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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元裕:中日战争爆发与天津的日本居留民

作者: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4年10月20日

前言

 

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本土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直接的战场。而中国,不仅沦陷区与其周边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关于中日战争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中国为视角和以日本为视角两大领域。以中国为视角的中日战争研究一直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为中心。虽然也有从中国国民角度进行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人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分析。对那些无逃身之所而留在沦陷区的普通百姓和在“后方”被发动起来,支持抗日战争的普通群众的研究还不充分。①

 

在以日本为视角的中日战争研究中,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实证研究,例如劝降汪精卫、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等专题有一定的积累。其中一些研究将视角放在国民而非国家,对国防妇人会、在乡军人会等日本国内的国民动员进行了考察。②但是,这都是对日本国内情况的分析。中日战争爆发后,除被派往中国的日本士兵以外,一些从事军火生意的御用商人和企图利用战争大赚一笔的日本人也来到了中国。当战争告一段落,日军开始在沦陷区实施占领政策以后,许多谋求经济利益的日本企业也蜂拥而至。③不仅日本国内,还有一些当时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甚至“满洲国”的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籍人也纷纷前往沦陷区。但是对这些在中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的日本人,除了满洲移民和出征中国的士兵以外,研究成果乏善可陈。④

 

因此,本文聚焦中日战争爆发前就居住在华北的日本人,尤其是天津的日本居留民,希望通过对他们如何面对战争以及如何被动员等问题的研究,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考察中日战争。作者认为华北是日军以及日本居留民的前线,但同时那里也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日本本国的“后方”。

 

一、中日战争的爆发与日本居留民的保护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以此为契机,第二天8日早晨,日本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开始攻击中国军队。早在1936年4月,该驻屯军对外宣称人数“激增”的日本居留民受到华北共军的威胁,而北平、天津的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策动引发的不安”正在扩大,随之以保护本国居留民为名,把编制由原来的1771名猛增3倍,扩大至5774名。⑤

 

7月11日,日本驻北平的驻屯军和中国第二十九军之间达成停战协议,事件看似会趋于区域性解决。但日本近卫文磨内阁却在同一天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日本国内的3个师团以及关东军和朝鲜军派向华北,并向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下达出动命令。同日傍晚,关东军坂口飞行大队到达天津机场。⑥16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位于北平东北部的密云集结;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的主力于20日前分别在北平东北方向的高丽营和天津集合完毕;第二十师团的主力也在19日前到达了天津。⑦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宣布派兵的理由。在11日决定向华北派兵的内阁会议上,广田弘毅外务大臣附加了这样的保留条件:“虽决定派兵,但仅限于保护日本居留民和人数较少的华北驻屯军的安全自卫等必要情况下才实施动员”。⑧而一贯主张优先备战苏联,对与中国的战争持不扩大立场的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基于保护滞留华北的日本居留民这一理由同意出兵。⑨也就是说,与增加支那驻屯军一样,保护日本居留民成了日本向华北派兵的理由。

 

卢沟桥事件爆发时,原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病重,并于7月16日去世。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被任命为他的继任。由于天气不佳,原本11日就接受任命的香月在北平停留一天后于12日抵达天津。⑩

 

支那驻屯军考虑到和中方交涉决裂的情况,于7月15日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报告给中央。(11)该计划提出,作战行动开始时,首先“将北平城外的敌人扫荡至永定河以西”,对于在北平的日本居留民保护则要“力求万无一失”。(12)另外,天津的警备任务最初由支那驻屯步兵旅团的大约一个大队担任,第二十师团到达之后,由此步兵一联队承担预备任务。(13)

 

7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天津访问了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并“道歉”。19日,第二十九军和日本支那驻屯军之间签署了停战实施细则(14),中日两军的冲突看似已被制止。但25日,在位于平、津之间的廊坊,两军又发生冲突,日本参谋本部随即命令对中国军队实施武力攻击。26日,当北平又发生广安门事件以后,支那驻屯军决定27日正午开始对中国军队实施攻击。近卫内阁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启动此前暂停的日本国内3个师团的动员。同时命令支那驻屯军进攻北平、天津的中国军队,并在取胜后确保当地的稳定。(15)28日清晨日本支那驻屯军对第二十九军发动总攻,并于当天占领了北平周围南苑和西苑等地的中国兵营。北平城内则因中国军队已撤退得以免遭战火。至29日北平、天津以及永定河左岸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16)

 

二、天津的日本居留民与居留民团的活动

 

中日战争爆发前,天津的日本人数为9373名,朝鲜人1962名,台湾籍人74名,总计11409名。(17)其特征是日本人从1936年开始剧增,而朝鲜人则是从1934年开始增加,到1936年与日本人一样出现剧增。当然,这与该时期的冀东秘密贸易有很大关系。

 

 

1937年7月中旬之后,天津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带领80余名民团干部引导日本居留民(18),主要负责接待到达天津的日本部队,为他们提供住宿并进行慰问。另外也负责递送邮件包裹、购买和发放食物、登记慰问金和慰问品等工作。(19)这些工作动员了包括当时的共益会(20)、在乡军人会、国防妇女会、爱国妇女会和其他的妇女组织、宗教组织、街道组织、青年学校、商业学校以及女子学校的学生们。天津的日本租界因其经历过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1931年带走末代皇帝溥仪的天津事件,所以曾经历战火。(21)中日战争开始以后,这里即成为华北地区的日本前线基地,同时也担负着“后方”的职责。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的7月8日晚10点,天津日租界紧急征集领事馆警察,以和久井署长为总指挥官,将全部人员编为4个小队11个分队,担任警备、警戒工作。不只是站岗巡逻,也对路人进行检查盘问,对可疑人员进行搜查,此外还有便衣警察对外国租界、中国街区进行监视和情报搜集。(22)

 

11日之后,武装警察编成4个分队与驻军一起担任租界内的警戒。12日下午3点,在日本租界芙蓉街西侧的中日分界线巡逻的警察分队遭到了来自西面约200米中国人居住区的狙击,详情不明,但是此次事件并没有扩大。(23)

 

由于北平中日两军冲突,天津海光寺的支那驻屯军第二联队除留下由小笠原步兵大尉指挥的一个中队外,全体出动北上。租界的警备力量由此变得很薄弱,为此,7月12日小笠原第六中队长被任命为租界警备队长,小笠原警备队要求领事馆警察协助租界边界以及工厂区域的警备工作。如上所述,领事馆警察在8日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警备工作。领事馆警察以川岛警长作为警备队队长,组成由第一至第三小队以及预备队所构成的武装警察队,对租界边界以及发电厂、工厂等地进行了巡逻站岗,并承担了收容租界外日本居留民进入租界以及情报收集等工作。(24)

 

7月12日,日本派遣军到达被称为天津门户的东站。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即开始引领他们进入营地,并为其倒茶、分发香烟和奶糖,同时也为他们介绍物资购置场所。(25)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为部队供给伙食,尽管已委托给租界内的食堂饭馆,但由于来自租界外的难民也住宿在这些店里,导致无法正常供给,所以根据兵站部的命令,伙食供给最后也由居留民团的供给员负责。为此,由国防妇女会牵头,许多女学生以及街道会的女志愿者被动员起来。另外,士兵宿营地的准备、军用马匹的拴马场地设置、水的配给和介绍防卫及阵地构建物料的卖主等工程相关事务也由居留民团办理。(26)

 

天津总领馆于7月13日接到了外相“关于滞留支那各地居留民的撤退事宜,应依据各地领事的形势判断来适当执行”的训令。总领馆在与支那驻屯军协商之后,做出对天津“12000名日本居留民进行就地保护”的决定。(27)北平也跟天津一样采取了就地保护居留民政策。(28)反观当时华北日本居留民最多的青岛,却因为日本政府认为上海战况恶化而决定向上海派兵,以致难以保护在青岛的日本权益和居留民的生命财产,最终没有采取就地保护措施,而是采取了强制撤离的做法。这一点在下文将论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留民团协同支那驻屯军、天津总领馆、领事馆警察署以及在乡军人会分会、共益会等各方代表在7月13日以后,召开租界警备联络委员会议达十几次,就“防空用警报铃”、“租界外滞留居留民的避难措施”等租界警备问题进行了磋商,决定采取以下3点措施。

 

(1)招募隶属于军司令官的义勇队,令其协助租界的警备(关于义勇队,容后细述)。

 

(2)多次召集街道会代表,就空袭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处置方法、紧急情况下的自警团组建、滞留在租界外的避难居留民收容事宜等作出指示或进行协商。

 

(3)召集远离租界地区的工厂、公司等代表,就紧急情况下的自卫以及避难等问题进行协商。(29)

 

14日,大江晃警察部长向领事馆警察官下达了指示:“警备上原则执行目前的就地保护方案”;对于日本居留民,要“注意日本居留民中不良分子、危险人物的活动”;“密切保持与军方、居留民会、在乡军人会、义勇队的联系,做好日本居留民的避难准备。但要采取措施,不使本计划表面化,以免无谓地刺激民心”;“在出现需要撤退难民的情况时,应服从所属领事馆长官的指挥,采取适当措施。但位置较远的各分署、派遣所无法受其指挥时,警察应在撤离日本居留民之后自行撤离”。(30)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居留民既是受保护的对象,同时也是被监视的对象,尤其是那些“不良分子”和“危险人物”。此外,“就地保护”还要求尽量采取措施“避免无谓地刺激民心”。在这一要求下,7月20日,总领馆在警察部设立报刊检查官,目的是“统制言论”,可以说这是跟日本居留民就地保护政策有关的措施。(31)

 

三、义勇队的召集与在天津的战事

 

如上所述,由于支那驻屯军的大部分被调配到了卢沟桥方面,天津的防备则由留守驻扎的小部队即小笠原警备队和领事馆武装警察队担任。(32)而在就地保护政策的要求下,租界警备联络委员会经协商后决定召集义勇队,协助他们警备。所谓的义勇队正式应称为“天津日本义勇队”,于1927年组建。天津与上海不同,没有召集在乡军人担负租界警备的规定,因而义勇队是作为居留民团的一个组织组建的。义勇队的主力是在乡军人,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首次活动,之后在1931年的天津事件中有过租界警备的经历。(33)1937年7月17日,40名义勇队员被召集组成警备甲班第一小队。19日,他们被编为驻屯军司令官属下部队,配属小笠原警备队。最初的任务是负责租界内的巡查警备和三岛街陆军仓库的警备。组建仪式于22日在民团公会堂举行,但由于事态趋于平稳,第二天即23日全员在家待命。(34)

 

居留民团不仅要协助增派的军队,也必须帮助来自其他地区避难的日本居留民。7月23日、25日,来自张家口的大约100名避难居留民到达天津后,居留民团一方面安排他们前往妙法寺,同时还对他们的归国事宜进行了斡旋。(35)国防妇女会则应陆军医院的要求,于17日开始展开护理工作,24日起,开始承担收容在共立学堂的战斗伤员的病房护理工作。(36)许多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的学生也被动员参与到护理伤员的工作中。(37)

 

7月25日,为平息事态,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向支那驻屯军以及天津总领馆提出会面要求。当时李表示,中国方面有意答应解除天津保安队以及公安局人员武装,并向日方“表明绝对服从的态度,等候宋哲元的训令,以图妥善处理”。(38)但当日,宋哲元与日方交涉未果返回北平。同一天,由“满洲国”派遣来的警察队援兵13人到达天津,参与警备工作。(39)

 

7月26日,廊坊事件传到天津之后,生活在中国街区以及各特别区的日本居留民变得“白天都无法外出”。当天下午2点,领事馆警察与驻屯军磋商后,指挥居留民团和朝鲜人会收容租界以外的日本居留民撤到日租界内。(40)领事馆警察在岗哨位置以及各分署前堆起沙袋,并关闭了日租界和中国街区间的铁门。(41)义勇队再次加入到租界的警备工作中,紧张感加剧。(42)

 

7月28日,中国方面的报纸报道说中国军队在前线打败了日本军队。住在法租界的中国人为此感到“狂喜不已”,他们鸣放鞭炮,悬挂中国国旗,举行了“庆祝胜利的示威活动”。在中国街区站岗的中国巡警开始携带手枪,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日本方面觉察到中国“将发生抗日挑战行为”,也加强了租界的警备。(43)

 

7月29日凌晨2点,天津领事馆警察第一分署的佐藤第一小队向总署汇报称:在中国街第五区北宁公园附近,步枪、机关枪枪声频起,好像进入交战状态。中方界内有迫击炮、机关枪向日本租界开火。(44)天津战事由此拉开帷幕。

 

天津的日本租界,隔着白河的北侧是意大利租界,东临法国租界,南侧是法国越境管辖地,西侧与被称作第一区的中国街相邻。沿白河的西北方向有有轨电车从中国街的东马路通往日本租界,并经过法国租界。面向八里台道路西南部的海光寺有支那驻屯军驻扎。领事馆警察第一分署位于租界西北部的旭街,第二分署位于租界南部的淡路街,第三分署位于法国租界北侧的天津东站,总署则位于租界中央偏北位置。中国第三十八师、保安队、警察大队等大约5000兵力向日军占领的天津总站、东站、东机器局、机场、日军司令部、日本租界等发起了进攻。(45)

 

东站是日军的兵站仓库所在地,因而成为中方集中攻击的目标。而日本居留民团为了接待到达天津的日军部队在东站设有办事处。在29日爆发的战斗中,6名民团干部队卷入其中。他们在东站宪兵停车场司令部的指挥下加入战斗,协助搬运弹药,制作沙袋。在凌晨4点半的交战中由于需要与日本租界方面进行联系,其中一名叫安田菊次的民团干部充当了传令员。(46)

 

义勇队也被紧急召集,在已成立的警备班甲第一小队的基础上,于30日新成立了警备班甲第二、第三小队、警备班乙第一、第二小队、补给班、救护班和特别班等,人员总数达到570余名。随着29日天津战事的开始,警备班甲第一小队开始负责旭街北端到福岛街军队医院区域的中日边界线的警备任务。30日之后,第二、第三小队也加入了对中国街的扫荡进攻。另一方面,警备班乙第一、第二小队继续从事制作、搬运沙袋,以及在三井洋行前进行的架桥作业。从31日开始,救护班把从一线运过来的700余名受伤士兵收容在共立学堂,同时协助将伤员送往锦州。(47)

 

此次义勇队行动中备受关注的是其中的特别班。居留民团要求朝鲜人会中的150余名入队,在动员时宣称:“现在帝国处于非常时期,不宜袖手旁观,应当协助义勇队援助军方行动,尽同胞之责,结日朝和美之实。”经民团长臼井忠三与义勇队队长田村俊次协商,成立了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特别班。这在民团年度报告里有所记述。(48)但是,领事馆警察的记录里却是“挑选滞留朝鲜人168名编入义勇队”(49),暗示朝鲜人并非自愿加入,而很可能是被“挑选”进入义勇队的。另外,特别班原本只负责“停车场的日常杂务工作”,但实际上却“屡屡进入危险区域活动”,造成29日当天就有1名朝鲜人特别班成员战死东站,成为此次战斗中唯一死去的日本居留民。(50)除此以外,当天还有3名朝鲜人在旭街负伤。(51)

 

29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学生的动员。当时在天津的日本商业学校里有227名在籍学生,在卢沟桥事变后就已经在驻屯军通信班帮忙,还协助监护日军仓库本部、市内仓库军需品的运输。29日,在武器部负责搬运弹药的6名学生还与士兵一起参加了防御战斗。(52)

 

天津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司令官香月为了弥补兵力不足,不惜让飞行队实施空袭计划。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认为“天津情况特殊不可空袭”,竭力进行劝阻。但香月“叫来了航空主任参谋塚田中佐,对天津市区地图上的敌军占领地做了红色标注,提醒对外国租界无关区域不要狂轰滥炸,并下令航空兵团司令德川[好敏]中将实施轰炸”。(53)紧接着,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也以1932年上海事变中轰炸事件引发重大外交问题为例,反对空袭,提出“考虑外国租界的关系,肯请务必停止对天津实施轰炸”。但香月拒绝了堀内的请求,解释说:“命令轰炸的目标只限于敌现占领地以及建筑物,并非肆意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特别是对于外国租界以及属于其权益内的东西一概非我方轰炸之目标,望就此能对外国方面加以说明”。(54)在此情况下,15架陆军航空部队的轰炸机对天津市政府、警察局、南开大学、东站等地从29日下午2点15分开始到6点进行了轰炸。(55)当时的情形,在《外务省警察史》中有所记述,称“由租界通往支那街的道路上,人员马匹交通断绝,变成死街一条,极为凄惨”。(56)

 

四、战事的结束与日本居留民的“后方”

 

7月29日下午,天津领总馆得到消息称,聚集在天津市郊外特别第一区公大纱厂第六厂的公大纱厂、上海纺织、大仓土木等企业的大约500名之中大部分的日本居留民会受到大约1000名中国保安队的袭击。为了保护这些日本居留民,少量日军奉命驻扎公大纱厂。总领馆人员亲赴特别第一区警察局,提出对这些日本居留民实施保护性撤离,并协同领事馆警察以及义勇队队员于晚10点半左右,用10辆卡车将他们撤离到了日本租界以内。只有特别第三区原俄国租界内的日本居留民,当天由于交通、通信中断未能实现撤离。(57)

 

第二天即30日,集结在特别第三区的裕丰纺织天津厂以及天津纺织(原裕大)的日本居留民中的天津纺织全体人员约100名乘坐小型汽船渡过白河,在法国租界上岸后,进入日本租界避难。由于从下午3点左右起,增援部队对保安队开始进行扫荡,裕丰纺织的约500名人员以及其他分散在各处的约50名人员暂缓撤离,滞留原地。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据说也有一些日本居留民自行撤离。位于总站附近的公大纱厂第七厂由于其所处位置的关系,虽然联络中断,但也有增援部队被派往保护。(58)

 

受到日军空袭后,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之后除有零星战斗发生之外,大规模的战斗结束。日军与领事馆警察直至31日都在各处“扫荡残敌”。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日本军队的损失为:战死127名、受伤348名,共计475名。(59)另一方面,据中国方面的推算,中国军队战死官兵人数约2000名,难民达到10万名以上,天津市区横尸遍地。(60)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访问北平之前曾到访天津,他对8月2日天津的情形做了如下描述:

 

到达天津站时,已是下午1点,车站前既无人力车更无汽车,加之电信不通,没有任何人前来迎接。而且下榻的旅社好像并没有接到我从神户发出的电报。车站附近便衣队的尸体无人处理,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任其腐烂,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关东大地震。(61)

 

车站前的房屋皆被炸弹悉数毁坏,只留下残垣断壁,得以残存的建筑上机关枪的弹痕累累,惨烈之甚,令人侧目。(62)

 

另就中国难民,山本做了如下描写:

 

天津的情形让人觉得“只要有钱就行”。有钱人悠闲地生活在法国租界躲避战祸,而下层人则带着被褥、席子,生活在露天,下起雨来苦不堪言。因而中国人特别讨厌下雨。我们从天津第二日本小学的屋顶远眺南开大学新的废墟时,小学和中学的中间地段人山人海,他们都是中国街中产阶层以下的避难者。不论是毒辣太阳炙烤,还是下雨,他们都呆站在那里避难。不由地叫人心酸。(63)

 

此外,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通州,冀东政府保安队于29日发动叛乱,引发了223名日本军人和日本居留民(日本人117名、朝鲜人106名)被杀害的通州事件。(64)这是“就地保护政策”产生的悲剧之一。

 

上面介绍了成为战场变为前线的天津以及日本居留民在支持前线方面所发挥的“后方”作用。下面再看一下战争结束后成为日本居留民“后方”的天津。义勇队因事态告一段落,于8月7日解散。(65)日本居留民开始了“战后”在“后方”的生活。

 

首先来看慰问活动。在7月29日以来的战斗告一段落后,日本居留民为通州遇难者举行了捐款活动,并去当地进行了慰问。同时还向驻扎天津、通州、丰台的日军,各地医院的伤兵赠送香烟、杂志、点心等,向医院赠送了留声机、唱片。另外,受军方的委托,以街道会为首,国防妇人会和女学生被动员起来,制作慰问袋。日本居留民也对天津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进行了救济,天津水曜会(星期三会)的有志之士及其他人士筹集的“华人穷人救济捐款”7600美元和400日元通过臼井民团长于9月6日亲手交给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的高凌霨委员长。而经办的给陆海军的慰问金总额多达14766.24日元和16747.04美元。(66)

 

其次为物资配给和对策。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由于运输工具被用于军事,天津食品及其他物资极端匮乏,进而导致物价高涨。这不仅威胁到了日本居留民,也威胁到了住在租界内外的中国人的生活。于是,以天津总领事为中心,总领馆、驻屯军、居留民团、共益会、主要商社的代表汇聚一处,从8月1日到10月27日先后召开了5次物资对策委员会,对主要食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买入、运输、配给等问题进行了协商。(67)

 

关于居留民的食品问题,物资对策委员会委托居留民团实施配给。居留民团通过满洲铁路商工课委托国际运输公司,从大连购进大米、豆酱、酱油。居留民团按实际价格直接出售。配给时,通过街道会等将主要食物送到居留民手上。10月21日以后,指定相良洋行、大连酱油公司、永田洋行、岛喜洋行、瑞喜洋行、五福号等6家零售商,按法定价格出售。另外,虽然具体情况不明,但除了日本居留民之外也向中国人出售了从大连购买的面粉。(68)

 

由于中日冲突,此前由中国人从事的邮政、保洁工作完全停止。7月29日开战后,中国方面的邮局中断了业务,导致寄给日本居留民的邮件无法收发。为此,驻屯军在旭街邮局的原址设立了临时野战邮局,居留民团和共益会承担了投递业务。实际上,商业学校的学生、街道会委员都被动员起来参与配送工作,租界内20个地方设置了邮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1月25日军用邮局设立。

 

由于做保洁的“苦力”29日后逃走,加之交通受阻,货车被征用于战争,保洁工作也中断了。这一问题也是由居留民团处理的,他们不仅清除了一般的灰土污物,也清理了各部队的垃圾,而且还用运水车给水源不足的地方配给饮用水。(69)

 

和保洁相关,1937年夏季降雨量之多为历年罕见,随着军队的进入,在天津各地发生了霍乱、伤寒等传染病。为了抑制病菌的蔓延,天津居留民团与总领馆、警察署、军队组成了防疫委员会,在租界内外设置了检疫所。卫生部门在承担前线战场伤兵的收容、治疗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70)即便如此,在1937年还是出现了265名传染病患者(其中死亡人数20名),是1936年的92名(其中死亡人数为13名)的两倍以上。(71)

 

最后,再看一下居留民团的庶务及调查课和社会课。如上所述,派遣到天津的部队到达后,他们便联系接收军队的宿营地。不仅部队,还有紧随他们来津的日本本土、满洲、朝鲜的“皇军慰问团”、工商视察团等团体。除了上述迎来送往和内外联系外,办理战(病)死者的“遗骨凯旋送别”也由庶务及调查课负责。随着居留民的增加,人口调查、各种物资的调查也由他们负责实施。此外,鉴于日本居留民涌人天津,人口增加,居留民团内设置了职业介绍所,帮助流入天津的日本居留民解决就业以及企业招聘工作,这些事务则由社会课承担。(72)

 

结语

 

支那驻屯军占领北平、天津后,7月28日接到了参谋总长闲院宫作战地区“大致限定在保定、独流镇以北”的指示。但是,随着8月9日察哈尔作战的开始,作战区域的限定被打破。9月中旬,新编北支那方面军扩大了华北战线,推进至保定。8月13日因上海战事开启,近卫内阁在8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动员4个师团奔赴上海,取消向青岛出兵。(73)受此影响,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传达了“青岛不采用就地保护方针的决定”,理由是“因为从国军作战大局来看,派遣陆军非善策”。(74)这样,在青岛没有采用在北平、天津采用的就地保护居留民政策,而是采取了撤侨的办法。

 

中日战争爆发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居留民在驻外使领馆所在地26个城镇有87000名,其中在1937年12月之前撤离至日本及其他地区的高达55000名(日本本国42000名、台湾及其他地方13000名),滞留当地的天津有12400名、北平3000名、上海5000名,加上之后回归的大约共有3万名。(75)

 

根据外务省的调查,“大体推算”撤退至日本、中国台湾、朝鲜、原关东州的日本居留民数量,在华北,天津(估计6000名)、张家口(约430名)、芝罘(烟台旧称)(600名,“朝鲜人的撤退地为华北、满洲等地,回到朝鲜的应该是少数”)、青岛(16623名)、济南(3214名);在其他地区,上海(估计15000名)、苏州(75名)、杭州(54名)、南京(420名)、芜湖(54名)、九江(75名)、汉口(1761名)、郑州(9名)、长沙(94名)、沙市(8名)、宜昌(102名)、重庆(28名)、福州(1700名“大部分迁回台湾”)、汕头(700名“同上”)、厦门(8500名“同上”)、广东(620名)、云南(44名)、香港(估计200名),共计56311名。(76)

 

日本虽在天津实行了就地保护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6000多居留民离开了天津。与实行撤离政策的青岛、济南的情形大不一样,北平、天津先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前线,前线扩大至华北其他区域后,天津又成为华北前线连结日本、满洲、朝鲜的交汇点。在中日战争下滞留天津的日本居留民,以与日本本国不同的形式扮演了“后方”的角色。

 

【作者简介】小林元裕,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

 

 

注释:

 

①笹川裕史以四川省(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为例,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分析中日战争,阐述了中国的“后方”是“经济落后的内地农村”,粮食和其他的物资遭到征用、调配,老百姓被迫从事战斗和劳役的事实(笹川裕史、奥村哲『銑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1—2頁)。笹川裕史这样叙述了关于研究大后方百姓的重要性:“是有一些人燃烧救国热情,甚至不惜献出财产和生命,选出像他们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人进行表彰也无可厚非,但他们无法代表中国的大后方。为什么呢?首先,如果凸显他们的存在,使其成为主人公,那么就会形成一幅严重偏离当时实际情况的画面。”(笹川裕史、奥村哲『銑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2—3頁)

 

②藤井忠俊『国防婦人会——日の丸とカツポウ守着』、岩波書店、1985年;藤井忠俊『在郷軍人会——良兵良民から赤紙·玉砕へ』、岩波書店、2009年。

 

③柴田善雅『中国占領地日系企業の活動』、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年。

 

④专著有高綱博文的『「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2009年;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吉川弘文館、2012年。另外,对华北日本居留民的全面研究有米卫娜的《近代华北日侨研究(1871—1946)》(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而万鲁建的《近代天津日本居留民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则把研究的视角集中到在天津的日本居留民。

 

⑤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5年、72頁、77頁。但增强支那驻屯军的真正目的是提升支那驻屯军的等级,以防止关东军向华北介入。(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75頁)

 

⑥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171頁。

 

⑦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190—191頁;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昭和の歷史第5巻)』、小学館、1988年、88頁、94頁。

 

⑧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広田弘毅』、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1966年、260頁。

 

⑨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89頁。

 

⑩「支那事変回想録摘(陸軍中将香月清司手記)」、『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戦争4)』、みすず書房、1965年、564頁。

 

(11)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188—189頁。

 

(12)「支那駐屯軍ノ作戦計画策定(1937年7月15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年、15頁。

 

(13)「支那駐屯軍ノ作戦計画策定(1937年7月15日)」、『現代史资料9(日中戦争2)』、15—16頁。

 

(14)「天津軍参謀長より北平機関宛電報」、『現代史资料38(太平洋戦争4)』、みすず書房、1972年、596—597頁;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03—204頁。

 

(15)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99—100頁。

 

(16)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100頁。

 

(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29巻(5支那ノ部[北支])、不二出版、1999年、184頁。

 

(18)天津居留民团成立于1907年,在天津总领事的监督下,担任日本租界的一般行政工作,主要负责上下水道、电力、卫生的管理,土地和学校经营。(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28頁)

 

(19)《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20)共益会于1930年7月作为财团法人天津共益会成立,负责日本居留民的祭祀、教育、卫生、电力等事务。(天津居留民团『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406—407頁)

 

(21)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第1章、第4章。

 

(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5支那ノ部[北支])、不二出版、1999年、435頁。

 

(2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6頁。

 

(2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1—442頁。

 

(25)《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2页。

 

(26)《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3页。

 

(2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6—437頁。

 

(28)1937年4月1日,当时滞留北平的日本居留民共计4024名,其中包括日本人2109名、朝鲜人1854名和台湾籍人61名(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29巻、184頁)。7月27日5点半,北平的日本大使馆向日本居留民下达命令,应于当天上午之前至位于公使馆区域的东交民巷避难(1937年7月27日《北平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电报第551号》,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六一書房、2011年、39頁)。当天傍晚前,日本居留民2356名(日本人1074名,朝鲜人1282名)到公使馆区域避难。(「北平陸軍機関業務日誌 自昭和12年7月8日至7月31日」、『現代史資料38(太平洋戦争4)』、みすず書房、1972年、586頁)

 

(29)《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2页。

 

(30)「昭和12年7月14日附支那事変ニ関シ大江警[務]部長ノ訓逹」、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7頁。

 

(31)「昭和12年7月14日附支那事変ニ関シ大江警[務]部長ノ訓逹」、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8頁。

 

(32)根据『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的记载,“天津方面的日本军,是分别驻扎各地的三个步兵大队,临时航空兵团和兵站诸部队,军队直辖兵力只有步兵第七十九联队长指挥的步兵约五个小队”。(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26頁)

 

(33)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第1章、第4章。

 

(34)《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7页;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8頁。

 

(35)《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2页。根据『外務省警察史』,60余名日本居留民从张家口撤离是在7月20日,撤离的警察以及其7名家属到达天津是在24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38頁)

 

(36)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2頁。

 

(37)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3頁。

 

(3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2頁。

 

(3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2頁。

 

(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0頁。

 

(4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2頁。

 

(42)《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7页。

 

(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3頁。

 

(44)在领事馆警察的记录「昭和12年7月29日ヨリ8月4日ニ至ル冀察保安隊及正規軍ノ天津日本租界襲擊事件」中,并没有记载是由哪方先挑起的战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3頁),而其他的日方资料却全都记载是中方先发动攻击,还有资料表明开始时间是凌晨2点5分。而中方的研究资料与此相反,称是支那驻屯军先发动攻击的。(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41頁)

 

(4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51頁、480頁;『支那事変回想録摘(陸軍中将香月清司手記)」、『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戦争4)』、570—571頁;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26頁。

 

(46)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1頁;《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1页。

 

(47)《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7页。

 

(48)《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50页。

 

(4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5巻(5支那ノ部[北支])、不二出版、1999年、14頁。天津的战事结束一年多以后,1938年底由领事馆警察编辑的记录中修改了上述内容,称在义勇队征募时,有200名朝鲜人应征,从中“挑选”出100名编入义勇队。(「昭和十三年在天津総領事館警察事務状況(同警察署長報告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5巻、81頁)

 

(50)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给此次战死者金孝哲祭奠费100日元,对于伤者,给其中一名50日元,另两名20日元慰问金。(《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7—248页)

 

(51)《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7页。

 

(52)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3頁。

 

(53)「支那事変回想録摘(陸軍中将香月清司手記)」、『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戦争4)』、571頁。

 

(54)「支那事変回想録摘(陸軍中将香月清司手記)」、『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戦争4)』、571—572頁。

 

(5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7頁;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27頁。

 

(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巻34卷、447頁。

 

(57)1937年7月29日天津总领事堀内发外务大臣广田电报第607号,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45頁。而领事馆警察的记录则称:下午8点30分从公大纱厂第六厂由6辆卡车救出日本居留民250名(「昭和12年7月29日ヨリ8月4日ニ至ル冀察保安隊及正規軍ノ天津日本租界襲擊事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48頁),在一些数据上两者存在差别。

 

(58)1937年7月30日由天津总领事堀内发外务大臣广田的电报第613号、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45—46頁。

 

(59)防衛庁防衛研修K4Y901.JPG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28頁。

 

(60)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41頁。

 

(61)山本実彦『支那事変 北支之巻』、改造社、1937年、18頁。

 

(62)山本実彦『支那事変 北支之巻』、21—22頁。

 

(63)山本実彦『支那事変 北支之巻』、52—53頁。

 

(64)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154頁。

 

(65)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2頁。

 

(66)《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2—243页。

 

(67)《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4页。

 

(68)《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3页。

 

(69)《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3—244页;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三十周年記念誌』、542頁。

 

(70)《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3页。

 

(7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4巻、414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警察史』第35巻、11頁。

 

(72)《昭和12年民団事務報告書》,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第3卷,第244页。另外,山本实彦也写道,在8月8日左右,“一旗组”已经进入天津。

 

“我所入住的大和宾馆等一个房间里就塞进3至4名。不仅是我住的房间如此,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的。尽管如此,能找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已经是很不错了。许多长满胡须的男人,平白无故地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来到这个战争中的城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整天来回徘徊。……这些窥视着支那人因为战乱逃亡而丢弃的空房子,在那里成群围坐的人,令人头疼。”(山本実彦『支那事変 北支之巻』、51—52頁)

 

(73)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110—116頁。

 

(74)1937年12月由外务大臣广田发天津总领事大鹰的电报第164号、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116頁。

 

(75)「昭和12年12月 支那事変関係 居留民善後処置ニ関スル意見書(支那引楊居留民関係事務所主任内田総領事提出)」、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175頁。文件指出“从支那撤离的国民是我国对支发展的先驱者,他们因为事变为国策做出牺牲,遵从国家命令撤离。为此,抱着对他们最大的同情和理解进行善后处理,是政府理所当然的任务。”且“现今军事行动正好进展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是最佳时机,如果对此等闲视之,有可能引发民众对政府特别是外务省的指责,令人忧虑”。故而请求追加1937年的预算,与1938年预算加在一起,撤侨预算共计1000万9700日元。(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176—177頁)

 

(76)「昭和12年12月 支那事変関係 居留民善後処置ニ関スル意見書(支那引揚居留民関係事務K4Y901.JPG主任内田総领事提出)」、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1冊、177—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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