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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义: 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作者: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8日

提要:本文依据从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PRO)查阅到的英国政府主要是英国外交部的原始档案,认为20年代英国政府鉴于其在华地位的日渐衰落和日美等新兴列强的竞争加剧,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英国对华被迫采取“静观”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英国对中国的地方纷争采取的是尽力避免介入的方针。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广州商团叛乱,相反,从一开始英国政府一直试图阻拦“哈佛号”走私军火进广州。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就商团事件向广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事先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广州总领事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国政府的训斥。研究表明,商团叛乱得到了这一时期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这一结果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它只是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整体利益与部分英商的局部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关键词:英国政府  哈佛轮案  静观政策  商团叛乱  汇丰银行

 

发生在19248——10月的广州商团叛乱是大革命初期的一次重要事件。国内史家对此多有研究,大部分学者均将此次叛乱定性为是“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联合发动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并认定英国政府操纵与支持了叛乱。[1]本文拟就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到的英国外交部、殖民地部档案及有关研究资料,对英国政府与商团叛乱间的关系作一深入探讨,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实,使人们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和英国对华政策能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一、英国政府与“哈佛轮”偷运军火案

 

“哈佛轮”偷运军火一案为触发商团叛乱之导火线,英国政府在此案件中的表现是我们了解其对待整个商团事件态度之首要关键。从目前所见英国外交部的有关档案来看,英国政府并未参与军火的采购与运送,而且在“哈佛轮”装货启运前并不知情。

 

英国政府最早得知此事来自于一份1924711日的英国陆军部情报。该情报说:“据非常可靠的情报,在一艘由安特卫普开往香港、悬挂挪威国旗名为“哈佛号”的货轮上载有一批标明为‘机器’的货物,这批货物可能是军火。‘哈佛号’大约在71日离开苏伊士运河,估计此时将抵达科伦坡。”陆军部立即将此情报通知了殖民地部,并强烈建议“哈佛号”途中停靠地英国锡兰殖民地首府科伦坡的海关当局上船予以搜查。[2]

 

英国是19195月开始签署生效的“列强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签字国。[3]由于在华拥有庞大的商业利益,英国唯恐中国爆发内战而妨碍其在华贸易,因此在落实“对华武器禁运协定”上,英国表现得尽心尽力。在“哈佛轮”一案上,英国的表现也不例外。

 

接到陆军部的情报后,殖民地部于711日当天立即致电锡兰总督,要求其对“哈佛轮进行搜查”,为防止“哈佛轮”避开科伦坡的搜查,殖民地部还在721日分别致电沿途的英国海峡殖民地与香港殖民地总督,命令他们在该船经过时予以盘查。[4]

 

719日,“哈佛轮”到达科伦坡,靠岸补充燃料食品。根据命令,锡兰殖民地当局上船进行了检查。发现“哈佛号”为一艘挪威货船,被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利克茂轮船公司(Richmer's Line)租用,执行安特卫普——香港航线,船上装载着约100吨重的武器弹药,货物清单清楚的标明为武器弹药,货运目的地为广州。由于德国、挪威均为“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非签字国,且船上各种手续齐备,锡兰殖民当局无正当理由将武器扣留,只得放行。724日,“哈佛轮”离开科伦坡继续航行。[5]

 

725日,香港总督司徒拔给殖民地发来电报,询问“如果这艘船到达香港,你希望我扣留军火吗?我得到的建议是,在法律上我有这个权力。”但司徒拔也表示了担心,“由于这些军火是公开装载在一艘未参加武器禁运协议签字国的船只,且发运自同样是非武器禁运的参加国,在采取行动前我需要你的指示,因为这有可能产生外交上的后果。”[6]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倾向扣留这批军火。在发给殖民地部的公函中,外交部表示,只要香港或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拥有必需的法律上的权力,他们不反对在“哈佛号”驶往中国的途中扣留其装运的军火。[7]

 

730日,港督司徒拔再次致电殖民地大臣,称他得到情报,“哈佛号”可能直接驶往广州。他又一次请示“如果它先来此地的话,你是否希望我把军火扣留”,这次,司徒拔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倾向于不这么做,因为这有可能对沙面的局势产生不利影响。”[8]

 

英国外交部则态度坚决。在对司徒拔的意见所作的批示上,外交部官员表示,扣留这批军火不会对沙面局势产生不利影响。该批示还特别强调,“该批军火有可能提供给中央政府的敌人。鉴于我们的政策是试图阻止军火到达中国人手中,无论如何对其无动于衷也是不合逻辑的”。殖民地随即将外交部的这一指示迅速通知了香港总督。[9]

 

除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设法中途拦截扣留“哈佛轮”所装运的军火外,英国政府还与这批军火的发运地——比利时政府进行了交涉,对其破坏禁运的行为表示不满。面对比利时政府在禁运问题上闪烁其辞,出尔反尔的做法,英国政府明确表态:英国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实施“禁运协定”。[10]

 

也许是受在科伦坡遭遇搜查的惊吓,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哈佛号”自离开科伦坡后沿途未再做停留,而是绕开海峡殖民地和香港,直接驶抵广州。810日,“哈佛号”开进了广州白鹅潭。这一结果才使得英国政府试图在途中拦截这批军火的努力落了空。

 

二、英国政府与商团叛乱

 

商团私运军火及图谋叛乱的情报很快为广州革命政府所获悉,“哈佛号”到达广州后,孙中山当即下令查扣船上所装全部枪械弹药,此举成为商团蓄谋已久的叛乱导火线。商团分子2000人在其头目陈廉伯、陈恭受的组织指挥下赴大元帅府请愿,并蒙骗与胁迫商民罢市,到825日,包扩广州在内整个广东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大批商团分子更是携带武器,盘踞广州西关,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与商团叛乱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州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商团叛乱的真相,并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议决采取果断手段解散商团,“派谴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业。”[11]

 

在此形势下,西方列强进行了干涉。828日,各国驻广州领事团向广州政府提出口头警告与抗议,要求广州政府对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而英国似乎走得更远。同日,英国海军派出军舰齐集白鹅潭示威恫吓,并将炮口指向中国炮舰。829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递交一封抗议信,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12]

 

孙中山与广州政府对翟比南的“最后通牒”作出强烈反应。91日,孙中山代表广州政府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痛斥英帝国主义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阴谋推翻革命政权。同时,孙中山还向英国的麦克唐纳政府发出公开抗议书,抗议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13]

 

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的“最后通牒”被当时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视作为英国政府公开庇护与支持商团叛乱的明证,后世史家也大多沿袭这一说法,然而从目前所见有关这一事件的英方档案看,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简单。

 

翟比南的所做所为并不是奉英国政府的命令行事,而是他个人的擅做主张,事先甚至没有征得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的同意。他的这一举动招致了英驻华公使及外交部的强烈不满。

 

驻华公使麻克类是在当地报纸刊载孙中山发表的致英国政府的公开信后才得知此事的。看到报纸后,麻克类立即致电翟比南,向他询问报上所登他致信孙中山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是的话,事先为何不征得他的同意。此外,驻香港的英国舰队司令是在谁的授权下发布的命令。[14]

 

95日,翟比南回电麻克类,承认报载内容是准确的,他辩解道,之所以事先没向麻克类请示是因为情况紧急没有时间了。翟比南解释了他给孙中山发信的出台背景:828日夜,驻沙面的各国领事接到警告,说孙中山已决定翌日炮轰西关。当夜,各国领事与海军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广州政府提出警告,随后领事团派出代表向广州政府官员提出了口头抗议。第二天早上,翟比南收到驻香港的英海军舰队司令准备行动的命令,他马上将这一命令的内容通知了广州政府外交部。关于这一招致广州政府激烈反对的命令,翟比南认为,是舰队司令在听取了参加紧急会议的海军官员的描述后自行下达的。翟比南进一步为自己辩解道,之所以采取这一特别举动,是因为将要遭炮击的地方离沙面太近,租借地的安全受到了威胁。[15]

 

麻克类对翟比南的解释非常不满。在95日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麻克类指出,他不明白为什么在领事团已提出口头抗议以及孙中山采取威胁行动的迹象尚不明显的时候,翟比南本人和海军当局还要给孙中山发这样的信。麻克类强调,“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明智之举是,即便是发出武力干涉的威胁,也应是列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我们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