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1日，“中国公众考古——仰韶论坛”举行公众考古活动演讲，共有九位演讲者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考古学故事。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发现了仰韶遗址，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然而其发现仰韶遗址的过程并不为人知。90多年后的今天，有学者找到了20世纪初瑞典传教士的信件，我们有幸能看到仰韶遗址被发现而扬名的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文化研究中心杨栓朝先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故事缘起于 2011年，在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瑞典画家杨涵松受邀到仰韶遗址参观，他看到中国考古学界对安特生极为尊重，因此对仰韶文化及它的发现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国之后，通过基督教组织找到了90多年前在渑池创建教堂的传教士资料和日记，从这里我们得以一窥安特生先生如何从北京来到河南这个偏僻的农村，发现了仰韶遗址。
在5000年前，现在的河南省灵宝市西坡遗址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墓主人下葬在茉莉花开时节，他的身体被包裹过，腹土中的寄生虫卵显示墓主人生前以食肉为主，墓葬中随葬着大口缸——在现在看来非常简朴而在当时却是高等级身份的象征物，显示了墓主人身份不一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为我们展示了5000年前中国的文化图景。西坡遗址在5000年前是灿烂的庙底沟文化繁荣的时代，同时史前的中国大地上还共存着其他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大溪文化。每种文化各有特色，但相距万里的文化间还有着特殊的交流，这形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张光直先生最先提出），奠定了中国的史前基础。
历史文献中五帝之一的“尧”的王都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根据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论证陶寺遗址可能就是尧都。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距今4300~3900年。它发现了陶寺文化早中期城墙、中早期的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王族墓地、观象祭祀台、地坛礼制建筑，陶器、石器手工业作坊区表明城内手工业工官管理制度已经确立。考古研究判断都城遗址的标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如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陶寺遗址无疑是一个都城。通过诸多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对比，何努研究员认为陶寺遗址即是尧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以“何以‘中国’”为题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许宏研究员认为，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王朝始于约2070BC，而中原地区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分布的中心地区，也是东风西渐群雄逐鹿之处。二里头遗址在此时崛起，它建有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群，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建筑体系；它对周边资源形成了“赏赐”与“纳贡”的控制体系；它拥有铜器、玉器、陶器手工业作坊，可谓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同时它的青铜礼兵器文化被后来的商文化继承。受西风东渐的影响，经过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二里头遗址崛起，在华夏地区形成了最早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为我们介绍了考古的三维世界。他展示了数字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三维GIS等系统，这些系统用于对考古遗址、发掘区域、石刻、造像乃至器物进行三维信息提取，生成地面或石刻、造像、古建筑立面的各种线划图、等值线图、数字高程模型、正射影像图和三维数字模型等产品。在考古工作中，合理地运用相关系统，既能在考古发掘中节省宝贵的时间，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不能再复原的考古资料，全方位采集、保留、展示考古信息，大大提升考古发掘的精度与深度，为后续的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奠定基础。
2009年末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之争成为热点，一个学术结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部分公众对考古学的质疑，将不为人了解的考古学推上风口浪尖。从这个热点我们能汲取什么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以“谁来传播真相”为题，针对对曹操墓的质疑与反质疑提出思考。唐际根研究员回顾了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现经过和发掘成果，综合墓主人的性别、年龄、埋葬时间、墓葬规格、出土文物反映的信息判断西高穴二号大墓为曹操墓。唐际根研究员在回答种种质疑的过程中，深有感触：“考古学要传播真相，考古学家要说人话。”考古学家如果积极主动承担起传播考古事件真相的义务与责任，在传播过程中将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容易理解的通俗语言，考古学的公众化之路会更顺利。
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分享了他从事公众考古活动的经验与思考。高蒙河教授是公众考古的领军人物，多年来在考古研究之余投身公众考古活动，在复旦大学开设公众考古学课程，出版公众考古的科普读物等，收到良好的效果。他提出已成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公众考古是否该逐步实现三种转型：第一，在坚持专业发现和研究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向一般学术或知识界的转换，取得在历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话语权。第二，实现一般学术向文化方面的转换，并获得发言权。第三，实现文化向社会的转换，获得对话权，即如何把一部分专业术语转化为社会（知识体系）常识。高蒙河教授高度评价本次论坛：第一，具有考古学里程碑意义；第二，具有公众考古学编年史意义；第三，仰韶再次开先河，堪称中国公众考古推进的福地，公众考古人才的摇篮。
Çatal Höyük遗址是土耳其距今9400~8200年的一个著名遗址，也是面向公众宣传考古的典范。首都师范大学王涛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他对Çatal Höyük遗址的公众考古学观察。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遗址由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Inn Hodder主持发掘，在发掘和研究中充分融入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理念，建立了有效的多学科合作和反馈机制。主持者将考古工地向公众开放，并建立网站及时发布遗址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同时收集其他研究者、公众对遗址阐释的不同声音。发掘者组织在遗址附近的社区进行考古宣传，展出考古标本，让社区公众对考古遗物有直观、深刻的认识，并邀请大家根据历史资料来模仿先人举行仪式、跳舞等。针对学童则有不同的宣传活动，鼓励学童自己动手制作艺术品等。Çatal Höyük遗址无论是它的发掘研究模式还是公众考古宣传活动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Monica L. Smith向大家介绍了美国的公众考古情况。美国政府及考古学会都要求、鼓励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相应的公众考古活动，如举办讲座、通过网络宣传、将考古实验室开放数天等。同时各地政府也非常重视公众考古活动，每年各州都有一个公众考古月，组织各有特色的活动，如海报有奖征集等。目前美国的公众考古宣传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物，二是讲座，三是发展考古工地和博物馆成为旅游地，而且美国公众很乐意到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四是鼓励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到考古研究中，五是在发掘工地举办田野考古学校等，六是发展社区的公众考古教育。从她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级政府和考古学会对公众考古的重视，每位考古学家都在要求和自觉下主动从事公众考古活动，公众对考古的理解也非常科学、深刻，积极与考古研究者进行互动，形成了良好的循环。
为期三天的论坛邀请了专家学者面向公众进行考古演讲，生动地阐述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从5000年前发2000年前的文明发展史，同时还有媒体、博物馆、考古文博社团的代表者，讲述他们用激情践行的公众考古之路；另外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公众考古的领军人物、活跃干将开始对中国公众考古现状的思考，提出转型的深刻问题；论坛还联合中国考古网在公众中选出嘉宾参会，与现场的专家、学者进行互动，同时安排开放的茶话会，为专家、媒体、社团、公众提供自由畅谈、交流的平台。高蒙河教授评价此次论坛在公众考古学上具有编年史的意义。我们衷心地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积极主动地传播考古的真相，实现考古文化向社会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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