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王巍所长在开幕式上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考古学会向会议表示祝贺。他在讲话中指出，嵩山地区近年来在探索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三大课题上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希望今后进一步研究嵩山文明的内涵、特征、以及与其他地区文明的互动关系，为探索中原地区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做出更大贡献。

 

　　周昆叔、王幼平、方向明、杨育彬、赵春青等在开幕式上做主题发言。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周昆叔研究员以“凝聚的嵩山”为题，对嵩山和嵩山文明对早期中国的贡献进行了全面论证。

 

　　王幼平教授的“中原地区现代人类行为的出现及相关问题”，依据近年来在嵩山地区的河南荥阳织机洞、新郑赵庄、登封西施与郑州二七区老奶奶庙等处旧石器时代地点的发掘，指出这些遗址多处于现代人类出现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发现有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大量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动物骨骼碎片。还发现以火塘为中心的居住营地、专门的石器制作场所等，为认识现代人类行为提供了重要资料。

　　方向明研究员的“文明时代的中原和环太湖地区——不同轨迹和道路的比较”指出，中原地区与长江下游的互动交流主要集中在距今5500年前后，到了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这一互动交流实际上中断了，转为东方沿海地区的互动，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之间的交流达到高潮。中原和环太湖地区，一个是内部稳定，另一个是内部充满了张力。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到龙山时代，环太湖地区随着玉料资源的消耗和距今4300年的大洪水爆发，被彻底击垮，直到后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兴起，才揭开了吴越文化的序幕。

　　杨育彬研究员的“试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指出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有连续性、完整性、开放性三大特点。

　　赵春青研究员的“关于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的几点思考”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遵循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在研究中贯彻以已知推未知的原则，以夏王朝的诞生为标志，以早于二里头第一期的新砦二期为新的突破口，至于为什么在嵩山伊洛地区诞生了夏王朝，他提出综合说，即“天时、地利和人和”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出席会议的其他100多名专家学者分4组进行了学术讨论。

 

　　第一小组讨论由王立新、许宏主持，重点讨论了嵩山与中原的关系问题。许宏认为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铜铸造应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的贵族把青铜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的兵器。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文明实体，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向外强势扩张，成为东亚大陆的核心文化，并为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嵩山地区可谓中国青铜文明的“子宫”。
 

　　朱乃诚认为陶寺中期IIM22出土的玉器和陕北延安芦山茆村出土的玉器当中，有的可能是夏王朝前期王室使用的玉器或是与夏王朝王室有关的玉器。陶寺遗址可能经历了夏王朝前期某一夏都的辉煌。

 

　　陕北神木石峁城址的发现引人注目，其特点之一是在城墙里出玉器，叶舒宪认为石峁玉器在当地没有被传承下来，而是向西进入西北地区成为齐家文化玉器的源头之一，向南传入延安和关中甚至河洛地区，成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玉器的来源。

 

　　戴向明认为，陶寺城址是晋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郑洛地区，只是到了二里头二期以后才进入国家阶段。二里头一期范围不大，也不见与国家相匹配的遗迹现象，因而，不能认定为国家。

 

　　莫多闻教授侧重从地质地貌和环境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的合理性。

 

　　沈长云教授认为，我国中原地区存在着文明发展中心不断转移的趋势，至夏代初期，文明中心已经转移到河济地区即濮阳一带，大禹治水应该是指大禹治濮阳一带的洪水，二里头只是一处新的政治中心，夏人活动区域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濮阳一带，

 

　　第二小组由刘绪、袁广阔主持，重点讨论文化谱系与社会变迁。袁广阔教授结合濮阳地区的新发现，提出河济地区是早期夏文化所在地。所谓河济地区是指太行山的东麓和南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西到焦作济源一线，北到安阳以北漳河一带，南达商丘、开封以南的范围。文献记载的夏王朝都城，除晚期的斟寻在巩县外，多数在河济一带。这里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后岗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关系密切，在后岗二期文化的范围内，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夏后氏的方国大都在山东、河南东部的记载相符合，对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影响很大，也与这里的龙山时代城邑众多、聚落密集分布的考古学文化现象相吻合，从而构成夏代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大约在距今4000年之前，这里率先步入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
 

　　魏兴涛研究员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基本特征——以新石器时代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再次梳理了该地区仰韶晚期到龙山时代的文化谱系。

 

　　有学者仔细梳理了豫东地区自仰韶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文化谱系，提出王油坊文化的去向是新砦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有学者论述了中原腹地以北的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还有学者分别梳理了豫西北的社会复杂化过程。

 

　　第三组由水涛、井中伟主持，集中讨论农业、手工业、人口等问题。王星光教授认为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有可能被驯养的猪而猪的发现放映了农业的发展。此外，发现的石锛和砍砸器可砍伐荆木杂草、尖状器可锥洞点种、石磨盘可加工粮食，这些工具已经基本具备了从事原始农业的条件，有理由推测，距今10000年前后的李家沟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产生了农业。王建平讨论了我国早期冶铜技术问题，指出中国的早期铜器于公元前5000~前3000年，起源于中原地区；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为探索发展期，前2000~前1600年为成熟期，步入青铜时代，居于世界前列。刘煜指出，公元前2300~前1500，似乎存在铜合金的使用逐渐增加而红铜的使用逐渐减少的趋势。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锡青铜才被大量使用。赵春燕运用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锶同位素分析法对陶寺遗址的21个人类遗骸和二里头遗址的32个人类遗骸进行分析，得出两个遗址的先民，均以本地人占多数，但也存在较高的外来移民。

 

　　第四组由裴安平、易建平主持，侧重于理论探讨。易建平从词源角度，回溯了“文明”与“国家”两个概念，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字中的演变，认为在欧洲文字中，这两个概念本是一个词，文明本来几乎是国家的同义词。研究文明起源，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裴安平就聚落与聚落群聚的概念和聚落考古对于研究文明起源的作用谈了自己的认识。马世之的“中原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认为考察嵩山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当以中原早期城址为切入点。通过对嵩山文化圈内的史前城址进行考察，他认为距今5千年前的郑州西山城址是嵩山文明形成的标志，大约在距今5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嵩山文明已经形成。郑杰祥赞同恩格斯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的概况”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权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在中国，夏王朝的诞生就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夏王朝的建立者夏部族就生活在嵩山地区，夏王朝的基本特征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实行世袭制统治，政权和族权牢固结合，崇尚礼制，拥有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窦志力先生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五个特性，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早熟性；历史不曾中断的持续性；居中而博采众长的吸纳性；有着很强影响力的辐射性；独步天下的创新性。
 

　　李伯谦教授做会议总结。他指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不同，文明起源的模式也不会相同，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总结规律，开展文明起源研究。此外，要拓展视野，走出国门，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吸纳国外的有益经验，联系国内的实际，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10月31日，与会代表还兴致勃勃地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这次会议所准备的嵩山周围的优秀成果展和河南省博物院举办的“鼎盛中原——鼎文化展”。会议取得圆满成功。