,认为他在领导推覆专制、创建共和的近代民主革命中,在改造中国、造福人民的近代社会实践中,既注意“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心性文明”的建设。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即是他致力“心性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规划和谐、秩序的社会生活,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过许多对当时对后世均有积极影响的道德理论与道德观念,形成了代表一个时代和特定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郭汉民(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认为宋教仁的思想不仅深刻、独特,而且形成体系,其中反帝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民主宪政思想和制度建设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思想贡献很值得人们继续加以研究。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给予傅斯年在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较清晰的定位,认为他虽没有鸿篇巨制式的理论著述,只有表述他思想主张的若干言论文字,但这些数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和明确取向,足以使其成为某种思想选择的代表,从而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视野。

 

五、结语

 

此次研讨会,邀集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齐聚开封,就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展开讨论。会议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发掘与诠释、领域拓展、方法创新、学科理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对于当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定能起到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此次会议之重要意义和价值可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新史料的介绍和梳理,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近2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新史料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思想与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在此次会议上,邹振环对近20年明清之际汉文西学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实况的叙述和评论,对加深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与实践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其次,转换传统视角,努力开拓创新,是推动历史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有益尝试。这表现在或借鉴新理论方法对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作出新的勾连和阐释,或扩充和深化对不同层次历史人物之重要贡献的认识。如在此次研讨会上,王东杰对于“官话、国语、普通话”流变内涵的分析,便是借助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探讨概念演变与社会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使得历史研究更具立体感、纵深感。在人物研究方面,欧阳哲生对于傅斯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定位与剖析,试图打破昔日学界多只侧重对那些为时代的理论建树做出独到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将目光转向另一些同样不能轻易被人忽略、作为某种思想潮流代表的人物。再次,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和升华,既是与会专家着重阐述的观点,也是学界同仁普遍的共识。在此次研讨会上,房德邻、郑大华左玉河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反思做出探讨,一致认为面对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冲击,在加大引进和吸收的同时,如何立足于中国实际,建构本土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已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此外,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旨在追思河南籍著名史学家胡思庸先生的学问人生。胡思庸先生生前长期在河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担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硕学大儒,为中国的历史学发展和河南的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与胡先生子女、同事及生前呕心沥血培养的众得意弟子齐聚一堂,或撰文或话谈,共同缅怀先生的治学与为人,并祈祷先生在天之灵永远安息,这是当代学术发展与继承关系深刻而生动的体现。

 

【作者简介】陈健,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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