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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民间藏书四题

作者: 文章来源:《云梦学刊》2014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4年07月02日

摘  要: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民间藏书"换句话说就是指"私家藏书"。岳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民间藏书有突出的成就和影响,清代方功惠是典型代表。岳阳当代民间藏书风气很盛,何光岳、邹光忠是其中的突出者。南湖藏书楼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的私家藏书楼,因为建在岳阳市的著名风景区南湖畔而取此楼名。

 

关键词:民间藏书;优良传统;岳阳方功惠;岳阳当代藏书;南湖藏书楼

 

 

 

"读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从狭义上来理解,"读书"单指阅读。从广义上来理解,我想"读书"应该是包括三层意思:第一是指阅读书籍;第二是指藏书;第三是指著书,就是写书。所以,当我们平常讲某个人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时,那这个人往往就不只是单纯"阅读书籍"(特别是不会纯粹为了休闲、消遣看那些小报、看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还应该包括藏书和著书(对"著书"也要作广义的理解,指动笔写作,包括写书、包括写文章、包括写笔记等等)。

 

我们学校团委书记向江老师要我今天在第八届大学生读书节上讲读书的问题,在上述理解的前提下,我想既然"藏书"也是"读书"中应有的含义,那我讲"藏书"也就是讲"读书"了,或者就是说讲与"读书"有关的重要问题了。这是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跟各位交流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或者本来就生活在岳阳,或者考上湖南理工学院后来到了岳阳,要在岳阳学习、生活四年,自然应该要了解一下岳阳的历史文化,而"藏书"就是岳阳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讲岳阳的民间藏书,着重讲讲当代。基于上面的两个理由,我选择了今天的这个题目来讲。

 

 

 

我国自古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

 

季羡林在《藏书与读书》一文中写道:"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代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引自季羡林《我的书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6页)季羡林上文中所提到的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藏书楼。可见,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民间藏书"换句话说就是指"私家藏书"。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古代两座著名的民间(私家)藏书楼。

 

先介绍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富厚堂坐落在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始建于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整个建筑像北京四合院结构,包括门前的半月塘、门楼、八本堂主楼和公记、朴记、方记3座藏书楼、荷花池、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朴亭,还有咸丰七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等,颇具园林风格,总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藏书楼,曾藏书达30多万卷,系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1949年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离开富厚堂去了台湾,将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的大部分书信、日记、奏疏手稿以及部分珍贵书籍、文物带走了五大箱,并寄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富厚堂剩余所有藏书于1950年冬由湖南省文管会进行了清点封存,1954年5月全部运往了长沙,共计200多担,现在大部分保存在湖南省图书馆,还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

 

我仔细参观过富厚堂,富厚堂的藏书楼是座木楼,它设计得非常好,四周有围廊、围栏。藏书楼各层的中心处装有滑梯,书不是从楼梯上搬上去,而是从滑梯上吊上去的,可见当时对藏书的有关事项考虑得很周到。我前面提到,富厚堂的书在1949年有幸被封存下来,但当时经过了一次风险,富厚堂的书差一点被全部毁掉了,我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作者唐浩明介绍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国家认为曾国藩的东西要整理,曾国藩自己一直很注意资料保存,他给亲人、朋友写信都要抄一份存底,他写的日记也是这样。他就是这么一个有心人。1949年,解放军来了,曾国藩家族的房子、土地都被政府没收充公了,当时人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么多书,于是有人提议说把书烧掉,以腾出房子住人。这时一位解放军的指挥员(可能是连长一类的指挥员)看到了这些藏书,他感到了这些藏书的重要性,于是他阻止了别人烧书,并立即向上级报告。他的上级也一级一级报上去,很快上级来了指示,由湖南省文管会进行了清点封存,并在1954年5月全部运往了长沙,据说当时是动用解放军的数辆军用卡车运送。富厚堂的藏书送到湖南图书馆后存放在专门的库房里,从此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去看过、动过。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决定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唐浩明等到湖南图书馆寻找曾国藩的资料,找到湖南图书馆存放曾国藩资料的专门库房时连钥匙都找不到了,且锁已锈蚀,唐浩明他们是把锈锁砸烂后进入库房的。唐浩明就是从此时开始参与编辑《曾国藩全集》,并开始研究曾国藩,进而创作出了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唐浩明创作《曾国藩》的文章,该文的题目就叫做《编辑·研究·创作》。

 

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浙江的天一阁。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建成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天一阁占地面积2.6公顷,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现藏古籍达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此外,还收藏大量的字画、碑帖以及精美的地方工艺品。天一阁书画馆常年开展各种临时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

 

为什么叫天一阁呢?原来是天一阁主人范钦依据《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理论,取"以水克火"之意,把藏书楼定名为"天一阁",阁前凿池,名"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范钦为了保护藏书制定了严格的、大量的规则,其中有的比较好,例如烟火禁止上楼。有的则比较苛刻、甚至不好,如规定女子不得上楼。还有些规定虽然苛刻但很有意义,如严格规定他的后代必须把藏书一代一代传下去,别的可以分,书是不能分的。范钦有两个儿子,他的遗产是一个儿子分钱,一个儿子分书,应该说这种分配遗产的方式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范钦在世的时候,家族很庞大,一般人要进入天一阁藏书楼是很困难的,一道门有三四把锁,需有三四个人来开锁才进得去,这是为了防盗,当然很好。还有一条规定则不太好,就是规定外姓人不得入楼。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到天一阁去的外姓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从此以后天一阁才进入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许正因为范钦建立的规矩很严,天一阁及其藏书才得以保存到今天。天一阁也影响到清朝的皇帝,清宫藏书楼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文渊阁位于北京市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钦的天一阁构置。

 

 

 

岳阳历代民间藏书具有突出的成就

 

岳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来具有民间藏书的优秀传统,并有突出的成就和影响。我在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岳阳历史上最有名的藏书家是清代的方功惠。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湖南巴陵(今岳阳)人。以父荫任广东监道知事,官至潮州知府。方功惠曾在广东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筹集军饷,以理财有方而受历届两广总督的欣赏。光绪中,官广东道员,但未赴。历任番禺、南海、顺德知县,广东潮州知府等,在广东任职三十余年。藏书达二十余万卷。在广州建"碧琳琅馆"、"十文选斋"、"玉笥山房"、"传经堂"以藏书,先收有潘仕成、伍崇曜等人藏书,又派人远至日本购书,比杨守敬至日本访书还早数年。后又得到吴荣光"清筠馆"、"赐书楼"藏书。谭标称方功惠藏书"为粤城之冠",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曾到方功惠的藏书楼中读所未见之书。方功惠藏书楼所藏珍秘本多,如收藏有宋本达四十余种,元本六十余种,以明人诗文集为特色。方功惠的藏书有《碧琳琅馆书目》四卷,著录其藏书约三千种;《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四卷,著录各种类珍本约六百八十种;《碧琳琅馆集部书目》不分卷,著录所藏集部总集之书约五百种。方功惠又有藏书题跋《碧琳琅馆藏书记》,收录方氏藏书题识七十五篇。

 

方功惠逝世后,其孙子方湘宾于1900年将碧琳琅全部藏书运至北京,请其同科举人李希圣为之鉴定,李氏因此遍读碧琳琅馆之藏书而写成《雁影斋题跋》和《雁影斋读书记》。庚子之变后,方湘宾把藏书大部分卖给了北京琉璃厂书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云:"庚子春,太守已捐馆,其家捆载遗书,至都门求售。过厂肆,见样本,一睹其装潢图记,即知为粤中装订,碧琳琅馆旧藏也。每册有东丹笺副叶,可以辟蠹,书根宋字,齐如刀切。顾绌於资,望洋兴叹,仅典衣购得吴中乡先哲书五、六部,《皇甫司勋集》其一也。尚有钱叔宝《续吴都文萃》一百卷钞本,索高价,正往来商榷,而拳祸作,仓皇避地,遂不复可问津矣。"方功惠留存的藏书还有部分捐赠给京师大学堂,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功惠的藏书印别具一格,且数量较多,有"方家书库"、"巴陵方氏收得古刻善本"、"柳桥"、"芙蓉馆藏书印"、"芸声室珍藏善本之章"、"书癖"、"方氏碧琳琅馆珍藏古刻善本之印"、"好书到手不论钱"、"碧琳琅馆藏书印"、"碧琳琅馆主人"、"巴陵方氏玉笥山房"等数十方。

 

 

 

岳阳当代民间藏书风气很盛

 

据我的观察、了解和感受,岳阳当代民间藏书风气很盛,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岳阳经常举办有关藏书的重要活动。1999年,岳阳市举行了评选十大藏书家的活动,所评出的十大藏书家被命名为"巴陵藏书家",我本人也有幸被评为"巴陵藏书家"。2011年,第二届全民读书月活动中评选出了八位"岳阳藏书家",我本人也有幸入围了。岳阳市图书馆和岳阳会展中心经常举办有关读书、藏书的讲座,听众大多是自发、自愿来的普通市民(包括一些下岗工人和打工仔)。我本人也应邀在岳阳市图书馆、岳阳会展中心作过有关读书、藏书的讲座,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在岳阳市图书馆作有关读书的讲座时,由于座位不够,有不少人站着听了两个多小时,当我结束讲座后还有一些人围着我问这问那,其中也有要我签名留念的。我认为,这种藏书、读书的风气是很好的。第二,岳阳当代也有不少民间藏书家(民间藏书爱好者)。何光岳、邹光忠是岳阳当代民间藏书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

何光岳(1939年-),岳阳县人(母亲为汕头人),何光岳少年丧父,只读过小学,小学辍学后因家贫为人放牛,1949年以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农村高级合作社会计。1956年参加工作,任岳阳县农业局农业技术员,1958年发明双季稻"倒种春",任区农技站站长。后调县文化馆任文物干事。1970年调任岳阳市北区秘书。1977年任岳阳市文化馆干事。何光岳自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潜心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史料。1977年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谭其骧的重视,向上海有关院校推荐。1978年,经湖南省委批准何光岳调入湖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古代史、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1979年当选为全国青联常委、湖南省青联常委。1985年获全国总工会职工自学成才金奖。1986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获湖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理论、文艺新闻和出版工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作为社会科学界的唯一代表获湖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被评为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何光岳为什么会喜欢藏书呢?他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其家族藏书的影响,何光岳家族的藏书是属于整个何姓家族的,以历史著作为主,存放在何氏老屋的阁楼上。何光岳说,他们家族的藏书每年都要晒,这是为了防潮,防虫。何光岳经常阅读他们家族的藏书,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何光岳在长沙湖南社会科学院内建了"光岳藏书楼",楼名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题书。光岳藏书楼收藏的族谱可能是所有民间藏书楼里最系统、完备的。何光岳藏书有两个很典型的事例。一个是"文革"期间("文革"后期),那时他家里比较穷,有一年快过年了,何光岳家里没有任何过年物资,何光岳的爱人就从外面借钱来让何光岳出去买肉,何光岳上午拿着钱出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回来时没有买一点肉,倒买了一大袋旧书回来,他妻子见状哭了一场。还有一次,何光岳到外地出差,身上已经没有钱了,这时他看到书摊上的一本书很好,他很想要,但他身上就只有一件毛线衣值钱一点,于是他毅然把毛衣脱下来,折合成钱,买下了那本书。何光岳说,虽然当时没了毛衣身上很冷,但心里是暖和和的。

 

邹光忠也是岳阳当代民间藏书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私家藏书楼叫做"积微书屋",楼名寓意是积小成大。邹光忠(1935年-),新化县人,退休前为湖南冷水江市有色地质246队高级政工师。邹光忠是一位靠自学成才、以多产著称的作家、藏书家。他1951年参军,在部队32年,1983年转业到地质队任纪委书记,曾发明"干燥标准血清粉"、"虐原虫醋酸浓集法"参加1958年的"全国青年技术革新展览"。1953年起邹光忠开始写作文艺作品和政论,积累剪报资料(至今已积累剪报资料300多本),藏书2万多册。业余编著《实用对联大全》、《人生修养什锦》、《文明礼貌小史》、《世界奇人之谜》、《中华的世界第一》、《世界节日大辞典》、《今古对联大典》等15部1000多万字,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才。

 

邹光忠不是岳阳人,也没在岳阳工作过,他觉得岳阳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岳阳的藏书文化传统深厚,所以他有意将自己的藏书楼"积微书屋"建在岳阳。邹光忠藏书早期,以买旧书为多,他把废品站的旧报纸买回来,从旧报纸上剪下他认为好的文章,做剪报,他编写的大部头著作《世界节日大辞典》非常全面、系统,如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校园文化节、科技创新节、大学生读书节等也写进去了。他对中国和全世界的节日都很了解,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从节日的渊源出发进行论证,明确认为中国人不应该过圣诞节。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邹光忠带着用方格稿纸誊抄的《世界节日大辞典》部分稿子(全书有四百多万字,部分誊抄稿子也装了一个纸箱),到广州一家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当时正值春运期间,他坐的是平常作货运的闷罐子列车(那个时期春运期间坐闷罐子列车是常事),火车上人多,特别拥挤,邹光忠主动维护车厢的秩序,被挤着离开了自己装稿子的纸箱子,等到达广州站时,才发现箱子已被踩烂,稿子被被弄得满地都是,已经不能用了,军人出身、堂堂七尺男子汉的邹光忠当时竟然在车厢里嚎啕大哭。我想,邹光忠的这种感情和表现只有真正喜欢书的人才能理解。

 

 

 

南湖藏书楼初具特色

 

南湖藏书楼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亦是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的私家藏书楼,因为建在岳阳市的著名风景区南湖畔而取此楼名。南湖藏书楼经过了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在1999上半年修建,现在的楼是在2006年下半年迁建的(是因为我们学校建新校区将老楼征收而迁建)。关于现在南湖藏书楼的情况,我想借用别人的描述来介绍。《人民日报》2010年12月30日发表的《南湖藏书楼印象》(作者潘刚强)开头第一段这样写道:"书楼共4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0平方米,亮窗阔门,红脚灰墙,或许它蕴涵书香的缘故,在我的眼中,长方块形体结构立在青草地上,仿佛藏书柜架的影子。院门偏东,来人前脚踏进,都会惊讶得收起轻步。抬眼悬匾额,回望闻墨香。正门西侧镶嵌墨绿色大理石,'南湖藏书楼'遒劲大字红光熠熠,由沈鹏先生亲笔题写。楼主说,题额者还有王蒙、王朝闻、李锐、徐中玉等40多位名家,小楼声名远播。东边围墙立有青石碑刻:《南湖藏书楼记》。燕园龙协涛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先生此前到过旧藏书楼,新楼落架,他又专程赶赴岳阳,分两天,与楼主步行环游南湖南北水岸,细细品味湖光山色,深感楼主乃真书癖书痴也:'读书难,藏书亦难,藏书楼建而迁、迁而再建、矢志不移者尤难……'将藏书楼与南湖、洞庭古今妙趣娓娓道来,龙记后由《人民政协报》刊发,《新华文摘》转载,一时纸贵,楼以文显。这倒应了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中所说,山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怪不得人称'巴陵添胜状',绝非虚妄之言。"上述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南湖藏书楼的大致情况。

 

我在这里要略作说明的是,南湖藏书楼自从2010年3月21日举行揭牌仪式以来,得到了各方面朋友的关注和关心。现在的南湖藏书楼实际上发挥了四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是,藏书。南湖藏书楼现有藏书约四万册,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南湖藏书楼的藏书中有南京大学出版社赠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1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赠送的《共和国作家文库》80部、我自己购买和朋友赠送的《鲁迅全集》的四种版本(其中有一种书名为《鲁迅大全集》)等等。南湖藏书楼设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为"题签本珍藏室"(室门有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书法家杨辛题书的"墨缘书香"),专门收藏著者的题签本;二为"北大版典藏室"(室门有杨辛题书的"燕园翰墨"),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赠送的和我自己购买的)。二是,读书。南湖藏书楼不但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及我们全家人读书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地方。三是,谈书。台湾学者高希均在《阅读救自己》(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中提出了他的"新读书主义"理念,他在该书中写道:"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我以为,高希均"新读书主义"理念中所说的"工作再忙也要谈书"(说明"谈书"也是读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句在今天的社会境况下尤为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看到,今天不少人常谈的话题很多是或谈升官、或谈发财、或谈麻将、或谈迷信。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要特别提倡"谈书"。南湖藏书楼时常成为朋友们"谈书"的地方。著名学者李书磊、黄颂杰、高建平、麻天祥、罗成琰、吴岳添、萧东发、熊元义、杨荣祥、郭世佑、周发源、赵炎秋、季水河、王建民、黄维樑、方铭、马建辉、熊元义,著名作家何建明、刘醒龙、阎真、熊育群、刘恪、彭见明、何立伟、柳忠秧,著名编辑家李舫、袁玉立、吕晓刚、田卫平、王建平、杨海文,文友许亚、刘云、徐新启、王俏、彭东明等等都曾来南湖藏书楼做客谈书,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到南湖藏书楼谈书后,曾撰写长篇散文《万卷藏书皆自得--参观南湖藏书楼》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我的老师李凌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副教授柳春蕊、企业家陆镇林等更是多次来南湖藏书楼聊天谈书,柳春蕊到南湖藏书楼不仅多次题联、题诗、题词,而且写作了颇有影响的散文《南湖楼外的因缘》。四是,研讨。自2010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学术界、文学界的朋友先后到南湖藏书楼举行了二十多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7月13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此后从2011年至2013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又相继以"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南湖藏书楼里谈著书"、"经典阅读的意义与方法"为主题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此后,郑欣淼、张耀铭、田敬诚、李剑鸣、程郁缀、王一川、刘曙光、龙协涛、姚申、王先霈、李元洛、魏长宝、刘克邦、夏义生、汤建军、李凌烟、陈旭光、王双龙、张光芒、宋剑华、毕光明、左健、薛志红等众多学者朋友和《学术界》、《湖南社会科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学术单位的朋友都到南湖藏书楼举行(参加)小型专题研讨会。(我在这里要特别补充提到的是,2013年6月18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台湾华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效宇、《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主编宋悦等同仁的陪同下,在南湖藏书楼举行了"读书与生活"座谈会。)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两点:其一,南湖藏书楼建成后,有许多学界、文界的师友陆续题诗(或题联、题词),有的是到达藏书楼后题书,有的是题书好后邮寄给我,对此我写作了一篇散文《学人乐题南湖藏书楼》发表于《光明日报》2011年3月17日。其二,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儿子余晶共同编辑了图文并茂的《南湖藏书楼》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反响不错。

 

最后,我要转送两副对联和各位共勉,一副是:"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这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姚文田的书房联。另一副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

 

 

 

(本文为作者2013年4月25日在湖南理工学院第八届大学生读书节专题演讲的录音整理稿,向江等帮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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