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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皓: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

作者: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4日

摘要:1873年末,日本明治政府陆军省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日本军方派出的首批留华学生。八人曾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直至翌年年末中日围绕“牡丹社事件”的谈判陷入僵局,日本以为和谈无望,战事将起,才将其陆续撤回。所以,他们前后在华仅一年时间,而其他不利因素也影响了留学效果。然而,此次陆军军官来华留学实为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大阴谋”的前奏,标志着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遣军官来华留学、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阴谋就此展开。

 

关键词:留华学生 日本陆军省 留学 留学生

 

1873年末,日本军方首次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这也是继1871年明治政府在遣使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之际首次派遣七名留学生来华后,派遣的第二批留华学生。相较于1871年七人来华时清晰的“留学”目的,此次陆军省在派遣目的上却有些遮遮掩掩。而学界对其史实亦有诸多不明之处。①如奉命来华者究竟有谁?是何身份,留学生乎?军人乎?间谍乎?何时来华?在华有何活动?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有何阴谋?通过派遣,又有何得失?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解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相关原始档案,并与《对支回顾录》及时人游记、书简等史料的记述相互印证,对这段史实进行具体考证,并对上述问题做一深入探讨。②

 

一、身份之谜

 

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显示:明治6年(1873)11月28日,日本明治政府陆军省下达命令,派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少尉益满邦介、长濑兼正、向郁,军曹中村义厚、江田国容六人来华。③12月9日,又增派陆军中尉岛弘毅、“少尉试补”芳野正常二人一同来华。④耐人寻味的是,两道命令均对来华目的讳莫如深,只说“有事”(原文为“御用有之”)差遣来华。至于“有事”所指为何,则无具体说明,这也给以上几人的身份蒙上一层迷雾。

 

不过,一份保存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陆军省核心机构“卿官房”的档案,则泄露了“天机”。据这份当年12月的档案显示,陆军省实际上分类发出了三道派遣命令:“为调查清国、朝鲜军事,差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少尉长濑兼正赴清国及朝鲜;为调查清国、朝鲜地理,差遣陆军少尉益满邦介、军曹中村义厚赴清国及朝鲜;为调查清国、朝鲜政事,差遣陆军少尉向郁、军曹江田国容赴清国及朝鲜。”⑤由于该命令中只有美代等六人,可确认其发布于增派岛弘毅及芳野正常来华的12月9日之前。同时,这也清楚地表达了陆军省的真实派遣意图,即派员调查中国及朝鲜的军事、地理、政事。此外,陆军省还对其调查内容进行了任务分配。分别是:第一,命令美代、长濑调查:“1.海陆军兵制队伍组成;2.该兵队人数;3.枪炮制作及其作用,弹药精良与否;4.全权之将校几人,兵卒服役之向背;5.军舰之数量及其马力吨数。”第二,命令益满、中村调查:“1.山岳之高低向背、河海之浅深源委、地理城郭之要塞;2.各地寒暑风雨气候;3.动植物产、粮食数量;4.户数人口概况;5.市井形势及各地盛衰;6.矿山;7.水旱田之品级;8.地质病害及当地人之预防方法;9.水利、粮草。”第三,命令向、江田调查:“1.政体法令民心服否;2.全权大臣及其品行;3.官员职务分界及其员数;4.租庸调之事;5.语言风俗人情;6.会计帑藏;7.人材之有无;8.与外国交际待遇之情况、条约之精粗;9.外国人居留地情况;10.商法之办法及进出口货物。”⑥以上任务分类精细周详,可见此次调查并非猝然之举,应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斟酌。而其用意亦如司马昭之心,一看便知是为日后发动侵略战事做准备。所以,虽名为“调查”,实为军事“侦察”。由此或可将美代等认定为日本陆军的谍报人员。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档案中还收录了一份作为对全体人员总要求的《心得书大纲》,为此次派遣增添了留学的色彩。总要求共三条:“一、在彼国欲学彼国之事,必先通晓彼国语学。故将以此为最初之专务。二、每人虽皆奉职于日本陆军,但于彼国在留期间,应随其风俗,著用其国之常制衣服。三、研究科目虽为主务,但一切事件全部听从彼地在留陆军少将兼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田显义之指挥,绝无违背。”⑦可见,《大纲》首条便开宗明义,明确要求八人在从事相关调查前,必须以学习汉语为“最初之专务”。换言之,他们有别于一般的谍报人员,须在华进行汉语学习。那么,是否也可将其视为留学生呢?

 

就“留学生”及“留学”的概念而言,较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权藤与志夫所做的界定。他指出:“所谓留学,是指跨越国境到外国之教育机构学习这一与个人教育过程相关的现象,同时也指由作为传递者的留学生将一国文化传播至他国的文化现象。留学,是出于教育性目的进行国家人员交流的一种形态。”⑧即留学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分解成出国求学的个人行为、以之为中介的文化传播现象,以及以求学为目的的教育交流形态三个维度。相应地,其行为主体便可称为“留学生”。总之,只要某国人符合出国进行一段时间学习这一条件,就可被称为“留学生”。⑨

 

由此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美代等来华时中国尚无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更无接收留学生的专门机构,这使其“留学”的内涵及具体形式与当今学校教育制度下的留学生有很大差别。但因其在华有学习计划,且在华期间确实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汉语及风俗,故此符合“留学生”的认定标准。此外,在美代等抵达上海后,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曾于1874年1月向外务省发回信函,其中提到“陆军中尉美代清光(原文如此——笔者按)以下七名为留学,奉命来到清国,前月二十三日抵达”。⑩而《对支回顾录》在为八人之一的向郁作传时亦直言其“为军事视察及支那语研究赴清国北京留学”。(11)可见,日本方面也将其认定为留学生。总之,美代等可被视为陆军省派遣来华的首批留学生。

 

那么,这是否又与其“间谍”身份矛盾呢?其实,由于时局复杂,明治初年由日本政府派遣来华者大都具有多重身份,很难以“留学生”或“间谍”为界泾渭分明地分类,且各种身份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彼此不容的。虽然日本陆军省派遣美代等军官来华时有侦察要求,将其视为谍报人员并无不妥,但在其多重身份中确有留学生的部分,不能简单地因其有谍报行为便予以否定。此外,美代等人多重身份中的留学生部分,也正是后来日本政府正式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雏形。所以,与其纠结于身份性质界定,不如姑且将之作为“留学生”,而关注其在华经历。因为其所见所闻及所有遭遇,很可能是同时代来华留学者的共同体验。关于美代等八人的个人信息及在华行踪情况,整理列表如下:

 

 

二、在华经纬

 

关于美代等八人来华的具体经过,除上述品川忠道信中提到的“前月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外,档案中别无其他详细记载。不过,由于八人为日本较早派遣来华者,且多人随后又参与到日本对华军事侦察中,在近代日中关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此《对支回顾录》专为八人作传(以下简称《某某列传》),成为了解其在华经历的重要资料。关于其来华细节,多篇列传的记述较为一致,即1873年11月28日先期接到来华命令的六人并未立即出发,而是与12月9日增补派遣的两人一同于12月15日从东京启程,同月23日抵达上海。这一日期也与品川的记述吻合。随后,八人并未如首批留华学生那样立即北上京津,而是“暂时客居沪上,见学习俗,待明治7年春解冻后再由海路赴天津”。(12)即因冬季结冰,不便行船,八人便暂留上海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计划来春解冻后再北上京津。

 

除了冬季不便行船外,八人迟迟未北上进京或许也与当时尚无日本公使在京有关。就在一行启程前日,外务卿(13)寺岛宗则在答复陆军卿就八人来华问题请求发放许可时回函说:“此时尚无日本驻华公使驻扎北京,或多有不便,但有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在沪,不久也将派公使赴京……故如欲游历内地,可依领事之力所及予以协助,如欲进入北京,可等公使渡清后。”(14)其中所述无公使在京一事,具体情况如下:1871年伊达宗城使团来华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其中第四款便规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是为两国互派公使之依据。日本政府遂于1872年6月17日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兼任日本首位驻华公使(15),但副岛并未立即赴任。其间日本曾派柳原前光来华,以条约有不妥之处为由要求修约,但遭到李鸿章断然拒绝。日本既知中方态度坚决,成约不能修改,遂于1873年3月任命副岛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华换约,并为同治帝大婚呈递国书,是为日本公使驻华之始。不过副岛醉翁之意不在酒,除换约及呈递国书外,他还有两个更为重要且不可告人的任务:一为试探清政府对朝鲜的态度,二为进攻台湾做准备。(16)至同年6月与清政府交涉得到台湾土著族人为“化外之民”的口实后,副岛以为取得了侵台借口,便急于回国谋划,遂于同年6月28日卸任公使一职,于翌日交由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哩代理日本驻华公使,自己便匆匆返回日本。直至同年11月24日,日本才又任命曾随岩仓使节团游历欧美、时任东京镇台司令长官的山田显义担任新任驻华公使。(17)前述档案中提到的美代等在华一切事务须听从“陆军少将兼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田显义”之指挥,即指此人。不过,山田本人无意担任此职,并未即刻动身来华。至1874年2月日本爆发佐贺之乱,明治政府遂解除山田公使职务,派赴九州镇压暴乱。总之,至柳原前光于1874年7月来华出任公使之前,日本最初任命的几位公使或未前往北京赴任,或仅在京短暂停留,一直未能将公使驻华常态化。寺岛宗则1873年12月所说“尚无公使驻扎北京”,正是此事。由此看来,几人数月后才由沪北上进京,或许也是听从寺岛建议的缘故。

 

关于八人在上海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据品川记述八人“滞在中因计划学习北京语,故已从二十七日雇用龚慎甫,每月洋银三十元”。(18)可知他们在抵达上海的四天后,便聘任龚慎甫为教师,随其学习北京官话。由于江户时代赴日经商的中国商人多来自南方地区,所以长崎贸易时负责担任翻译的日本唐通事所学汉语也多为南京话、福州话等(其中以南京话为主),而非北京官话。明治维新后,中日交往增多,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日本发现仅靠南京话交流多有不便,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北京官话人才。这也正是八人奉命来华学习汉语的大背景。关于担任教师的龚慎甫,据一份落款时间为1871年9月29日的档案显示:龚氏因通晓日英两国语言,最初由英国驻日领事馆雇佣为翻译,1870年又被日本兵库县政府聘用,并因熟悉北京、天津情况,而在1871年伊达宗城来华缔约谈判时随行。(19)可见其与日本方面关系较密切,所以才会担任八人的汉语教师。

 

关于八人后来的经历,档案中记载有限,而《对支回顾录》中的记述也过于笼统,就其具体何时来津、入京等问题都语焉不详。而一本日本来华僧人的游记《北京纪游》成为揭开谜底的钥匙。作者小栗栖香顶(1831-1905),号八洲、莲舶,日本净土宗东本愿寺僧人。他因提倡日本应联合中、印两国同心协力维护佛法,遂身体力行,于1873年7月来华游学。至翌年7月返日,前后在华一年时间。(20)后来,他又将这段经历撰写成《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其中,《北京纪游》中记述了他与美代等八人的交往经过,这为了解八人在华行踪提供了帮助。据述“四月二日,长崎人芳野正常,在天津赠书曰:‘邦人八名来津,今日进京,欲学华语。请谋是事。’”(21)小栗栖此时已在北京,“赠书”即芳野正常从天津的来信。从后面的记述来看,信中“邦人八名”指的就是美代等八人。而从“来津”二字或可推断八人至1874年3月末、4月初才由沪来津。

 

至于芳野正常为何专托小栗栖帮助安排学习汉语事宜,可能源自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的引荐。小栗栖前年7月来华时先到上海拜见了品川,并经其交涉从苏淞太道沈秉成处得到了护照(22),随后北上进京,所以八人应是在沪时从品川处得知小栗栖在京学习汉语的消息。此外,《岛弘毅列传》提到小栗栖为“在燕唯一之邦人”(23),别无其他日本人在京,所以芳野才会求助小栗栖代为“谋事”。

 

在上述4月2日记录后,游记接着记述:“(四月)十一日,美代清元、中村义厚、岛弘毅三氏来见。三氏皆陆军少尉。余惊喜,殆为面亲旧之念。”(24)据《美代清元列传》记述其“由海路赴天津大沽,随后坐船赴通州”(25),可知美代、中村、岛三人来京路线是先从上海走海路前往天津大沽,再经水路到通州,并于4月11日抵达北京面见小栗栖。随后,“十三日,为三氏东西求寓,才得西床胡同法源寺。客房颇伟丽,一月房钱一百四十吊。十六日,与三氏移居”。(26)即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寺谋得住处,并于4月16日与三人一同搬入。

 

此处言及房钱,有必要对美代等人的经济情况加以介绍。关于八人的来华补助金额具体多少,很遗憾尚未找到相关记录。不过,现有一份几人来华旅费补助档案,其中记录了给予陆军少尉益满、长濑“横滨至天津间上等船费百二拾元;横滨至天津间津贴二拾八元二拾五钱,即二十五天每日一元拾三钱。”给予陆军军曹江田国容“横滨至天津间中等船费七拾元;横滨至天津间津贴拾九元,即二十五天每日七拾六钱”。(27)不难想见两者金额差异缘于军衔之高低。而与两年前首批留华学生来华时大藏省规定的“横滨至上海间船费及食宿杂费:洋银百四十五元”相比(28),陆军省的旅费待遇与之基本持平,若排除物价波动等因素,两者并无本质差异。所以,或可进一步推测其在经费补助上与首批留华学生基本相近,年额洋银500元上下。不过,八人曾“因滞在期间教师费、餐费等诸费意外价高,以致旅费短缺,遂申请增加补助”(29),加之,八人还曾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借款,如陆军省明治8年4月的记录中记述美代八人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借12元95分,业已还清(30),但此时已是八人归国四个月之后。所以,或可推测对于美代等来说,经费补助并不充裕。

 

游记继续记述至“六月廿二日,邦人四名来京。曰江田国容,曰长濑兼正,二人萨摩人。曰向郁,长州人。曰茅[芳]野正常,长崎人。皆同寓法源寺”。(31)可知,前次4月美代三人来京时,其余几人并未同往。这与《江田国容列传》记载的在美代三人赴京后,江田等四人继续留在天津学习汉语的情况相符。(32)此外,该列传还记载虽然初抵天津时在津日本人只有中岛喜左卫门一人(33),但后来品川忠道来津开设了临时领事馆,柳原前光7月末来京途中也曾去过此处,即日本人在津已有落脚之处。或可推测几人因已适应了天津的学习生活,才未急着与美代三人一同进京,但后来中日间围绕“牡丹社事件”的交涉增多,几人为掌握最新消息才决定前往北京。据游记可知,江田等四人最终于6月22日抵京,并与美代等同住法源寺。

 

上述记录只提及八人中有七人到京,但益满邦介不知去向。关于这一点,《益满邦介列传》的记述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仅提到在美代三人赴京后,益满等两人留在天津学习汉语,并于同年10月接到归国命令,11月回到东京(34),而对其后来是否前往北京却只字未提;另一方面,所谓“益满等两人”留在天津学习汉语的记述也与实际人数不符。由于尚未找到其他记录,无从得知益满的具体行踪及未与余者同行的原因。不过,1874年日本为侵台设置蕃地事务局,而该局曾于同年7月对当时在华的日本陆军军官做过统计,其中显示美代等八人都在北京。(35)可知最迟至同年7月,益满也来到北京与其他七人会合。

 

关于几人在京的生活细节,游记中有些记述,其中两处颇具象征意义。一是“(五月)五日,同岛、中村二氏访东江米巷英馆。一官人有雅芝出接。余请借览英国钦差大臣所著《文件自迩集》、《语言自迩集》。曰:‘近日取之上海,送呈。’公使威氏”。(36)即岛、中村与小栗栖三人为借阅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编写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而来到英国驻华使馆。结合1883年由外务省派遣来华留学的濑川浅之进的回忆可知,日本人在华留学期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汉语教材。(37)《语言自迩集》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1867年在华任职期间,为来公使馆见习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其内容选材及章目设计十分精妙,可谓近代汉语教材之翘楚,三人选择该书是很有眼光的。不过,该书由于出版于英国,当时在华流通有限,如1871年首批来华的几人就未用过,至于后来是否如使馆官员所说“送呈”三人,就无从知晓了。

 

另一件事是小栗栖曾与美代等参观清军操练。“(五月)十三日,与美代、中村、岛三氏观演武。第一枪队,第二大炮队,第三楯队,第四长枪队,第五刀剑队,第六短枪队。兵勇凡数千,张氏将之。操纵不得其宜,三氏大笑。余恐笑声之外泄”。(38)三人大笑虽可理解为军人特有之豪爽性格,但未免孟浪,且其对清军军队之关注及对其武备落后之不屑,亦可见一斑。两件事一为求学,一为观武,一文一武,恰显示出陆军省留学生有别于一般留学生的特殊性。

 

不过,几位留学生的不谨慎还是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据游记载就在观看清军操练的两天后,“(五月)十五日,本然来见,曰:‘昨法源寺和尚来敝寺,言足下等散钱物,招来童男女,恐生大祸’”(39),故请其五天内搬移他处。本然为前门大栅栏龙泉寺僧人,小栗栖去年8月到龙泉寺,便跟随其学习汉语。(40)两人后来关系很好,由本然与小栗栖通信可知,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寺谋得住处一事,正是由本然从中斡旋(41),所以法源寺和尚才会跑到龙泉寺向本然告状。小栗栖闻言大惊,料是“前日曹二不敬三氏,三氏吓怒,叱责彼,彼是以诬告方丈乎。”遂只是诺诺称是,说“告三氏,然后敬答”。但本然后又说:“囊余面足下,一见神契,敝寺僧徒,莫不起敬,皆言贵邦有邹鲁之风。三氏进京以来,皆言系郑卫之俗耳。惜乎足下锐气,亦将挫了。”小栗栖自知此事系子虚乌有,但又恐美代三人“为陆军少尉,年少气锐,勃勃勇气,屠鸡鞭狗”(42),把事情闹大,故而十分为难。

 

但是,次日小栗栖还是致书本然,明确表达了态度。“昨枉法驾,辱接云笔。顶以上人言告三氏,三氏曰:京中道路,穷人要钱,散则必取。前日穷人入门,亦散钱以施与。此人情之常,岂有别意乎?然而官人豫知其将奸,使方丈逐之,限以五日,曰日本有郑卫之风。国辱莫大焉,冤屈莫甚焉”。(43)从中可知,小栗栖昨晚将此事告知美代三人后,方知所谓“散钱物,招来童男女”实为美代等向穷人施舍散钱。搬迁事小,但不愿受辱,所以坚持事理未明不能搬走。随后两人又有书信往来,但仍未有结果。

 

从小栗栖于5月20日赴雍和宫询问“邦人就学于门下,一月纳饭费多少”(44)可知,几人或也有意搬出,不想招惹是非。而对方答曰:“为余徒弟,不要一钱”,说明搬入雍和宫似也非难事。但若成师徒,在学习内容及行动上肯定会受到约束,这对几位陆军军官来说应是很难接受的。《美代清元列传》也曾记述其经小栗栖介绍得以学习汉语(45),但至于具体拜何人为师,是否就是雍和宫僧人,便无从得知了。随后小栗栖去五台山游历,其间虽与本然仍有书信往来,但未再提起搬迁一事。而从6月22日江田国容四人进京后仍住进法源寺来看,搬迁一事已不了了之。小栗栖返京后便准备回国,至7月8日离京时留学生七人从法源寺一直将其送到菜市口。(46)随后小栗栖由沪返日,9月回到日本。游记至此收笔,再无美代等之记述。(47)

 

此后,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牡丹社事件”,日本国内主战派渐居上风,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并晋升为陆军中将,于4月27日率军出兵台湾。清政府因不相信日本会入侵台湾,所以反应迟缓、毫无防备,致使日军初尝甜头,长驱直入牡丹社地区。此时清政府才如梦方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闽浙总督李鹤年正式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立刻撤兵,同时接受沈葆桢等提出的“防台四策”,开始积极备战,并寻求国际社会调停。随后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僵局,致使日本改变原有计划,转为试探和谈。(48)1874年7月末柳原前光来华,经上海谈判后转赴北京继续谈判。9月日本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来京参加和谈。中日双方连续激烈辩论数日,仍无结果,谈判陷入胶着状态。

 

时局的变动也对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影响。一方面,这给美代等人带来了学习机遇。据《美代清元列传》记载,柳原及大久保相继来京后,北京公使馆聚集了郑永宁、郑永昌父子等一大批汉语人才,这对苦无合适汉语教师的几人来说不失为一次学习的良机,“对其达成学习支那语第一阶段之任务具有很大便益”。(49)另一方面,随着和谈陷入僵局,日本方面预测其十有八九会破裂,战争一触即发,这使得美代等人亦无法安心继续在京学习。同时,日本军方也已预判战事不可避免,再留日本军官在京已为不妥,遂计划将几人撤回。虽尚未发现记载撤回命令的档案,但据《对支回顾录》记述,中村收到归国命令后,先到天津与在津的益满、向郁及江田三人会合,随后四人结伴于10月26日从上海启程返日,11月3日回到东京。(50)而岛弘毅也于11月1日回到东京。(51)此外,档案中还记载同年12月陆军省向外务省返还岛弘毅、益满邦介、向郁、中村义厚、江田国容等人的“海外通行免状”(52),这与以上记述基本吻合。总之,由于预计和谈破裂,战事将起,至1874年10月末八人中已有五人启程返日,并于11月初回到日本。

 

然而,和谈随后却突然达成。清政府最终为息事宁人,于10月31日由恭亲王奕为代表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不仅承认日本借保护琉球名义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甚至同意赔偿日本军费。这一外交妥协贻害无穷。面对日本在军国主义形成初期时的挑衅,中国未能给予积极有效的还击与遏制,以致养虎坐大,待到20年后不得不与羽翼近丰的日本开战,最终落得割地赔款、一败涂地的下场,导致华夷秩序的彻底崩溃。其实日本方面对于清政府突然接受妥协也是始料未及的,岛弘毅等人都是在回到日本后才得知和谈达成的消息。早知如此,或许几人就无需仓促结束留学了。

 

除上述已经归国的五人外,其余三人的情况有些特殊,其中美代和芳野两人因患病拖延了归国行程。早在10月25日,美代为发电报通知日本谈判趋于破裂赶往上海(53),抵沪后方知和谈达成,遂又折返回京,但在途中染上眼疾。于是,美代于12月13日由参谋局长代理、陆军少佐桂太郎批准归国。(54)不过或因病情变化,美代至1875年1月22日才启程返日。(55)从同年2月陆军省命令其向外务省返还“海外通行免状”(56)来看,是时他也已回到日本。另一方面,芳野早在天津时便已患病,来京后9月中旬经法国公使馆医师诊断为水土不服。(57)但一直未愈,最终于1874年12月24日因病紧急回国。(58)至此陆军省首批派遣来华的八人中,七人业已回国。最为特殊的当数长濑兼正。据《长濑兼正列传》记载,虽然余者相继归国,但长濑希望继续对华侦察,遂归由使馆武官陆军大佐福原和胜管理,随后一直留在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他遍走18省,直至1879年方才回国,前后在华长达6年之久。(59)

 

三、阴谋与得失

 

以上简要梳理了日本军方首次派遣军官来华的原委及其在华留学经过,但仍有一些问题萦绕未解。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有何阴谋?通过派遣,又有何得失。以下略作分析。

 

虽然陆军省在派遣命令上遮遮掩掩,但美代等人此时奉命来华之背景,却在一封时人书简中一览无遗,且出现在书简中的众多人与事也勾勒出明治初年日本军方对华派出谍报人员的一系列动作。据这封收件人为池上四郎、落款时间为1874年“正月四日”的书简所记:“最近尚无稀奇新闻,只是自贵君出海后,美代清元君、益满邦介君及其他六名向天津出发,已滞留两月有余。料想委细您也知晓,想必欲潜入朝鲜附近。且其后儿玉利国君、吉田清贵[贯]君、池田道辉君、田中纲常君,皆与贵君赴同国,后成富清风君亦渡海,向台湾扬帆。”(60)要言之,书简内容可概括为三件事:1.池上四郎“出海”,2.美代等八人来华并欲赴朝鲜附近,3.儿玉数人渡海赴台。

 

三件事中,池上四郎“出海”一事,是指1872年时任“外务十等出仕”的池上四郎,连同陆军少佐武市正干、“外务权中录”彭城中平,乔装商贾秘密潜入中国进行谍报活动。他们于9月1日抵沪,后乘船经芝罘到达营口,在东北侦察数月,搜集了关于地理、风俗、政治、军备、财政等的大量情报。(61)池上与彭城本为外务省官员,之所以来华进行军事侦察,是受时任陆军元帅的西乡隆盛指使。西乡本人是一个顽固的“征韩论”者,派遣池上等人赴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侦察,实为日后侵略朝鲜做准备。

 

而儿玉等赴台一事,当指1874年日本计划侵台之际,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制定《台湾蕃地处分要略》九条,其中第八条为“遣福岛九成、成富清风、吉田清贯、儿玉利国、田中纲常、池田道辉六人先期赴台,入熟蕃之地,侦察土地形势并对土人怀柔绥抚,以为他日处分生蕃时诸事之便”。(62)这是日本为侵台正式派遣谍报人员,而其人选也多为1871年日本政府对华派遣的首批留学生。

 

以上两次对外侦察,看似一北一南,实则殊途同归。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企图日趋明显,蓄意侵略朝鲜的“征韩论”甚嚣尘上,影响较大。这也正是池上等人赴东北侦察的背景。围绕“征韩论”,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不过矛盾的焦点并非“征韩”与否,只是时机把握问题。两派争执不下,暂时达成妥协,即将侵略目标从朝鲜移向琉球及台湾,于是才有了儿玉等人赴台侦察。所以,以上两次对外侦察,实属同一脉络。那么,在这一脉络演进中,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察又处于何种位置呢?

 

日本军方最早设置对外侦察部门,始于1871年7月兵部省内设立的参谋局,负责参与谋划机要密务、编纂地图并从事谍报工作。1872年兵部省拆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参谋局也改称陆军省参谋局,至1873年又改称陆军省第六局,在原有任务的基础上,更为侧重平时详细调查地理政事,战时迅速制定军事部署及作战路线图。自此,陆军省开始以军事侦察为目的向中国各地派遣陆军军官。(63)而首批派出者,即为美代等八人。1874年第六局又改回参谋局,并最终于1878年12月发展成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策源地。美代等人虽最初由陆军省派遣,但至1874年5月14日改由参谋局管辖。(64)结合当时“征韩论”不断发酵的大背景来看,管辖权的转移折射出参谋局权力的扩大,以及派遣军官对外侦察意识的增强。此后日本军方对华侦察的步伐就再未停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由此可见,从日本对外侦察的发展脉络来看,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察,正是日本军方对华侦察活动由军方实权者以私人意愿派遣个别人来华侦察,向军队系统内有组织、有计划、成批派员来华侦察的转折点。换言之,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察实为日本军方为谋划对外侵略所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说陆军省在派遣目的上的遮遮掩掩是出于掩人耳目以进行对华军事侦察的“小阴谋”,那么此次派遣实为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这一“大阴谋”的前奏。

 

此外,美代等担负的对华侦察任务,决定他们在华期间兼具留学生和间谍双重身份,由此视角或可透视此次派遣之得失。一方面,就留学生身份而言,虽然学习汉语只是实现其侦察目的之手段,但若分析其在华期间各种活动之比例,可知其用于学习汉语及习俗的时间远多于进行侦察的部分。换言之,美代等人更多时候的身份仍是留学生。然而,当时在留学生培养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限制了他们的留学效果。第一,留学生缺乏管理监督。以前述纠纷为例,虽然过不在三人,但其素行不无孟浪之处,言行举止确实不及潜心向学的小栗栖。这也是本然举出“邹鲁”“郑卫”之比的原因。此事可大可小,若无小栗栖从中周旋,任由三人随性处置,当时又无日使驻京,是否会闹出更大的乱子也未可知。其实,这暴露出一个更大问题,即日本政府在派员来华的早期阶段,既于出国前无明确章程,在华期间又无有效的管理监督,致使来华人员基本处于管理真空状态,不仅学习、生活全靠自己,即便遇到纠纷亦无处可依。这一情况在日本派遣留华学生之初较为普遍,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留学生活的顺利进行及所能取得的成果。第二,缺乏合适的汉语教材及教师。这虽与当时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尚未发展有关,但也是作为留学生派出方的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之处。第三,留学经费不足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代等人因教师费用高而申请补贴一事说明,陆军省制定的补助标准并不能满足留学生的实际需求,妨碍了通过聘用私人教师学习汉语的顺利进行。第四,留学期限过短也是影响留学效果的重要原因。虽然美代等未满一年便被召回缘于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决定,但留学时间过短毕竟限制了其汉语学习效果。综合以上四点,可以想见美代等人在汉语学习方面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不能不说有所“失”。当然后来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留学生规程、增设留学监督、将留学生安排到日本在华开办的学校、增加留学补助及延长留学期限等举动做了相应调整。首次派遣算是为以后制定留学生制度和规章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另一方面,从对外侦察的角度来看,这段经历却意义重大。

 

首先,此次派遣可谓日本军方成批派遣军官来华侦察、学习的第一步。就在美代等人来华的数月后,参谋局又于1874年4月10日第二次派遣军官来华。(65)分别是陆军大尉大原金贤、野崎弘毅、东条(马屋原)务本,中尉石川昌彦,少尉相良长裕,少尉试补三户庵,及军曹安藤茂K3Y907.jpg共七人。(66)他们来华后奔赴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东条、相良、三户)、镇江(野崎、石川)和福州(大原、安藤)三地(67),一看便知是为当年日军侵台收集情报。而其派遣名义也直接定为来华“出差”,并无学习汉语之要求,从派遣军官来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较前次反而有所倒退。

 

不过,至19世纪70年代末桂太郎出任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后,这一局面发生了转变。桂氏曾于明治初年自费留学德国,素有仿效欧美改革兵制的意愿。他曾提议派遣有一定经验的武官前往各国使馆,了解外国军政制度,收集资料,以为改革建言。随后,陆军卿山县有朋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向驻欧美及清国使馆派遣了武官。其中,陆军省分别将桂氏派往柏林,将福原和胜派往北京,是为日本驻外使馆附属武官之始。桂氏驻柏林三年之久,专门研究军政,直至1878年任满归国。同年12月,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桂太郎出任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68)上任伊始他便亲赴中国考察,回国后基于在华见闻及福原和胜的建议,提出培养研究型军官的重要性,提议应定期将陆军军官派赴中国各地,以三年为限,其中第一年注重研习汉语,第二、三年分别各进行两个月及四个月的调查方可回国。该提议最终得到是时转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的同意,并于1879年6月27日派出11人来华,分别是步兵大尉志水直(上海),大尉大原里贤、少尉小泉正保(汉口),中尉岛弘毅、工兵少尉山根武亮(天津),步兵中尉长濑兼正、少尉花坂圆(北京),中尉相良长裕、少尉岛村干雄(广州),少尉田中谦介、工兵少尉美代清濯(厦门)。此后又于7月19日派遣工兵中尉伊集院兼雄赴牛庄,并由赴上海的志水直负责全体人员与领事馆及参谋本部间的联络工作,相当于担任以上人员的监督一职(69),是为日本军方对华派遣研究型军官之始。

 

同年11月28日,参谋本部又下达命令,派遣柴田晃、御幡雅文、关口长之、大泽茂、谷信敬、平岩道知、濑户晋、原田政德、小川忠弥、沼田正宣、末吉保马、西山谨三郎12人(70),随后又增补富地近思(71)、川上彦次、杉山昌大和山口五郎太,共16人为“清国语学生”赴“清国留学”,给予每年700元的补助。至此,美代等首批来华者的多重身份,被正式拆分为谍报人员、研究型军官和汉语留学生三种相对独立的角色,显示出日本派遣军官来华制度的发展。

 

其次,对美代等个人来说,此次经历也成为其对华侦察的开始。虽然美代等人在华时间有限,相较于汉语学习,用于从事侦察的时间较少,且综合现有资料来看,他们或未完成赴朝鲜侦察的要求,但八人经此已适应在华生活,成为独立进行侦察的谍报人员。其后他们大都多次潜入中国执行侦察任务,并在后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譬如,除了前述在华长达六年、遍走中国18省的长濑兼正外,岛弘毅也于1877年再次潜入中国东北,对东三省的政治、地理、气候、军备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并结合前述池上四郎的侦察成果,完成《满洲纪行》两卷。后来,参谋本部正是以此为底本于1889年编写成《支那地志》卷15上(满洲部),并于1894年甲午战争之际更名《满洲地志》(72),成为甲午战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指南。而益满邦介于1880年亦再次来华侦察,其绘制的部分中国地图仍保留至今(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73)日俄战争之时,益满又作为步兵第十四联队队长,率队参加了对旅顺东鸡冠山炮台的攻击。此外,即使29岁便病死的向郁,在首次留学后亦再次来华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据竹添进一郎为其所作墓志铭记载:“大日本向君讳郁……自明治六年始航清国。于齐于燕于吴越,无岁不裹粮跋涉。其山川厄要,民情向尚,周行博访,能得其详”(74),这形象地描绘出了向郁作为日本谍报人员的在华轨迹及所取得的“业绩”。总之,来华留学成为几位陆军留学生后来对华侦察以为日本对外侵略服务的开端。

 

综上可见,日本陆军省派遣首批军官来华,兼具留学与侦察的双重性质,既有文化交流的一面,也有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展现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光与影”。如果说1871年日本政府在派遣首批留华学生时尚无明确的军事目的,那么此次陆军军官来华留学则标志着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遣军官来华留学、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阴谋就此展开。

 

【作者简介】谭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关于这段历史,学界论述不多。如戚海莹的《近代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述论》(《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一文在梳理日本早期对华谍报活动时,对此次派遣只字未提;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明治期日本参謀本部の対外諜報活動——日清·義和团·日露三大戦争に向けて」(收录于滕維藻、奥崎裕司ほか編『東アジア世界史探究』、汲古書院、1986年)一文虽言及此事,但仅将其作为谍报活动一笔带过;而桑兵的《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在介绍日本陆军省派员来华留学时也曾提到“1873年11月陆军少尉向郁和中尉美代清元为军事视察及学习汉语留学北京”,此外并未言明同批到底有几人来华及其在华的具体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界过去仅依赖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对支回顾录》等记述,很少使用日本军方等部门的原始档案史料及时人游记、书简,因此对史实了解不够充分。

 

②由于明治政府于明治5年(1872)11月9日宣布改行公历,将同年12月3日改定为明治6年(1873)1月1日,故存在旧历与公历之别。因此,本文中标注的1873年以前的日期实为旧历日期。此外,关于日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称谓,为保留历史原貌,本文在引用史料记述时将对“清国”、“支那”等用语予以保留,特此说明。

 

③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100018800、美代中尉外五名清国へ被差遣二付旅費等支給方ノ達(国立公文書馆)。

 

④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000017100、島陸軍少尉外一名同上(美代陸軍少尉外五名同国へ差遣)(国立公文書館)。笔者按:此档案名称有误,据档案所记,美代清元、岛弘毅皆为陆军中尉,而非少尉。

 

⑤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52181400、清国 朝鮮 軍事等取?{として被差遣の事及心得書綱案 心得書条目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52181400、清国 朝鮮 軍事等取?{として被差遣の事及心得書綱案 心得書条目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⑦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52181400、清国 朝鮮 軍事等取?{として被差遣の事及心得書綱案 心得書条目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⑧権藤与志夫編『世界の留学——現状と課題』、東信堂、1991年、3頁。

 

⑨此外,从词源上看,“留学”及“留学生”两个汉语名词从最初含义发展演变并固定成为近代的专有名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留学”一词最初在中国古籍中虽不鲜见,但两字连用都只取字面意思,即留下来继续学习之意,并非约定俗成的词汇。自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掀起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留唐(隋)热,当时一些日本人随日本使臣来华并长期留在唐朝,于是他们便被称为“留学生(僧)”,即取“留居域外集中学习(者)”之意,并成为专有名词。不过,随着894年日本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来华日本人数量锐减,“留学生”一词也淡出国人视野。而其重新于中国近代使用,则是来自日本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积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而该群体被沿称为“留学生”。随后,这一说法经中国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国内,并得以广泛使用。参见刘集林《从“出洋”、“游学”到“留学”——晚清“留学”词源考》,《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⑩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9120077600、明治7年1月 品川上海領事 清国留学拝命者の行動に関する在上海領事よりの書翰抜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1)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明治百年史叢書第70卷)、原書房、1978年、128頁。

 

(12)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1頁。

 

(13)明治政府外务省创设于明治2年(1869)7月,其最高长官称“外务卿”,明治18年(1885)12月起改称“外务大臣”。

 

(1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100031400、美代陸軍中尉其他入清ノ儀二付処分上申(国立公文書館)。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1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6页。

 

(1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67页。

 

(18)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9120077600、明治7年1月 品川上海領事 清国留学拝命者の行動に関する在上海領事よりの書翰抜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000013400、随行支那人龔慎甫同上(長英外三名へ資金金支給)(国立公文書館)。

 

(20)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48—49頁。

 

(21)小栗栖香顶著,陈继东、陈力卫整理:《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八十四 见邦人三氏”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4页。

 

(22)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48頁。

 

(23)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1頁。

 

(24)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八十四 见邦人三氏”条,第184—185页。

 

(25)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19頁。

 

(26)小栗栖香预:《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八十五 移居法源寺”条,第185页。

 

(27)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9120166500、6.1 島弘榖 御用の儀有之清国行被命着の処手当金及俸給至急送来候樣御掛合奉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笔者按,此条档案名称标记“島弘榖”为“島弘毅”之误记。

 

(28)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100005800、小牧善次郎外五人清国留学申付ノ儀達並旅費ノ儀往復(国立公文書館)。

 

(29)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9120165900、6.20 山縣中将 外務省より申越の清国在留美代清元外7名費用云々見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0)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246500、外務より御省官員清国在留中備用の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1)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一一五 别饮诸子”条,第220页。

 

(32)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31頁。

 

(33)1873年小栗栖来京途中也曾在津见过此人。参见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48頁。

 

(34)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6頁。

 

(35)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0190000、单行書·処蕃始末·甲戌七月之五·第二十八册 支局へ支那在留官吏姓名ノ儀往翰(国立公文書館)。

 

(36)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二访英馆”条,第194—195页。

 

(37)東亜同文会編『続対支回顧録』下巻(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12卷)、原書房、1981年、249—250頁。

 

(38)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六 观演武”条,第197页。

 

(39)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八 本然来话(其二)”条,第197页。

 

(40)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十九见 本然”条,第116—120页。

 

(41)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九 与书本然(其三)”条,第198页。

 

(42)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八 本然来话(其二)”条,第197页。

 

(43)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九十九 与书本然(其三)”条,第198页。

 

(44)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一○二 访洞师(其四)”条,第201页。

 

(45)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19頁。

 

(46)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一一六 过天津”条,第221页。

 

(47)小栗栖这位自费来华的佛教留学生并未就此消失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茫茫洪流中。1876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一手建起上海东本愿寺别院。这既出于其作为日本佛教徒布教海外的个人意愿,同时也符合日本明治政府正在实施的“大陆政策”的基本宗旨。后来他专注于在华布教,直至1877年因病才返回日本。可以说,小栗栖在上海开教开启了日本东本愿寺海外传教的先河,在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参见曲晓范《日本佛教徒小栗栖香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1873-1876)》,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269页。

 

(48)李理、赵国辉:《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近代史研究》2007年3期。

 

(49)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0頁。

 

(50)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31頁。

 

(51)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2頁。

 

(5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5965300、外務へ大尉野崎弘毅外五名清国より帰朝に付海外通行免状返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除5人外,档案中提到的第6人是野崎弘毅。

 

(53)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0頁。

 

(54)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099700、清国在留美代清元呼戻伺の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笔者按:此条史料并不完整,被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误分两段。史料后半部分见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099800、村山葆温泉へ出発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5)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339900、参謀局より美代中尉帰朝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笔者按:此条史料并不完整,为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误分两段。史料后半部分见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340000、本病院より病室庇裏天井造作不都合に付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6)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6347500、参謀局より美代中尉外1名海外免状相?{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7)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32頁。

 

(58)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 C09120275800、1.25 上海領事より芳野正常帰朝旅費繰換金返辨方照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9)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7頁。

 

(60)「十二、池上四郎宛田代剛作書簡」、木村秀海·森田雅也「石室秘稿 池上四郎家蔵雑記 明治10年擾乱事実上使応答記一冊『石室秘稿』、『郵政考古紀要』39号、2006年10月。原文中误将书简落款时间“四月四日”记作“明治六年四月四日”,“正”与“四”字形相近,实为“明治七年正月四日”之误。作者后在池上四郎年谱中已予以更正。

 

(61)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40頁。

 

(62)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原書房、1955年、54頁。

 

(63)山近久美子、渡辺理絵「アメリ力議会図書館所蔵の日本軍将校による1880年代の外邦測量原図」、『外邦図研究二ユ一スレタ一』No.6、2009年3月。

 

(64)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3144000、清国在留陸軍中尉ヲ参謀局管轄トス(国立公文書館)。

 

(65)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5565300、参謀局より野崎少尉外五名清国より帰朝に付海外通行免状相?{云々申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6)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100052000、大原陸軍大尉外六名清国出張被仰付候達(国立公文書館)。

 

(67)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0190000、単行書·処蕃始末·甲戌七月之五·第二十八册 支局へ支那在留官吏姓名ノ儀往翰(国立公文書館)。

 

(68)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213—214頁。

 

(69)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217—218頁。

 

(70)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28651700、文部省訳語学生徒11名清国語学生徒中付に付通報方申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1)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80066900、12_29士族富地近思本部にて清国語学生申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2)山室信一「文化相渉活動としての軍事?{查と植民地経営」、『人文學報』91卷、2004年12月。

 

(73)山近久美子、渡辺理絵「アメリ力議会図書館所蔵の日本軍将校による1880年代の外邦測量原図」、『外邦図研究ニユ一スレタ一』No.6、2009年3月。

 

(74)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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