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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 【字体:

张礼恒:甲午战争前朝鲜人眼中的日本陆军——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

作者: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15年08月27日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度重视陆军建设,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实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设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军队装备精良,注重实战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终使日本陆军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关键词:“朝士视察团”常备军六镇台士官学校

 

1881年2月,朝鲜国王李熙发布谕旨,指派一批官员组成大型赴日考察团,对日本国的局势、海关事务及其他事务进行全面考察。这就是“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的派出。遗憾的是,对于朝鲜历史上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外史学界却少有研究。[①]本文主要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截取日本陆军这一断面,全面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经兵整武的基本概况。

 

一、“朝士视察团”的派出

 

1881年2月8日至3月1日,为了修补《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的规定,全面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朝鲜国王李熙先后发布密令,选派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等一批朝廷重臣,率领一支由64人组成的考察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这支代表团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谈及“朝士视察团”出行人数时,往往持62人说。韩国学者姜万吉称:“为了学习外国的新文物,朝鲜王朝政府还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团’”,“以赵准永、朴定阳等62人组成的‘朝士考察团’,在日本视察了政府机关、各种产业机构以及造币等工厂。”[②]其实此说并不准确。根据笔者的考证,使团的真实人数应该是61人或64人。61人说是因为“朝士视察团”当事人所留下的6份记载中,均记有61人[③]。笔者更主张64人说。这是因为在“朝士视察团”的队伍中还有3个日本人,他们分别是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其身份是“传语官”,其职责是随团翻译,全程参与了“朝士视察团”在日本的整个考察活动。在以考察为己任的外事活动中,随团翻译的作用尤为重要。此三人是由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推荐的随团翻译。据李宪永记载,4月24日,洪英植、鱼允中拜访近藤真锄,当谈及“此行专为叙邻谊,广闻见,而言语不通,两情难洽,是为可闷”时,近藤当即推荐,“现有武田一人,是曾仕元山港,解职住此,此可带去。因招武田来作礼”。洪、鱼二人接受并感谢。[④]4月26日,赵准永、朴定阳一行再次拜会近藤真锄,商讨使团行程事宜。近藤主动提出:“凡于游览之际,两国言语互相不通,必致岨峿,极毋代闷。所以日前洪鱼两公于接时,以武田带去为约,而犹恐不足,方拟添一人计,未知尊意何如?”赵准永等人表示:“武田事因洪鱼两公已为闻知,而如是曲念良感。添定一人事当与诸伴行诸公更商通告矣。”[⑤]此后的史实表明,朝鲜使团采纳了近藤真锄的建议,聘用了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为随团“传语官”。据鱼允中记载,“三月二十日,抵东莱府。前参判赵准永、朴定阳,……俱承命来会,同往日本也。从余者,士人俞吉浚、柳定秀、金亮汉[⑥],伴倘黄天彧、金永根,传语官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⑦]另据朴定阳记载,8月8日,日本人中野许多郎随同使团集体返回朝鲜。“(七月)十四日甲戌,与赵台、严令、姜令、李令、闵令、沈令作伴回发。各其随员及下人、通事并为同行。而日国传语官中野许多郎亦为同发”,在铁道局遇到李元会与其随员及日国传语官武田邦太郎、上野敬助。[⑧]。这3名日本人,既是朝鲜使团的随队翻译,又是使团往返途中的经费掌管者。李宪永对此有过清晰的交待。所李宪永记载,“行中金随其所入聚出付于上野(随中所定传语官),定一一考标会计事”,“行中先定会计担当人,与上野相议措办。中野(日人同船随行者)亦得与其议事。”[⑨]从此3人全程参与的角度看,更从此3人在整个考察行程中所担当的职责看,他们应当是使团的成员。因而,整个“朝士视察团”的人数应该是64人,而不是62人。

 

表面看来,此次“朝士视察团”出行日本,是一次单纯的私人行为的游览考察活动,所有赴日考察的官员全部以“东莱暗行御史”的身份,悄悄离开汉城,前往南部港口釜山,扮作私人游客的模样,[⑩]登上日本船只,前往日本。其实不然,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则蕴涵着浓烈的国事活动意味,是一次典型的政府行为。史料显示,修订朝日条约中的若干规定,是朝鲜国王李熙派出大型使团出访日本的直接动因。

 

1876年2月26日,朝日两国代表在江华府练武堂,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8月23日,朝日两国又签订了《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作为《江华条约》的补充。《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是朝鲜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条约,从此这个素有“隐士之国”称谓的国家步入了近代史的时期。但由于条约的签订是在日本的强迫之下进行的,对朝鲜而言,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据此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司法独立权。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利用朝鲜对于国际公法的缺失,规定两国人民贸易往来自由,两国政府不得干预、限制,进出口货物,一律免征,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访问日本东京,拜会中国驻日公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在谈到朝日两国间的贸易、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的问题时,方知朝日条约的危害性。何如璋说:“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强调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黄遵宪说:“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敦促金宏集归国后,上奏朝廷,尽快派员与日本交涉,修改《通商税则》,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11]10月初,金宏集向朝鲜国王汇报了日本之行的见闻,提交了黄遵宪“联日抗俄”的《朝鲜策略》。此事成为朝鲜王朝改革变法的导火线。对此,李鸿章1881年3月1日的奏折成为了最好的佐证。李鸿章称:“嗣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称:朝鲜外交一事,近日廷议渐知变计”。“适有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赴津禀谒,据称专为奉办武备学习事”,“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是何如璋所称朝鲜国王与执政大臣决意外交而未敢遽发,固已确有明证。”[12]使团要员沈相学和李宪永的话语,道出了“朝士视察团”出访日本的原委。沈相学称:“伏念与日本讲约有年,我国踈于知彼之机,圣念委以直指之行,伏不胜万万钦仰。”[13]李宪永表达的就更为明晰。他说:“邻谊更修而尚未谙彼国之情形,商路既通而迄未定两港之税则,是特有是合,使之周爰咨诹,以记耳目,期有补于交际之地。”[14]

 

5月6日,“朝士视察团”全体成员,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离开釜山港口,起程前往日本。孰料,天公不作美。“才过五六岛,前洋风雨忽作,波涛颇险,还泊黑岩前洋”。[15]第二天,“朝士视察团”才开始了真正的日本之行。

 

“朝士视察团”于1881年5月7日到达对马岛,8月25日从长崎启程回国。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朝士视察团”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工部省、海军省、文部省、陆军省、农商务省,行迹遍及长崎、大阪、东京、横滨、神户、京都等地,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隆重欢迎,左大臣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及各省高官或出面接待或设家宴款待。各部门长官遵从天皇的旨令,为“朝士视察团”大开绿灯,从而使“朝士视察团”对日本社会有了一个全方位、近距离的系统考察。根据出发前的工作分工(见分工表),对日本陆军的考察是由洪英植、李元会负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国王的旨令,留下了完整的有关日本陆军方面的考察报告,清晰地展现了日本推行明治维新14年之后的陆军军力概况。

 

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分工表

组别

领队

考察对象

第一组

赵准永

“日国文部省事务”[16]

第二组

朴定阳

“日国内务省所掌事务及外他多少闻见”[17]

第三组

严世永

“探察事情”[18]

第四组

姜文馨

“工部省所掌事务及日本之朝议、局势、风俗、交市等事之大略外他闻见”[19]

第五组

赵秉稷

“日国海关事务”[20]

第六组

闵种默

“日国海关事务”[21]

第七组

李宪永

“海关事务及外他闻见”[22]

第八组

沈相学

“外务省事务及多少闻见”[23]

第九组

洪英植

“日国陆军省事务”[24]

第十组

鱼允中

“大藏省所掌事务及外他多少闻见”[25]

第十一组

李元会

“日国陆军操练事”[26]

第十二组

金庸元

“日国汽船之驾驭、舰长之统率、捎工之应役、船内饩料继给等事”[27]

 

二、日本陆军的组织编制

 

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日本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在陆军方面,日本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即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初步显示出强劲的战斗力。

 

(一)推行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

 

兵役制度是日本军制改革的突破口。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取代旧式的武士世袭制度。1872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告谕”,确立了取消士族的军事垄断权,规定国民均有服兵役的权利的义务的基本原则。[28]此后历经3次修改,到1880年建立起了完备的近代兵役制度。新兵役制度明确规定:凡年龄在17—45岁的日本国民,无论华族,还是平民,皆有当兵服兵役的义务,“三府三十七县之丁壮,悉隶兵籍”。军种分为四类:常备军、预备军、后备军、国民军四种。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每年四月,“以二十岁,壮健未娶者,征聚一万四百八十名,以充常备。三分之一而计其服役,役满三年,则亦以三分之一归于预备,使之赴农,许娶,只于大操时来参;又过三年,则谓之后备;又过四年则谓之国民兵。盖兵卒二十岁入常备,二十三岁为预备,二十六岁为后备,三十岁称曰国民,至于四十以后,割名军籍。凡有国乱,自常备至后备、国民,无不召聚,而四十以外之人不参焉。若其大乱,则自十七岁至四十,虽不入兵籍之人尽为召募,是故兵卒无老弱,征用有缓急。”[29]“以此推之,则十年之间,预备、后备之数二倍于常备兵卒三万四千三百四十八。又十年之间,自二十岁生兵至四十岁国民军者,将合计为二十万六千八十八人之演习精兵”。[30]“举国人民初无白丁之类”。[31]全民皆兵的体制,蔚为大观。

 

(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

 

军事领导体制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改造军事制度的重要举措。明治之初,设立“军防事务局”,继尔“复兵部之旧”,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872年撤销兵部,分设陆军省、海军省。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获胜,将日本的学习、模仿兴趣转移到了德国身上。“以德国为师”成为日本19世纪70年代后军事改革的口号。明治政府按照西方制度,创立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和近代作战指挥体制。

 

最初,全国设有“近卫及六管镇台,以节制之,统于陆军一省。”1878年之后,明治政府按照作战指挥体制的发展要求,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制度,模仿德国军制,将原本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后又设立了监军部。至此,整个陆军事务分属三个机构。陆军省,设中将省卿一人,负责军队的训练、指挥。参谋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职责是“参画筹略”,专门负责军队战略、战术方面的规划、制定。监军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负责“检察军纪”。[32]三个机构,“鼎峙分理,而不独举其事务。”[33]此项改革,厘清了军队日常军政管理与战时军令指挥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决策、指挥效能。

 

(三)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

 

明治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从1871年之后,实行军制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军管区,1873年后扩大为六大军管区,各军管区设置镇台,逐渐扩充规定的常备军数目。洪英植对此有过如下记载:“陆军常备兵队扎驻各地方,分为六军管,又分为十四师管,使各镇台统率”。[34]其配置如下:

 

日本陆军配置[35]

军管区划

下辖师管

镇台驻地

管辖区域

第一军管

第一师、第二师管、第三师管

东京

东京、神奈川、佐仓、新泻等

第二军管

第四师、第五师

仙台

仙台、宫城、福岛、青森等

第三军管

第六师、第七师

名古屋

名古屋、爱知、金泽等

第四军管

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师

大阪

大阪、兵库、和歌山、京都、冈山

第五军管

第十一师、第十二师

广岛

广岛、岛根、山口、爱媛等

第六军管

第十三师、第十四师

熊本

熊本、福冈、长崎、冲绳等

 

当时,日本陆军常备军“恒留都下而操练者九千四百余名,恒留镇台而操练者三万四千五百名,统合平时人员四万三千九百余也”[36],“马二千八百余匹”。“又于各镇台常备兵中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置日主之所居,谓之近卫兵。”[37]“各镇台缺额,以最初征兵时留置补充兵抽签充数焉”。[38]“近卫兵则无预备、后备之编,而比他兵有三四五个月重役之论矣,乃稍厚饩料,以示勤劳。”[39]

 

近卫局及各镇台的军事编制如下:

 

近卫局兵力配置

步兵(个)

骑兵(个)

骑兵(个)

工兵(个)

2联队

1中队

1大队

1中队

 

东京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骑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3联队

1大队

2大队

1大队

1中队

 

仙台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海岸炮兵(个)

2联队

1大队

1中队

1小队

1队

 

名古屋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2联队

1大队

1中队

1小队

 

大阪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3联队

2大队

1大队

1小队

 

广岛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2联队

1大队

1中队

1小队

 

熊本镇台兵力配置

步兵(个)

炮兵(个)

工兵(个)

辎重兵(个)

2联队

2大队

1大队

1小队

 

在此,就涉及到日本陆军的编制问题。具体编制如下:

 

日本步兵编制:2卒为一伍,5伍为一分队,2个分队为半个小队,2个半小队为一小队,4个小队为一中队,4个中队为一大队,3个大队为一联队,外加位数不等的军官,故一个小队40人,一个中队184人,一个大队757人,一个联队2285人。一个旅团由3个步兵联队,1个野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组成,有人员11223名。师团由2—3个旅团组成,军团由2—3个师团组成。[40]

 

日本骑兵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1中队为145人,2中队为一大队,1大队为319人。

 

日本炮兵编制:“野炮兵二门为一小队,合右左中三小队,炮车六个,弹药车六个为一中队”[41]。一中队144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19人。

 

山炮兵,一个中队138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06人。

 

海岸炮兵“为徒步兵队,以兵卒八十人编制,士官临时分定。”[42]

 

工兵队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2中队为一大队,1个中队153人,1个大队329人。

 

辎重兵编制:“六十卒编成小队,合二小队为一中队”,1个中队161人。

 

近卫兵编制:“步兵一联队分为二大队,一大队分为四中队”,[43]“合二大队为一联队”。[44]1个中队192人,1个大队789人,1个联队1592人。

 

分区驻扎,实质上就是现代国家军区制的前身,是日本近现代国防理念和新国家防卫体制形成的标志。

 

(四)重视军事教育,设立士官学校

 

为了提高士兵、士官的单兵作战技能和指挥能力,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日本重视学校教育。素有“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于1869年就明确提出:“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全国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45]当时主要有“户山士官学校”。《陆军条例》强调“教育士官为第一急务,所谓百卒易得,一将难求者也”,明确规定:下士一级军官,必须接受“教导团”培训。士官一级的军官必须出自士官学校。具体的培养程序是:“士官生徒教养在士官学校,诸士官温习在户山学校”。士官生在校三年或四年期间,必须完成繁重的学习科目,毕业后“为各镇台少尉之任”[46],进入作战部队,领兵打仗。

 

日本士官学校培养方案[47]

年级

课程表

 

 

 

 

 

 

 

 

 

 

 

 

理论课程:

 

数学、代数学、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三角学及对数学、标高几何学、测地学、非金化学、舆地学、理学、射的学、图学、画学、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

 

对数计算、平面几何活用问题、测地制图、标高几何活用问题、化学实验、舆地图及活用问题

 

实地作业:测地

 

实地演习:生兵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射击豫行演习及铳器解聚、生兵学第二部第一第二章、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要塞勤务实地施行、内务实地施行、阵中軓典实地施行、射的

 

实地解说演习:生兵学第一部及射击豫行演习、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

 

讲义及暗记:生兵学第一部第一章至第二部第一章、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内务书、要塞軓典、阵中軓典及实地演习軓典

 

马术演习:勒鞍名称、勒装置法、乘马

 

 

 

 

 

 

 

 

 

 

 

理论课程:

 

兵学、临时筑城学、地理图学、军路学、炮兵学、弧线及弧三角学、金属化学、射的学、马学、图学、画学、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

 

制图差墨法、缩图法、伸图法及晕滃、罗针盘测图编制复习、罗针盘测图制法、野堡断面、土渍算法、系堡、急造炮台、凸角编制

 

实地作业:测地豫行演习、堡垒断面及其遮蔽法、罗针盘测图、堑沟堡及散兵壕、束柴缠法、工兵作业场巡视

 

(一)步兵科科目

 

实地演习:生兵学第二部第二章、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二章、要塞勤务实地施行、内务实地施行、阵中軓典实地施行、射的

 

实地解说演习:生兵学及射的豫行演习、生兵学第二部第一第二章、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

 

讲义及暗记:生兵学第二部第二章、生兵学第一部第二章至第二部第一章、中队学第一第二部第一章、中队学第一第二部第二章复习、内务书、要塞軓典、阵中軓典及实地演习軓典

 

(二)骑兵科科目

 

实地演习:徒步演习、徒步小队学教练、号令调声、军鞍装置、号音学、徒步前哨豫行演习、乘马豫行演习、同小勒大勒演习、同武器携带演习、同散兵学、前哨职务、行军勤务、侦察勤务、小战斗

 

讲义及暗记:骑兵操典教练基本、同徒步生兵学、同小队中队学、同乘马生兵小队中队学、骑兵阵中軓典总则及前哨职务、同行军勤务、同侦察职务、同舍营及露营、输送队及小战法

 

 

 

 

 

 

 

 

 

 

 

 

 

 

 

 

 

 

理论课程:

 

兵学、射的学、永久筑城学、炮兵学略说、画学、永久筑城学略说、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

 

五千分一测图制法、一万分一测图制法、二万分一测图制法、村落防御法

 

实地作业:

 

各种测器演习、五千分一测图、一万分一测图、二万分一测图、路上制图、桥船及对壕作业中工兵练场巡视、测远器使用

 

(一)步兵科科目

 

实地演习: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二章、要塞勤务实地施行、内务实地施行、阵中軓典实地施行、射的

 

实地解说演习:生兵学第二部第二章、中队学第一第二部、大队学第一部第第二章、射击豫行演习、号令调声及喇叭谱号、铳器解聚及其名称

 

讲义及暗记:中队学第二部第一第二章、同第一第二部复习、内务书、要塞勤务、阵中軓典及实地演习軓典

 

(二)骑兵科科目

 

实地演习:乘马中队顺回教练、马术、高尚马术、调马术、轻乘法、跃乘法、徒步及乘马枪术、剑辟术、障碍飞越

 

讲义及暗记:骑兵内务书第一编至第五编、骑兵前哨论

 

(三)步兵及骑兵科共有科目

 

野炮演习、攻城炮及山炮演习、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

 

(四)炮兵科工兵科科目

 

理论课程:炮科教程、永久筑城学、地理图学、重学、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临时筑城图学、军稜堡正面图学、多角炮台图案、五千分一测图制法、一万分一测图制法、二万分一测图制法、炮具经始、炮科杙料制图、家屋制图

 

实地作业:各种测器演习、五千分一测图、一万分一测图、二万分一测图、路上制图、家屋测图

 

炮兵科实地演习:徒步炮卒教法手铳使用、徒步小队教法、野炮演习、攻城炮及山炮演习、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同炮兵手铳使的

 

炮兵科讲义及暗记:炮熕使用、炮兵操典、内务书、炮科规测书类

 

炮兵工兵科共有科目:马术、轻乘法、跃乘法

 

(五)工兵科科目

 

实地演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野炮演习、攻城及山炮演习、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

 

讲义及暗记:工兵操典、内务书、工兵科诸规则书类

 

 

 

 

 

 

 

 

 

 

 

 

 

 

 

 

(一)炮兵科科目

 

理论课程:炮科教程、永久筑城学、建筑学、参谋学、活用重学、炮科实学教程、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城砦图案、平地要塞攻击、起伏地要塞攻击、攻城及守城炮台编制、炮台掌图、外国炮台掌图、线炮及炮架图学、造兵场制图、化学实验

 

实地作业:基线测量、三角图根总测图、造兵场测图、桥船对壕坑道作业中土兵练场巡视

 

实地演习:徒步炮卒教法手铳使用、徒步小队教法、野炮演习、攻城炮及山炮演习、分队教法及小队教法、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同炮兵手铳射的

 

讲义及暗记:炮熕使用、炮兵操典、内务书、炮科诸规则书类

 

(二)工兵科科目

 

理论课程:炮科教程、永久筑城学、地理图学及国郡图学、建筑学、参谋学、活用重学、炮科实学教程、外国语学

 

活用室内作业:城砦图案、平地要塞攻击、起伏地要塞攻击、图郭、水壕多角城正面图学、坑道图案、攻城及守城炮台编制、造兵场制图、化学实验、家屋图案、导水建筑图案

 

实地作业:基线测量、造兵场测图、桥船对壕坑道作业、炮兵本厂巡视

 

实地演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解说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

 

讲义及暗记:工兵操典、内务书、工兵科诸规则书类

 

(三)炮兵工兵科同科目

 

高尚马术、大距离演习、郊外演习、轻乘法、跃乘法、障碍飞越

 

课程及培养计划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士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的三大特点。其一,学制有异,分科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学制为三年,炮兵科、工兵科学制为四年,毕业即授与少尉军衔。前两年四种科目的学习内容基本相同,但从第三年开始,根据科目不同,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差异,即增加了本学科的相关内容,突出了各科目的特色。两年的相同基础课程学习,一年或两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从而使得“士官学校”培养出的基层军官,基础理论深厚,专业特长突出,便于战时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推而广之,在此军事理论指导下的整个日本陆军浑然一体,既能单兵种作战,更能多兵种集团攻击,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其二,注重军事理论学习,强调实战能力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在三年的军校学习中,所学军事理论课程为31门,属于实战能力培养的课程则多达163门,超过理论课程5倍以上。在此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由“士官学校”培养出的日本下级军官,既具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更具备丰富的贴近实战条件下的战场指挥能力,一个合格的士官生只要稍加锻炼,就能成为一个在战场上独挡一面的优秀军官。其三,全新的近代化培养模式。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最高水准,从而使得日本陆军成为一支兵种齐全,优势互补,能够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数学、化学、理学、外语、建筑学、地理图学等课程的设置,标志着日本陆军完全按照近代西方的(此时主要是法国)军事理论创建军队、锻造军队,完全跳出了旧式军队的培养窠臼,站到了世界先进军事理论的前沿。

 

(五)装备精良,演练频繁

 

全新的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建军原则,带动了日本陆军装备的近代化。李元会对此有过记载。他说:“盖其军制由来多沿革,而及西舶来航,始启外交,于是乎制度、艺术取诸泰西之法,编成铳炮之队,全废弓枪之用矣。”[48]这是因为“刀法之利,不如铳法之利,是欧米所以强也”。[49]在建军思想上,“陆军从德国、法国制”。[50]单就设立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而言,完全涵盖了当时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精华,站在了世界陆军建设的先进行列。无怪乎朝鲜代表团在近距离考察之后,赞叹道:“(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51]
步枪是日本士兵的主要武器,或购自国外,或自造[52],虽是单发,但射速与射程较前有了大幅度提高。野炮、山炮是陆军的重型武器,仿制意大利技术,用钢与青铜合金而成,口径为七点五厘米,野炮的最大射程为五千米,山炮的最大射程为三千米。李元会对日本陆军的武器配置有过如下记载:“士官单佩剑,鞘用铁造,下士与各兵卒佩剑(应为“刺刀”——引者注)持铳,而以剑插铳为饰,放火时,解剑纳鞘,鞘用革造,铳枪制用亦同此式。骑兵佩剑持短铳,制以各用,剑不插铳。步炮工辎,各具背囊,骑兵鞍挂受筒,所入各具与背囊同。”[53]

 

武器的变化,带动了训练模式的革新。在训练规模上,既有以小队、中队为单元的小规模演练,又有以大队为单元的较大规模演习。在战术训练上表现的更是变化多端,一切演练贴近实战。据李元会在《日本陆军操典》中记载,步兵中队规模的战术训练有15种,分别为:“中队第一单设小队图”、“第二横队图”、“第三排开横队图”、“第四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五横队变为两层纵队图”、“第六两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七四层纵队变为两层分列图”、“第八纵队变为横队图”、“第九纵队右转变换方向图”、“第十纵队左转变换方向图”、“第十一横队变为左转纵队图”、“第十二纵队变为右转横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为八层纵队图”、“第十四八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五战斗之图”。[54]大队规模的战术训练多达18种,分别为:“第一排开横队图”、“第二横队四中队变成纵队横队图”、“第三纵队图”、“第四重复纵队图”、“第五全距离纵队图”、“第六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七重复纵队图”、“第八四列横队变成四层纵队图”、“第九纵队变为重复纵队图”、“第十排开横队图”、“第十一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图”、“第十二四列横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成四列横队图”、“第十四四列横队转行斜立变换方向图”、“第十五四层纵队列开还变四层纵队图”、“第十六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变换方向图”、“第十七纵队中队四层纵队变换方向图”、“第十八重复纵队左转为重复纵队变换方向图”。[55]战术训练涵盖了进攻与防御的所有内容,突出强调突击与冲锋,崇尚短期决战。

 

为了检验部队的作战技能,日本军队时常举行规模不一的战斗演习。明治政府宣布:每年三月举行全国规模的“预备军”操练。届时各预备役人员15天内必须到达指定位置,以检验“预备军”的战备动员能力。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对此有过记录。他说:“常备役满三年,退归农桑,亦许娶妻,称以预备,但于每年三月大操时,限十五日入参。”[56]演习对于“常备军”而言,更是司空见惯。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朴定阳、闵种默、沈相学均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他们称:“设置操练场,小队每日习之,间数月一大操,虽无旗帜金鼓之肃容,整齐简易,易于指使。”[57]“练兵之规分为大小之别,而各队则每日就场练习。至于大操则每年一次行之。日主有时临观,而其进退号令之际,不以金鼓,只用小旗与喇叭而已也。”[58]“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皆绘图贴说。”“其于图说之所未尽者,用土木以肖其形,若聚米为山”,[59]“使一览身验力行。每日练小队,间数月一大操,每兵负皮帒为衣粮,近身之具,以红毡包帒,两头为优,被籍且炮柄连饰环刀,便宜于两用。凡坐立须臾不去身手,如呼吸应敌之势。至于练场之进退、发刺,不失尺寸,乐节随应,此真兵可数月而成也。”[60]最高级别的军演是日本天皇亲临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常备军”演习。每年七月初,日本各镇台挑选精兵强将,云集佐仓营,天皇自东京驱赶300里,下榻宇都宫,“临观陆军大操练”。[61]

 

三、惊艳与忧患

 

1881年5月7日至8月25日,“朝士视察团”在日本政府的大力配合下[62],对明治维新14年后日本的综合国势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考察范围之广泛,记载之详尽,堪称绝佳。从考察团成员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记载中,后人看到的是:少许的反对,部分的质疑,更多的赞叹。仅就日本陆军军力而言,朝鲜人笔下流淌的是惊艳与忧患。

 

访日期间,“朝士视察团”通过实地考察,目睹了日本陆军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赵准永称:“抄其丁壮,教练勤笃,故其卒精锐”。[63]沈相学认为,日本“修兵政,陆军有炮兵之练,海军有舟舰之备,虽平居无事之时,常如临阵对敌,观其兼修兵农之政,孜孜勤勤,若此不已,未过几年,似有富强之渐。”[64]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新建陆军在成军后不久,就在国外、国内两个战场上初步显示出不俗的战力。1874年日本仅凭数千兵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台湾的侵略,迫使拥有数十万军队的清政府签约、赔款,取得了日本近代开国以来的首次外战胜利。1877年在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内战——“西南战争”中,新建陆军表现同样优秀。面对拥兵数万之众的西南藩阀,新建陆军以高昂的士气,灵活的战法,精良的枪械,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荡平了叛军。外战、内战获胜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的道路加速前进,正如闵种默所言:“现今陆军士学校教育、博物、横须贺造船场,此三者比诸欧米诸国,不在其下,其庙议方锐,意张大。”[65]

 

赞叹彼国的富强,担忧己国的命运,是贫弱者的常有心态。“朝士视察团”在考察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巨大成就。李宪永认为,维新之后的日本,“上自朝廷,下至闾巷,惟以尚功趋利,孜孜勤勤”。[66]“近数十年以来,专以富国强兵为急务,而各样机械局之设置,规模甚宏,百般器用之制作,技工兼备,可谓夺天造,穷地利。而况复讲武蓄锐,小不怠倦乎。亦可曰富国经。富国则亦可曰强兵也”。[67]改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提速。“火轮之转迅如电,而器物之成速或神”。“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尤岂人力可致哉?”电信纵横国内外,“各国事为咫尺可闻,万里书信顷刻可通”。[68]视察团的另一要员严世永同样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赞不绝口。他说:日本“财货尽海山之饶,器械工作之巧,兵卒组练舸舰便利传消递息,见电线之闪烁,交来替往,听铁桥之隐轰。凡诸富国强兵之术,利用厚生之方,靡不毕具。”[69]并对此断言,“日本治国,专尚富强,南取琉求,北拓蝦夷,而又欧洲各国车船之往来,货物之流汇,足为富强之效”。[70]

 

对朝鲜民族未来命运的担忧,更是“朝士视察团”的另一大收获。日本人的

 

言传身教和对国际大势的粗浅了解,使“朝士视察团”体会到了富强在维护国家主权中的作用。日本在开国之初由于对国际公法的无知,更由于自身国力的贫弱,致使与欧美诸国所签订的条约皆为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的自主权。19世纪70年代初虽有“岩仓具视使团”的修约出访,但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两年之久的修约谈判无果而终。日本人的失败,深深启迪了“朝士视察团”。赵准永认为:“大抵近日各国惟以强弱相较,不可以仁义责之者也。设有好意,若视其弱反生恶意;设有恶意,若视其强,必当修好。到今事势先务其自修自强而已矣。”[71]闵种默、李宪永更是用简短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真谛。闵种默说:“通商在强弱之如何,此二字包括万象。而自主之权亦系于此矣。”[72]李宪永则说:“国富兵强,然后不受外国之侮也。”[73]

 

鱼允中是“朝士视察团”成员中最富有见地的人。他从宗教与民族性格的方面,剖析了朝日两国贫弱富强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朝鲜面临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他认为,世界存在八大宗教,其中佛教讲求清净寂灭,不究富国强兵之理,信守者,国穷民弱,“其无益可知也。”基督教“除救灵魂、得永生之外,必究格物致知,利国利人之德。”儒教“最重修齐治平之道,学者皆宜熟习,亦重四海皆兄弟,万国如一家。无彼此欺侮之风,上必敬上帝,下必爱众人。凡能常存此念,体上帝好生之德,尽心为善,虽不求人爵,而天爵从之,可盼百年之后得进天宫,立上帝之左右也。”[74]儒教虽好,但它宣讲的安贫思想却导致了儒学的式微。他说:“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民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75]可悲而无奈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淫,朝鲜民族养成了一种崇尚儒道,重文轻武的民族特性。反观日本则大相径庭。

 

鱼允中认为,“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后可耳。日本之能有作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习于勇果,故也。可以为鉴。”[76]朝鲜“尚文则国势不振”,日本尚武则国运昌盛。古时日本“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好死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多纵横”。[77]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将尚武之风发扬广大,“非特学校养武,工场、官人、商民皆定为头领,为规则,于每日几时习武事。至于山野农民亦皆为法,以养勇卫国为义务,则常有数百万之军也,他国焉敢侮哉?”[78]为此,他大声疾呼,“宜于学校设武学一科,每日分几刻学骑射、炮击之技。自小学而习之,人才不流于颓惰矣。此圣人之遗法也。射御不为六艺之事乎?今之人可深究行之。”[79]

 

最为难得的是,鱼允中提出了“邻国之强,非我之福”的思想,预判到了朝中两国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东方的近邻——日本。1881年12月19日,鱼允中在上海拜见即将出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谈及游览日本之感想时说:“邻国之强非我之福,从可力求富强乃已。”[80]在比较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鱼允中得出了中日争战,中败日胜的结论。他认为,“日本人不计事之利钝,断然行之,故虽有所失,能立国体。清人狃于旧习,荏苒度日。以此观之,天下犹以不顾利害而行之者为得计。”[81]“宗主国”中国尚且如此,“藩属国”朝鲜的命运可想而知。1882年2月2日,当国王李熙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82]不幸的是,东亚历史进程验证了鱼允中预判的准确性。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中朝两国从此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作者简介: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韩国史学界主要有:许东贤:《1881年朝士视察团研究——以日本见闻报告书之内容为中心》,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崔震植:《韩国近代的稳健开化派研究——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之思想与活动为中心》,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日本史学界对此事件虽有涉及但也不多,主要体现在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宗高书房昭和15年版,第746—747页;《世外井上公传》,内外书籍株式会社,昭和9年版,第449页。中国学界涉及此事件的仅有1篇论文,即权赫秀:《韩国人中的近代上海——以1881年韩国使臣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但也仅仅是简单提及,并没有深入研究。

 

[②](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5页。

 

[③](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7—289页。(韩国)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72—73页。(韩)李宪永:(66)《随录》第86—91页。(韩)宋宪斌:(69)《东京日记》第467—472页。(韩)姜晋馨:(68)《日东录·闻见杂录》第342—347页。(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91页。上述史料均出自(韩)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国学资料院2001年1月版,第3篇,第13卷,第14卷。(下同略)。

 

[④](韩)李宪永:(66)《随录》,第94页。

 

[⑤](韩)李宪永:(66)《随录》,第97页。

 

[⑥]另据朴定阳称,金亮汉为鱼允中小组的4名随员之一,但他并没有随视察团一起从朝鲜出发,只是到了日本东京才与队伍会合。“(五月)初十日,自东莱有士人金亮汉因船便来到,现留于鱼一斋(鱼允中,号一斋——引者)行中。”——(韩国)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300页。

 

[⑦](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92页。

 

[⑧](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314页。

 

[⑨](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73页。

 

[⑩]“扮做寻常旅人,带率随员二人,跟从一名,即时登道,直抵东莱府。”——(韩国)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4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1]《修信使日记》第二卷《大清钦使笔谈》,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国史料丛书》第九《修信使记录》,(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71—190页。

 

[1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版。第32—33页。

 

[13](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15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4](韩)李宪永:(56)《日本闻见事件一·别单草》,第527—528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5](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6](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79页。

 

[17](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74页。

 

[18](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第349页。

 

[19](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1页。

 

[20](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1](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2](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23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23](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15页。

 

[24](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5](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18页。

 

[26](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

 

[27](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

 

[2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页。

 

[29](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2篇,第180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30](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

 

[31](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4页。

 

[32](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9页。

 

[33](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4页。

 

[34](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

 

[35](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365页。

 

[36](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

 

[37](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79页。

 

[38](韩)严世永:(51)《闻见事件》,第33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39](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6页。

 

[40](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66—470页。

 

[41](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86页。

 

[42](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99页。

 

[43](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08页。

 

[44](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13页。

 

[45]万峰:《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46](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5页。

 

[47](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285—316页。

 

[48](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3页。

 

[49](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问答录》,第56页。

 

[50](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3页。

 

[51](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

 

[52]明治十三年(1880年),陆军少佐村田经芳发明的“村田枪”被陆军正式采用,作为军用步枪。该枪口径11毫米,单发。初称“十三式”,后经改良,定名为“十八年式步枪”。

 

[53](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48页。

 

[54](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51—68页。

 

[55](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第69—151页。

 

[56](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4页。

 

[57](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3页。

 

[58](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事件》,第181页。

 

[59](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3页。

 

[60](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61](韩)鱼允中:(59)《东莱御史书启》(单),第574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62]“朝士视察团”到达东京后,日本外务省特作如下安排:“一.一行人员既入东京,则以本省属员华族五辻仲长,便谊周旋,如昨年信使之例。旅馆则芝区增上寺内,海军所管官舍一宇充之,即如略图。若其欲散处者,亦任其意。一.学术研究,奉命处理之事,及观览伺察,苟以为开发智见者,务诱导之处办之,要令其无遗憾。一.练兵之事,虽待开场定日诱观之,或可有特为此临时观兵。一.此外随时酌议,务恳切诱导,但未审奉命处理之事,目为何故,姑未豫定之也。”——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一卷(日案1),第56页。

 

[63](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11页。

 

[64](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1页。

 

[65](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05页。

 

[66](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6页。

 

[67](韩)李宪永:(57)《日本闻见事件草三·别单草》,第540页。

 

[68](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5页。

 

[69](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6页。

 

[70](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5页。

 

[71](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9页。

 

[72](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0页。

 

[73](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54页。

 

[74](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13—14页。

 

[75](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56页。

 

[76](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25页。

 

[77](韩)姜晋馨:(68)《日东录》,第333页。

 

[78](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

 

[79](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

 

[8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7页。

 

[81](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7页。

 

[82](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从政年表二》,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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