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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16—20世纪国际贸易、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5年07月13日

2015年4月11—13日,全球经济史国际会议“16—20世纪国际贸易、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召开,大会工作语言为英语。滨下武志、王国斌(Roy Bin Wong)、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等著名汉学家,和Joseph Inikiri, Federico Romero, Yun-Casalilla等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来自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墨西哥等国的18位外国学者和30余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38篇英语论文,有37名参会学者宣读了论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万志英教授和西班牙巴布罗德奥拉维戴大学历史系Yun-Casalilla教授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论文,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张丽教授在闭幕式上宣读了论文。《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高超群教授做了主旨发言。

 

会议还进行了八个题目的分组讨论,分别为“市场与经济增长”“海上贸易与网络”“金融与货币”“全球经济史研究的资源与方法”“商人、海盗与海上贸易”“社会与社会制度”“商品贸易与城镇发展”“社会演变与技术变化”。

 

此次会议以“国际贸易、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为大会主题,在这一主题范围下,会议论文所涵盖的研究问题范围颇广,有些问题正是当今国际经济史学界广为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

一、关于大分流问题的讨论

 

“大分流”是当前国际经济史学界中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此次会议中,几位学者的论文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王国斌教授指出大分流对理解中国经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挑战,但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这种联系。20世纪晚期关于“为什么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解释非常宽泛,涉及地理、生产技术、社会结构、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等。这些解释是描述性的,无法量化说明哪种叙述更能解释现实。王国斌教授认为彭慕兰强调美洲殖民和煤矿的位置对英格兰工业化的重要性;其分析有两大贡献:一是选择了可比较的空间做比较经济史分析,二是强调经验分析和数量比较而非描述性分析。彭慕兰之后,劳动生产率差异、工资差别被证明不足以解释大分流,学者们认为与印度纺织业的竞争以及进口替代才是引起大分流的关键原因。但中国与英荷工资的差别引起学者思考,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前工资出现了大分流?这又促使学者思考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商业资本主义是如何被工业资本主义取代的。关于中国工业化,王国斌教授梳理了晚清至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历程,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实践与自上而下的努力,并从晚清乡镇和城市工业中获得了益处。中国的工业化历程表明,政府在经济变化面前采取的正确政策和发展方式能够为经济发展构造美好未来。

 

 张丽教授在闭幕式上的大会发言也是围绕着大分流的问题展开的。她指出全球化不是国际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它的核心内容是国际劳动分工。张丽教授认为大分流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全球化所创造的全球市场、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及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并依靠国际贸易所完成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是大分流得以产生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张丽教授指出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会带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进而导致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当市场扩张速度是产业凭借简单生产规模扩大(靠增加劳动投入)远远不能追上的速度时,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但不会发生,边际收益反而会急剧上升,从而促进生产组织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创新和变革。这一点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中心产业,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急剧扩张的海外市场是英国棉纺织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东欧的粮食进口,美国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进口,以及印度的棉花进口等,是英国可以大搞圈地运动,全力发展棉纺织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而美国、印度、西非等棉纺织品消费市场的保障也是英国棉纺织工业可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英国棉纺织品与美国棉花的贸易交换中,英国棉纺织工人一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换取美国棉花农场上黑奴多个小时的劳动,在这种不平等交换中英国显然占有优势地位。正是国际市场,国际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使英国得以完成工业革命,也使后来努力占据国际劳动分工体系高端的国家得以越来越发达富有,导致了西方的崛起和大分流的产生。与英国和西北欧国家相比,17—19世纪中国制造业的需求市场则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有日本、欧洲、美洲大陆在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对中国制造品需求的增加,但与16—19世纪初时英国和西北欧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呈现的主要是“斯密型增长”。

 

Inikori教授在“市场与经济增长”分组讨论会上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大西洋贸易和技术发展”的报告也对市场与大分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Inikori教授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并不必然与人均收入增长同时发生。在短期的某个时刻,当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出现时,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可能会停滞,甚至减少。英格兰的经验便展示了这种现象。当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小范围地集中发生在个别落后地区时,尽管该地区的结构转型和技术发展与人均收入增长同时发生,但由于其他地区的暗淡表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并未发生。在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对人均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扩展到全国之前,国家层面的数据不会有亮点。因此,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并不能有效说明导致工业革命新技术产生的原因,必须将目光聚焦于微观区域层面。欧洲的崛起与大西洋贸易存在密切联系,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传遍整个欧洲,甚至对英格兰各州县的影响也不是均衡的。通过对英格兰各州县经济表现的对比分析发现,巨大的利益最初主要流向英格兰的一小部分地区。兰开夏郡和西赖丁利用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俘获了与其区域规模不成比例的大西洋市场份额,在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的指导下,规模庞大的海外市场有力地推动了技术发展,最终完成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同时,Inikori教授提出,15世纪和16世纪晚期欧洲的贸易扩张没有引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缺乏足够的市场和经济机会;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同时发生在欧洲几个国家(特别是与英国拥有相同制度轨迹的荷兰),是因为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并没有在参与国之间均衡分配;长江三角洲与东安格利亚结局相似,是因为二者都失去了重要的市场,兰开夏郡和西赖丁没有经历长江三角洲那样的结局,是因为其获得了足够的市场。

 

另外,在“市场与经济增长”讨论组上发言的其他几位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大分流问题。夏明方教授在他的“亚当·斯密在哪儿?环境史中的中国乡村经济”的论文中提出,强调社会分工(不同经济部门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工)的斯密理论不能解释以农工结合为主要形态的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当前中国因践行社会分工,嵌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赢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成本,而在大分流中落败于斯密社会分工模式的、一度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农工结合的小农经济,在未来也许是能让中国摆脱环境困境的可行路径。南开大学经研所的关永强副教授在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视角下的斯密增长理论回顾”的论文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主要是斯密型动力或市场推动的结果,其与西方勤勉革命没有明显差别;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存在内卷化现象,但主要是市场波动而非人口压力的结果;近代乡村工业中有很多劳动密集型技术,但中国的工业化却不仅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

 

二、历史上的海洋贸易

 

“一带一路”是近来国内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次会议中不少学者都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特别是有关亚洲海洋贸易中的贸易港口、贸易网络、海商和海盗等问题。滨下武志教授在闭幕式上讨论了“15—18世纪的亚洲海上丝绸之路与贸易港口城市”,从整体和联系的视角探讨了15—18世纪亚洲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港口城市之间的互动及其本质。滨下武志教授认为如果仅将海上丝绸之路看作东西方贸易、交流和文化联结的路径,会错失亚洲各海域的区域功能和历史特征。从中世纪开始,大量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出现在亚洲海域,并根据亚洲海域的整体变化调整自身在各自海域中的角色。每个海域都分享和影响各自在区域节点和网络中的变化,一个区域也是另一个区域的塑造者。滨下武志教授还着重探讨了琉球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中的交流网络作用。他用商品链、贸易网络、移民、文化区域、文化圈将各个区域联结起来,发现亚洲丝绸之路同时是大陆世界和海洋世界的桥梁与纽带,通过有等级地分享资源和必需品,各个地区相互联结形成一个有效整合、运行良好的整体。

 

李庆新研究员对“17、18世纪东亚海域的海洋势力、贸易网络和港口体系”进行了探讨,将当时东亚海洋变局置于大航海时代东亚历史变迁与早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中国人民大学Agnes Kneitz博士就“全球洋流对全球导航的影响”的发言则探讨了海洋科学发展对全球导航和海洋贸易的影响。夏继果教授提出新海洋史研究的三个特点:(1)研究视角从大陆中心转变为海洋中心,(2)将海洋视为互动网络而非单纯的贸易路径,(3)将当代海洋视为长期存在的海洋网络的一部分。

 

Antony Robert教授作了关于“1550—1850期间北部湾的贸易、走私、海上抢劫与战争”的发言,提出海上抢劫是北部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特征;地方政权如越南的阮家,以及随后的安南西山政权,还有台湾的郑氏集团,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海盗行为,并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在政治斗争中赢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手段。在无秩序、不确定的条件下,贸易、走私和海上抢劫没有什么区别。河北大学的王涛副教授指出郑芝龙个人的命运是中国海商命运的缩影:由于得不到来自中央政权的支持,海商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败了;中国也成为一个只有商品出口,但却没有海上力量的国家,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登州博物馆的汪义正研究员指出嘉靖政府1559年对中国海商王直的杀害,使葡萄牙海商得以趁虚而入,把澳门充当对日贸易基地,进而取代了之前的王直海商集团,一跃而成为中日贸易的主宰,这就是日本南蛮贸易的开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Sousa Lucio副教授对全球化早期出现在亚洲海洋贸易中的犹太商人进行了研究,并以一支出现在巴西和中国的犹太商人家族为例,探讨了他们的海洋贸易生涯和社会经济网络。

 

三、美洲白银和明清中国财政问题

 

美洲白银对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万志英教授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万志英教授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探讨了19世纪上半叶中国道光萧条(1820—1850)与白银外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很多学者认为白银外流是道光萧条的原因,但中国的白银外流始于19世纪20年代晚期,铜币的明显贬值始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而此时道光萧条其实已经发生了。因此,白银外流并不是引起道光萧条的原因,经济不幸的根源不应归罪于对外贸易等外部因素。18世纪晚期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出现倒退,乡村工业的发展牺牲了江南等核心区域工业的利益——后者生产的产品质量更高但价格更贵,导致其国内市场严重萎缩。这种国内其他地区对江南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阻碍了区际贸易,加剧了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深化,以及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的乡村化。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也探讨了大量白银流入对明朝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认为明朝中国在中西贸易上的入超以及西方的黄金套利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为中国建立白银货币系统带来了国际契机。

 

除了美洲白银外,一些学者对贸易中的金融问题也作了探讨。山西大学成艳萍教授探讨了清朝恰克图贸易的繁荣与山西票号之间的关系,指出商品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山西票号的规模,而山西票号对商品贸易的发展则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袁为鹏副研究员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1798—1850)为例,分析了中式会计的重点、主要功能和存在问题,指出中式会计能满足生意的基本需求,但只发展了单式簿记,看不到复式记账的任何痕迹。

 

四、知识和技术传播与经济增长

 

贸易、移民、战争以及征服从来都是知识和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球化历史中的知识和技术传播。Yun-Casalilla教授在开幕式上的大会发言探讨了“黑色传奇”(Black Legend)时代西班牙帝国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网络在技术和科技知识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指出承载技术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为理解技术和权力之间、以及全球化和帝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便利。16世纪的西班牙是欧洲的中心;知识、蕴含挑衅思想的商品、技术和技工、建造师和工程师、导航员和水手、精通战争技术的军人、医生及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区域间流动编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承载技术传播的社会网络。随着卡斯蒂利亚成为西班牙全球帝国的中心,这个网络变得越来越稠密,并在海外扩张的推动下由跨国网络成长为跨大西洋网络。该社会网络是知识、技术的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最有效率的走廊。技术是帝国征服和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帝国的敌人提供了反抗帝国的资源,增加了殖民地自治以及与统治者进行政治协商的可能性。西班牙帝国是16世纪推动全球化最有实力的代表,但技术的全球化本身弱化了帝国的力量。因此,不能只强调技术作为帝国统治的工具。全球化和帝国统治相互联系,但并不总是作用在同一个方向。最后,Yun-Casalilla教授指出,为了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不能只关注由王权创造的正式制度,也要关注知识和技术传播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网络。

 

Colin Mackerras教授在他的论文中也探讨了科技发明的传播以及其对全球历史发展的影响。Mackerras教授指出欧洲在16—19世纪开始在各方面领先中国,其科学发明包括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催生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使欧洲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体系,并能够对于落后的近代中国施加屈辱。颜色副教授则把传教与社会和技术的进步联系起来,认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教活动对长期经济增长、教育和医疗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突然的制度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由于从历史上获得了人力资本和积极的价值观。

 

五、其它问题

 

除了大分流、海洋贸易、美洲白银和知识技术传播等几大问题外,与会学者还对许多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管汉晖副教授认为均田制的实施使贵族阶层不得不与通过考试从百姓中选出来的精英分享政治权力,因而均田制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科举制度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制度及其演化,而非政治制度决定长期的经济发展;只有当经济因素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时,政治制度的改变才更有可能。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董保民副教授则探讨了甲午战争赔偿对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甲午战争赔偿导致中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国白银流入,严重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能力。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Uebele Martin副教授讨论了“1823年中国洪灾救援的力度与举措”。山西大学王斐以1834年山西泽州干旱为例,论了清政府的救灾行为。

 

武汉大学刁莉副教授分析了鸦片战争后汉口茶叶的对俄贸易与市场状况。Wallis Patrick对16—18世纪全球贸易增长与同时发生的欧洲商业医疗兴起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考察,指出欧洲的消费革命不仅涉及到产品,还涉及到服务;全球贸易的增长在供给端和消费端均促进了欧洲商业医疗的发展。山西大学的卫宇博士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中美茶叶贸易中的假茶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建波教授探讨了卜凯的土地改革思想。张丽教授对北宋、南宋、明、清时期的中国生丝产量进行了估算,认为明中叶前的中国生丝产量远大于明中叶之后,而且认为即使是在明中叶至19世纪中叶之间,江南的丝织产量也不足以代表中国。

 

会议还专门就当今全球史研究的方法与动态展开了讨论。墨西哥大学(El Colegio de México)的Hausberger Bernt教授作了关于“从电影中的墨西哥革命看国家历史的全球化”的发言。Pérez García副教授分析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全球史研究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的Pickus David教授从教育学的视角分析世界史和世界秩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赵学军研究员则对经济史研究中田野调查与数据的使用和价值进行了分析,特别是以无锡、保定1929—1998年的几次调查为例,分析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数据资料的收集,以及资料的价值和使用。

 

会议中,与会学者与大家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现了当今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前沿问题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和方法能在经济史学界的研究中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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