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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浩、王启龙: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成果述要

作者: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4日

摘要:帝国主义侵藏史不仅是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多年来,该领域各方面论题均有所涉及。具体而言,1949年~1976年之间的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在1949年至1965年期间的著述较多,而文革期间(1966年~1976年)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相关论文不多,专著阙略;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论著篇目中,相关论文有30篇左右,出版著作4部,结束了文革时期的沉寂状态,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6年中国藏学中心成立到2005年期间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发表论文约150篇,出版著作一二十部,出现了若干精品力作,弥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某些缺憾。与此同时,对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1.抓紧整理研究近现代涉藏史料;2.调整研究心态;3.研究视角亟需多元;4.重视人才培养;5.学习借鉴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等。

 

关键词:帝国主义 侵藏史 近代史 藏学研究 成果述要 现状思考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外国列强欺凌和举国上下奋起抗争、抵抗侵略的革命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漫长的百余年里,帝国主义的魔爪几乎伸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各个角落,在此过程中,我国藏区难以幸免。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频频侵入我国藏区,也屡次遭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帝国主义侵藏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在1949年前,就有不少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60多年来,相关学者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本文拟就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谨作学术界参考和批评。

 

一、1949年~1976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随即得以和平解放。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被赶走了,但其仍不甘心于失败,长期图谋在我西藏搞分化和渗透活动。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统治阶级叛逃后,在西方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分裂祖国、危害人民的叛国活动。在此历史背景下,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间,藏学领域有关帝国主义侵藏史和抗击外国侵藏史的研究并未减少,反而呈上升趋势,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还要多,几乎是其两倍多,②主要篇目如下。

 

李有义的《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政府》③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西藏,揭露“西藏独立”真相和内幕的一篇力作。文章罗列和分析了帝国主义侵藏的5件事实:一是替西藏政府训练新军;二是选派世家子弟赴英国或印度留学;三是控制西藏的邮电和交通;四是边境的蚕食,并预言“将来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边界问题将是个重要的交涉”[1];五是干涉西藏内政。④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中华各族儿女奋起抗争,抵御外侮,在近代反帝爱国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1904年西藏江孜抗英斗争是西藏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荣壮举,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斗争的辉煌篇章。魏克《1904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2]、向阳《一九○四年西藏江孜地区抗英斗争史料》、⑤荣铁生《近代历史上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国防研究院《英兵入藏论》、王绳祖《英帝国主义第二次侵藏战争的真相》[3]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的注重调查取证,有的注重史料整理,有的揭露事件真相,还有的发表评论。其中,向阳之文根据大量调查、采访资料,综合考察、整理当时在我国出版的各种涉及1904年英帝入侵西藏事件的书籍写成。文章对1904年江孜抗英斗争的经过作了详述,认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误于朝廷之政策……其次是由于西藏上层集团领导无方,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军事上也不懂打游击战,而是与军械锐利的敌人硬拼”[4]。

 

其他文章还有很多,比如王振铎的《从茶叶贸易看英帝侵略西藏的阴谋》[5]从茶叶贸易的视觉对英帝侵藏阴谋进行了揭露;甘木的《从邮政史料上看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6]以近代邮政史料为依据,曝光帝国主义侵藏的昭昭罪行;胡如雷的《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锡金(Sikkim)事件》[7]则从英国侵略中国西藏邻国——锡金,揭露了其武装侵略西藏的阴谋。陈泽运、季耘刚的《百年来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资料)》、赵卫邦的《英国侵略西藏的早期活动》和民福报的《中英藏问题之回顾》[8]等文,对近代英国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李有义的《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西藏》和(刘)贯一《美帝侵略西藏的史实》[9]则对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英美侵略西藏的历史史实进行了揭露。

 

从1949年~1965年间,在为数不多的涉藏历史著作中,也有两本是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藏行径的:刘贯一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10]和余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⑥其中,余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以丰富的史料,集中叙述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是本时期研究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8章:一、清初外人在西藏的活动;二、廓尔喀战争;三、英国侵略喜马拉雅诸山国;四、游历和通商问题;五、英帝第一次侵藏战争;六、划界、通商纠纷;七、英帝第二次侵藏战争;八、“拉萨条约”和中英交涉。书后附有近代英俄侵藏的文献资料10篇。⑦此书根据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集中地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所进行的侵略活动,有力地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论断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人仍有启发。

 

而文革期间(1966年~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同样受到严重侵扰和影响。据刘洪记、孙雨志统计,本时期中国藏学在历史方面的文章仅有可怜的6篇,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的文章。

 

希达的《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11]是早期论述俄国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边疆蚕食和侵略的重要文章,对于西藏近代史的研究可资参考。庆思的《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12]和王宏钧、刘如仲的《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13]均是述及清朝在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文章。其中,庆思的文章主要记述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情况,首次将清政府进军天山南路,平定大、小和卓的时间定在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⑧王宏钧等人的论文则围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北征督运图》⑨《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和《平定准噶尔图》⑩3幅图,描绘了清代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几个历史阶段。其中,第二幅图与西藏之关系最为紧密和直接。《抚远大将军西征图》是一幅长卷,原签题作“仁皇帝命大将军征西藏图”,描绘的是康熙末年准噶尔首领策旺阿拉布坦又发动叛乱并进入了西藏。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派抚远大将军允禵指挥军队,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消灭准噶尔叛军的情景。该图作者不详,没有题记和清代的题跋,绢本设色,纵49厘米、横692厘米,所存是原画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已残缺。此图描绘的是允禵的事迹,“应作于清军入藏平叛之后,至雍正即位允禵遭到打击之前,即公元1720年8月末至1723年4月”[14]。(11)而原图之所以前半部分缺失,可能也不是通常的损失,而是允褪后人或收藏者有意销毁。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就是清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卫今、黎工的《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15]通过解说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外八庙的历史,论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抵御外侵的重要意义。全文共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述了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的目的。他认为“为了抵御沙俄的侵略,关键问题是要在内部巩固我们多民族国家统一”[16]。修建避暑山庄的目的就是为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17]。第二部分叙述了乾隆皇帝建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原因及由来。这里提到的有:1755年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修建的普宁寺(俗称大佛寺),(12)1764年仿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焚毁的固尔扎庙修建的安远庙(俗称伊犁庙),1768年为安置哈萨克、布鲁特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来京朝见期间的居所而建的普乐寺(俗称园亭子),1767年~1771年间仿布达拉宫而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13)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而修建的须弥福寿之庙。第三部分对全文作了总结论述。

 

文革期间,藏学研究陷入停滞状态,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没有任何专著问世。

 

二、1977年~1985

 

文革结束后,一切逐渐恢复常态,久违的学术研究开始见到阳光,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据刘洪记、孙雨志统计,1977年~1985年间,与藏族历史相关的文章约350多篇,其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约30多篇,约占1/10;藏族史研究著作约40多部,其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亦占1/10。从质量上说,本时期专题论文增多,实地调查、考察增多,将多种学科、方法结合,多种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成就的文章增多,文章学术行文规范进一步与世界接轨。

 

1977年~1985年间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沙俄侵藏方面的研究。17世纪中叶以来,沙皇俄国从东、北、西3个方向进逼我国,虎视眈眈、伺机攫取。后至19世纪下半期,就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也未曾因其山川阻隔、距俄绝远而得幸免。较早的文章有郑史的《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顾祖成、于乃昌的《评沙俄特务德尔捷也夫在西藏的活动》,黄心川的《沙俄侵略蒙藏与喇嘛教》,黄鸿钊的《英俄在西藏的争夺——外交文件选译》[18]等。这里着重介绍如下几篇。

 

王远大的《从〈尼古拉二世致达赖喇嘛书〉看沙俄侵藏政策的变化》[19]主要从《尼古拉二世致达赖喇嘛书》入手,探讨了20世纪初沙俄侵藏政策的变化;他的另一篇文章《德尔智策动西藏地方“联俄”和“独立”阴谋的破产》[20]引用大量英国、苏联的档案文献资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俄国间谍德尔智15年潜伏西藏,阴谋策动“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史。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揭示德尔智是沙俄在西藏秘密政治使者的身份;第二部分概述德尔智秘密策动十三世达赖喇嘛“联俄”和“独立”的阴谋活动,其中包括德尔智策动西藏地方当局“联俄”、1989年~1909年间的6次访俄之举以及俄英争夺西藏过程中的卑劣政治交易;第三部分谈及德尔智第七次访俄、策动“西藏独立”的计划及其彻底破产;最后总结德尔智策动西藏“联俄”“独立”阴谋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其中一段论述颇为精彩:

 

外国帝国主义竭力挑拨我国各民族的关系,说什么“同情”、“友好”、“援助”,都是欺人之谈,慷慨的承诺和娓娓动听的言辞无不包藏着祸心。……沙俄政府通过德尔智把西藏地方少数当权者拉向沙俄一边,其目的在抓住西藏问题这张牌,进行肮脏的帝国主义政治交易,同英国争夺中亚细亚和瓜分中国。

 

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时代,所谓的“民族独立”只能是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事实是,德尔智策动的所谓“西藏独立”是殖民地化的同义语,其计划要是成功,西藏必将变为沙俄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藏民族会陷入沙俄的“民族大监狱”。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要想真正维护一个民族的利益,只能依靠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战斗,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决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一再证明了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21]

 

最为重要的要属张广达的《沙俄侵藏考略》[22],全文考证了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引证丰富,论述精当,可谓是本期沙俄侵藏研究方面的一篇杰作。而俄国学者A.波波夫的《沙俄侵藏政策剖析》(王远大译)(14)则颠倒是非,违背西藏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对西藏历史的多处叙述极其错误,把西藏同中国割裂开来,代表了帝国主义国家一贯的反动观点。虽然如此,从学术角度来讲,该文引用大量沙俄关于西藏问题的外交文书,对于我们研究沙俄侵藏问题仍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柳陞祺、邓锐龄的《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23]结合波格尔入藏笔记、家信及相关档案,对其1774年~1775年入藏之行的使命内容及完成情况作了论述。黄万纶的《英俄对西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24]描述了英俄对藏经济侵略的深层原因、计划步骤和具体事实。一、西藏的资源优势和重要地位,其必然成为列强经济侵略的对象;二、沙俄的5次科学考察;三、英国从8个方面为侵略西藏所做的侦测及其他准备工作;四、沙俄和英国在侵藏上的争夺及其原因;五、沙俄和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情况;六、沙俄和英国对西藏经济侵略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和灾难。赵卫邦的《第一个潜入拉萨的英国人曼宁之被驱逐出境》和伍昆明的《汤姆斯·马吝入藏始末》[25]都结合大量中外第一手史料,考证了英国间谍曼宁(Thomas Manning)被驱逐出境之经过。藏族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史是藏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文琼的《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和李茂郁《十七至十八世纪天主教传入西藏与西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26]专述藏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及特点,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徐铭的《清末帝国主义在川边藏区的侵略活动》、索文清的《十八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述略》、朱瀛泉的《一九○六—一九○七年英俄关于西藏、波斯、阿富汗问题的谈判述要》[27]等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值得一阅。抗击外国侵略史方面,主要篇目还有周伟洲等的《沙俄驻我国西部领事馆的罪恶活动》、王宗维的《我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成昌文的《挫败沙俄染指西藏的斗争》[28]等,不再赘述。

 

1977年~1985年间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李冀诚的《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29]、朱梓荣的《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30]、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31]、杨公素的《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15)等,其中前两部篇幅较短,系普及性读物。

 

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共分9节。第一节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早在7世纪西藏就与唐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而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就对西藏地方拥有完全的主权,西藏是中国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节至第九节,揭露了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策动一部分上层贵族喇嘛大搞分裂的罪行,同时记述了西藏人民为抵抗侵略、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书后附有《英汉人名对照表》《俄汉人名对照表》。

 

杨公素的《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主要叙述自民国以降至1963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英帝侵藏、印度干涉、阻挠西藏和平解放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有关西藏地方问题的外交活动。最后的结果是,印度侵我领土,挑起边界战争,继而封锁、断绝藏印往来;而中尼等国的关系则在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新发展。

 

三、1986年~2005

 

继1985年西藏社科院成立之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6年成立,标志着中国藏学研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近20多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为争取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亦是成果斐然,出现了若干精品力作。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除了对鞭笞过去帝国主义侵藏的种种劣行外,还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与达赖分裂集团的学术代言人,比如范普拉赫、夏格巴其人其著的错误言论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据统计,1986年~1995年间,约有50篇文章;(16)1996年~2005年间,则成倍增长。(17)同时,这方面的学术著作至少一二十部。由于数量众多,这里我们仅分文章和著作两类分别介绍如下。

 

(一)文章

 

以杨公素为代表的一批老中青学者活跃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其中周伟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题几乎贯穿了帝国主义侵藏的整个历程。(18)其中,《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其划界问题》广泛搜罗相关藏、汉、英、日等中外文文献资料,对19世纪前后拉达克与西藏的关系及中英关于划定拉达克和西藏边界谈判的历史事实重新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考证,主要论点如下。1.在19世纪30年代多格拉古拉伯·辛格侵占西藏之前,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2.1834年前后,古拉伯·辛格武力侵占拉达克,并于1841年~1842年进攻西藏西部,遭到西藏反击。藏军先胜后败。而后双方签订的停战协议不是边界条约,所谓维持双方的“旧界”是指双方传统的习惯线。3.1846年~1847年多格拉克什米尔大公古拉伯·辛格沦为英国的藩属土邦,英国为限制其发展及取得与西藏贸易的利益,向清政府提出划定克什米尔东部与西藏边界和1842年协议的某些规定的要求。在未得到中方正式答复和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国两次单方面组织进行的划界工作是无效的。而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一直以传统的习惯为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段边界从未经中国政府和英印或印度政府正式划定。

 

 

伍昆明有《辛亥革命后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1914年~1917年英国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供应武器的政策》《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32]等重要论文发表。其中,第一篇文章根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史料,以铁的事实对英帝国主义妄图控制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19)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第二篇论文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批判和考述了1914年~1917年英国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供应武器的政策,认为“英国供应军火给西藏地方当局的政策,旨在分裂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的所谓‘大西藏’,使之成为英国的附庸”[33]!

 

胡岩不但发表了《〈寇松备忘录〉与民国初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一场斗争》《西姆拉会议破产后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新中国成立前英美两国利用香港对我国西藏进行的侵略和分裂活动》《中华民国时期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历史考察》《西藏人民1904年抗英战争百年祭》等论文,还译介了英国阿拉斯太尔·兰姆所撰的《藏东与英中谈判》[34]等。由于北洋政府没有批准《西姆拉条约》,1913年~1914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英国再次催逼中国与之重开谈判,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Lord Curzon)面交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一份备忘录,即所谓“寇松备忘录”,这是民国时期英国侵藏的重要文件,可惜国内学界重视不够。上述胡岩的第一篇论文对这一备忘录作了忠实的释读,对该备忘录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视角独特,论述明晰。上述胡岩的第二篇论文以1943年蒋介石严词拒绝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Sir Horace James Seymour)就中国军队在青藏交界调动一事提出抗议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利用相关外交文献资料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南京政府反对英国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所进行的斗争等历史过程。

 

房建昌发表了《日本侵藏秘史——日本有关西藏的秘密报告和游记》《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印度华侨陆兴祺》《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民国初年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兼论印度华侨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年希特勒派往西藏的使节》[35]等文,可惜末文有重复发表之嫌。

 

王炎撰文[36]考述了法国传教士梅玉林(Brieux, Jean-Baptiste-Hoaore, 1845年~1881年)1881年在四川被杀的所谓“梅玉林事件”,继而认为“达格顶(大盖顶)”为事发地点,而非房建昌所说“梅玉林被杀地点为夹霸(坝)”[37]。在美国侵藏史研究方面,梁劲泰、李碧宪的《美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过程》,李晔、王仲春的《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和李晔、张杨的《“离岸平衡手”与遏制中国——兼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下的西藏政策》[38]比较重要。

 

国际关系史专家黄鸿钊发表不少有关帝国主义侵藏研究的论文,(20)其中《英国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首先介绍了英国由印入藏殖民路线渗透的罪恶历程,继而描述了侵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西藏人民抗英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奉行可耻的妥协主义的方针;二是藏军缺乏训练、武器落后、装备不足、纪律松弛;三是藏军战略、战术有失误。最后,作者描述了西藏大门被英帝国打开之后《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过程始末及主要内容,从此该约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则用大量事实揭露了1904年荣赫鹏率军侵藏的罪恶阴谋,叙述了侵藏战争的酝酿、进行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同时讴歌了西藏人民英勇抗敌的英雄壮举。

 

宋黎明撰文考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在考述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诸多因素、逃亡后的复杂形势、英帝对藏政策的强化——阿波尔远征、民国初年的西藏问题之后,对西姆拉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以及会址、会议代表人选、代表权限和头衔、会谈方式等给予了描述和分析,认为“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39]。但由于时代局限,当时治藏过程存在着某些缺陷,比如未能把握好剿抚的分寸,未能在对外交涉中持强硬立场等[40]。

 

针对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石硕撰文指出,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的强烈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一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数年之后又开始改变这一立场,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民国期间西藏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其相应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但西藏方面对英国怀有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始终保持着警惕和防范,因而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所谓西藏的“独立”既未得到其内部的一致认同,也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那种认为西藏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以后即已获得“独立”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文章认为:“帝国主义未能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表明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达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由于西藏自身的社会特点及其文明的内涵所决定的,是不可能以民族分离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21)

 

其他主要篇目还有黄颢的《西方帝国主义是制造“西藏独立”的罪魁》、杨铭的《清末中英关于西藏交涉的若干论争》、林俊华的《帝国主义在康区的侵略活动》、唐洪波的《康青藏战争与英国的侵略活动》、房建昌的《也谈英国在藏机构沿革及其活动概述》[41]、董志勇的《英国非法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部分中国领土述略》和《辛亥革命后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及其严重危害》[42]、江龙的《西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战役》、潘发生的《帝国主义在云南藏区的侵略活动》、沈福伟的《外国人在中国西藏的地理考察(1845~1945)》、王琛的《印度就继承英国在藏利益与西藏地方的交涉(1947~1949)》、王琛和张振江的《论1947年~1954年印度对藏政策》[43]等。在此不赘。

 

而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外反华势力并没有停止对藏事务的干涉。如果说他们过去是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是变着花样地借所谓“藏独”问题、“人权”问题频频干涉我内政。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藏独”分裂分子所发动的西藏骚乱,再次警醒善良的中国人民,国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是不会停止分裂中国、破坏西藏建设的犯罪活动的,他们及其代言人会极尽所能歪曲历史事实,无视西藏现状,制造和散布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的言论,中国学术界必须给予回应,以正本清源,还以事实真相;于是,有些学者在这方面用力颇勤,他们用大量历史事实并结合西藏现状驳斥和批判所谓的“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主权问题。

 

其中,长期从事涉藏工作的老专家杨公素先生老当益壮,应用大量近代历史事实并结合亲身经历撰写的长篇论文《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44],对英国帝国主义列强等妄图分裂中国所炮制的所谓“西藏独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描述和批判,文章分七大部分,(22)列举了大量史实和鲜为人知的史料,剖析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实质,指出:它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强行制造出来的。英国为了侵略中国分割西藏,先提出所谓“宗主权”的谬论,并用武力将其势力侵入西藏;后又利用十三世达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及中国内乱之机,阴谋将西藏置于其保护下“独立”。西姆拉会议是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达赖十三世晚年识破英人野心,乃采取亲中央的两面政策。达赖圆寂后,英印政府利用中国抗日战争在西藏闹“独立”活动。新中国成立,和平解放西藏,但某些分裂分子的“独立”活动在外国支持下愈演愈烈,1959年最终彻底失败[45]。

 

宋岳的《论印度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性》从历史、人文、地理等不同角度,根据国际法有关原则,驳斥了印度政府于1986年12月通过议会立法,并于1987年2月正式宣布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性。以大量史实和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论证了被印度政府宣布为“阿鲁纳恰尔邦”的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印度为掩盖其对中国领土进行占领和控制的非法性而提出的所谓条约和其他法律根据。(23)

 

对于西方利用所谓“人权”指指点点的问题,学界的回应当然也不含糊,尤其是相关权威刊物纷纷发表专题系列文章给予批驳。《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就发表了果洪昇的《人权与西藏》,李凤珍的《美国国会的“修正案”与“西藏人权”》和姚兆麟的《关于西藏与祖国关系和人权问题》,就这一问题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紧接着,该刊1991年第6期又发表同一主题的系列文章:李凤珍的《〈协议〉表明中国历史地继承了对西藏的主权》,陆莲蒂的《乌拉差役与西藏的“人权”》,李竹青的《喜看西藏四十年的巨大变化——驳“人权”“世外桃源”的骗人谎言》等。1992年,《中国藏学》在第2期发表了多杰才旦的《“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又刊于199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毕华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是企图分裂中国》、张植荣的《“西藏人权问题”述论》[46]。

 

其中,多杰才旦的文章以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西藏并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族人士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穿了“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国外某些反华势力之所以无视今日西藏人权状况的现实,炮制‘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谣言,说穿了,不过是以‘关心西藏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把中国搞乱,达到其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而那些跑到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拼命鼓噪‘西藏人权问题’,则是发泄他们对失去昔日的特权和西藏广大农奴获得解放并享有公民权利的不满和仇恨,迎合和投靠国外反华势力,为他们充当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活动的急先锋、马前卒。”[47]毕华的文章指出:“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从一开始提出,就是同‘西藏独立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西藏人权问题’是‘西藏独立问题’的变种……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就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48]张植荣的论文简要论述了“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及其主要内容,揭露了旧西藏的人权状况;从藏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西藏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权利受到特别照顾、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西藏人口得到增长、藏族妇女权益得到保障、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等方面,论述了当前西藏人权保障的现状;同时,深刻分析了“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以及在国际人权保护的理论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认识与立场。张植荣认为“人权问题在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对人权国际保护必须正确认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提出,正好暴露了西方某些国家不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49]。(24)

 

概而言之,上述这些文章,多侧面、全方位地审视和批驳了西方散布的有关西藏人权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素材揭示了西藏新旧社会的不同,阐述了新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25)

 

针对1987年荷兰的范普拉赫炮制的所谓“西藏民族自决论”,(26)我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给予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批驳。

 

李茂郁的长文《历史不容篡改——驳范普拉赫著〈西藏的地位〉一书的谎言》[50]对范氏《西藏的地位》编造谎言篡改历史的手法加以揭露和批驳。范氏认为,蒙元和满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国,否认元、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进而否定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对此作者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蒙、满均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组成成员,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历史上分别建立的元朝、清朝,都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元、清两朝对西藏的主权,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51]。范氏还用宗教上所谓“供施”关系来掩盖元、清两朝对西藏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对此作者引用范普拉赫自己的话,这种“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是不能用当代国际法律术语将它归类或下定义的”[52],揭露其所设计的骗局。同时,作者又列举了元、清两朝管理西藏地方的大量行政措施,证明元、清两朝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是不容歪曲的历史事实。作者还以大量史实批驳了范氏认定的元末、民初西藏宣布了所谓“独立”的说法,指出“绛曲坚赞建立帕竹第悉政权,与元朝和明朝都保持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53]。作者又对《烟台条约·另议专款》《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历史背景、内容以及法律效力等作了简要论述,对西姆拉会议以及传说的所谓蒙藏“友好同盟”作了客观的评述,指出所谓西藏“独立”无任何法律根据,“范普拉赫挖空心思编造谎言,篡改历史,妄图制造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西藏国’,很显然,这是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集团所策划的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4]。

 

宋岳的《对历史的篡改对国际法的歪曲——简评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一书》[55]从西藏的历史与法律地位,特别是从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方面展开论述,指出:“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是指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殖民地或附属国领土上的被压迫人民或民族摆脱殖民统治和异族剥削,直至实现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主权国家内部基于种族、宗教或语言的不同而形成的少数民族。随意扩大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支持、煽动和鼓吹任何主权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独立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民族自决原则的歪曲和滥用,都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严重违反……西藏是中国固有领土,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都是无可争议的。流亡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及其法律顾问范普拉赫所主张的‘西藏民族自决论’,实质上是民族分裂的理论,是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理论。这一理论同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毫无共同之处。”[56](27)

 

柳陞祺的《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史观及其他》[57]指出,英国人黎吉生写的《西藏简史》,故意混淆民族与国家的概念,认为中国人就是汉人,我国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既非汉族,他们就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从而得出元、清两代皇帝不是中国人的皇帝的结论,所以元、清两代统治西藏的历史也就根本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范普拉赫的西藏史观的第一个根据,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而贯穿全书的”[58]。把从13世纪开始,元朝及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歪曲为所谓宗教的“檀越关系”,这也不是范普拉赫的创造,而是“从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内引用了所谓施主与住持(或法师)的檀越关系之说”[59],并把它变为贯穿全书的又一个基本论点。此外,“一般西方人往往把西藏近代史看作是英国经营印度殖民史的一个新续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不把西藏历史结合中国历史的整体来观察,尤其不愿结合到中国近代史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流”[60]。范普拉赫也是如此,这是其歪曲历史的又一思想根源。(28)

 

范氏书中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引用国际法中关于确定一个政治实体的原则,他认为西藏从来就有土地、人口,有政府实施管辖权,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有主权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断定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针对这种说法,杨公素的《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61]引用了大量史实和文献说明上述判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13世纪元朝开始,西藏一直在历代中央政权管辖之下,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政治实体。针对范氏所说达赖喇嘛是统一的西藏的主权者的谎言,作者指出,达赖喇嘛并不是格鲁派固有的封号,而是中国清朝皇帝所赐给的。格鲁派在西藏宗教界之所以能居宗教统治地位,也完全是由清政府扶植与培养的,达赖喇嘛从来就不是什么统一的西藏的主权者。(29)

 

此外,李泽锐的《殖民主义者侵华策略的自白》[62]分析了国际基本原则,戳穿了《西藏的地位》所赖以立论的“理论根据”。文章指出,传统国际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质变,转变为现代国际法,其根本大法就是《联合国宪章》,而范氏的“国际法”则是一本概念混乱的大杂烩。还有张植荣的《对历史与国际法的严重歪曲》[63]等文章,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评述了范氏的《西藏的地位》一书。(30)

 

(二)著作

 

1986年~2005年间,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著述主要如下。

 

周伟洲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31)比较厚重。该书以时代为次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细致考述和深入研究,有理有据地揭露和批判了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手段和罪恶目的等。

 

帝国主义侵藏研究专著,有关英美侵藏研究方面的较多,而俄、日侵藏方面的甚少,王远大的《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32)和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64]两书问世,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王著详述了从1870年至1917年俄国利用各种形式侵略中国西藏的历史。(33)秦著分10章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近代日本(1868年~1945年)与我国西藏地方之历史关系,利用大量的日文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以日本近代史中的明治、大正、昭和3个历史时期为顺序,系统地论述了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日本渗透侵略我国西藏的具体过程,详细地披露了日本侵藏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染指我国西藏的真实面目。

 

另外,这一时期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藏族学者用藏文撰写出版了相关的藏文著作,比如彭次(Phun Tshes)编著的小册子《论热达事件及其性质》[65],简述了1933年10月30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场尖锐斗争。对热振土登江白益西执政、龙夏事件、达扎集团篡权、热振被害、西藏僧俗民众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等均有详述,价值可见一斑。二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逐步推进,藏学界逐步译介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些就与民族西藏史以及帝国主义侵藏史密切相关。以“他山之石”从另一个视角透视帝国主义侵藏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中,美国凯斯两部保留地大学的梅·戈尔斯坦教授1991年出版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94年出版了该书的汉译本(杜永彬译)。(34)除前言“导论1913~1951年的西藏社会”之外,此书分上、下两篇:《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热振当政时代(1913~1941)》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政时代(1941~1951)》,共21章,(35)详细介绍了西藏从1913到1951年间的历史,其中不少涉及帝国主义侵藏的历史事实,最后是《结论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书后附有《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俄协定》《西姆拉条约》《西藏主要职官和特殊机构名称简注》《关于藏文拉丁字母转写和缩略语的说明》等。汉译本书前有原作者写的汉文本前言及王尧的序言。总的说来,该书作者秉持所谓“中立”态度,相对客观一些,此外,最重要的是该书在藏、汉、英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很有参考价值,应该说是海外民国时期西藏研究的一部杰作。其他译著还有《现代西藏的诞生》和《今日藏族牧民》[66]等,在此不赘。

 

余语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术领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多年来,该领域各方面的论题均有所涉及,有所创获。总体而言,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新社会带来了学术新生,藏学研究亦然,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并取得重要进展。可惜的是,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得以拨乱反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从1977年~1985年间,学术界在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全国藏学研究起到了组织、协调和引领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课题,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术专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使得过去一度的动荡时局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已经趋于常态化,一批批专业人才逐渐成熟和成长起来,他们接受过专业的科班训练,具有国际视野,专业和外语基础都比较扎实,在继承前辈专家学者为学、为人的基础上,经过自身努力,很快就成长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跟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中国藏学领域过去那种人才断层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在此大背景下,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也取得了上文所述的许许多多重要学术成果,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后有待加强的工作依然不少,大致说来,略有如下数端。

 

1.有些论著讨论问题时文献资料的使用失之片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应该抓紧对近现代相关涉藏史料的整理研究。跟语言学的“无一字无来历”相似,史学的根本精髓在于“无一事无来历”,文献史料的整理是我们掌握话语权的最根本一步,是今后继续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事实依据。只有在全方位掌握论题相关的资料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考察,以得出信实的结论。

 

2.调整研究心态至为关键。由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特殊性,我们有些学者讨论问题时总以剑拔弩张的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在坚实的历史考察研究基础上,以平实的语言去描述严峻的问题,更能触动读者心灵。以对话说理的方式去沟通,这样做也更便于学术交流

 

3。研究视角亟需多元。从他者的角度考察问题更多方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在百年来西方人士的著述中,虽然大量充斥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但是从这些著述里,我们可以从其表述的“大量事实”里敏锐地发现事物的另一面——即真实的一面。比如,从当年率兵侵藏的荣赫鹏的书里,我们不难窥探到作者赤裸裸狰狞的侵略野心等。因此,西方人的相关著述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慎重对待,仔细研读,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吸取其中的“营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许更加有效。

 

4.人才培养迫在眉睫。总体看来,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的藏族学者极少,需要加紧培养,这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藏族学者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现代大量藏文史料有用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个宝藏有待开发,且更有说服力。

 

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必须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在“技术层面”与国际全面接轨。与此同时,要勇于在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广泛的交流,鼓励用英文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参与讨论。

 

【作者简介】杨黎浩(1979- ),男,湖北京山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学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2);王启龙(1964- ),男,贵州兴仁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学、语言学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2)。

 

注释:

 

①详见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相关章节。

 

②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872~1995)》(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783页),在1938年~1949年间,帝国主义侵藏史和康藏交涉史两类文章约有33篇,而1950年~1965年问帝国主义侵藏史和抗击外国侵藏史两类约有70篇。

 

③载《历史教学》(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51年1月1日出版,历史教学月刊社出版,知识书店发行,第9页~11页。目次为:一、一段史话;二、英帝侵略事迹;三、藏军内犯和骑墙政策;四、藏政府现况。

 

④此外,关德栋的短文《英帝侵略西藏的开始》(《历史研究》第1卷第5期,1951年5月,第12页~13页)对哈斯汀士派波格尔和忒涅入藏以来对藏侵略进行了揭露;杨思慎的短文《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六十年》(《历史教学》第2卷第2期,1951年8月,第10页~12页)则作出了“探险、传教、商船、军队、独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规律”的论断,主要记述了帝国主义在1890年~1950年60年间侵略西藏的历史,对研究西藏近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⑤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6期,第33页~38页。作者特别在文末标注,参考了威克发表在《近代史资料》上的《1904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文后附有“一九○四年英国侵略西藏示意图”一幅。

 

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书前附有《西藏地区略图》一幅,图中国界系作者根据解放前申报馆地图绘制,有作者注。

 

⑦附录的10篇资料为:一、(廓尔喀)拉特纳巴都尔呈缴前立合同送交扎什伦布物件及沙玛尔巴尸骨遣大头人递禀乞降;二、1923年英尼友好条约;三、西藏、廓尔喀条约(咸丰五年);四、1865年英不条约,1910年英不条约;五、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六、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九款续款三款;七、英藏条约;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九、英俄条约;十、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

 

⑧此文在先后收入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新疆历史论文集》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的《清史论文选集》时,上述年代均无变更。

 

⑨《北征督运图》是由多幅画面缀成的图册,画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秋末,是根据西路大军军粮督运官范承烈的经历画成的。面册原24开,现存19开,绢本,每半开工笔设色绘图,半开范承烈自题画面内容梗概,说明负责督运的始末、所经地点和随着战争形势变化督运军粮的情形。每半开纵38.4厘米、横41.1厘米。末开有“广陵禹之鼎绘”数字和印记。图中对西路运输军粮所经过的城镇、台站、山川沙漠、道路里程描绘记载得很详细,对运粮的各组官兵、民夫、驼马、车辆以及粮台、驿站、武器、旌旗都描绘得十分生动具体。这是一件写实的绘画作品,也是一篇形象的历史文献。图册开始有范承烈自题的前记,主要描述了清代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原因和进军情况。

 

⑩《平定准噶尔图》也是一幅长卷,是清代乾隆时期画家钱维城的作品,纸本设色,纵41厘米、横808厘米。上钤“石渠宝笈”“宝笈三编”“三希堂精鉴玺”等印。这是一部描写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驻伊犁、平定达瓦齐分裂叛乱的作品。

 

(11)原文在此作注:“见王钟翰《清史杂考》第206页,胤祯西征纪实注35。”

 

(12)普宁寺,建于1755年,阁内置有高达22.28米的木雕千手千眼菩萨像;寺内树立有满、汉、蒙、藏4种文字书写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以纪其事。1758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在寺内又立另一块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书写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

 

(13)1771年,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乾隆皇帝在此庙内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以满、汉、蒙、藏4种文字书写的巨型石碑。

 

(14)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又见《藏族研究文集》第2集,中央民族学院藏学所,1984年,第219页~261页。该文原题为“俄国与西藏”。

 

(15)杨公素著:《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1911~1963)》,拉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政审委员会,1985。2+2+4+156+2(勘误表)。文末附录各类备忘录、照会、条约、公报、换文等12篇,史料价值极高。

 

(16)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通论22篇;民族与民族史253篇;西藏政治史83篇;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382篇;帝国主义侵藏史53篇;四川藏区政治史20篇;甘青藏区政治史14篇;人文地理总共354篇。但正如前文已述,里面有重复和错讹的条目。这里列出,仅供参考。

 

(17)据永青巴姆(2006):《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996~200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402页)统计。

 

(18)即《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其划界问题》(原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54页-69页,又载其论文集《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第149页~174页)、与任真合作的《19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原载《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又载上述论文集第175页~190页)、《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在甘青藏区的活动》(原载《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又载论文集第191页~210页)、与唐洪波合作的《1919年至1925年的西藏政局及英国分裂西藏的侵略活动》(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又载论文集第211页~238页)、与董志勇合作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的阴谋活动》(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第3期,又载论文集第264页~289页)。

 

(19)辛亥革命后,英、俄趁我内政局混乱、边防空虚,加紧对我边疆的分裂活动。其中,英国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控制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所谓“新政策”:一是妄图“改变西藏的政治地位”,即企图把中国的西藏和甘青川滇藏区改变名义上是所谓“中国宗主国”下的自治国,而实际则为英国的附庸;二是图谋吞并与印度北部阿萨姆河边界接壤的西藏门隅、珞瑜和察隅等广大地区,取得一条印度东北部的所谓“最佳战略边界”。

 

(20)比如《清季俄国在西藏的扩张活动》(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英国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第123页~133页)、《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载《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第136页~145页)等。

 

(21)参阅石硕:《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质疑》,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第3页~16页;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22)即:一、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早期活动;二、英殖民主义提出所谓“宗主权”,企图分割中国西藏,并进行武装侵略;三、英国拉拢达赖,企图将西藏置于英印政府保护之下;四、西姆拉会谈,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五、噶厦不承认“麦线”的交涉(及)解放前的“独立”活动;六、印度干涉解放西藏,伪“人民会议”阴谋“独立”活动的破产;七、1956年西藏反动分子利用达赖访印搞独立活动的失败。

 

(23)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50页~74页。同类文章还有王辅仁:《驳西藏“独立”论》,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鲁顺元:《试论西藏问题与中国内政》,载《民族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等。

 

(24)也请参阅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25)相关的论文还很多,比如陈光国:《社会主义的西藏与藏族人民的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第1页~19页;陶晓辉:《西藏人权问题辨析》,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48页~55页;杜荣坤:《从四十年巨大变化看西藏人权问题》,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郑杭生、喜饶尼玛、谷春德、杜钢建:《西藏人权的历史和现状——从法律关系和地位看西藏人权的变化》,载《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4期第35~39页;李国清:《从西藏的过去与现在看西藏人权》,载《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4期;汪锡奎:《西藏农奴制的覆灭与西方“人权论”的破产》,载《群众》1991年第5期;李竹青:《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现状不容置疑》,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史金波:《西藏现代化和西藏人权问题》,载《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等。

 

(26)1987年,荷兰的范普拉赫以一个国际法学者的身份,出版了《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评论出版社1987年出版),书中范氏援引国际法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对所谓“西藏民族自决论”作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炮制了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西藏国”,企图把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以便对中国施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27)参阅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28)参阅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29)参阅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30)参阅张羽新(1997);《政治研究》。

 

(31)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649页。该书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民族学)一等奖。

 

(3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81页。此书分4章: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觊觎西藏概述;二、俄国军人分遣队以西藏为目标的考察活动,藏民的反抗;三、俄国同西藏的非法政治交往,俄英争夺西藏;四、俄英两国合谋分裂西藏的政治交易1904年~1914年。书末附有《大事系年》《参考书目》《人名索引》等3个附录。

 

(33)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对引用外文的汉译问题。参阅周学军《〈蒙藏条约〉蒙方签字人职衔辨析——对〈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译文的意见》(载《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6页~118页)。

 

(34)(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1994):《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该书原著标题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汉译本只取了它的副标题作为书名。该书的时间跨度从1913年到1951年,也就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执政中期,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接受《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为止的这段时期。关于该书,可参阅周源:《评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35)其中上篇含10章:1.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童年;2.西藏与新兴的中华民国;3.十三世达赖喇嘛、藏军与寺院集团;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5.土登贡培的垮台;6.探索新西藏之道路,龙厦为首的改革派;7.黄慕松将军奉使入藏;8.英国人、中国人与九世班禅喇嘛;9.热振的摄政与卸任;10.上篇小结:热振摄政时代。下篇含10章:11.大札摄政的初期:1941~1943;1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形式变化与对抗;13.反叛的种子;14.热振阴谋;15.“慰问同盟国代表团”(1945~1946);16.争取国际支持的进一步尝试;17.国民党垮台之后的西藏;18.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9.昌都失守之后;20.《十七条协议》的签订;21.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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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多杰才旦.“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J].中国藏学,199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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