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报刊投稿|中国历史研究网|中国历史研究院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研究>>中外关系史>>正文内容
中外关系史 【字体:

郭 丽: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29日

摘要: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

 

关键词:日本/战争责任/教育报国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二战后,由于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再加上日本政府极力掩盖和逃避,其战争责任未受到彻底清算和追究,致使日本民族对此鲜有反省,也未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否认甚至美化对外侵略历史的思想沉渣泛起,且有不断蔓延之势。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甚为必要。探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不仅要从整体上揭示其国家层面的责任,还应从政界、军界、财界、司法界、传媒界、教育界以及国民大众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展开细化研究。近代日本的战争责任,主要在于天皇及军部上层、内阁首脑、宫廷官僚等决策层;国民作为协助者、参与者也是责任主体,同时又是受害者。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是探究战争责任问题的意义所在。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要警惕并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敦促日本政府正确面对历史问题等,也需要争取日本国民,使民众成为反战、反军国主义化的内生力量。揭示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可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等被侵略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并对曾将自己国家拖入战争及战败泥沼的军国主义保持警觉。

 

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中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发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日本近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天皇专制统治的工具;教育工作者为将国民教化为盲目服从权威的“忠良臣民”尽职尽责,为对外侵略战争进行思想造势和兵力动员不遗余力。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本文将通过梳理近代日本学校进行“皇国民”驯化的史实,对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予以剖析。①

 

一、举国一致:国民是对外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

 

在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战争不仅造成中国等被侵略国家数千万人的伤亡和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也使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了损害。日本国民既是战争加害者,也是战争受害者。

 

()战争加害者

 

二战中,日本侵略者给中国等亚洲国家造成了难以计数的伤害和损失,仅就人员伤亡而言,来自中国方面的数据: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来自日本方面的数据: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共造成亚洲国家军民2400多万人死亡,其中中国军人死亡约400万人、民众死亡约2000万人,菲律宾军民共死亡10余万人。对于那场战争及对被侵略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日本国民难辞其咎。

 

日本民族有尚武传统,近代以来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又获益颇多,国民对对外战争有着天然的热情。1931年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后,起初日本政府和军部首脑因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响而保持克制,但在经济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的民众热切追捧关东军,对关东军占领中国东三省欢欣鼓舞,在全国掀起了捐助国防费、捐献兵器及向前线寄送慰问品的热潮。面对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当局认可了关东军的军事冒进行为。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又刺激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急剧膨胀。结果,日本一意孤行扩充军备,于1933年退出国联,在对外扩张侵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有学者指出:“民众的狂热程度超出了军部的意料。国民意识的显著变化,助推了权力组织内的军部势力,对其后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④

 

在侵华战争初期,是国民的爱国热情纵容、助长了军国主义势力。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国民开始被有意识地、甚至强制性地纳入战争体系。首先,军部通过控制媒体,宣扬对外侵略战争是建设“王道乐土”的“圣战”,扩大甚至虚假宣传日军在海外的战果以蒙蔽民众;通过控制教育,灌输“忠君爱国”理念,驯化国民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舍生忘死。有学者指出:那个时代,因国家的宣传与威胁,再加上教育之力的灌输,能看穿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民众相信那是为了“五族协和”的战争,与美英开战后,又被政府和御用文人、学者所谓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才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基础的鼓吹所欺骗。⑤其次,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成为国民的法定义务。根据《国家总动员法》(193855),在战争状态(包括准战争状态)下,出于国防需要,为了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力,需统制运用人力、物力资源。战时,在不与兵役法相冲突的前提下,政府可征用帝国臣民,使从事总动员业务

 

战争期间,法西斯专政当局除了通过学校、军队以及市区町村等各级行政机构控制学生、军人和城乡居民,还通过各行各业的“报国会”等组织,将几乎所有国民牢牢拴到对外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如,19387月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19407月被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吸引工人加入。其他职业和行业也成立了类似的报国会,如农民组成大日本农业报国联盟、作家组成日本文学报国会、新闻工作者组成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围棋和将棋从业者组成棋道报国会。此外,女子被纳入大日本妇人会,青少年则隶属于“大日本青少年团”,等等。各种“报国会”等团体,以不同的方式为对外侵略战争效力。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通过发放传单和组织演讲、集会、讨论等形式,向工人解释日本的战时目标,争取工人的理解和支持;“大日本妇人会”安排成员为出征的士兵送行、去战地医院为伤病员服务,等等。

 

()战争受害者

 

近代日本大肆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相关调查,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共造成约310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军人及随军人员等死亡约230万,平民死亡约80万。日本军民的死伤,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当局的施策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对被侵略民族残忍无比,对本国国民也毫不顾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出了“满洲开拓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等大批移民前往中国东北进行殖民开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其中的青少年殖民者,从1938年开始,每年招募一批1519虚岁的青少年,送往伪满各地的训练所进行为期三年的军事化训练,然后使他们走上战场或投入殖民建设中。选派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目的:其一,是强化对伪满的殖民开发;其二,是将他们安置在伪满和苏联之间的边境,作为关东军的防波堤。训练中严苛的管制及殖民前线恶劣的生存条件,给这些青少年造成了严重伤害,有不少人甚至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特别是,将未成年人作为军队的防波堤,极其不人道。

 

民众和士兵的生命被视如草芥,所谓“特攻”和“玉碎”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特攻”(特别攻击、舍身攻击),是指以滑翔机载人炸弹樱花、摩托艇载人炸弹震洋和鱼雷载人炸弹回天等特殊武器以及飞机、潜航艇、坦克、战舰等,自杀式地冲撞敌机敌舰。那些充当人肉炮弹的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刚应征入伍的大学生。据统计,陆海军中特攻战死者约为9564人。⑧“玉碎,是指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殊死战斗,取胜无望也要全员战死。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到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随着战局不断恶化,玉碎接连发生。因“特攻”和“玉碎”而丧生的不只是军人,也包括普通民众。在塞班岛(19447),有8000多名避难的日本侨民被迫在岛上跳崖投海自尽(一说是被日本士兵杀死)19454月开始的冲绳战中,特攻玉碎更是被运用到了极致。美军登陆后,当地青壮年男性和中等以上学校的男女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斗,甚至被要求背着弹药去撞击敌人的坦克;战斗接近尾声守备部队撤离时,给重伤军人和民众发放了手榴弹或参有氰化钾的牛奶用于自尽。冲绳战中约有9.4万名平民死亡,与军人的死亡人数大体持平。

 

战争期间,约有30万日本平民死于伪满等海外。平民的死亡率远高于军人的死亡率。在约27满洲开拓民中,约有78 500人死亡;86 500满蒙天拓青少年义勇军中,约有24 000人死亡;70万关东军中,战死者约为8万人。而且,那些死亡的日本平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日军未尽到保护义务而丧命的。1945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向伪满边境进发时,关东军自顾迅速集结撤离。被军队抛弃的日本民留民,有些死于苏联军队的攻击,有些死于集体自杀,有些则被饿死、冻死或病死。

 

战争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破坏了国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使他们日益陷入失业、贫穷、饥饿、精神压抑的困境中。除了应征入伍者,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参加低薪甚至是义务劳动,民生部门日渐衰败;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实行计划经济并对粮食等生活物资实行配给制,民众贫困交加;在文化生活、思想言论等方面实行高压管控,人人自危;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所有“帝国臣民”被要求戒烟戒酒、节衣缩食、勤勉奋进,竭尽全力支持对外侵略战争。

 

总之,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中,国民也是参与者和责任主体。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支持了对外侵略战争。那场战争是在国民的支持和协助下进行、维持的,但国民未能亲自结束战争,国民对外也须承担战争责任。(11)当然,对国民大众的战争责任与统治阶层的战争责任不可等同视之,越是位高权重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二、忠君爱国:教育是“皇国民”驯化的工具

 

日本的近代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基本理念,以“忠良臣民”为培养目标,其“在本质上是非近代的”。(12)非近代性的奴化教育,使国民牢固树立了无条件忠顺天皇的观念意识。这种忠顺的思想品质推衍到学校、军队及社会生活中,就是对权威盲目信任和绝对服从。

 

()天皇的超级权威

 

近代日本,天皇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军队统帅和国家元首,凡是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敕谕”、“敕语”和“敕令”,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及无可置疑的神圣性。一方面,明治政府推行“祭政一致”制度,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日本固有的信仰神道被奉为国教,天皇被尊为“现御神”——以凡人形貌现身于人世的神,即国家神道的最高领袖。如,《宣布大教诏》(187023)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13)另一方面,188214日发布的《军人敕谕》明确了天皇历来作为军队统帅的地位,并要求军人务必恪守“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务质朴”等准则。(14)此外,《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211)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天皇万世一系的身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确定其总揽统治权,包括拥有不经议会审议而发布敕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力。(15)

 

天皇的超级权威,充分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国民道德教化中。首先,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18901030),是国民教育最大的魔咒。《教育敕语》文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6)在强调国体的基础上,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义勇奉公,由此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方针。《教育敕语》是学校教育中的圣经,全国各中小学校都设有奉安殿,专门用以供奉《教育敕语》及天皇夫妇肖像。此外,文部省明文规定,凡是在固定的节庆日和纪念日,所有小学都要举行宣读《教育敕语》的仪式,通过对天皇及其家族进行歌功颂德,以使中小学生“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17)小学的一些教科书,如国史修身等,都以《教育敕语》为思想准则进行了修订。而且,详解《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还被确定为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教科书,以使广大青少年修炼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18)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天皇崇拜观念和臣民意识被灌输给每一位青少年,进而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观念意识。

 

其次,天皇亲力亲为,积极策动学校教师和青少年学生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1934年春,来自全国各地的35 000多名小学教员代表齐聚宫城前广场,天皇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表示要大力振兴小学教育。小学教员们备受鼓舞,一致表示会为教育报国不遗余力,愿为报答皇恩鞠躬尽瘁。(19)近代日本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及对准教员进行思想训导,再加上天皇的此番鼓动,小学教员们必定会死心塌地地追随天皇,并忠实地推行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政策。1939522日,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代表在宫城前广场接受了天皇的检阅,天皇寄语中小学生曰:“培育国本国力,以永世维持国家昌隆气运,其任极重其道甚远。而其任之所系,实在于汝等青少年学生之双肩。”(20)1941522日,34 000多名青年学校的男女学生代表也接受了天皇的检阅。青年学校的学生是一些本已走出校门的社会青年,他们也被纳入天皇检阅的范畴,可见专政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学者指出:当局对教育的期望值异常高,说明战争的危机在加深。而天皇的会见检阅,是将教育和青年的生命卷入战争政策的招魂仪式(21)

 

()学校的皇国民教化

 

日本从1900年开始实行4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07年延长为6(学龄儿童的平均入学率达97.4%)。而且,小学实施教科书国定(由文部省统一编订,1904年开始),由此统一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为学校进行皇国民驯化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学校教育对国民好战意识的培养,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就已初现端倪。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整个国民教育系统日渐倾向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在1933年开始使用的新一期小学国定教科书中,古典题材和神化题材显著增多,国粹主义倾向明显增强,就连最基础的识字读本都变成了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樱花读本》,开篇就是有士兵阵亡寓意的开放了、开放了,樱花开放了,以及前进、前进,军队向前进等军事性内容。随后,将中学的修身、公民、国史教科书也纳入国定之列。《国体本义》(1937531)便是文部省编定的正统国体论教科书,书中指出:日本在国体、国家生活、国民精神、文化等方面均优于欧美。“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亘古敬仰天皇为中心的君民一体的一大家族国家”。作为臣民“根本之道”的“忠”,是对作为“现御神”的天皇“绝对随顺之道”。为了天皇奉献身家性命,“决非自我牺牲,乃舍小我而成就大的皇威,发挥作为国民的真生命之所以”。(22)《国体本义》对青少年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广泛,它除了被当作中学修身教科书,也被当作高中、专门学校、军事学校等的入学考试必读书。

 

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这由小学被改为国民学校便可见一斑。根据《国民学校令》(194136)国民学校,以遵照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进行国民的基础性炼成为目的。……应体现《教育敕语》之旨趣,在教育所有领域修炼皇国之道,特别应深化对国体的信念(23)在国民学校的教科书中,有不少内容标榜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御神、日本是举世无双的神国,训诫臣民要对天皇尽忠、为国家献身。除了这些极端国家主义性质的内容,还有大量军国主义性质的内容,如日之丸旗君之代”、“靖国神社”、“特别攻击队”、“战胜祝贺日”等。在题名为“国民皆兵”的一节中,号召男童从小勤于锻炼身体,以为成人后应征入伍奠定基础;即便因身体因素无法参军,也应勤于历练身心和技能,国难当头时须尽心竭力。同时,强调后方国民要积极配合、支援前线官兵,“举国一致”、“国家总动员”对于在战争中取胜至关重要。(24)教科书中还大言不惭地宣扬:与日本志趣相同的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创造新的欧洲。日本致力于大东亚建设,当前满洲国的发展值得瞩目,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密切配合。对于该大事业,我们满怀希望、信心十足。“最为重要的,是舍弃身家性命也要为皇国奋斗拼搏的英勇气概”。(25)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炼成皇国民,即磨炼育成国民作为皇国臣民的资质。(26)所谓炼成皇国民,就是要将学生驯化为忠顺天皇、好战喜功的军国少年

 

中小学阶段军事性、宗教性浓厚的教育熏陶,是“炼成皇国民”的基础环节。中等以上的学校,则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兵源基地。为了便于全面控制广大青少年,1935年青年训练所和实业补习学校被整合为青年学校,专门招收完成义务教育后已进入社会的青年。为了保证入学率并控制教学内容,青年学校从1939年开始实行五年义务制,修身、国史等需使用国定教科书。将青年学校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是要让300多万劳动青少年大众,在升学道路被封堵的差别性学校制度下,按照统治者的设想,经过长达13年的皇国观念的浸染,在从青年学校毕业的同时被送进兵营,为了统治者而抛尸荒野”。(27)大学里,则被迫建立了一些专门为战争服务的科研机构,设立了各种适应战争需要的课程、讲座,且学制年限不断被缩减,以便让更多的大学生尽早完成学业去参军。随着前线战事吃紧,19439月开始实施学生出阵政策,到1945年战败为止,约有30万大学生放下书本奔赴战场。

 

总之,从中小学到青年学校乃至大学,天罗地网般的“忠良臣民”、“皇国民”驯化,致使广大青少年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更不具有一点权利意识。对权威盲信盲从,是日本国民被军国主义势力蒙蔽、利用,把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当作“义勇奉公”、“尽忠报国”的祸根。

 

三、教育报国:教师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

 

二战期间,日本教育工作者推行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政策,积极为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兵力动员和思想造势,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二战后,在被盟军占领并推行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部分言行激进、被称为“思想皇军”、“教育军人”的教育工作者,曾一度被追究相关责任。

 

()教师助推对外殖民侵略

 

二战期间,教师不仅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要“为了天皇而死”的非人道观念,有些还亲手将青少年学生送往海外战场、殖民前线,或大力宣扬对外扩张侵略思想。

 

教师积极鼓动学生参军入伍走上海外战场的例证不胜枚举。高等小学校毕业、15岁加入海军的少年兵渡边清,在194410月的莱特岛海战中历经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时满怀愤懑地表示:教师的所作所为,我绝不原谅。他们说,不当军人就不是人。对我而言,教育就是往死里逼的代名词。”(28)有学者指出:战争时期,教师不仅对军部等权威唯命是从,甚至抢先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与一些有家世背景的优等生联手,欺凌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小者,为学生树立了坏榜样。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时期的教师就是穿着西服的军人。不仅狡猾地从孩童内部利用他们逃避自身责任并巧妙利用时局,甚至率先压迫学生,这一点简直比军人还军人”。(29)

 

积极劝诱学生加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也是教师助力于对外殖民侵略的例证。由于1938年初次招募的人数少于预计数额,翌年便开始向各道府县摊派名额,各县又分摊到各村小学校。于是,教师们开始东奔西走,凭借自己在家长和学生中的威信,煽动、诱导青少年加入。对于那些应征者,教师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的父兄、友人及官方宣传的影响。二战后有人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教育——那时,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