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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新文化的异域回响——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第2015秋期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05日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以中国影响日本为主。及至近代,甲午战争改变了这一格局,二十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学子走向东瀛,反过来向日本这位曾是自己的学生讨教,中日文化交流遂出现“倒流”现象。中国不仅学习日本文化,而且通过日本这一渠道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在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欧美“海归”,努力谋求在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新的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胡适作为新文化的典范性人物,以其在文学、哲学、史学多方面的创新成就,在中国知识界造成强烈的震撼性效应,同时也给日本学界以极大的冲刺。日本学人通过译介胡适的作品,追踪胡适的学术动向,试图掌握中国新文化的进程。有趣的是,由于胡适1925年开始进入禅宗史研究领域,自认为据此强项的日本学人与之展开对话和论争,这不蒂是中日之间的一场“学战”。胡适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特殊表现,给人“意外”之感,加上中、日学界对此均不见专文系统探讨,更易让人产生探究的冲动。①

 

胡适的访日经历

 

胡适并没有在日本留学或长期居留的经历,但他过访日本的频次之多在同时代中国学人中实属少见。1910年7月中旬胡适赴美留学时,第一次途经日本,9月25日他从绮色佳发出的《致胡绍庭、章希吕、胡暮侨、程士范》一信,道及所见日本之印象,显见其对日之轻蔑: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②同行的赵元任留有此行的日记,可资参考,惜未公布。③

 

胡适留美归国时,船经日本,时间是1917年7月5日至8日。所经情形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7月5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下船后,乘电车去东京,“与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相见甚欢。两君皆澄衷同学也”。“诸君邀至一中国饭馆晚餐”。“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④在东京时,购《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有桑原隲蔵博士《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甚得胡适欣赏。“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⑤7月7日,“晨到神户,与(张)慰慈上岸一游”。⑥7月8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胡适称沿途所见为“亚洲之‘千岛’耳”。到长崎未上岸。⑦7月10日,船到上海。这次途经日本,加上与同船日人永屋龙雄、朝河贯一的交流,提醒胡适对日本学术界的注意。

 

1927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国途经日本,在日停留23天(4月24日-5月16日),这是他第三次过访日本,也是他历次访日时间最长的一次。此次访日先“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⑧后赴其它地区旅行。胡适访问日本的情形虽未见存日记,但从他后来的一些片断文字可窥见大概:

 

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丁]在君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讲,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日本。他劝我千万不可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我很赞成在君的意见。但我不通日本话,在日本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柰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⑨访日期间,恰逢国共分裂,胡适阅读报刊,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利用这次访日机会,胡适会见了一些日本佛学界人士,这与当时他对禅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路过东京,见着高楠顺次郎先生、常盘大定先生、矢吹庆辉先生,始知矢吹庆辉先生从伦敦影得敦煌本《坛经》,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高楠、常盘、矢吹诸博士都劝我早日把神会的遗着整理出来”。⑩这是胡适第一次与日本佛学界的直接接触。在奈良,胡适会见了香港大学创始人爱里鹗(Sir Charles Eliot)爵士,此君“精通梵文和巴利文,着有《印度教与佛教》三巨册;晚年曾任驻日大使,退休后即寄居奈良,专研究日本的佛教”。当天的会晤称得上是国际佛学界的一次高端聚会。“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国的勒卫先生(Sylvan Levi),瑞士(现改法国籍)戴密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顺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国的研究佛教的学人聚在一堂,可称盛会”。(11)

 

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在他们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胡适此行曾到京都大学作过一次演讲,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在场,仓石武四郎致闭会词,因此与胡适“初次结识”。(12)

 

胡适就当前形势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换意见。他会见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福田与胡适早于1922年在北京即已结识。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胡适特别提及他们之间就欧美的社会政策的一场对话。(13)他参观了《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新闻事业展览会”,这次参观活动令胡适深感不安:

 

有一天,外务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东京《朝日新闻》的新屋,楼上有一层正开着一个“新闻事业展览会”,岩村先生带我去看一间特别展览。我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无数薄纸条子,像是日本电报纸,足足有两三千条。岩村先生对我说:“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接到的紧急电报。那天南京日本领事馆被攻击了,日本人也有被伤的,据说还有国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报纸发了无数的号外。人心的愤激,先生请看这些电报就可想而知。但币原外相始终主持不用武力。驻下关的英美炮舰都开炮了,日本炮舰始终没有开炮。”我那时看了那一间小房子墙上密密层层的电报纸,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霸权的威严,因为我明白日本那时有可以干涉中国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滥用,可以说是无害的霸权了!但后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胡适的看法当然也随之改变。“两、三年后,日本的军人终于不满于那无害的霸权,就冲决了一切国际的约束,滥用暴力,造成满洲事变。从此以后,带甲的拳头越显露,日本的国际地位就越低落了”。(14)

 

1933年6月21日至23日胡适赴美途经日本作短暂停留。据其日记所载:6月19日凌晨乘船离沪。6月20日“得大阪《每日新闻》泽村幸夫一电,约明日在神户相见。我怕他要我发表谈话,写一文为准备”。(15)6月21日,“船到神户,得Japan Chronicle编辑人Mr.A.Morgan Young的信,说他要邀我去游览山景”。胡适接受了邀请。但因细雨不能游山,只好到他们的报馆和寓所小坐。日人泽村君邀请胡适到大阪午餐,高桥君要胡适去东京讲演,胡适均婉辞。(16)6月22日,“船未进横滨,即有Japan Advertiser访员坐汽船来访问,我给了他前晚的谈话稿一份。Uramatsu与Takagi同来接我,横滨馆文访员也来船上。与高木、浦松二君坐汽车到东京。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惊叹。到东京帝国旅馆,会见‘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会员”,“加同来的二人,凡二十一人,这样人数少,我可以不演说了”。这次谈话,从六点多钟到十一点始散,持续五个小时,可见讨论之热烈。会毕,浦松与高木到胡适房中小谈。这次会谈内容,胡适日记记録甚详。6月23,高木与浦松送胡适回横滨上船。(17)

 

1933年10月胡适访美归国时,途经日本,(18)惜未存日记,故所经情形不得其详。在《〈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一文中,胡适透露:“去年10月我过日本横滨,会见铃木大拙先生,他说及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宋本《六祖坛经》。后来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铃木先生寄赠的京都堀川兴圣寺藏的《六祖坛经》的影印本一部。此本为昭和八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安宅弥田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铃木大拙先生的《解说》一小册。”(19)可知此次胡适在日本横滨,曾会见了日本佛学界同行铃木大拙。

 

1936年7月16、17日胡适赴美途经日本,这是他第六次过访日本。据其日记所载:

 

7月16日 早上六点半船到神户,到八点半才进口,总领事江华本来招待;神户(兵库县厅)警视厅外事课亚细亚系通鸿山俊雄也奉内务省电令来招待。

 

八点二十五分到横滨;八点五十分到东京。日本支会来迎者:那须、商柳、牛场友彦(Ushi ba)、浦松及其夫人、松元重治夫人。

 

许隽人大使与孙伯醇、萧叔宣夫妇来迎。室伏高信也在站迎我。

 

大使馆□□警备,说是专为我警备的!他们说,此夜的警备比许大使到的一天还严重!(20)胡适出入都有便衣武装警察保卫,显示出日本方面对他的来访高度重视。

 

7月17日 北大学生郎依山来。伯醇与芃生来吃早饭。室伏来长谈。松方来。岩村成允来。杨鸿烈夫妇来。

 

牛场来。今年日本支会内部大变化,旧日之新人物如高木、横田、松方、浦松、松元,皆不在会,亦不被派出席。牛场为Oxford留学生,人最开明,说话亦开诚,我甚高兴。他是此间支会秘书。

 

松方说,此次会中出席代表中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义者,能自守其说,余人皆不高明。

 

室伏说他将有新着《南进论》,是要改变北进路线而取南进路线、将为“日本一大转变之书!”此君的见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他要一班知识者来与我谈,其中有早稻田的杉森,亦是不高明之“学者”。(21)下午五点半到大使馆辞行,坐汽车到横滨。近八点上船,大使来送行,十点开船,结束短暂的访日。值得一提的是,室伏高信与胡适会见后,7月23日在东京《读卖新闻》发表《胡适再见记》一文,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日方对胡适态度冷漠的一面。(22)

 

1936年11月初胡适从旧金山启程回国,12月1日回到上海。此次横渡太平洋,中间是否在日本作短暂停留,未见胡适提及。按照通常的航行路线,应经过日本横滨等处。

 

1946年胡适从美国回国时途经日本。据其日记,7月2日,“Captain说,今天早晨,可望见日本,天气清朗时可见富士。船客都早起来了,只看见几个小岛。”(23)7月3日,胡适翻检自己1936年7月16日写作的《望富士山》小诗,读了一遍,感“其悲哀之音更明显”。改本如下:

 

雾鬓云裙绝代姿,也能妖艳也雄奇,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24)这可能是胡适所撰诗歌中,唯一一首与日本题材有关的诗歌。

 

1949年4月9日胡适赴美途中,在东京作短暂停留,当日船到横滨。胡适自述:“本不准备登岸,写信托赵曾钰君带去东京,向吴文藻、谢冰心、吴半农诸友告罪。不意半农在码头去接赵君,坚邀我去玩了半天。见着文藻、冰心及半农夫人,下午见着王信忠,大谈。到代表团访商启予将军(震),不遇,留一片。”(25)第二天,胡适乘船开往檀香山。

 

1952年11月18日胡适从美国乘机前往台北时,在东京转机作短暂停留。从此,胡适不再乘船途经日本,而是乘坐飞机。胡适日记写道:当日“下午到东京,飞机晚了两点钟。董大使显光与朋友多人来接。大使为我请了许多日本客人与美国客人。有野村、那须浩、盐谷温诸人。半夜后离开东京”。(26)

 

1953年1月17日至22日胡适从台北飞往美国,中经东京作为期五天的访问。胡适日记对此次访日行程记载甚详:1月17日,“晚上到东京。董显光大使来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张伯谨公使等。”(27)1月18日,“与张伯谨、王信忠去走书店,仅走了‘汤岛圣堂’(孔庙)的一处,买了一些书。”“晚上大使为我约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盐谷温诸人。”(28)原定20日返美,旋因董显光挽留,展期两天。(29)1月19日,“与王信忠走书店,仅到山本一家,买了一些书。下午,东方文化学会等三十团体欢迎的茶会。前田主席,仓石说话,我也说了半点钟的话,松方翻译。”(30)1月20日,“上午,见客。中午,到乡间赴马延喜先生的午餐。席上有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谈话很有见解。他这研究所里很有许多旧军人,多系对中俄问题有研究的。……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馆长金森先生(Tokujiro Kanamori)带我去参观,馆中有五十万册书。又去看东洋文库,即是以Morrison's Library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亚书库。没有受损失。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库,即是以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作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珍本书的书库。也没有受损失。馆长诸桥辙次,已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还殷勤招待。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谈话,社长名Hara,发问者为上原博士。谈的是世界文化问题。”(31)1月21日,“上午,与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首相绪方竹虎外相冈崎胜男中午,在NHK广播。题为“Our Common Enemy”,为时十五分钟,昨夜费了我四点钟写成。中央社李嘉先生约我午饭,吃日本的‘锄烧’,很好。下午,参观东京大学,见校长□□□先生。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没有损失。校长说,学校南边的一条街,街以南被轰炸了,而街以北的学校毫无损坏。……到文学部,见部长辻□□先生,仓石武次郎、驹井和爱,长井真琴。吃了茶才告辞。晚上,外相冈崎胜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权最近颇发达。外相夫人此次为其夫竞选甚努力。见着旧友谷正之。”(32)1月22日,“上午,见客。中午,董大使约了一些新闻记者午餐。”晚上,“上飞机,十点半起飞,有董大使夫妇及友人多人来送别。”(33)此次访日时间虽短,但行程甚满,接触面广,是一次比较正式的访问。

 

1954年2月中旬胡适从美国纽约飞往台北时,在东京转机作短暂停留,(34)但因日记空缺,胡适在东京的行程不详。

 

1954年4月5日至7日胡适从台北返回美国时,途经东京停留2日。台北的《中央日报》报道了他在东京的行程:4月6日夜,胡适在东京出席台湾“驻日大使”董显光举行的宴会,席间向日本文化界及报界发表演说。(35)4月7日,崔万秋陪同胡适到山本书店,购书《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胡适在《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中对此事略有交代:“去年1月我在山本敬太郎的书店里看见这十二册,曾抄出鲍廷博信里代卖戴震自刻的《水经注》的一段。今年4月7日,崔万秋先生陪我重到山本书店,买得这些很可爱又很可珍贵的名人手迹。”(36)离前两小时,胡适在一群华侨领袖及使馆官员的聚会上发表演说。(37)下午6时半,胡适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PAA)赴美。

 

1958年4月6日至4月8日胡适从美国飞往台北,中经东京停留二天,惜未见存胡适日记。据台湾“中央社”报道,4月6日早晨,胡适乘机抵达东京。4月7日,台湾“驻日大使”沈觐鼎设宴款待。(38)4月8日下午两点五十分,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航班从东京飞抵台北。

 

1958年6月16日至18日胡适从台北飞赴美国,先在冲绳停留半小时,然后途经东京停留一夜,这三天的胡适日记未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6月17日下午到达东京。晚间,应邀参加台湾“驻日大使”沈觐鼎举行的宴会。(39)

 

1958年11月3日至4日胡适从美国旧金山飞赴台北,途经东京停留一晚。据台湾“中央社”报道,11月3日胡适飞抵东京,晚上应邀出席台湾“驻日大使”沈觐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有林语堂夫妇。同日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40)

 

1959年7月3日胡适从台北飞往美国夏威夷时,途经东京停留一晚。7月4日,胡适在东京有答复记者司马桑敦的谈话。(41)

 

1959年10月13日胡适从美国旧金山飞赴台北,途经东京时停留二小时。(42)

 

1960年7月9日胡适从台北飞往美国西雅图,途经东京换机,与昨天先到东京的代表会合。(43)

 

1960年10月19日至22日胡适从美国西雅图返回台北,途经东京停留四天,这是胡适第十九次访日。此行胡适存有日记可查:

 

10月19日

 

11:50飞到Tokyo。张伯谨、王信忠、毛子水三兄,在Haneda Airport接我。

 

到Marunouchiホテル,住801号,与三友同饭。

 

下午,与毛子水谈。

 

七点,在大使馆与张厉生大使、伯谨、毛子水同饭。饭时,伯谨叫通了雪屏的电话,我在电话上小谈。

 

10月20日

 

信忠兄来,同子水去逛汤岛圣堂内书籍文物流通处,我买了14910+3360=18270的书。

 

为“中国菜”题字。平松小姐编“中国菜”,并做中饭请我们。

 

午饭后,信忠约我去看戏,是一种Vaudeville show。出来后在Imperial Hotel Phoenix Room吃咖啡。

 

晚上,得伯谨电话,知道飞机已改(订)好了。

 

信忠邀我们在束京大饭店吃中国饭。

 

10月21日

 

8:30马廷禧先生来,他精神很好。

 

10:30崔万秋先生来,同去走书店。(山本书店)买了10320的书。万秋邀去大黑吃鳗鱼。领我们去游“新居御苑”。

 

5:00马太大来吃茶。

 

6:30张伯谨兄饭(兰苑大饭店。主人王景仁,本姓隋,山东黄县人),我们喝了不少酒。(44)据胡颂平回忆,19日,胡适“到了东京,因长途飞行,感到疲劳,要休息几天”。“是日下午,毛子水飞往东京,他将台湾因雷震案发生后的种种实际情形,报告给先生知道”。(45)10月22日下午9点55分,胡适从东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这是胡适最后一次出国之行。(46)

 

回顾胡适的访日经历,明显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他都是在赴美途中或回国途中经过日本时顺访日本,并非专程访日。第二、他访日的地点主要是在东京。其它去过的城市还有横滨、京都、神户等处。第三、他访日时交往的对象与他本人的身份有关,主要是与知识界、学术界、新闻界打交道,其中不乏日本学界精英或高层人士。胡适的“日本经验”从时间长度上说虽不能与那些曾有留日经历的学者或“日本通”,如周氏兄弟、郭沫若相比,但他与日本交往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跨度之长、次数之频,可以说给他观察日本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吉川幸次郎曾在《胡适——“其时其人”补遣》(《胡适——“折り折りの人”补遗》)一文中如是表达他对胡适的看法:“世人对氏毁誉过半,毁之者连文学革命提倡者的功绩,都想一笔抹杀,我认为不妥。氏之后,如氏之对日本人的业绩,有如此敏感的中国学者,恐不多见了。”(47)在日本学人眼中,胡适是颇为了解日本的中国学者。(48)

 

胡适与日本人士的交往

 

论及胡适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日本学者河田悌一《胡适与日本学人》一文(载《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13号,1992年3月)曾有涉及。从胡适这方面的材料来看,他与日本人士的交往主要有三种形式:会晤、通信和赠书。从他本人日记、书信往来和收藏书籍,我们大致可获取相关线索。

 

会晤 胡适本人的日记对他与日本人士会见的情形均有纪録。我们据其日记可得大致情形。

 

1916年3月19日胡适在《泽田吾一来谈》的札记中写道:

 

今晨忽闻叩门声,纳之,乃一日人,自言名泽田吾一,乃东京商业学校教员在此治化学。其人苍老似五十许人。手持一纸,上书白香山诗:“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二句来问余“安处”之安系主观的安,还是客观的安。不愿纽约俗尘中尚有如此雅人也。

 

泽田君言,余治哲学,过日本时当访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尝为京都大学文学院长。其人乃“真哲学家”,藏汉藉尤富,今以病居东京。君又言治日文之难,如主词之后应用“ハ”或“ガ”,此两字非十年之功辨不清也。隔了一周,胡适回访了泽田吾一。两人相“谈甚欢”,胡适赠旧诗《秋柳》,泽田吾一以日本彦语作答:“雪压不断杨柳条”。(49)这可能是胡适与日人来往的第一个回合。

 

1917年6月9日,胡适踏上归国的旅程。途中17日“换车得头等车”,“车上遇日人朝河贯一先生,在耶尔大学教授日本文物制度者”。(50)6月21日,从加拿大文苦瓦(Vancouver)乘“日本皇后”号,“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51)6月27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52)这次航行,胡适获得了与日人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五四时期,胡适声名鹊起,誉满天下,慕名来访的日人随之而来。高濑武次郎在为井出季和太所译《胡适の支那哲学论》一书作序时称:“井出君曰:‘胡氏名声显赫,近时我邦出游支那之人,多去拜访胡氏,听其新说,均引以为荣。’”(53)证之于胡适日记:1919年12月21日,预算“10、11点《大正日日新闻》铃木来会”。(54)1920年3月4日,“12点访小野”。(55)9月7日,预算“晚上8点贺川丰彦来谈”。“此人在贫民窟住十年,是一个实行家。他是基督徒。他虽信社会主义,但不信阶级战争说。曾有《主观的经济学》之作。我们谈得很畅快。”(56)1921年5月24日,“夜有日本人清水安三邀我与一涵到大陆饭店吃饭,说可遇见日本社会主义者大庭景秋(Oba)。我们到时,始知请的客甚多,除大庭外,有国际通信社的古野伊之助,《朝日新闻》之大西斋,《读卖新闻》之井上一叶,日本财团同人会理事山内嘉,日本观光局之佐藤泛爱,《新支那》之藤原镰兄……等。中国人有陈惺农、彭国湖、杜国庠三人。席上略有演说。散后,我听说日本报纸上早已大登此会,称为中日大会!日本真可厌,这一席的谈话又不知被这班新闻家拿去搓揉成什么样子!”(57)清水安三是一个基督教徒,此人与胡适长久保持联系,显然这是他借请吃饭设局,为日本新闻界做宣传工作,胡适自然对此不满。1922年3月4日,“上午十时,日本使馆头等参赞伊藤述史来谈。”(58)9月29日,“日本学者福田德三来访,他是新人会的领袖人材之一,与吉野作造齐名。我请他到大学讲演,他答应了。”(59)10月6日中午,“在东兴楼请福田博士吃饭。席后他说了两点:(1)他看中国的前途没有危险;虽然迟缓,实在不妨事。资本主义的文化是快过去的了;世界的新文化,——非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须靠俄国、德国、中国三做主体。(2)他自己曾受过洗礼,但他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不是反对原来的信仰,是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60)从胡适会见的对象看,多为日本的基督教徒、学者,其中福田德三较有思想深度。

 

1921年3月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被大阪每日新闻社以海外观察员的身份派往中国访问,在中国多地旅行达三个多月。来京期间,与胡适至少会晤过两次。6月24日,胡适“便道到扶桑馆访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恰巧他出门,未遇。(61)不过,第二天芥川龙之介即回访。胡适日记写道:“今天上午,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他自言今年三十一岁,为日本今日最少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62)初次会面,芥川龙之介给胡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6月27日,胡适与芥川龙之介就中日文学问题做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八时,到扶桑馆,芥川先生请我吃饭。同坐的有惺农和三四个日本新闻界中人,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饭,做了那些脱鞋盘膝席地而坐的仪式,倒也别致。”芥川对中国旧戏改革发表了意见,并用口语译胡适的诗。(63)芥川氏本人非常喜爱北京浓郁的古都风情,自感用文字难以形容北京无限的魅力,故其有关在京旅行的游记没有写完,与胡适的会见纪绿付诸阏如,(64)他的过早逝世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的好友中野江汉撰写的《北京繁昌记》,全面记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城市景观,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5)

 

1922年5月,胡适在自己家里会见了鹤见佑辅,两人就中国家庭制度、儒教问题进行过讨论。鹤见佑辅曾留学美国,是自由主义者、著名的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宣传欧美文化著称,鲁迅后来曾译介他的作品《思想·山水·人物》。在会谈中,胡适提出两个重要的论断:“儒教在中国已死。”“中国的家族制度已经在崩塌。”这次会见给鹤见佑辅以极大的刺激,他自感“今日之吾辈痛感腹中无物,实应羞愧自省”。(66)

 

同年9月20日,北京大学邀请日本早稻田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片上伸先生讲演,题为“北欧文学的原理”,周作人现场翻译,胡适代蔡元培主持。片上伸似有与胡适倡导的易卜生主义唱和之意,“他用易卜生代表斯堪狄那维亚,用托尔斯泰代表俄国,指出他们都趋向极端绝对的理想,不喜调和,为北欧文学的特色,此意亦有理”。(67)

 

胡适与日本史学界同行学者的交流,着实对他影响不小。大约1920年9、10月到1921年春以前,胡适与诸桥辙次有过一次会见,双方就经学、中国哲学史等问题进行了笔谈。(68)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来访,更是给胡适带来新的信息。1921年10月5日,胡适日记载:“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送我两本《东洋学报》(十一,1-2),中有饭岛志夫一篇长文,论‘支那上代文化上之希腊影响,与儒教经典之完成’。此君从历史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69)1922年2月12日,胡适再次会晤了小柳司气太,小柳氏带来日本著名史学家羽田亨,这次会晤令胡适感受深刻:“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着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文稿复印件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70)羽田亨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师从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兼得东京、京都两大学派之长,是日本最具实力的新一代学者,他所擅长的敦煌学、西域学和元蒙史,恰是当时中国学者之弱项。2月26日,胡适“在东华饭店为小柳司气太饯行”。(71)显然,这是双方都颇感满意的一次交流。8月26日,胡适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会谈,这次也促发了他许多感想:“日本学者今关寿麿来谈。他送我一部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我们谈甚久。他说,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他未免过推汪中了。他又说:崔述过信‘经’。此言甚是。”“今关说,日本史学与《本草》两项成绩最大。”胡适感慨:“中国今日无一史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72)胡适与今关寿麿会晤所得感触,很快正式形诸文字,他在1923年发表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引言中写道:“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顿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巳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73)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更是强调国学研究要打破孤立的状态:“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就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74)这些话语微妙地折射出日本学者的成就对胡适刺激之深。实际上,这样的情形不独胡适有之,陈垣、陈寅恪当时亦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193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出入胡适家中的日人并未因此减少,胡适与日人之间的互动因局势的恶化反而更为频繁,双方谈得最多的自然是中日关系这个主题。从胡适的日记可见双方对立的立场,如:1931年7月15日日记:“晚上日本人笠井重治(I.Kasai)邀吃饭,有市长周大文等,笠井有演说,还要我们答辞。这是日本人最不通人情世故之处。”(75)1933年5月28日日记:“今早有日本宪兵军曹竹下胜二,带通译马上清次郎来访本月二十日刺伤日本兵之赵敬时之事。他们说,他的日记上有‘四月十五日到米粮四号访问胡适之先生,当承相见,所谈约分下列各点……’的话,所以他们来问我,我毫不记得有此人过访。他们走后,我检查来客名片,果有此片。”(76)1933年6月18日日记:“约了S.Matsumoto(松元)君来吃早饭。谈中日问题。此君是太平洋学会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与他谈。”(77)1936年1月3日日记:“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他们都劝我到日本去看一些时。”(78)1937年1月2日日记:“日本人清水安三的夫人带了六个日本人来访,谈了两个钟头。我很恳切的同他们谈,有几个人似很受感动。我谈话时用铅笔在一个名片的背面写了‘尊王攘夷’四字,他们临走时,有一个人向我讨此片带回去做个纪念。”“去年此日,清水夫妇也带了客来,其中有一段话是我希望日本对于中国学生的工课要采取严格主义。今天她说,她已将此意传达许多教育家。现在真实行了。”(79)有关胡适与清水安三的会见及谈话内容,清水安三本人亦有回忆,从他的回忆中也可看出胡适当时对日所持的坚定立场,在清水安三看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时局的发展跟胡适博士有很大的关系”。“在做出与日本是‘战’还是‘和’这一决策之前,蒋介石广泛征求了学者和教育家的意见,蒋介石咨询最多的人就是胡适”。(80)

 

与此同时,胡适与日本学人保持交往。1930年6月14日,胡适从北京南下时,曾与仓石武四郎“同车而不同级”。6月27日,仓石武四郎“访胡适之,见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国公学季刊二十八种病》,并伊所编《哲学史》油印本。底掌放谈,渐忘病之在身。”(81)胡适还过问了仓石武四郎学习汉语的情况。(82)1933年3月21日,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泷川政次郎与早稻田讲师福井康顺到胡适家中会谈。泷川专治平安时代法律,兼治中国法律;福井治中国思想史,三人专“谈《牟子理惑论》”。(83)1934年6月9日,铃木大拙(贞太郎)来访,赠给胡适敦煌本《神会语録》、敦煌本《坛经》、兴圣寺《坛经》、佛光国师年表塔铭各三部,(84)开始了两人长期的交往。6月13日,桥川时雄宴请铃木大拙,约请钱稻孙、汤锡予、徐森玉与胡适作陪。桥川赠送胡适一部常盘大定的《宝林传之研究》,附有日本发现的《宝林传》第六卷复印件。胡适“携归读之”。(85)10月14日,日本学者小川、山室、目加三人来谈。(86)1935年7月17日,日本著名作家室伏高信来谈,室伏高信曾在1927年胡适访日时,赠送胡适《光从东来》一书。他自谓反对军部,但在胡适看来,“实则此种学者正是军人的喇叭,不能作独立的思想也。今天他说,民生主义乃是买卖人的思想。这是拾尼采的唾余。买卖人的思想也许比封建军人的思想还高明一点吧”。(87)12月31日午后一时,日本记者大西斋尾崎等因神田正雄在北平,邀请胡适与汤尔和、陈博生吃饭谈话。(88)1936年1月7日,“早稻田教授杉森孝次郎来谈。他曾留学英国,能说英文,但思想不甚高明”。(89)1937年4月7日,“日本东帝大与京都大谷大学生二十五人来访,谈了两点多钟”。(90)显然,日本学界慑于胡适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对他颇尽拉拢、亲和之力。

 

1950年代胡适流寓美国,日本学人仍常往胡寓切磋学术。据胡适日记载:1950年11月17日发生了一件趣事,“在Gest Library时,忽然学校派人带了一位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来参观。他是Professor of Kyoto Univ.& Director of京都大学图书馆。我陪他约略看看藏书,后来才对他说我认识京都大学的一些人,他问我的名字,大惊讶,说,他少年时代就听说我的姓名了,不意在此相会。他说起他是吉川幸次郎的朋友,曾读吉川译我的著作两种(其一为《四十自述》,其一为选録)。学校的人来催他走,他不肯走,一定要和我长谈。我把住址给他,请他到纽约看我,他才走了。”(91)11月19日,“日本学者井久之助(H.Izui)来长谈,他很高兴。”(92)1952年10月16日,“日本人水野雪子(Mrs Mizuno)邀我到千岛(Chidori)店吃日本饭,介绍我和前年得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的汤川(Yukawa)秀树先生相见。”“他有弟兄两人都是‘支那学者’。小川环树(Ogawa),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贝冢茂树(Kaizuka),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汤川说,他少年时即知道我的姓名,读我的书,尤爱读我作长序的新式标点的中国古小说。”“水野雪子家住千叶县市川市新田231浮(Ukiya)和荣方。他要我过日本时通知他(我不知道这位女人是做什么‘任务’的)。”(93)又与京都大学有瓜葛,联系胡适与京都学派的关系,这似乎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从最后一语看,胡适对此还是心存警觉。

 

这时期,胡适的研究兴趣是在禅宗史,日本同行铃木大拙刚好也在美国各大学讲授禅与华严(1950年2月-1958年11月),常与胡适往来。胡适日记载:1951年1月25日,“铃木大拙先生与Mr.Demartino(616W.1165t.)同约我去吃日本饭,吃的是‘锄烧’。铃木送我一部他印的敦煌《坛经》与北宋本《坛经》与敦煌《神会语録》合编。我送他《胡适论学近着》一部。”(94)1952年5月22日,“与铃木大拙先生,Mr.Demartino,同吃午饭。铃木赠我日本公田连太郎藏的敦煌本《神会语録》的microfilm。”(95)1953年5月30日,“Mr.Demartino邀铃木大拙先生与我同午饭。铃木先生自碾緑茶,煮了请我喝。这是中国喝茶古法。秦少游诗:‘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辞》。’即是一例。Mr.Demartino新得今关天彭译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其中收我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传》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96)不过,胡适与铃木大拙对禅宗史的观点却极为对立,用胡适致柳田圣山信的话来说:“先生似是一位佛教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学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97)这是他与柳田圣山的区别,也是他与铃木大拙的不同。这一差别在胡适所作的英文演讲“What is Zen Buddhism?”表露无遗。胡适在日记中透露,1952年5月14日,“在Princeton Univ的哲学系Semminar讲What is Zen Buddhism?我指出日本人铃木贞太郎(Daisetz Teitaro Suzuki)近年大讲Zen,其实越讲越胡涂!而英美颇有人信从他,故不可不矫正。铃木一流人的大病有二:1.不讲历史(unhistorical)。2.不求理解(Irrational & anti-intellectual)。我自从二十五六年前,就搜求可信的史料,重新写出禅宗变化形式的经过。铃木曾助我寻材料。他在日本印行的《神会语録》和北宋本《坛经》,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铃木从不敢接受我研究的结论。他用英文写了许多禅学的书,仍是说,‘世尊拈花不语。”(98)“铃木一流人,总说禅是不可思议法,只可直接顿悟,而不可用理智言语来说明。此种说法,等于用X来讲X,全是自欺欺人。”(99)言词中明显带有生气的成分,这在胡适与论敌的辨论中极为少见。(100)

 

日本禅宗史研究者视胡适为中国同行的“箭垛式人物”,故常以他为“对手”进行论辩。1949年6月夏威夷大学召开第二次东西哲学家会议,胡适与铃木大拙就禅的问题展开论辩,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两人的论文,(101)这是胡适与铃木大拙在国际会议上的一次交锋。1960年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宇井伯寿教授所作《禅宗史研究》(昭和十四年初版,十七年再版)有《荷泽宗之盛衰》长文,尾题‘一三,五,二三’。当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所作。其中有驳我的议论。他的《禅宗史研究》第二册(昭和十六年初版)有《六祖慧能传》。”(102)即使如此,胡适也颇注意吸收日本同行的成果,1961年1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柳田圣山(Yangida Seizan,原姓横井Yokoi)的The Genealogy of the灯(to) Histories。他有许多见解与我相同。但此文也有不少错误。”(103)1月8日日记又记:“横井圣山的《灯史》文中特别注意诸偈,故今天我检《传灯》五録,试为一勘。”(104)

 

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后,前来台北南港拜访或与他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更为广泛。1959年3月15日,日本大使堀内谦介带秘书中野义矩来参观中研院。(105)11月15日晚,胡适、张群出席梅贻琦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的宴席。(106)1960年11月23日上午,日本学士院会员、医学博士熊谷岱藏(Taizo Kumagei)拜访胡适。(107)

 

通信 了解胡适与日本人士交往的另一线索是他与日本人的书信往来。从目前我们所查获的胡适往来书信,与他通信的日本人士有:青木正儿、今关天彭、室伏高信、入矢义高、小尾郊一、井口贞夫、近藤春雄、柳田圣山。其中以与青木正儿、入矢义高两人的通信较多、且较具代表性。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吸引了日本文学界的眼球。最早与胡适建立联系的日本文学界人士要推青木正儿。他俩从1920年9月25日至1922年2月17日书信往来,至今保存的有二十七通(胡适九封,青木正儿十八封),内容涉及“文学革命”、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章实斋年谱》等。(108)他们的通信是从青木正儿给胡适寄赠《支那学》第一号开始,在该号青木正儿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胡适を中心に涡ぃてゐゐ的文学革命》)一文,胡适接读该文后,1920年9月2日回复表示:“先生的大文里很有过奖的地方,我很感谢,但又很惭愧,现在我正在病中,不能写长信,只能写这几个字来谢谢先生,并希望先生把以后续出的《支那学》随时赐寄给我。”(109)胡适的回复对青木正儿是一极大鼓励。10月1日青木正儿立即致信胡适,毫不掩饰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表示:“胡先生!对于你们勇往直前的革命运动,我从心里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在我们国家里,一提起支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四书五经、八家文、唐诗选之类,多是过去的人。甚至还有人以为你们国家现在仍然还在说着《论语》中的那样的语言,你所谓的应该葬进博物馆里去的文学,现在仍然活在我们国家一般人的头脑中。为了唤醒他们的迷梦,我与二、三个同志创办了《支那学》杂志。能将你们那勇敢的尝试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感到无比痛快。”青木正儿在信中还提及自己与中国文学接触的情况:“胡先生!我在十二年前已将支那文学认定为我自己应走的道路。入学不久,我开始亲近戏曲小说,并感觉到了白话文学的趣味。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贵国文坛上白话文学机运昌盛的到来。林琴南先生的翻译自实难令人满意。作为戏曲研究家,我曾嘱望于王静庵先生,但终究还是不行。[王]先生住在此地时,我曾与[王]先生见过面,也是一位脑筋陈旧的人(尽管作为学究是值得尊敬的),你们的出现,是那么地令我高兴啊!”“我们都很佩服先生的《中国哲学史》。”(110)在青木正儿的眼里,王国维已是“过时“的人物。带着年青人的这股狂劲,青木正儿后来萌发了接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写作《中国近世戏曲史》的冲动。(111)10月26日他致信胡适,热切表达心中对新文化的“嘱望”:”我很爱中国旧世纪的艺术,而且遗憾的事不鲜少。我很希望先生们鼓吹建设新文艺的人,把中国的长所越越发达,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艺的优所拿来,渐渐翼补,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艺。很很热望,很很嘱望。”(112)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在《支那学》第1-3号上连载,胡适将这份杂志送给周作人和鲁迅看,周作人阅后甚至表示愿意翻译此文,青木正儿闻此讯,立即又将《支那学》前三号再寄一份给胡适,请他转赠周氏兄弟。胡适对该文评价道:“先生叙述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取材很确当,见解也很平允,——只是许多过奖我个人之处——周先生想译成汉文——但因此文尚未完了,故不曾动手。”(113)周作人后来并没有译此文。不过,韩国的《开辟》杂志翻译了此文。胡适还将自己的著作《尝试集》、《胡适文存》寄赠青木正儿。当时胡适正在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他发表《〈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后,青木正儿闻讯,立即告诉胡适,日本京都学者狩野直喜亦有《水游考》(文题实为《水游传と支那戏曲》)一文刊于《艺文》第一年第五号(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不仅如此,青木正儿还寄赠胡适两部冈岛璞译的《忠义水游传》,并从京都抄得两种《水游传》的“回目与序例”,(114)供胡适考证参考。《支那学》第三、四号刊登了内藤虎次郎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作者其中提到“去年得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此语引起胡适的“读书馋诞不少”,还有姚际恒的《九经通论》和《庸言録》,胡适一一拜托青木正儿在日本访求代购。(115)青木正儿从内藤虎次郎处借得《章氏遗书目録》,寄给胡适。而胡适作为回赠,寄上他点校的亚东版《红楼梦》、《水浒传》两书。青木正儿接读书后,将书转送给狩野直喜,并回复说:“他使我代谢你,并且推称你的考证精核,他说他曾经用英文做过一篇《红楼梦考证》,不久寻找寄上你看罢。你的考证我略看一看了;我也曾读蔡、钱二位先生们的考证。他们的还不免牵强之讥,使我慊焉;你的却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论调公正,研究精细,真正有价值的一篇考证了。我想在《支那学》第十一期上介绍这一篇。见你早已自从那章氏的《丙辰札记》里,找出曹寅的数据来,叹伏你的机敏。”(116)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通信,可以看出胡适当时所进行的学术工作,如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章实斋先生年谱》的编撰,多得日本学术成果之助,而成就此事的恰是刚出茅炉的青木正儿。青木正儿对胡适的成果介绍可谓不遣余力,他在《支那学》一卷一号的“新书介绍”栏刊登了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评介。在一卷七号,青木正儿发表《读新式标点〈儒林外史〉》(《〈新式标点〈儒林外史〉を读む》)一文,介绍亚东版用新式标点的《儒林外史》。在一卷九号,青木正儿发表《〈水浒传〉在日本文学史上的传播及影响》(《〈水浒传〉が日本文学史上に布ぃてゐゐ影》),大力推介胡适去年发表的《〈水浒传〉考证》一文所使用的精密的考证方法。在一卷十一号,青木正儿发表《读胡适着〈红楼梦考证〉》(《胡适着〈红楼梦考证〉を读む》)一文,盛推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红楼梦》及书前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胡适与青木正儿之间的交谊堪称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的自序中非常诚实地承认内藤虎次郎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对他的启发,并提到了青木正儿给予他的帮助:

 

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四号)。

 

最可使我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録全钞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钞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做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117)有趣的是,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后,内藤虎次郎在《支那学》第二卷第九号又发表了书评《读胡适之君新着〈章实斋年谱〉》(《胡适之君の新着〈章实斋年谱〉を读む》)一文,对胡适的新着《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了推介。需要说明的是,青木正儿于1911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是京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第一期学生,经他介绍的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是京都学派的早期代表性人物,胡适与他们的结交,实际上是与京都学派建立友谊。

 

胡适与入矢义高的通信起于1959年4月8日,迄于1961年2月7日。台北胡适纪念馆出版的《胡适手稿》第八集收存入矢义高给胡适的来信十通。胡适回复入矢义高的信十通。(118)胡适与入矢义高的来往通信可以说是他与京都学派密切关系的延续。入矢义高本人回忆了他俩通信的原委:“当时我任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该研究所购进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全部敦煌写本,立刻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我也是参加工作的一人,几乎每天都埋头于影片的阅读。1957年,我发见《神会语録》的新写本(斯坦因6557号)。在这以前,我曾熟读胡先生的《神会和尚遗集》,熟知其内容后,我对先生倾倒于神会禅的研究热情,钦佩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便想把我的新发见,报告给先生;但以学疏才浅的后辈,竟冒昧的上书给世界闻名的硕学,不免踌躇迁延。意外的是在翌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二十九本,发表了《新校定的敦煌本神会和尚遗着两种》,拜读后,得悉先生对神会的热情犹炽,遂决心将上述的新发见用航信寄上。当我收到了先生高兴的回信时,非常感动,我再被先生的激动热情压倒了。当时,我们继续的相互通信约有十几封,先生始终保持作学问的真挚热情,对我这外国的后辈,坦诚相见。有时,先生对若干问题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胡先生的态度经常是以‘合理’为中心目标,固执己见。先生的精神——作学者也好,作人也好——永远是诚实而有朝气。”(119)

 

1961年1月9日到15日胡适写信给日本研究禅宗史的另一位重量级学者——柳田圣山,该信长达九千字。胡适自称:“此信是我的《中国禅宗史》纲领,略述‘西土二十八祖’的传说的产生与演变,以及从700-900A.D.二百年中许多禅宗伪史的历史。”(120)柳田圣山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成果颇为重视,他后来撰成《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研究》长篇论文,(121)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成就及其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的分歧作了平实的评介。文章最后表示:“时至今日,对中国禅宗学作研究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122)胡适在禅宗史研究领域,自始至终都保持与日本同行学者对话,双方的互动构成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篇章。

 

赠书 获取胡适与日本学人交往的第三条线索,是胡适收藏的日文书籍,内中相当一部分系日本学人所赠。

 

胡适收藏日文书籍最早可能是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期购买的Kwong Ki Chiu编《英和双解熟语大字汇》(东京:英学新志社,1905。书内有“胡洪骍”朱文方印)。1915年5月1日邓胥功赠送胡适一部松元龟次郎着《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东京:国文堂书局,1913),该书扉页留有胡适题记:“民国四年五月一日,邓君胥功赠,胡适之。此余所有日本书之第一部也。适。”这是胡适在留美时期所获第一部日文书籍,故胡适特记。1920年代中期胡适研治中国禅宗史,开始自购一批日本有关中国佛教史、中国禅宗史方面的书籍,以备研究之查阅。周围的朋友也以赠送这类书籍以资鼓励。胡适个人保有收藏各种版本《圣经》的爱好,在他的日文书籍中,也有一些日文版《圣经》的书籍。

 

体现胡适与日本学人的交往关系,当属日本学人赠送给他的书籍。除了少数书籍系转赠外,大部分所赠日文书籍系著者自赠,不管自赠他赠,赠书都可视为交谊的象征。在北大图书馆保存胡适的300种日文藏书中,日本学人赠书时留下题签的书籍有:小柳司气太着《宋学概论》(东京:哲学书院,1894),冈岛冠山译编《忠义水浒传前编》、《忠义水浒传后编》(东京:共同出版株式会社,1913。此书为青木正儿所赠),宫内省图书寮编《帝室和汉图书目録》(东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16。此书为铃木大拙所赠),杉森孝次郎着、熊崎武良温译《道德的帝国の原理》(东京:冬夏社,1919。此书为太田外世雄所赠),青木正儿编《金冬心之艺术》(京都:汇文堂书店,1920),贺川丰彦着《主观经济の原理》(东京:福永书店,1920),梁启超着、桥川时雄译《清代学术概论》(东京:东华社,1922),大西斋、共田浩编译《文学革命と白话新诗》)(北京:东亚公司,1922),福田德三着《ボルシェヴヰズム研究》(东京:改造社,1922),片上伸着《文艺教育论》(东京:文教书院,1922),桑原隲蔵着《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上海:东亚攻究会,1923),《大正九年度古迹调查报告 第一册 金海贝冢发掘调查报告》(著者不详、出版地不详:朝鲜总督府,1923),胡适着、桥川时雄译《挽近の支那文学》(东京:东华社,1923),丹羽正义着《历史学概论》(东京:中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此书为内藤虎次郎所赠),桑木严翼着《哲学概论》(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田村羊三、岛木赤彦、河东碧梧桐、高岛平三郎、冈实讲演《满铁讲演集 第三》(满铁读书会,1924),渡边秀方着《支那哲学史概论》(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平民周刊社赠),杉森孝次郎着《国家の明日と新政治原则:社会国家への主张》(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胡适着、杨祥荫、内田繁隆译《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东京:岩松堂书店,1925。此书为内田繁隆所赠),常盘大定、关野贞着《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一(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5),田崎仁义着《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6),田崎仁义着《支那改造论》(东京:同文馆,1926),内藤藤一郎主编《古代文化研究 第四辑》(奈良:木原文进堂,1926),田崎仁义着《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6),松元龟次郎着《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东京:笹川书店,1926),松元龟次郎着《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东京:国文堂书局,1926),井出季和太着《胡适の支那哲学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清水泰次述《支那の家族と村落の特质》(东京:文明协会,1927),室伏高信着《光は东ょり》(东京:批评社,1927),高田仪光编纂《禅籍目録》(东京:驹泽大学图书馆,1928),水野梅晓着《支那佛教近世史の研究》(东京:支那时报社,1928),静嘉堂文库编纂《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録》(东京:静嘉堂文库,1930。此书为诸桥辙次所赠),杉森孝次郎着《社会伦理学概说》(东京:三省堂,1932),杉森孝次郎着《社会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33),那须皓编《上海に于けゐ太平洋会议》(东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1932。此书为松元康治、浦松右美太郎所赠),能田忠亮着《周髀算经の研究》(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3),冢本善隆着《唐中期の净土教:特に法照禅师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3),牧野二着《日本法制史概论》第一分册、第三分册(东京:弘文堂书房,1934、1935),铃木大拙著《支那佛教印象记》(东京:森江书店,1934),结城令闻着《心意识论ょり见たゐ唯识思想史》(东京:东京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此书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服部宇之吉”所赠),田村德治着《国际社会の将来と新国际主义》(东京:有斐阁,1936),森金五郎、高桥升造着《增补最新日本历史年表》(东京:三省堂,1936。此书为郎依山君所赠),高田真治、诸桥辙次、山口察常着《孔子の思想·传记及年谱》(东京:春阳堂书店,1937),胡适着、吉川幸次郎译《四十自述》(大阪,东京:创元社,1940),田中耕太郎着《法家の法实证主义》(东京:福村书店,1947),《旧约圣书创世纪》(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此书为R.Lilley所赠),小田内通敏着《朝鲜社会の动向枣朝鲜社会研究の必要》(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东洋第二十九年第八号抽印本),《秘籍珍书大观印行趣旨并书目》(大阪:大阪每日新闻社),王桐龄《支那に于けゐ外来民族の汉化に就ぃて》等(123)。获赠书籍之多,可见胡适与日本学界交往之广。北大图书馆保存的胡适藏书均为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留下,故这部分日文书籍实际也是体现胡适在1949年以前的收藏。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现存胡适的日文藏书有49种,所赠书籍多为抽印本,而胡适自购的日文书籍则为中国佛教史或禅宗史方面的书籍,显示出胡适这一时期的研究兴趣所在。其中留有赠书者题签的有:水谷真成撰《晓匣两声母の对音:大唐西域记夷语音释稿(そのニ)》(东京:东洋文库,《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昭和33年,抽印本),水古真成着《慧苑音义韵考:资料の分析》(大谷大学研究年报第十一集抽印本,1959)、木村英一编集《慧远研究 遗文篇》(东京:创文社,1960),吉川幸次郎着《元杂剧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54),吉川幸次郎译《胡适自传》(奈良:养德社,1946),柳田圣山着《玄门“圣冑集”につぃて—スタィン搜集炖煌写本第四四七八号の绍介》(佛教史学第七卷第三号抽印本,1959。入矢义高转赠),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编《国宝事典》(东京:便利堂,1961。木下彪转赠),木下彪着《支那中国辨》(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第四号抽印本),神田喜一郎着《东洋学说林》(东京:弘文堂,1948),敦煌文献研究联络委员会编《敦煌文献研究论文目録》(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59。为岩井大慧所赠),冢本善隆着《敦煌本 シナ佛教々团制规: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ぃて》(抽印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岩井大慧着《日支佛教史论考》(东京:东洋文库,1957),冢本善隆着《日本に遗存すゐ原本「贞元新定释教目録」》(为《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抽印本,东京都:平凡社,1957),水谷真成着《Brāhmī文字転『罗什訳金刚经』の汉字音》(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集》抽印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1959),长泽规矩也着《和汉书の印刷とその历史》(东京都:吉川弘文馆,1952)等(124)。无论从赠书数量,还是从藏书价值来看,都明显低于北大的收藏。

 

1962年2月9日胡适日记写道:“京都汇文堂寄到一批书,中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盛铎,木犀轩)书目》三册,引言说是北大所藏李氏书的全部目録,总共有‘书九千零八十七种,五万八千三百八十五册。’引言题‘一九五六年十月’,说整理李氏书是赵万里最早领导的,其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最后完成此録的是常芝英一个人”。(125)这可能是胡适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批日本赠书。李盛铎的藏书大部分为北大图书馆所收购,1937年5月26日胡适日记记载了与李家恰谈收购一事:“守和为李木斋藏书事,邀吃饭,客人为李氏三子:家浦(少斋)、家淮、少微、董经绶先生等。李家原索价八十万元,政府已许三十万元,现李家减至五十万元。今夜我提议以四十万元为折中之价。至席散时尚无成议。”(126)这可能是胡适关注此事的缘由。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胡适的第一外语是英语。第二外语是德语。大概在1920、30年代,胡适自修日语。在他收藏的松元龟次郎着《译解日语肯綮大全》(东京:有邻书屋,1934)留有题记:“学得一国语言,好像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胡适题。”这算是他学习日语的自勉。在松元龟次郎着《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东京:国文堂书局,1926),书内夹有胡适学习日语笔记7页。他保存的日文教科书、王具书有:松下大三郎着《汉译日本口语文典》(东京:诚之堂书房,1907)、东亚语学研究会编《汉译日本辞典》(东京:吉川弘文馆,1913)、久保天随编纂《新汉和大辞典》(东京:郁文舍,1917)、古川喜九郎编着《熟语集成汉和大辞典》(东京:骎々堂出版部,1925)、《日本语读本》卷一、卷二(东京:东亚高等豫备学校,1926)。胡适的日文达到何等程度,我们已无法测试,他自认“读日文颇困难。故须请朋友帮忙”。(127)他晚年阅读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禅宗史的著作,并留下了这方面的阅读纪録和痕迹。(128)

 

胡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及传播

 

哲学 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一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此书系胡适据在北大授课的讲义稿整理而成。二是《先秦名学史》(英文版题为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亚东图书馆1922年),此书为胡适的博士论文。胡适的这两部著作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本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日本在中国之前,但日本最早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如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却缺乏留学欧美的经历,宇野哲人虽在德留学两年(1908-1910),但其中西哲学的素养显然也不能与胡适相匹。至于日本考证中国经籍的著作数量虽多,还只能说是步清代汉学之后尘。(129)所以,胡适运用西洋近代哲学的方法研治中国哲毕史,若如横空出世,对日本学界产生了冲击。1920年8月《册府》第5卷第3号刊出青木正儿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管见》(《胡适氏の中国哲学史覗き见の事》)一文加以介绍,不过几年日方就将这两书翻译出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日译本题为《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译者为杨祥荫、内田繁隆,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由东京岩松堂发行精装本,该书到1939年已出第4版。1998年收入“亚洲学丛书”第39种,改由东京的大空社重印出版。书前有1924年3月13日胡适致译者杨祥荫书信的影印件。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牧野谦次郎为该书作序,序中一方面称赞两位译者“内田君繁隆,好学之士也。夙游早稻田大学,攻政治经济科。常曰:夫政者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苟欲研钻政事,则不可不先寻绎哲理也。顷者与友人支那杨君祥荫胥谋,用邦文,译北京大学教授胡氏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欲以资于同志者之参考也”。“而新进好学如二氏者,亦能共享笔代舌,广通其志,以裨读者不甚劳力而易晓。皆俱可谓勤矣”。一方面对胡着表示“予未暇读胡氏着,其将何以叙之。抑进化之说,自欧人唱道以来,天下靡然皆遵奉为金科玉条。学者汲汲唯新是求。所谓古者益厌弃而不顾。当是时,贯穿东西学问如胡氏者,著书立论,溯古酌今”。(130)此处牧野谦次郎托故“予未暇读胡氏着”,以回避对胡着的评论。

 

《译者小言》则极力推崇胡适及其著作:“本书的原作者胡适氏堪称新式学者之第一人”。“本书使用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剖析归纳堆积如山的资料,使各种混杂的学说井然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等窃以为本书是民国学术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之一。”并说明其翻译意图是“将民国真实的古代思想传到日本,真诚期望开此种新研究之端绪,并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助一臂之力。”。日译本《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并非直译,将原版书名《中国哲学史大纲》改题《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多少带有“广告”的意味。该书翻译工作之进行,“杨祥荫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时翻译了原著,译者等人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反复探讨日文修改并做思想考证”。(131)这项翻译工作显是中日学者合作的一个成果。

 

《先秦名学史》一书的日译本为《胡适の支那哲学论》,署名井出季和太编着,1927年(昭和二年)4月1日为东京的大阪屋号书店发行,(132)1998年收入“亚洲学丛书”第40种,改由东京的大空社重印出版。书前有高濑武次郎所作的《序》和译者《例言》。相对于牧野谦次郎那篇不着边际的序作,高濑武次郎的序倒是紧扣主题,他从介绍译者井出季和太与他的相交开始:“我与井出季和太君相识于明治三十七八年,当时他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生。我住在大学门前的森川町,他攻读法学之余,旁及支那哲学研究,尤其爱好阳明学,因而屡次扣访寒舍,谈论良知学。许久之后,他草成《阳明学论》一书,请求校阅。然而,因故未能出版,说至今仍然藏于匣底,等待出版时机。他爱好阅读汉藉,又能作汉诗,对支那的兴趣颇为浓厚,以至于求职也为了解支那经济状况而到台湾工作。此后十余年间已两三次游中国,此次他当选为在外研究员,舍弃欧美而独选支那,或许有人很诧异,然而我却为他愈加对支那兴趣浓厚、更深入研究支那而欣喜。上月,他偶访寒舍,告知赴华事宜。并且谈到,近年来于公务之余尝试翻译了胡适氏的《支那哲学史》,业已完成,即将出版,请我作序。”然后谈及胡适,“胡氏游学于美国,师从教育学大家杜威博士”。“胡氏为现代新鋭学者,其言论也不少新颖、出类拔萃之处。想要研究支那哲学的人士,翻阅此书,会感到有前人未及的境界”。可见他对胡适的推重。译者《例言》对《先秦名学史》及胡适作了介绍。(133)书后附録增收1919年3月胡适着《墨子小取篇新诂》的日译文,反映了作者对胡适的墨子研究成果的格外推重。显然,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日本同行对胡适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此外,今阕研究室编译《支那学入门书二种》、《支那学入门书三种》(北京:今阕研究室,大正十二年),收入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神谷正男的《现代支那思想研究》(理想社,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发行)在评介现代中国思想潮流时,将其分为传统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其中论及自由主义时,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实验主义作了评介,对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对象、源流、影响亦加以系统的述评。(134)陈衡哲所编英文论文集《中国文化论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由石田干之助主持编译在日本出版,题为《支那文化论丛》(东京:生活社,1940年4月),其中《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第七章 文艺复兴》为胡适所写,译者分别是福井康顺、原三七。

 

文学 新文学运动的狂飙突进,对东邻日本文学界产生了震撼性效应,他们将探究的目光很快投向“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日本较早系统介绍新文学运动的可能是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と白话新诗》(支那丛书第一编,北京:东亚公司,1922),该书分前、后两编,前篇收文胡适四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诗谈》、《〈尝试集〉自序》,蔡元培一篇《国文的将来》,康白情一篇《新诗我见》,郭沫若一篇《诗论二消息》。后篇为《唐代白话诗选》、《宋代白话诗选》、《现代白话新诗选》。前篇《总说》对“文学革命”与新诗运动作了历史回顾。

 

胡适在新文学领域对日本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被桥川时雄译成日文,题为《挽近の支那文学》,收入“现代支那学术丛书”第二编,1923年由东京的东华社出版发行。在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里,现还保存桥川时雄赠送胡适的这一版,在扉页上有题签:奉赠适之先生。胡适为日文版作序,序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作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附録。桥川时雄的译着《挽近の支那文学》的出版,对日本文学界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真相自然大有帮助。桥川时雄与胡适的情谊一直维系到胡晚年,据胡颂平记録,1961年3月7日,“日本的文学博士桥川时雄托人带来一个片子问候。先生想了一下,才想起来了,说:‘他曾到普林斯登大学来看我。’”(135)

 

《世界大思想全集》第39册(东京:春秋社,昭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内收胡适着、柳田泉译《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其他》,收文篇目为:《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进化的观念与戏剧改良》、《新诗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新思潮的意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词的变迁》、《贞操问题》十文。文前有译者的《解说》。《现代支那文学全集》(东京:东成社,1940年)的《文艺论集》收入了吉村永吉译、胡适着《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三文。这两个选本对传播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和新文化思想有一定作用。1947年,大阪外事专门学校大陆语学研究编选《胡适文选》,此书笔者暂未得见。

 

胡适自传《四十自述》中文版出版后,由日本著名文学家吉川幸次郎译成日文,仍题《四十自述》,收入创元支那丛书第1种,1940年(昭和十五年)由东京的创元社出版。书前有吉川幸次郎的《译者的话》,称赞胡适“为支那为数不多的新思想家”,“发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从而造就了今日白话文学的盛况;在‘文学革命’之后的各种新文化运动中,此人虽未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此类运动的开展实以‘文学革命’为源头”;“此人对旧式白话文学的研究成绩斐然,尽管其受到各种批评,此人确为自成体系撰写支那哲学史的第一人。而且,我们应该正在享用此人的学恩”。(136)此书出版后,竹内好与吉川幸次郎通信,对日语译文提出批评,双方为此就翻译问题有过一番讨论,这些通信与文章刊登于竹内好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137)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养德社再版,改题《胡适自伝》,收入养德丛书第1008种。《再版后记》交代,经落合太郎、武田泰淳的指正,再版对初版的少数段落译文做了修改,可见译者对译作的认真。

 

吉川幸次郎1927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次年赴北京留学三年,与同时在京的仓石武次郎关系密切,不过当时他并未得机会与胡适谋面。(138)直到1954年4月7日,吉川幸次郎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客人,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东京飞往旧金山,恰好与胡适同机,因此得以相遇。利用飞机在维基岛小憇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到纽约后,吉川幸次郎前往曼哈顿胡寓拜访,胡适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评本《红楼梦》。1960年吉川幸次郎作为哈佛委员会委员赴台北访问,得与胡适再次会面。他称赞:“胡氏关于佛教史的演讲精彩绝伦,对日本的《续藏》和高丽的《大藏经》引用自如。”(139)

 

在一些通论性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籍中,对胡适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的介绍所占篇幅也相当显目。如近藤春雄着《现代支那の文学》(京都印书馆,昭和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发行)在第一篇《现代支那の文学》第三节《新文学运动の发端》述及“文学革命の发端”、“文学革命の理论”两题时,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地位及其作用。(140)1948年11月16日胡适曾致信近藤春雄,表示:“拙著诸篇蒙先生选译,认为于贵国民主制度之建设有裨益,又蒙吉川幸次郎博士垂奖校阅,我很感觉荣幸。译文付印流通,我完全同意。”(141)此处胡适所言“拙著诸篇”很有可能是指近藤春雄翻译、吉川幸次郎作序的《中国文化革命》一书,此书并未出版,吉川幸次郎所作《胡适着·近藤春雄氏译「中国文化革命」序》存于《吉川幸次郎遣稿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96年2月)。近藤春雄翻译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曾载1946年10月《桃源》第1期。后来近藤春雄撰写的《现代中国の作家と作品》(新泉书房,昭和二十四年)一书,也设专题讨论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关系。(142)

 

尾坂德司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政治与文学的交点·从胡适到鲁迅》(《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政治と文学の交点·胡适から鲁迅へ》)(法政大学出版局,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发行),此书虽在中国大陆“胡适大批判”运动以后出版,但对胡适的家庭、胡适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胡适提倡“文学革命”的作用仍给予了相当篇幅的论述。(143)

 

禅宗史 今关天彭翻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东京:东方学艺书院,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是日本第一部系统译介胡适禅宗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该书所选六篇论文出自《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论学近着》。具体篇目为:一、支那禅宗史的大概意见(即《论禅宗史的纲领》之二《胡适答汤用彤教授书》一信的节选)。二、禅学古史考。三、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四、菩提达摩考。五、楞加宗考。六、荷泽大师神会传。

 

此书前面有昭和十一年八月上旬译者今关天彭所作的《序》,《序》曰:“选取本国材料予以解释,并且引用最近较受瞩目的敦煌文书,条理清晰地安排整理,令人一目了然。这是胡氏的本领。”(144)书后附有胡适1936年6月22日给今关天彭的信。《支那禅学之变迁》的出版,显示了日本佛学界对胡适禅宗史研究成果的重视。尽管日本佛学界铃木大拙等学者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存有争议,但胡适毕竟已成一家之言,这就足够引起日本佛学界关注他的研究成果。

 

柳田圣山主编、中、日学者合作编辑的《胡适禅学案》,是胡适禅宗史研究重要论著的汇集。该书于1975年6月分别在台北的正中书局和京都的中文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李乃扬《出版原楔》,入矢义高《回忆胡适先生》、柳田圣山原作、李乃扬译《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柳田圣山编《胡适博士禅学年谱》。全书共五部,收入中文论文20篇、英文论文4篇,几乎囊括胡适禅学史研究的重要作品。《胡适禅学案》的出版,可谓京都学派对他们与胡适长期交谊的一个纪念。

 

日本学术界对胡适著作的翻译和评介,与同时代其他中国学者相比,明显处于突出的地位。日本学界对梁启超比较重视,这与梁氏在日本有过长期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日本翻译梁启超的著作也只有《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寥寥几部,对章太炎、王国维作品的译介更少。胡适既非“日本通”,与日本关联较少,日本学者对之关注,纯粹出于对其学术成就的重视,诚如程靖宇先生所言:“日本学术界是从不让人的,但有几位二十世纪的中国享誉世界的大角色,却是日本所绝对没有的;如赵元任先生这样的天才,林语堂这样的英文写作本领(日本英文文学作家,仅有正式英文文学作者,但不及林氏之通达),如胡适之先生这样的成为二十世纪的断代国际公认的思想家(‘日本胡适之’(145)昙花一现,差得太远了),如日本人承认的‘支那二宝’之一的周作人,都是日本至今无法产生的角儿。”(146)这里所举的赵元任、林语堂、胡适三位可以说都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精粹。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实为新文化在域外影响的一个强有力证明。

 

通览胡适与日本的交往材料,我们不能不对两方面互动之频繁感到骛诧。以双方接触的情形而论,日本方面相对比较主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这与日本学界认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的标杆性人物,他们欲通过接触胡适切实掌握中国文化发展的动态和趋向,测量中国对中西文化结合的深度,试探中西关系发展的程度有关。在学术交流层面,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创造的文学、哲学实绩,受到日本学人的特别重视;而在史学方面,胡适更多受启于日本汉学研究成果,他提倡“整理国故”所使用的材料、实证方法和拓展的研究领域,均显示了日本汉学的影响。中国古典史学由于受到“华夷之辨”观念的支配,对边疆的“四裔”极度轻视,故对敦煌学、西域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这些领域下力较少。日本汉学较早与欧洲汉学交流,得风气之先,涌现了象白鸟库吉、桑原隲蒇、羽田亨、藤田丰八、池内宏、石田干之助、后藤末雄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东西交通史名家,异军突起。胡适注意到这一情形,从他对刊登在《新青年》上桑原隲蔵《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的欣赏,到羽田亨造访给他的刺激,我们可见胡适捕捉到日本敦煌学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信息。在中国禅宗史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与胡适的互动始终是既交流、又竞争,彼此因立场、方法的歧异,对禅宗史的理解歧见甚深,但在材料的探寻上,又互相补充,相互借鉴。胡适与日本学者的平行交流,构成中日学术互动真实而富有价值的内容,是二十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绚丽多彩的一章。

 

注释:

 

①日本研究胡适论著,参见石立善:《日本研究胡适论著目録稿(1970-2008)》(载《胡适研究通讯》第3期,2008年8月25日》、《日本研究胡适论著目録续编(1920-1969)》载《胡适研究通讯》第4期,2008年11月25日》。从目録可知,日本相关成果仅涉及胡适与芥川龙之介、室伏高信、铃木大拙、入矢义高等人关系的评述。

 

②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胡适是1910年7月12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7日抵达旧金山。按照当时的航行时间,到达日本应在离沪的两、三天后,据此可推断胡适是7月15日前抵达日本。

 

③从1906年4月15日起,赵元任开始写日记,“除偶有特殊原因缺记外,一直延续到1982年去世前不久”。参见赵斯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8-49页。

 

④《胡适全集》第2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81页。

 

⑤⑥⑦《胡适全集》第28册,第581-582页,第582页,第582-583页。

 

⑧参见胡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93页。另据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小野玄妙着《佛教年代考》(京都:出版者不详,1926)的扉页题记:“胡适,在东京买的,十六,五,六。”可知,5月6日胡适尚在东京。

 

⑨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2-453页。

 

⑩胡适:《自序》,收入胡适编着:《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82年版,第3页。

 

(11)胡适:《南游杂记》,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12)参见仓石武四郎:《追赶鲁迅》,收入仓石武四郎着、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6页。仓石武四郎因记忆有误,将胡适访问京都的时间系于1928年。吉川幸次郎:《胡适——“折り折りの人”补遗》,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第431-432页。

 

(13)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3页。

 

(14)胡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93-694页。

 

(15)(16)(17)《胡适全集》第32册,第216页,第217页,第218-223页。

 

(18)胡适大约是1934年10月初从温哥华乘船归国,回到上海是10月25日,汪原放、章希吕等到码头迎接。参见《章希吕日记》,收入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録》,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47页。

 

(19)《〈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胡适文存》四集卷二。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20)(21)《胡适全集》第32册,第570-571页,第572页。

 

(22)此文有中译文,载《大公报》1936年7月29日,1936年8月9日《独立评论》第213号转载。

 

(23)《胡适全集》第33册,第600页。

 

(24)《胡适全集》第33册,第601页。据胡适称:“翻出去年九月一日日记,见我在十年前(July 16,1936)《望富士山》小诗。”不过,《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没有这一天的日记,整个1945年日记空缺,可能为编辑所删,或未找到1945年日记。

 

(25)《胡适全集》第33册,第727页。

 

(26)(27)(28)《胡适全集》第34册,第254页,第266页,第271页。

 

(29)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三版,第2335页。

 

(30)(31)(32)(33)《胡适全集》第34册,第271页,第272页,第273页,第274页。

 

(34)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三版,第2362页。胡适离开纽约的时间是1954卑2月11日,到达台北的时间是2月18日。他在东京停留的具体时间、行程不详。

 

(35)《东京七日专电》,载《中央日报》1954年4月8日。

 

(36)胡适:《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

 

(37)《东京七日专电》,载《中央日报》1954年4月8日。

 

(38)《中央社东京7日电》,载《新生报》1958年4月8日。

 

(39)(40)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2723页,第2738页。

 

(41)参见司马桑敦:《胡适东京一席谈》,载《联合报》1959年7月13日。

 

(42)参见《复陈省身》,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452页。

 

(43)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15页。

 

(44)《胡适全集》第34册,第686-687页。

 

(45)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43页。

 

(46)关于此次访日,1961年1月5日胡适《复入矢义高》信中提及:“去夏出国几个月,回国时在东京住了三天(十月十九下午到廿二日下午),竟不能到京都来拜访京都的朋友,至今感觉抱歉。”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6页。

 

(47)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第438页。

 

(48)有关胡适本人封日本的观感和论述,拟另文讨论,在此不赘。

 

(49)(50)(51)(52)《胡适全集》第28册,第329-330页,第567页,第575页,第577页。

 

(53)高濑武次郎:《序》,收入井出季和太着:《胡适の支那哲学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昭和二年四月一日,第3页。

 

(540(55)(56)(57)(58)(59)(60)(61)(62)(63)《胡适全集》第29册,第43页,第104页,第206页,第268页,第528页,第766页,第775页,第319页,第322页,第323-324页。

 

(64)有关芥川龙之介的这次中国旅行在京期间情形,参见氏着:《中国游记》,秦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月,第145-157页。中野江汉:《自杀的芥川氏与北京》,载《北京周报》1927年7月31日。

 

(65)日本学者对芥川龙之介与胡适这次会晤有专文论述,参见饭仓照平:《北京の芥川龙之介——胡适、鲁迅とのかかおり》,载《文学》第49卷第7号,1981年7月。单授朝:《芥川龙之介と胡适——北京体验の一侧面》,载《言语と文芸》第107号,1991年8月。

 

(66)参见鹤见佑辅:《坛上·纸上·街上の人》,东京:大日本雄弁会、昭和2年,第398-410页。当时胡适在北大上“中国哲学史”一课,正在讲授“新儒教”,参见《胡适全集》第29册,第584、590、593、602页。这可能是会谈涉及儒教问题的来由。不过,胡适日记全然未提他与鹤见佑辅的会面。

 

(67)《胡适全集》第29册,第756页。

 

(68)胡适、诸桥辙次:《胡适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6页。

 

(69)(70)(71)(72)《胡适全集》第29册,第478页,第515页,第524页,第725-726页。

 

(73)《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1923年4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74)《〈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75)(76)(77)(78)(79)《胡适全集》第32册,第121页,第200页,第212页,第540页,第602页。

 

(80)清水安三着、清水畏三编、李恩民、张利利、邢丽荃译:《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1-153页。

 

(81)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收入仓石武四郎着、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6、182页。

 

(82)仓石武四郎:《在北京学汉语》,收入仓石武四郎着、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7页。

 

(83)(84)(85)(86)(87)(88)(89)(90)《胡适全集》第32册,第199页,第380页,第382页,第401页,第503页,第535页,第551页,第640-641页。

 

(91)(92)(93)(94)(95)(96)《胡适全集》第34册,第75页,第78页,第247-248页,第90页,第222-223页,第287页。

 

(97)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0页。

 

(98)(99)《胡适全集》第34册,第219-220页,第220页。

 

(100)陈之藩在《图昼式的与逻辑式的》一文中特别提到他碰到类似的情形:“惟独提到铃木大拙,胡先生却说:‘铃木在那里骗外国人呢!’这句话听来是很剌耳的,不像出自胡先生之口。我当时觉得胡先生不该用这种口气。”收入氏着《剑河倒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有关胡适与铃木大拙争论的探讨,参见朱际益:《铃木大拙答胡适博士文中有关禅非史家所可作客观的和历史性的考察之辨释》,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一期,1973年1月。傅伟勋:《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真髓》,载台北《中国时报》副刊1972年7月26-28日。宫川敬之:《胡适·铃木大拙「论争」要约および解说》,载《中国哲学研究》第17期,2002年。小川隆:《大拙と胡适——世界との对话》,《铃木大拙全集》第29卷附月报,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2月。

 

(101)Hu Shih,Ch'an(Zen) 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Daisetz Teitaro Suzuki:Zen:A Reply to Hu Shih.Th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 Ⅲ,No.1,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April 1953,pp3-46.有关胡适与铃木大拙的长期论辩,参见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第5-22页。

 

(102)(103)(104)(105)(106)(107)《胡适全集》第34册,第654页,第708页,第709页,第547页,第564页,第697页。

 

(108)参见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一),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2-328页。此外,《胡适致青木正儿信(九封)》影印件收入张小钢:《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7月版。

 

(109)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一),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3页。

 

(110)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二),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304-305页。

 

(111)参见青木正儿:《原序》。收入青木正儿原著、王古鲁译着、蔡毅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112)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二),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306页。

 

(113)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四),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307页。

 

(114)据《胡适日记》1921年5月19日:“青木正儿先生送我一部冈岛译的《忠义水浒传》。此系根据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作底本的。百回本既不易得,此本可以考见百回本的内容,故很宝贵。此本是明治四十年东京共同出版社印的。”“网岛有两种《水浒传》。一种为《通俗水浒传》,即此本。一种为‘句读旁译’的《忠义水浒传》原本。”“此本青木先生曾送我一部。”《胡适全集》第29册,第257-258页。又据胡适《〈水浒传〉后考》:“还有两种版本,我自己虽不曾见着,幸蒙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抄得回目与序例的:(5)百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先生藏)。这也是一种‘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6)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这是一种明刻本,有杨定见序,自称为‘事卓吾先生’之人,大概这书刻于天启、崇祯年间。”《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可见,青木正儿给胡适提供了日本收藏的《忠义水浒传》四个版本。

 

(115)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八),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311页。

 

(116)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二十六),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第326页。

 

(1170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18)《与入矢义高先生讨论神会语録的来往的信》,收入《胡适手稿》第八集下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6月,第413-518页。

 

(119)(日)入矢义高:《回忆胡适先生》,收入柳田圣山编着:《胡适禅学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第1页。有关胡适与入矢义高的交谊,参见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中日学术交涉史》,收入彭明辉,唐启华主编:《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年9月。

 

(120)《胡适全集》第34册,第715页。

 

(121)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上中国初期禅宗史の研究》,载《问题と研究》(海风书店)1975年2月第4卷第5号。

 

(122)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第26页。

 

(123)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057-2097页。此处均用日文原书名。邹新民提供了该书的电子版,为我减少了书写的困难,特此致谢。

 

(124)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098-2111页。

 

(125)《胡适全集》第34册,第781页

 

(126)《胡适全集》第32册,第657页。

 

(127)参见《复入矢义高》,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402页。

 

(128)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101、2102、2103、2104页。冢本善隆着《支那佛教吏研究 北魏篇》(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忽滑谷快天着《禅学思想史》(东京:玄黄社,1925)、宇井伯寿着《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2)、宇井伯寿着《第二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1)等书留有胡适晚年批阅的笔记。

 

(129)胡适对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并不看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着中,仅在《第十一篇荀子》的“参考书举要”中提到“顷见日本久保爱之《荀子增注》,注虽不佳,而所用校勘之宋本元本颇足供参证”。参见《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页。

 

(130)牧野谦次郎:《序》,收入杨祥荫、内田繁隆共译:《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东京:岩松堂书店,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第1-2页。

 

(131)《译者小言》,收入杨祥荫、内田繁隆共译:《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东京:岩松堂书店,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第5-9页。

 

(132)刘岳兵提到此书1925年东京岩松堂曾发行初版,参见刘岳兵:《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日本》,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8日。笔者暂未见到此版。

 

(133)高濑武次郎:《序》,收入井出季和太着:《胡适の支那哲学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昭和二年四月一日,第1-4页。

 

(134)神谷正男:《现代支那思想研究》,东京:理想社,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第25-26、49、110-130页。

 

(13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31页。

 

(1360《译者的话》,胡适着、吉川幸次郎译:《四十自述》,大阪、东京:创元社,昭和十五年(1940年)三月二十日,第1-6页。

 

(137)参见吉川幸次郎:《胡适——“折り折りの人”补遗》,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第435页。《竹内好氏への书简》,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年(1971年)一月十五日发行,第515-524页。

 

(138)有关吉川幸次郎在北京留学的情形,参见吉川幸次郎着、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44-99页。

 

(139)吉川幸次郎:《胡适——“折り折りの人”补遗》,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第438页。

 

(140)近藤春雄:《现代支那の文学》,京都印书馆,昭和二十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日,第46-72页。

 

(141)《复近藤春雄》,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66页。

 

(142)参见近藤春雄:《现代中国の作家と作品》,名古屋:新泉书房,昭和二十四年,第75-87页。

 

(143)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政治と文学の交点·胡适から鲁迅へ》,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第8-9、51-52、63-70、108-110页。

 

(144)《序》,胡适着、今关天彭译:《支那禅学之变迁》,东京:东方学艺书院,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第2页。

 

(145)哲生按:此处“日本的胡适之”系指鹤见佑辅。1938年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东京的《日本评论》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这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是雄辩家。”可见日方封胡适的极度重视。

 

(146)今圣叹(程靖宇):《新文学家回想録——儒林清话》,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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