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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 【字体: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作者:赵立人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1日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注: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凡引自该文者均不一一注明。)。其论据为:

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

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草惊蛇。

这里列举的第二条理由,纯为主观推测。对清廷初六日未下令捕拿谭嗣同,完全可以作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房文指出,八月初七日,谭嗣同已被捕,次日,张荫桓亦被捕,但迟至八月初九日始下诏谓“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十一日刑部奏覆亦谓,提督衙门初九日遵旨“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对此,房文的解释是:清廷“初七日已得密报,知道康党有‘谋乱’计划,因此不按通常程序,而令秘密查拿,以免走脱,或激生他变。”“现在我们所见最早一道捕拿梁启超令,是在八月十四日公布康党‘图谋不轨’罪状诏中,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的变法分子,清廷不会迟至此日才第一次下令捕拿。有记载说,初十日荣禄曾派人到塘沽去捉拿躲在日本船上的梁启超,说明在此以前已有密令捉拿。……初九日诏中不列梁启超名字,可能是因为清廷已侦知梁启超躲入日本使馆,不易查拿,暂不列其名,以便继续秘密捕拿。初九日诏中所列七人名字是已经拿获和必能拿获的,否则不会初九日下诏,当日就全部拿获,并移交刑部了。”

房文的考据说明,清廷公布捕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八月初九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十四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初六日的上谕完全可能也是如此。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清廷明明急于捉拿梁启超,但初六、初九的上谕都不提梁的名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理,初六日上谕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

初六日清廷围南海馆时,“捕幼博(康广仁)及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以去。”(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说明搜捕对象不限于康有为兄弟二人,实有将康党一网打尽之意。毕永年抵京后,见谭嗣同一直住在南海馆,至初四日午后始迁寓浏阳馆(注: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4页。)。这一临时变化, 清廷很可能未及侦知。以谭嗣同在康党中的地位,围南海馆捕人时,他和梁启超一样,应为目标之一。故其后公布的初六日上谕不提谭的名字,正是考虑到即时未能捕到,仍需秘密搜索,要避免打草惊蛇而已。

如果说,这一结论的完全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实证据,那么至少应承认其可能性。因此,由于八月初六日公布的上谕中无谭嗣同的名字,就断定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

至于第一条理由,就更难成立。姑勿论袁氏《戊戌日记》内容未必完全可靠,即就其本身内容而论,只要细加推敲,亦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戊戌日记》谓:“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崇伊)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天津《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亭(世凯)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页。)此处云“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却说“抵津,日已落”,至少相差三个钟头(时近秋分)。按《国闻报》即时报道的新闻,是众目睽睽的事实,且来往京津之火车时刻亦为众所周知,既无作伪之必要,亦无作伪之可能。而报道谓行车3小时40分, 亦与当时情况吻合,可排除“三点钟”之“三”字为误植的可能性。故记载不实者,非袁莫属。

又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末署“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则《戊戌日记》之作,上距其八月初五日抵津,不超过20日。对这件终生难忘的大事,袁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记错。故时间之不符,当系出于作伪,而其目的,自然是有所掩饰隐瞒。故《戊戌日记》不可尽信。

既然袁下午三时已到天津,且抵津后“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则两人见面,当在下午四时左右,荣禄要在初六日清晨五时早朝前报知慈禧,时间完全足够。即使如袁所谓“抵津,日已落”,见到荣禄约在七点钟左右,荣禄在获悉这个危及其生命的重大“逆谋”后,也肯定会马上派人连夜赴京,早朝时慈禧也能接获报告了。说荣禄要拖到第二天商妥“保全上位”的办法后再行动,实在悖于情理。荣禄必然考虑到,康有为既已决定杀自己,在被袁世凯拒绝后,仍不会善罢甘休,完全可能另找人执行,荣禄不能不马上全力反击,以绝后患,更何况知情不速报,亦必然会受到慈禧的严惩。毕竟,对荣禄来说,“保全自己”比“保全上位”重要得多,即使荣禄当时确有意“保全上位”(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也只有在已保住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再予考虑,而不是相反。因此,袁“略述内情”后,荣禄必然马上飞报慈禧,尽管《戊戌日记》中未有提及。

况且,袁世凯只是说,初六日他与荣禄尚未筹商到“善策”,“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并没有说荣禄尚未报告慈禧,训政之电已先发。筹商善后是一回事,向慈禧报告又是另一回事。火烧眉毛,荣禄当然是先向慈禧紧急报告,然后再筹商善后。房文所谓“荣禄和袁世凯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的稳妥之策,这样就未能在初五日及时向慈禧太后奏报康党‘锢后杀禄’的‘阴谋’,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未必是《戊戌日记》的原意。

其实,袁本人就没有完全隐讳其告密促成政变的事实,还要表功一番:“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可见:

第一,袁在捕杀康党的政变中,由于揭发“该党等凶谋”,而以其“鹰鹯之逐”挽救了“宗社”,倘如房文所说,袁的密报在政变后才上达慈禧,他就没有资格这样表功了。

第二,袁的告密是“必然之势”,“亦正所以保全皇上”,所以“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可见,所谓因要考虑“保全上位”之法,而迟迟不上报慈禧,并非袁的想法。袁已说得十分清楚:“保全上位”的最根本办法乃是马上向慈禧告密。当然,善后措施还是要筹商的,但终究是第二位的事情,绝无因噎废食之理。

否定袁世凯告密为戊戌政变导火线者,近时尚有其他论者,而其论据同样值得商榷。

一,论者谓,“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对此, 笔者颇有保留,姑且不论。即使确实如此,这也与“告密为导火线”并无矛盾,因为政变条件成熟是一回事,导火线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二,论者谓“政变乃是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疏而发生。”(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杨的奏疏确实有促成政变的作用,但与袁的告密相较,后者显然更能影响慈禧的决策。因有前者而否定后者,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论者谓,“初五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初六日卯刻(5时)上朝实行政变之间,只有七八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制度来推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在政变前向西太后告变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论者把荣禄可能派出人向西太后告变的时间定在“初五日夜二更以后”,当是因袁氏说过“久候将至二鼓,不得间”。然而袁氏并没有说此后荣禄才派人告变,甚至整篇《戊戌日记》都未提到荣禄曾派人告变,显然是有所隐讳。因此,判断告变当在“二更以后”,是毫无根据的。如上文分析,荣禄告变当在下午4时,再晚也不过在7时左右,有10至13个小时的时间,有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即使加上转换交通工具的耽搁和开出专列的交涉所费时间,在翌晨5时前赶至宫中仍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何况还可利用电报通讯。论者谓:“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此说颇费解。 当时朝廷电寄各省的密谕,督抚电奏的密折,不知凡几,当然都经过总署,均不失其为“密”,何以说“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向慈禧告变是毫无困难的。

四,论者谓,“上谕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没有‘围园劫后’这项谋逆大罪,‘首恶’谭嗣同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在积极活动,营救光绪帝。假若政变之前西太后和后党就已得知‘告密’的内容,给维新党人所定的罪名以及政变后情况决不至如此。”(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然而, 多数政变发动者在开始阶段宣传上一般都取低调,有意缩小事态的严重性,目的是减少社会动荡,安定人心,以期尽快控制局势。上谕亦取此策略是完全可能的,故不能以此断定当时慈禧尚不知“围园劫后”之罪。至于谭嗣同的问题,上文已述及,不赘。而且谭初七日已被捕,并未“逍遥法外”,康、梁不知实情,在海外编造的神话,更不足为据。所谓“杨深秀公然抗疏,要求西太后收回训政,还政光绪帝”亦仅为康、梁一家之言,不见于其他记载,实悖于情理的无稽之谈。

有必要指出,持“袁告密与政变无关”说者,均以《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而袁氏此作,旨在为自己洗刷“卖君”之恶名,因此必然真伪参半。没有部分真实的内容,就无法取信于人;没有作伪的成份,就不能自辩。因人废言固然不当,而不加辨析,照单全收,恐亦非科学的态度。

与袁氏告密略有连带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传统说法是八月初六日,但近年来,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四日,主要理由是当日光绪帝已移居瀛台(注: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又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三日, 主要理由是光绪帝对奏折的处理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先提出处理意见再呈慈禧改为先呈慈禧再处理(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然此两说,均疑似之词, 并非无可争议的确据。移居瀛台不一定意味着被囚禁(此前光绪帝也常居瀛台)。处理政事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是光绪帝为缓和与慈禧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曾赐杨锐密诏,有“不致有拂圣(慈禧)意”之语(注:《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杨锐覆奏,有“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语(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故光绪帝作此让步,是完全可能的。而搜捕康党的行动始于八月初六日,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除非今后能发掘出更有说服力的新史料,否则政变时间仍以定作八月初六日为宜。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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